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　柯

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简明深刻；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是讲清楚“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精神追求和时代要求”的文化载体。翻译出版既是中西互通有无、增进文化互信、传播中国声音、推广中国文化的主要路径，也是中国表达文化自信、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构建权力话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建设新时期，翻译出版助力中国哲学典籍走向世界，以高远明晰、亲和真挚的方式阐明“中国梦”的内涵与世界意义，以包容开放、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引世界认知中国。

一、哲学典籍翻译出版“生态范式”的概念厘定

哲学典籍走出去，无外乎三大因素，即译者、读者、出版者，这三个因素之于哲学典籍翻译出版的生态环境，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依存。所谓翻译出版之生态范式，是指在一定生态环境中，翻译出版各个构成要素内部之间，各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以生态系统“整合一体、和谐统一”为原则，通过相互制约而形成的一种相对平衡稳定结构。

翻译出版系统，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各利益相关者存在双向互动和交叉重叠现象，尽管主客观目的、内外部环境存在差异，但每个组成因素必须动态调整自我，以适应整个生态环境的需要，遵从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法则。具体表现为让译本在译入语环境中生存、长存，乃至陶染读者，是译者、出版者的共同追求；通过“译本”，感知作者的情感欲望、文化背景和价值理念，则是读者反向融入生态系统的标志。违背生态法则的翻译出版行为，将直接影响中国哲学典籍海外传播的速度和效率。

二、哲学典籍翻译出版的现状

哲学典籍翻译出版，通过文字转码展现语言背后的中国智慧和华夏文明，是“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桥梁纽带；“一带一路”美好愿景实现，依赖多元文化交融与沟通，哲学典籍翻译出版历经从实物出口、版权输出，直至本土化推广，这一过程离不开出版业国际视野的拓宽和海外布局经验的增长。

“十二五”建设时期，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出版的自然经济环境、语言文化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都有了较大改善。从宏观角度看，文化出版产业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国家通过“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工程、两岸出版交流合作工程、中国国际图书展销中心建设项目，以“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运作方式，将一批蕴含着中国哲学精髓的优秀文化典籍推入国外主流市场。从微观角度看，1994年，哲学典籍翻译出版工程正式归入《大中华文库》工程，国内近20家出版社团结合作，进军海外市场，获得极大成功。

多年不懈努力取得可喜的成果，我国版权输出逆差从 2003 年的 15∶1 缩小到 2013 年 1.7∶1，特别是哲学典籍的版权输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国哲学的道学、儒学、禅学和佛学对西方市场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道德经》译本多达近300种，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力不亚于《圣经》，其“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理念、“道法自然”的政治处事原则、“无为而治”的经济行为方式，与西方社会倡导的精神权利和自由意志相辅相成，受到德国青年的追崇。同样，《四书》《五经》所提倡的“民为邦本”“仁者爱人”等思想在英国得到热议，仅因此而写的书评近五年来已达数十部。

三、哲学典籍翻译出版中存在的问题

哲学典籍翻译出版，涉及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的阐释和传递，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机遇之下，挑战并存。从构成哲学典籍翻译出版生态环境三大因素来看，其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出版者缺乏“关联”思维，翻译生态环境失衡

对出版者而言，让中国哲学典籍文化融入到译语环境中，海外布局和选题策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需从生态“关联序链”出发，对翻译出版活动加以综观系统研究，贯穿整体思维、多元适应理念。哲学典籍翻译出版的选择，不仅内外有别，而且外外有别，选择何类哲学典籍、传递何种文化价值、采用何种译介模式等等，出版者都需要综合分析。不分国家和地区、译本单一、运营模式简单的翻译出版模式直接影响着我们哲学经典作品海外传播度。中国禅宗哲学经典作品《六坛祖经》，源于佛教，亦带上中国道家哲学的深刻印记，接近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使其在东南亚国家颇受热捧。遗憾的是，从泰国到印尼的主流书店只有该书的英译本，目标群体定位和现实社会文化差异导致该书销路受阻。欧洲国家对孔子及其儒家哲学知之甚少，这主要在于我们哲学作品对外宣传不注重关联效率，缺少名人点评、新闻采访、在线互动等现代传媒形式，书籍设计没有民族特色。

2.译者队伍建设不足，翻译生态群落失衡

翻译群落是指以译者为代表的与翻译活动相关、彼此相互影响的读者集合体。对译者而言，既有责任保持哲学典籍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同时又有责任使转换过来的新文本适应新的译入语生态环境，谋求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和谐共存，这也是“生态范式”所要求的生态平衡论。如在政治动荡和礼崩乐溃时代形成的庄子的生命哲学、自然哲学和自由人格，于西方现实社会的精神失落和强权意志有着相互弥补的作用。特别是随着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获胜，西方整体政治格局变数大为增加，庄子思想大热。《庄子》英译接受度最高当属美国学者华兹生（Burton Watson），但其过浓的学术气息影响了传播，含有个人观点的释译赋予该书太多西方色彩。海外汉学家在哲学典籍翻译出版中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他们对原文的忠实度、特别是对典籍神韵的认识度往往和我们所想象的有着一定差异。除此之外，由西方译者选择的哲学典籍外译作品，和中国传统哲学所表达的核心精神并非一致，我们没有自己的译者队伍，将来谁又能知道我们的哲学思想精髓和文化渊源。

3.读者需求定位不准，译本对外传播接受度失衡

在翻译出版的生态环境中，出版者及出版机构是知识媒介的 “传者”， 读者是传播中的 “受者”。我们总是怀着美好的愿望，希求译语读者能够完全认可我们的哲学经典作品。而在交流过程中，让一个和你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宗教信仰和文化认知的民族认可并接纳，困难之处可想而知。我们不能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想，按照国内读者的阅读体验和思维模式去推知译语读者，而必须遵从生态发展规律，在译语系统里，构造一个和原语生态相适应的生态环境，复活原语世界，让译语读者体会“和而不同”的中国哲学，找到带有浓郁异域特色的“类己”作品，存异求同。我们的哲学典籍翻译出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不重视对海外读者的调研，停留在主观臆想阶段，甚至误认为国内大热的作品，译语读者必定喜欢；另一种则是只注重商业效应，忽视典籍外译规范化海外出版流程和运营机制，过分“他化”读者需求，丧失自身的文化身份，中国哲学“西方化”。

四、哲学典籍翻译出版的策略选择

中国哲学典籍曾随丝绸之路而远渡海外，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出现中国哲学热，老子思想研究一度风靡院校。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拥有哲学文化的话语主导权，中国典籍哲学译本当时大多数是由传教士和汉学家完成的，是在西方规范的操作下完成的，这其实是一种生态失衡的表现。中国政府“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实施中华典籍整理工程。这是在为中国与世界平等对话创造条件，提供发展平台。在哲学典籍翻译出版的生态环境中，我们不再仅仅扮演求证者和追随者的角色，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选择和中国译介。生态范式所需要达到的系统平衡，讲求关联匹配。中国哲学文化翻译出版，不仅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灿烂的文化渊源，更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形象和价值理念，建立与中国文化自信相匹配的精神支柱和创意来源。

1.文本生态与多元共存

出版者，在生态系统内部，力求以“文本”为桥梁，实现作者、译者、读者的三向平衡，形成一个多向有序的生态循环；在生态系统外部，得考虑多元文化如何实现和谐共存，不能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主导系统运行。落实到哲学典籍的翻译出版，首先，明确我们对外传播内容不仅仅是哲学理念的传播，更是中国价值观念的输出，因而对外传播需要形成政府、出版者、赞助者、译者团队作战，群策群力，形成规模效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广的“中华优秀文化图书走出去”就是成功范例，短短五年，成绩骄人，2009年中国图书版权输出4205种，2014年中国图书版权输出10293种，增长144.78%；特别是2009年启动的蕴含中国哲学文化精髓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到2015年已在42个国家以当地语言出版发行。

其次，我们不能用通俗读物的发行销售量来评估哲学典籍的传播效果，受众人群本有差异；另一方面，我们需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工程，中国哲学获得“顺时而生”“与时迁移”的长久生命力就需要做到与时俱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对典籍外译借鉴意义很大。通过网络视听、移动媒体、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新兴产业，结合中外合作出版、名人代言推广和各类国际评奖平台，创新哲学典籍文化翻译出版的方式方法和流程机制。2015年，中国自主研发网络游戏海外市场销售收入53.1亿美元，其中源于中国军事哲学《孙子兵法》网游作品《大秦OL》获得好评；积极参与世界平台的各类评奖活动，借评奖平台助推优秀图书走出去，这也是国际出版业常用的方法。2010年，中国儒家哲学经典作品《诗经》问鼎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主办的2010年度“世界最美的书”，当年《诗经》在德国亚马逊官网的销售量直接增长16%。

2.译者责任与译能所为

译者，是翻译出版生态系统中，在内担负着与读者进行对话和交流的任务，对外又会受到出版者、赞助者的制约和操控。然而，何去何从，最终选择权仍在译者手中，我们对于哲学典籍对外传播推广一切设计和愿望，最终转换成译者的意识才能真正实现。从主观上讲，译者责无旁贷，关注译本的接受与传播，化解文化冲突。多元文化生态共存环境下，尽管哲学典籍译本各不相同，专家学者评论阐释更是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其蕴含的核心理念。随着中国话语权的增加，如何将“文化自信”落到实处，值得考虑。把当代中国文化价值观贯穿于我们优秀文化典籍，实现“中国文化、国际表达”，这就需要译者不仅通晓两种语言，更要熟悉中国哲学的脉络，这样才能实现原语和译语对话的平衡。我们关心中国哲学文化走出去，但如果走出去的不是中国文化，而是已经“欧化”或者“美化”的西方哲学，何谈翻译出版生态平衡？建设自己的翻译队伍、培养翻译人才才是长远之计。从客观上讲，翻译出版的生态世界也需要建立“事后追惩”机制，对于译者胡译、乱译，仅为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破坏翻译生态系统，就需按照“求存择优”法则，予以淘汰和替换，倡导仿效西方国家建立起“出版翻译”准入、退出联动机制，通过译前、译中、译后三个环节加以评估，从源头上遏制低成本、低质量的典籍翻译行为。确定义务之时，就得维护译者权利，国际翻译家联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译者对其译著享有著作权及遗产转让权，肆意剽窃他人译著不是道德层面问题，而是违法。我们淘汰不合格译者同时，必须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优秀译者，确保“译能所为”，并且“译有所获”。只有明晰译者的责、权、利，才有利于翻译出版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3.读者接受与文化自信

读者，翻译出版生态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哲学典籍翻译出版最后价值的实现，是由读者的需求与规模决定。不同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念、文化意识，以及受教育程度、兴趣爱好等都会影响到他们对哲学典籍的解读。中国哲学典籍，文字玄秘深奥，晦涩难懂，读者就需要更多的解读和诠释。解读和诠释是尊重原语文化，还是尊重读者，即“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之争。而事实是，很多时候，即使同一国家的读者，因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不同，对同一版本的哲学读物会有不同感受。同一读者，在不同时期也会因随时自身社会阅历变化而有不同解读。我们没有必要过度介入译语文化，要求译语读者和我们产生同样的审美体验和阅读感受。相反，应该给译语读者留下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可以用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观去理解、去想象、去体验。中国哲学典籍，如果完全按照西方哲学和神学的理解和建构来解读，我们的民族文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哲学典籍翻译出版策略选择不能完全取决于读者的适应度和接受度，更应把读者看成生态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综合考虑才是长久之计。

五、结语

“生态范式”要求哲学典籍翻译出版，既需遵循生态规则优化选择，又需不断适应生态环境变异改迁。出版者和译者只有对哲学典籍翻译出版的海外布局、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等一切“他者”因素综合考虑，才能达到各要素之间、各要素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与协调，才能“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哲学典籍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