馬明高

内容提要 當前，日益惡化的世界環境和日漸不安的世界秩序迫切呼唤“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類共同價值”的組織與建構。“新子學”以中華文明與中華文化的思想源頭爲智慧源泉，直面人類面臨的這種危機，深入思考并提出可能的思路和方案。“新子學”對於人類共同價值建構具有重要的精神啓迪，可以爲其提供價值取向和思想指導。

關鍵詞 價值觀 命運共同體 “新子學” 中華文化 新秩序

在當今全球化時代，通過無時無刻不在、無處無地不至的互聯網，我們看到在這個人類擁擠的“地球村”，世界並不是很安寧的，地緣動盪，恐怖危機，經濟低迷，文明摩擦，乃至西方學者驚呼人類正在走進“失序的世界”。這個時候，在東方的中國，一大批有識之士正在呼唤“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類共同價值”的組織與建構，正在呼唤中華文明與中國文化的淵源與核心——“新子學”的開拓與構建。這些無疑對整個世界和人類的今天和未來都富有創新意義與指導精神。本文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對人類共同價值建構的緊迫感與重要性，“新子學”與中華文明、中華文化的關係，“新子學”對於人類共同價值建構的重要意義，以及建構人類共同價值如何從“新子學”中獲取精神價值與思想指導等方面進行初淺的探討和研究。

一、 人類共同價值建構的緊迫感與重要性

人們可能還没有忘記，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後不久，美國著名學者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正式宣佈西方自由民主社會模式是人類最後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已經終結，人類世界從此就可以天下太平了。可是還不出十年，亞洲金融風暴掀起，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接着是伊拉克戰争、阿富汗戰争連連爆發，2008年下半年一場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席捲全球，希臘債務危機引起了整個歐盟深刻的經濟與社會危機，福利國家的神話正在破産，墨西哥灣海底鑽井嚴重漏油事件造成從未有過的海洋生態災難，個人主義以及由此放大的民族主義，還有崇信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激勵個人和民族、國家奮發向上的同時，也給人類世界帶來了過多的蠻横與殘酷，成爲社會犯罪和民族壓迫的思想基礎，日益威脅着社會穩定與世界和平，資本的貪婪不僅危害民生，破壞環境，而且造成了社會的日益功利化，使得物欲横流、人性墮落，各種全球性的危機正在加劇，人類世界的前途越發堪憂。

不僅如此，互聯網等高科技的日益發達與經濟全球一體化的迅猛發展，使得這個世界充滿了人類意想不到的變幻與奇迹，超出了人們自身的想象與預測。誰能想象到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閉，會讓太平洋彼岸的香港售樓處也掛出“跳樓價”的看板！誰能預測到3D打印機幾年前還僅僅是一個概念，而今天的商家就可以聯繫各國的設計師爲世界任何地方的顧客打印任何東西！誰又能料到世界各地每天有多少會議在不停歇地討論着氣候變化、打擊恐怖主義等全球性的問題，但世界上空的氣候災害與超大城市的恐怖災難還是難以遏制，時有發生！

世界上無奇不有的亂象圖景與“世界史”中無時不在的全球性時刻，每天都在倒逼着這個全地球上的人類進行思考： 我們人類該怎麽辦？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的報告發出了這樣的呼唤：“合作共贏，就是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同舟共濟，權責共擔，增進人類共有利益。”

2013年3月，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人類文明的走向做出了這樣的判斷：“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裏，生活在歷史與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裏，越來越成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人類世界本來就是“天下一家”的格局形態，經濟全球化、核武器威脅、生態危機、極端主義等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與利益，更是把地球上所有地區、所有國家和所有人的命運緊緊地捆綁在一起了，命運共同體已經或正在形成。人類只有風雨同舟、榮辱與共，纔會有美好而燦爛的明天，否則，只有死路一條。但是，很多國家政治集團仍然對天下大勢深有不察，不懂得彼此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大於彼此的隔閡與局部利益，相反他們依然被“弱肉强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及“他者是敵手”的冷戰思維所束縛，熱衷於對抗與挑動戰争，不知道“吹别人的燈，會燒掉自己的鬍子”，不明白壓迫别的民族和國家就等於危害這個大家庭，損害自己，最終没有勝者。所以，這個世界纔天天不太平。再者，以西方文化爲中心的那一套爲人類提供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已經越來越不能適應“天下大勢”。因爲，這些懷着文化自大狂的優越心態的西方國家和學者，已經把自由、民主、平等、人權、法治這些人類認可的共同價值演變爲西方價值觀念和制度模式了，已經把它變爲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不可超越性的話語霸權。這是因爲： 這些普世價值都建立在個人權益必須得到社會保證的基礎上，出發點是個體；它缺乏從社會群體出發協調人群關係的原則，例如民族關係、國家關係相處的文明原則；它重權利而輕義務和責任，因此没有底線道德要求；它的具體實踐形態因地區因民族而不同，彼此不能照搬；它在處理國際關係時往往出現價值的雙重標準；它過分强調和追求現代化，並且把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缺乏全球倫理和生態文明的道德與價值要求。

這一切，已經充分顯現出了建構人類共同價值觀的緊迫感與重要性。必須盡快建構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相適應的共同價值觀和普世道德規範，用以正確處理民族之間、國家之間、文化之間的關係，以保證用文明的方式解決矛盾與争端，建設和諧的地球文明世界，避免對抗與戰争，確立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和共同市場正常運行所必需的世界新秩序，而且要改變以往工業文明對地球環境的破壞和對資源的掠奪，避免發生人類毁滅的災難，使發展與環境相協調，而且要保護文化的多樣性與多樣文化之間的和諧，避免文化趨同與文化對抗，使全球的人類文化充滿内在的活力。這可能就是地球上的人類文明的一次新的現代轉型。而在這次人類文明新的現代轉型中，作爲東方的一個古老偉大國度，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與中華文化，是應該給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建構做出思想與智慧的重要貢獻的。

二、“新子學”直尋中華文明與中華文化的思想源頭與智慧源泉

雅斯貝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指出： 不同的文明都經歷了一個軸心時代。對於中華文明與中華文化而言，子學的興起可以視作其開創與生發期，它構成了軸心時代精神突破的核心内容。先秦時期的有識之士，面對當時社會的空前危機，自覺反省夏商周以來的文化傳統，對天人關係、内聖外王以及人生態度等一系列問題作了深入的探索，從而形成了百家争鳴的思想格局。這應該説是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遺産。

先秦諸子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它的人文意識覺醒得早，且思考又尤爲圓通。我們知道，中國的人文精神要比西方的人文精神要早得多。在西方，人文精神到文藝復興時期纔真正出現，那已經將近十四世紀了。而在中國，早在老子、孔子的時代，伴隨着對神權的質疑，這些有識之士已經開始從“人”的視角來思考重大的人類文明問題了。老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用“道”代替神學意義上的天帝位置的哲人，具有濃郁的人文精神。緊承其後，孔子的思想也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這些都成爲了那個時代最具活力的思想資源。在他們之後，人文思想就成爲了先秦諸子的時代精神。諸子們各自不同形態的人文思想相互激盪，最後匯成了一股强大的時代思潮。因此，可以説先秦是人文思想匯集到人文思潮的開創期。

從古至今，這個地球上的人們就一直不停地面臨着三大衝突，即人與自然的衝突、人與人的衝突、人與自己内心的衝突。回觀當今世界，這三大衝突不僅没有減緩，反而在一些國家的霸權意識下愈演愈烈。在這樣的情況下，中華先秦諸子百家的人文精神，子學中所藴含的人文關懷與對話、和諧的精神，對於今天的人類世界，就具有非常大的啓迪作用與强烈的現實意義。

早在2012年，華東師範大學的方勇教授就提出了《“新子學”構想》，其後數年接連撰寫文章，一論再論，申論和三論，深化闡述自己的新發現與前瞻性思考。他認爲： 中國學統一是以周公爲代表的西周文化精英，承上古知識系統並加以創造發明的禮樂祭祀文化的“王官之學”，經孔子等後人加工整理形成系統完備的“六經”系統；一是以老子、孔子爲代表的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學的思想精華，並結合新的時代因素創造出來的子學系統。比起經學系統，子學系統在傳統的觀念中地位雖有不如，但它包含了中華文明最古老、最核心的政治智慧，代表了中華文化最具創造力的部分，所以西漢以降一直被尊爲中華文化的主流思想而傳承至今。它們共同構成了中華文化的兩翼，爲古老東方的中華文明薪火相傳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他還指出： 春秋戰國之際誕生了第一代子學元典《老子》《論語》《墨子》。第二代子學元典《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吕氏春秋》、黄帝書等等誕生於戰國中後期。降至漢代，以陸賈、賈誼、劉安、揚雄等人著作爲代表的第三代子學經典相繼産生。魏晉以後至宋明陸續産生了以何晏、王弼、周敦頤、二程、朱熹、陸九淵、王守仁等人學説爲代表的諸代子學(或準子學)著作。明清時期，直至民國初期的“新文化運動”,都有一批又一批的有識之士爲子學研究作出了新的貢獻，爲子學添加了諸多新的理論與方法，使子學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迸發出了强勁的活力。他把這一切多元性、整體性的學術文化發展現象，稱之爲“子學現象”。而“新子學”的構想正是對這一切“子學現象”的正視，其中之“子”，並非傳統目録學“經、史、子、集”之“子”，而是思想史“諸子百家”之“子”，是要結合歷史經驗與當下學術理念，在正確界定“子學”範疇的前提下，對諸子學資料進行全面的收集與整理，闡發出諸子各家各派的精義，闡發出子學系統對宇宙、社會、人生的深邃思考與睿智回答，闡發出子學系統在哲學、美學、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技術等諸多領域多維度、多層次的思維與智慧，進而梳理發掘出“子學精神”。而“子學精神”的核心就是“關注現實，深究學理，對諸如世界圖景的想象、基本的政治形態、人的道德稟賦來源，以及如何理解歷史、如何進行有效的國家管理等問題”所做出的精深獨到的思考。[注]方勇《再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3年9月9日第15版。

方勇教授的“新子學”構想，之所以能在國内外文化學術界引起廣泛而特久的關注與反響，就是因爲它真正找到了中華文明與中華文化的思想源頭與智慧源泉，就是因爲它要把我們對中華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研究由原來的以儒學爲中國傳統文化的單一核心，轉變回歸到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諸子百家，就是要追溯原點、汲取元典智慧，融會當代理念，重構典範，唤醒價值，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爲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價值建構提供思想智慧與精神價值。

三、“新子學”對於人類共同價值建構的重要精神啓迪

《莊子》云：“道術將爲天下裂。”當今地球上越來越不安寧，究其主要原因還在於西方文化的那一套世界觀與價值觀禁錮與污化了人類的心靈，對資本的最大化追逐與個人私有欲望的無底洞，已經把人類的思想與精神逼到了一條死胡同裏——爾虞我詐，强欺弱，衆暴寡，人類自我殘殺，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果不從自身的思想與精神上尋找新的智慧，真的等待人類共同的最後命運肯定是“天下裂”和地球毁滅。

中華文明不是低人一等，中華文化也不應該是一枝獨秀，在差異中尋求共識，在合作中保存特質，這正是諸子精神在當今世界急需建構的人類共同價值中凸顯的當代意義。誠然，先秦諸子並没有當今時代的生活經驗，他們的思想也不是爲了解決現在這個世界上的問題，但是，我們從古至今的人類所處的卻是同一個地球，諸子思想對“天下”即“我們同一個地球”深遠而憂患的思考，對於“天下”即人類世界文明的深刻洞見，尤其是對“人”的深刻理解，以及諸子學本身所具有的多元開放的氣質，對於地球上所有人類面臨的共同命運所必須共同遵守而規範的價值觀的建構，是大有裨益且充滿智慧啓迪的。

西方文化主要信仰的是基督教，相信上帝是絶對唯一的神，認爲没有宗教的道德是不能想象的，人性惡是人類集體的潛意識，所以人性需要上帝的權威和基督的拯救纔能去惡從善。即使西方文化認爲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理性，也與基督教信仰有着内在的聯繫。也就是説，人性是爲己和邪惡的，必然殘殺互鬥，上帝纔引導人類訂立契約，保證社會生活有正常秩序。而中國先秦諸子思想卻認爲人需要神道卻不能溺於神道，行神道是爲了弘揚人道，不是神本主義，而是始終關注人的人本主義，正如《禮記·祭統》所言“祭者，教之本也已”。而且，諸子思想是着眼於人性中的光明面，並把它稱之爲“仁”，認爲“仁”是人的内在品格，是人生價值的源頭，“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公孫丑上》)，“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認爲價值實現完全是一種自覺自願的理性選擇，人應當把主要精力用於人性的修養及其向外的擴充，將其視爲“事天”的途徑，認爲不是説人一生下來就是善的，只是説接受道德觀念的前提，内在於應然人性之中，人性善就是“人之所以爲人”。人性通於天道，天道護佑有德，都是爲了整個地球上的人類生命走向文明，同時可以用神道補充人道，輔助人道。

西方文化講的是矛盾對立統一，思維方式是二元對立與鬥争，如赫拉克利特語“正義就是鬥争”、“戰争是萬物之父”；如《馬太福音》的“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如《君主論》的“强權就是公理”、“弱者無外交”、“政治鬥争無誠實可言”等等。而諸子思想卻是多元通和，首先承認事物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即孟子説的“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也認可文化的普遍性與差異性、文化的多元性與共識的關係，即《周易·繫辭傳下》説的“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宋明道學説的“理一分殊”，肯定了有“我們”，肯定了我們有“共同的世界”，可同時也肯定了“他者”，肯定了有他者的“不同世界”，但這兩個世界的關係是“萬物共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禮記·中庸》)。

在此基礎上，諸子思想主張包容一切，關照一切，主張各民族之間和平共處，主張各國之間和平共處，而自己要把“反求諸己”和“不尤人”作爲修身的中心，尊重他人，尊重民意，與人爲善，利群利他，嚴於律己，推己及人，主張“天人合一”與“萬物一體”的有機主義和整體主義的世界觀，教導人類要學會同萬物相處，善待作爲自然的他者，從修身到齊家與治國，最後指向“平天下”。

四、建構人類共同價值，如何從“新子學”中獲取重要的精神價值與思想指導

《尚書·堯典》説：“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其實，“九族”就是中國古代共同體的一種原初形式。在這個共同體中，中華先祖以“明”“德”爲首，包納各族，協調衆邦，講求和睦，達到天下安和。從“九族”到“百姓”，再到“萬邦”，是“德”在大小共同體之間貫通與展開，雖夏商周爲三代不同民族所建，但沿革有統，至周代制禮作樂，使中華民族較早擺脱野蠻，進入文明行列，成爲禮義文化的共同體，最終實現天下爲公的大同世界。這對當今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價值的建構應當具有借鑒與啓發意義。

先秦時期是中華文明的轉型時代，同時也是構想新的天下秩序的時代。圍繞着建立一個怎樣的文明體和如何建立這個文明體，那個時候的有識之士既能汲取古代的資源，又能深刻洞察現實，獨立思考，大膽發言，形成了諸子百家争鳴的局面。“新子學”認爲以《春秋》《周易》《論語》《老子》爲基礎，再旁及《孟子》《荀子》《莊子》《墨子》和《韓非子》等其他經典，形成了中華文明元文化經典的新構造，應當是對當今世界的人類共同價值建構具有激發創造的典範作用。

第一，敬畏自然，愛護地球，“天人一體”的宇宙觀。面對全球性生態危機，氣候惡化，環境污染嚴重，有些國家集團只顧本國利益，成爲輸出污染的“生態帝國主義”。中華諸子“唯天爲大”、“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的“天人一體”的宇宙觀，應當對當今人類有所警醒。中華先民敬天畏天，很早就有“女媧補天”的神話，“補天”而不“主天”，“天”就是“天命”“天道”，就是“皇天上帝”，就是大自然。這就是中國人對大自然的基本態度。《老子》説“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中庸》説人要盡人之性，進而盡物之性，最後達到“贊天地之化育”。《易傳》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孔子也説“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朝王陽明也説：“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都不主張人與自然對立，而且要“制天命而用之”(《荀子》)，掌握自然規律爲人類服務。“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偱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淮南子》)都是説要尊重客觀規律，因事制宜，而不能胡作妄爲。當今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面臨的就是地球環境的嚴重惡化，人類若不攜手合作，化解争鬥，一起致力於全球生態改善與建設，將終致地球毁滅而自取滅亡。

第二，講信修睦，協和萬邦，“天下一家”的世界觀。當今世界不僅生態危機，而且全球面臨嚴重的社會危機，然而有些國家集團民族至上、國家至上，致使殖民主義、侵略戰争、種族主義、霸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大行其道。有的國家集團認爲自己的民族優越，外交不講平等、自由、民主，甚至常常違背聯合國憲章與國際公約。中華智慧則是家、國、天下爲一體，家是個人成長的領域，國是保護家的族群共同體，天下是世界上所有族群生活的地方，所以《禮運》説“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荀子·儒效》説“四海之内若一家”,《論語·顔淵》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國自秦漢以來就建立了統一的大型國家，由於接受諸子的“講信修睦”、“協和萬邦”、“修文德，來遠人”、“以德行仁，不以力稱霸”的思想影響，對外强調睦鄰友好，禮尚往來，不熱心侵略擴張，這纔有了和平的經貿文化的絲綢之路，纔有鄭和七下西洋而不殖民，纔有了儒、釋、道三教在東亞的和平傳播。這種思想對於建構人類共同價值是具有指導意義的。

第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和之道”的協調智慧。孔子很早就講“推己及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始終把“反求諸己”與“不尤人”結合起來，在包容一切、尊重他人的基礎上講“中和之道”與“和而不同”。一是承認各族各國之間是平等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二是承認文明是多樣的，各有自己的價值，“道並行而不悖”；三是彼此要尊重和包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四是破除極端化思維，兼顧各方意願，善於妥協平衡，提倡温和主義，“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中華諸子精神啓發我們，只有人類把發展的智慧與協調的智慧結合起來，樹立“尊重他人”、“推己及人”、“剛健中正”、“和而不同”的共同價值理念，全球纔有可能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人類纔能和平發展，健康發展，共用發展。

第四，責任在前，自由在後，“以天下爲己任”的責任意識。西方的普世價值喜歡講自由，講人權，但它把焦點集中在個人對社會的要求，而忽視個人對社會的責任，集中在個人對自己權利的保護，而忽視個人也有尊重他人權利的責任。中國人自古以來就不是如此，《禮記·中庸》中説：“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 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治理國家是如此，個人修身也是如此，以忠、信、仁、義、孝、惠、讓、敬等德行爲人生的價值取向，都强調個人承擔對他人、對社會的責任。還有《禮記·坊記》中説：“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争；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對民如此，處理國家、民族之間的事情也應如此，中華諸子思想主張自己與他方構成關係時，不能以自我爲中心，而應以自我爲出發點，以對方爲重，個人利益要服從責任的要求，都强調君子自任以天下爲重。這應當成爲人類共同價值建構借鑒之智慧。

第五，義務在先，權利在後，以義務爲先的倫理道德。西方的普世價值非常强調個人權利的優先性，講權利而不講義務，突出個人本位。西方列强的大民族主義正是這種價值觀的放大，當它受資本的驅動向國外擴張時，它丢掉了基督教“愛人如己”的義務，保留了“上帝揀選的民族有責任拯救全人類”的權利，同時它擺脱了國内憲法法律的約束，而回到自然狀態的叢林規則，即弱肉强食的生物本性，導致産生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而中華價值觀特别强調義務的優先性，而且這種義務感是開放性的，從家庭可以放大到宗族、社區，再到郡縣、國家、天下、宇宙。孔子講：“孝乎唯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論語·爲政》)孟子講：“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荀子講：“禮有三本：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荀子·禮論》)現代新儒家梁漱溟説得更爲生動：“人生必有其相關係之人，此即天倫；人生將始終在人與人相關係中，此即倫理。親切相關之情，發乎天倫骨肉；乃至一切相關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情誼所在，義務生焉。……倫理關係即表示一種義務，一個人似不爲其自己而存在，而以對方爲重。近世之西洋人反是，處處形見其自己本位主義，一切從權利觀念出發。”[注]《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0頁。這不正是當今建構人類共同價值的警醒之語嗎？

第六，群體價值，高於個人，“以人爲本”、“天下爲公”的思想智慧。春秋時期，中華諸子思想就已明確提出了以人爲本的觀點。西方國家在文藝復興之後纔倡導以人爲本，但他們近代的人本主義更多强調以個人爲本。《論語》講“四海之内皆兄弟”，《禮記》提出“以天下爲一家”，《荀子·禮論》也説：“禮起於何也？曰：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争。争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個人都是有欲望的，但欲望必須以禮制止，服從群體利益，個人的利益不能高於社群的利益。因爲個人不能離群索居，一定要在群體之中生存生活，其道德修爲必須合乎“禮”，群體纔能生存下去，個人也就能生存下去了。諸子思想没有抽象地討論群體、社群，而是用“家”、“國”、“社稷”、“天下”等概念具體表達社群的意義與價值。中國人最基本的社群單位是家庭，擴大而爲家族、社區以及鄉、縣、府、省、國家，乃至天下，中華諸子學説中的“能群”、“保家”、“報國”以至後來的“爲天地立心”、“先天下之憂而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等衆多的提法與觀點，都明確體現出社群安寧、和諧、繁榮的重要性，凸顯出個人對社群和社會的義務，强調社群和社會對個人的優先性和重要性。對中國人而言，個人是私，家庭是公；家庭是私，國家是公；社群的公、國家社稷的公是更大的公，最大的公是天下的公道、公平、公正、公義和公益，所以纔説“天下爲公”。這些寶貴的思想智慧對人類共同價值的建構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第七，和諧理念，高於衝突，“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價值取向。《尚書·堯典》記載，帝舜命其樂官通過詩歌音樂，達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以人和”，説明中國上古先祖已經瞭解音樂促進和諧的作用，體現了早期智者對宇宙和諧的向往。《左傳》中説：“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可見，中華先祖己將音樂的和諧作爲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族群與族群、人與天地等關係的模型。春秋時期史伯提出的“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吕氏春秋·貴公》講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禮記·樂記》講的“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都表明人類的和諧在根本上來源於天地的和諧，即自然的和諧。和諧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原理，没有和諧就没有萬物化生，和諧的實現有着深刻的宇宙論根源。《尚書·堯典》中的“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周禮·天官冢宰》中的“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孔子的“‘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還有宋代張載的“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都在講“天人合一”，人道與天道的一致，這是天地、社會和人生中具有普遍意義的法則與原理。這對於糾正當今人類無限制的征服自然、不顧及環境與生態平衡的觀念，促進全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建構人類的共同價值觀，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