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安孝夫著，日文书名《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版）

冯培红（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日本大阪大学森安孝夫教授最近出版了个人论文集《东西回鹘与中央欧亚》，收录了他从1973年到2013年共40年间的19篇论文[1]第一篇之四《增补：回鹘与吐蕃的北庭争夺战及其后的西域情势》，其初稿刊于1973年发行的《东洋学报》第55卷第4号。，厚达860页，研究范围涉及回鹘史、吐蕃史、敦煌学、丝绸之路、摩尼教与佛教等诸多领域。

森安教授是著名的回鹘史专家，毕业于东京大学，曾留学巴黎，先后任教于金泽大学、大阪大学。他通晓回鹘文、藏文、汉文及其他古今语言文字，广泛占有并活用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充分了解本领域的国际学术前沿，进行精微细密的考据论证，为中古民族史与内陆亚洲研究揭开了新的学术篇章。

仅从该书后附的“文献目录”所列作者的68种论著，即可知其治学领域与学术成就。这些论著用日、法、英、德文写成，足以说明他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与极强的语言运用能力。他从这些论著中选取了部分论文并加以修订而勒成此书，亦反映了在学术上的选择取向。

《序文》介绍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回鹘”与“中央欧亚”二词，前者包括漠北回鹘汗国（744—840）、西州回鹘王国（9世纪中叶——13世纪初）、甘州回鹘王国（9世纪末——11世纪前期）[1]原文直译为“东回鹘帝国”、“西回鹘王国”、“甘州回鹘王国”，本书评使用中国学界的传统称呼。该书中有些论文甚至还论及西州回鹘王国灭后进入蒙元时期的西州回鹘后裔，晚至14世纪。，后者对中央欧亚理论及其广域视角做了必要的说明。实际上，回鹘史，尤其是西迁以后的回鹘史是该书探究的核心内容，而中央欧亚只不过是作者看待回鹘及其他民族的历史空间场域及理论视角。该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长，但却如作者所说，主要是站在当地诸民族的立场，基于多语言的零碎资料，构筑起新的回鹘在中央欧亚的历史世界。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将宏观理论与微观资料充分结合起来，是该书的一大特征。作者积极提倡运用漠北回鹘碑文、敦煌吐鲁番文书、高昌故城与柏孜克里克石窟等出土资料，并辅以东方的汉文史籍、西方的伊斯兰文献等，通过对这些多元零碎的资料进行细节考证，来探索中央欧亚乃至世界史视阈下回鹘史的真相。

该书正文由四个部分组成[2]原书目录中把每一部分称作为“篇”。为了不与中文里称呼论文的量词“篇”相干扰，本书评在叙述时称之为“部分”。，每个部分收录4—6篇论文。下面按照各篇顺序进行介评。

第一部分是《漠北回鹘、唐、吐蕃鼎立时代篇》，收录4篇论文，其篇幅超过全书正文的三分之一。除了首篇《从回鹘看安史之乱》刊于2002年外，其他3篇均为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成果[3]《吐蕃对中亚的经营》一文虽然正式刊于1984年出版的《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史学科篇）》第4号，但初稿为森安氏在1974年提请答辩的硕士论文之第2部分。，时代较早，其研究对象也不完全是回鹘，更多的是关注吐蕃及其与回鹘等北方民族的关系。从中也可看出，森安氏在初入学术门槛时，研究视野囊括吐蕃、回鹘及其他民族，在地域上涵盖了北亚及中亚、东亚地区，极为开阔。这些论文显示出，作者不仅对汉文史籍十分熟悉，而且精通敦煌藏文文书及其他各种史料，同时敢于和国际学术界进行学术对话与商榷，表现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学术勇气。

《藏文史料中出现的北方民族——DRU-GU与HOR》一文虽然是从考释敦煌藏文文书P.t.1283出发，但关注点仍是以回鹘为中心的北方民族。这份长达109行的文书记录了许多民族政权，内容丰富，是研究中古北亚民族史的重要资料。作者主要对文书中出现的Dru-gu与Hor二词进行考辨，尤其是对西方学界的旧说即“Hor=回鹘”提出了挑战。其观点是：Dru-gu是突厥民族或部族的总称，Hor并非回鹘，而是位于河西、吐鲁番、北庭一带的某部族。他首先对P.t.1283文书进行转写、翻译，然后将文书所载史事与汉文史籍、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书进行结合对证，考订其年代在8世纪中叶以后，并于吐蕃统治敦煌期间写成藏文。对Dru-gu一词的论证相对较易，作者分析了该词在文书中的13则用例，认为是指突厥民族或部族的总称。至于Hor一词则显得极其复杂，也是该文探讨的重点。作者不厌其烦地逐一列举了文书所载Hor王派遣5位使者经行各地见到的诸民族，从其出发路线与报告内容得出Hor并非回鹘的结论。他将文书中第25、26、29、86—88行的’u yi kor、ho yo’or、ho yo hor与第36、37、44、45、47、60、61行的hor都译释成“回鹘”，认为这是当时的吐蕃人对回鹘认识不足，从而在叙述时出现了混乱。不过，在同一件文书中对同一个民族出现了这么多处的写法差异，是很难想象的；而且连回鹘以外遥远地区的诸民族都能罗列备至，却对近且强大的回鹘认识不足，也有点不可思议。作者的另一观点是把Hor国的位置定在河西、吐鲁番、北庭地区，甚至推测可能是凉州的粟特人聚落。[1]原文最后推测Hor国有可能是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在“〔书后3〕”进一步强调了粟特聚落的可能性，但更倾向于在凉州武威。这又可参看书中所附的图H’，就把Hor国标在了凉州，该图为作者新绘，不见于原刊《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No.14，1977年，第1—48页。又参〔日〕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东京讲谈社2007年版，第331—334页。这一推测极具启发意义，但是否准确仍然有待于史实的检验，而且他也否定了Hor即胡的说法。他注意到该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并将该词定义为“Hor是吐蕃北方的汉族以外的强大的少数民族，曾经与吐蕃直接接壤”，从历史动态发展的观点看是十分必要的。

《吐蕃对中亚的经营》是作者在1974年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之第2部分的修订稿[2]硕士论文为《唐代內陸アジア史の研究——トルキスタン成立前史》，其中第2部分为《ウイグルの西方発展以前における西域の情勢——とくにチベット族の動きを中心として》。，在该书诸文中篇幅最长，达98页，于此亦可知其硕士论文之巨。作者从吐蕃的角度去看待其与唐、西突厥、突骑施及西域诸国在中亚地区的争斗史。论文分松赞干布（6世纪末——649年在位）、芒松芒赞（650—676年在位）、赤都松（676—704年在位）、赤德祖赞（704—754年在位）、赤松德赞（755—796年在位）等五个时代，从历史纵向发展的顺序逐一分析了每位赞普统治时期的西域形势，既注重吐蕃与唐、西突厥、突骑施等大国之间的联合与反复，又关注龟兹、弓月、疏勒、拔汗那、大小勃律、于阗等西域小国的动向与态度，将吐蕃在西域的军事活动轨迹和各国之间的相互角逐清晰地勾勒出来。该文显示出，作者对汉文史籍的掌握相当精熟，而且充分活用了敦煌出土的藏文文书，以及和田、米兰、吐鲁番等地出土的资料。作者研究吐蕃在中亚的历史，涉及吐蕃与诸民族之间的关系，地域范围已经波及帕米尔以西，但吐蕃与大食之关系还需参看白桂思、王小甫等人的著作。[1]Christopher I. Beckwith,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增补：回鹘与吐蕃的北庭争夺战及其后的西域情势》一文是对初刊于1973年的同名论文的增补本，发表于1979年。该文探讨的焦点是：8世纪末究竟是吐蕃还是回鹘占领了北庭？学界对此争论不定，众说纷纭。作者利用各种史料从多个角度证明：吐蕃虽然在790年一度攻陷北庭，但翌年回鹘又夺回了此地。第一，作者注意到汉文史籍中的歧异之处，如《旧唐书》的《回纥传》“北庭差近”与《吐蕃传》“北庭近羌”，以及“征求无厌（或度）”的主语是回鹘还是吐蕃？作者在辨析诸说的基础上，通过百衲本与殿本的比较并从文义逻辑来判断，其主语应是回鹘。第二，九姓回鹘可汗碑宣扬了回鹘击败吐蕃、葛逻禄联军而收复北庭的大捷，亦为一证。第三，通过考证3件吐鲁番出土的波斯文、回鹘文摩尼教文书的年代，来论证8世纪末9世纪初回鹘对北庭的统治。第四，通过阿拉伯游记史料的记述得知，820年前后回鹘可汗控制着包括北庭在内的天山北路一带。第五，分析敦煌文书P.3918《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跋文中吐蕃西州沦陷的相关内容，论证回鹘收复北庭及稍后攻克西州之史事。其结论为：吐蕃在790年秋攻克了北庭，但翌年即为回鹘所收复。通观全文不难看出，作者对于各种史料均给予高度重视，这些史料的来源非常多元化，包括传世汉文史籍、漠北回鹘碑文、阿拉伯穆斯林史料、吐鲁番胡语文书、敦煌汉文文书等，增补本添加了很多史料内容，显示了他对这些多元史料及相关语言的驾驭能力。

介绍完上述三篇吐蕃及其民族关系史论文后，回过头来看置于第一部分的首篇论文《从回鹘看安史之乱》，作者的研究视角从吐蕃转向了回鹘。此文发表时，森安氏已经52岁，卓然为回鹘史名家。他将此文与20多年前的3篇论文放在一起，可能是因为此文写的是漠北回鹘，与第二部分专论西迁回鹘及后两部分论述丝绸之路与宗教类别不同。20多年间，作者在回鹘史领域发表了许多论文，对回鹘及内陆亚洲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该文第1节“从中央欧亚看世界史”展现了广域的历史世界观。这一中央欧亚理论看起来极为宏观，但作者的落脚点却是基于碎片的出土文书，在本文中即为德藏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残片Mainz 345。作者首次对它进行全文转写、翻译及详细注释，并且重新确定了正背关系，正面讲的是回鹘对安史之乱的介入，背面记述了牟羽可汗与摩尼教教团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他通过对九姓回鹘可汗碑与Mainz 345文书所记史事的结合研究，证实了牟羽可汗曾应史朝义的邀请，率军南侵，企图征服唐朝。这一论断从欧亚史的角度对安史之乱给予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评价，不仅在研究视角与史料上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得出的观点也很有创新性。

第二部分是《西州回鹘、敦煌王国、河西回鹘时代篇》[1]日本学者把归义军政权称作“敦煌王国”，强调了它的独立性格。见〔日〕藤枝晃：《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一）——（四）》，《东方学报》（京都）第12册第3分，1941年，第58—98页；第4分，1942年，第42—75页；第13册第1分，1942年，第63—95页；第2分，1943年，第46—98页。，收录4篇论文，除了首篇《关于回鹘的西迁》之外，其他3篇主要利用敦煌文书来探讨西迁以后的回鹘历史。回鹘西迁后，居住在河西走廊到西域地区，此一时期的中原王朝经历晚唐、五代十国、辽、北宋、西夏，政局动荡，传统史籍对西北地区的回鹘记载极少，即或有之也是错讹甚多。而敦煌、吐鲁番文书与西迁回鹘不仅在时代上大致相合，而且这一带也是其活动中心，所以为研究西迁后的回鹘史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森安氏精治回鹘史，对漠北回鹘汗国的研究主要使用回鹘碑文与汉文史籍，而对西迁回鹘的探讨则是依靠敦煌、吐鲁番文书及石窟壁画。

《关于回鹘的西迁》一文置于该部分的首篇，是因为它是研究西迁以后的回鹘史的前提，也是作者早期撰写的论文，初刊于1977年。不过，该文并非全面研究西迁的三支回鹘，而是只探讨了投奔安西的一支，后来建立了西州回鹘王国；至于投奔葛逻禄与吐蕃甘州的另两支回鹘，或未讨论，或仅略及。他首先辨析了回鹘西迁的汉文史料，驳斥了安西回鹘东进河西的观点，认为河西回鹘是由漠北直接进入的，此点已为学界所公认。将近20年后，薛宗正发表《回鹘西迁新考》一文，主张西迁的三支回鹘实为同一支，只是因为投靠部族的不同与迁居地的前后变化，才在史书中被称为三支。[1]薛宗正：《回鹘西迁新考》，《新疆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36—40页。此说虽新，但很多地方考证欠妥，也没有引用森安氏的论文，而后者在“〔书后〕”及全书的“文献目录”中亦未提及薛文。森安氏重点考察了安西（西州）回鹘，把波斯文《历史之美》中提到的可汗比定为庞特勤或其继任者，其同父异母的兄弟阙特勤是否为北庭回鹘首领仆固俊，则仍存疑，这比薛氏对后者的堪同要谨慎得多。866年仆固俊的上台虽然是西州回鹘王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但大中（847—859）初杜牧撰拟的《西州回鹘授骁卫大将军制》提到“西州牧守颉干（于）伽思、俱宇合逾越密施莫贺都督、宰相安宁等”[1]（唐）杜牧：《樊川文集》卷20，见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册，第1132页。，说明早在仆固俊登台十多年前，西州就已经有回鹘集团存在[2]参见李军：《关于晚唐西州回鹘的几个问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20—26页。。由于汉文史籍对西州回鹘王国记载缺略，故森安氏强调要加强对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文书及壁画开展研究，并以敦煌所出于阗文书和泰文书为例，提示了对于研究西州回鹘王国历史地理的学术价值。

接下来的3篇论文是基于敦煌文书来探讨归义军时代的西北回鹘史及其与归义军的关系。回鹘西迁后不久，河西军民也脱离了吐蕃贵族的统治，建立归义军政权。西迁后的诸回鹘集团与归义军长期交往，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回鹘也有较多记载，为了解西迁后的甘州回鹘、沙州回鹘、西州回鹘提供了珍贵资料。

《回鹘与敦煌》是森安氏为榎一雄主编的《讲座敦煌》第2卷《敦煌的历史》撰写的一章。该文虽以敦煌（沙州）为主，但实际上对西州、甘州的回鹘均有论述。据其研究，敦煌文书P.2962《张议潮变文》、P.3451《张淮深变文》中出现的回鹘，前者为纳职回鹘，后者是西州回鹘王国的一部分[3]杨富学：《〈张淮深变文〉所见“破残回鹘”来源考》，载《文献研究》第1辑，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9页，认为后者也是纳职回鹘。，均来自西域地区。至于河西地区的回鹘，如上所论是从漠北沿着黑河南下进入的，并推测在9世纪90年代在甘州建立了独立国家。后来荣新江根据敦煌文书做了进一步考证，认为“甘州回鹘政权的正式成立时间应在884—887年之间”[4]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22—39页。，更加精确。作者借助敦煌文书讨论了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王国的关系，又通过莫高窟第61窟供养人题记认为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娶了于阗皇帝的第三女为妻，这一观点虽然不为很多学者所赞同[1]莫高窟第61窟主室东壁门北侧第七身供养人题记为“大朝大于阗国天册皇帝弟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受太傅曹延禄姬供养”，载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页。关于“为”字，藤枝晃释读成“为了”，把天公主李氏、曹延禄姬当作两个人，并推测前者是曹元忠之妻、曹延禄之母。参见氏著：《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四·完）》，载《東方學報》第13册第2分，1943年，第74、81—82页注（215）。森安氏从其说。张广达、荣新江则释读为“成为”，即于阗国天公主李氏是曹延禄姬。参见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载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7页。兹从后者。，但赤木崇敏根据杏雨书屋藏羽686《于阗皇帝赐归义军节度使男曹元忠札》指出，曹元忠确曾娶过一位于阗公主[2]〔日〕赤木崇敏：《10世紀コータンの王統·年号問題の新史料——敦煌秘笈羽686文書》，《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XVII，2013年，第101—128页，pls.III-IV。。森安氏在文中还提出，归义军末期出现的沙州回鹘是西州回鹘王国控制敦煌的结果，前者只是后者的附庸，并未独立建国。这一观点在中国敦煌学界反响巨大，引起了很大的争论。[3]相关论文主要有：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载敦煌研究院编：《1990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石窟史地篇》，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311页；Yang Fu-Hsüen,“On the Sha-chou Uighur Kingdom”,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8-1, 1994, pp.80-107；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杨富学：《再论沙州回鹘国的成立》，载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65—385页。笔者检讨诸家观点并分析相关史料，认同中国学者提出的沙州回鹘独立建国说，并将其取代曹氏归义军的年代考定在1030年。[4]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48—454页。

《敦煌与西州回鹘王国——以吐鲁番出土的书信与赠物为中心》、《沙州回鹘集团与西州回鹘王国》二文专门探讨了归义军、沙州回鹘与西州回鹘王国的关系，主要依据的是敦煌文书，而极少用到吐鲁番文书。前文专门考证了敦煌文书P.3672bis，这是一封从吐鲁番寄到敦煌的书信，反映了西州回鹘王国都统大德与归义军僧官之间的联系及两地间的交流。作者考证作为赠物的“西地瓤桃”为西瓜[1]敦煌文书中经常记载到瓜园，如S.1725v《某年张智刚请祭诸神用物牒》中有“瓜廿”，Дx.2168《庚子至辛丑年孟受康章等纳蓝历》记“孟受康章六瓜田蓝壹斗”，以及P.3396v《沙州诸渠诸人瓜园籍》。在稍晚一些的西夏时期，Дx.2822《蒙学字书》“果子部第五”末列“回纥瓜、大石瓜”。史金波认为“此部中有回纥瓜，应是现在所谓的哈密瓜。此部中又有大石瓜，可能是从波斯一带辗转传来的瓜”，见其《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载白滨等编：《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不过他把编号误记作Дx.2825，此号为《妙法莲华经安乐行品第十四》。，虽然不知是否准确，但却揭示了西瓜从西方经由回鹘东传的历史。论文最后简略地提到10世纪至11世纪前期敦煌与西州回鹘王国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荣新江对此曾有专文考论，可以一并参看。[2]荣新江：《公元十世纪沙州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文化交往》，载《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1年版，第583—603页。后文虽然探讨的是沙州回鹘与西州回鹘的关系，但从各节的标题看，都是从沙州回鹘的角度来立论的。自从森安氏在20年前发表《回鹘与敦煌》并提出“沙州回鹘”这个概念以来，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探索热潮，特别是李正宇、杨富学提出了“沙州回鹘国”的观点，就沙州回鹘的性质问题引发了森安氏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大辩论。作者编辑本论文集时，依然坚持20年前的旧说，试图通过辨析传世史料，尤其是论证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杵文书中的“沙州将军”、敦煌莫高窟与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回鹘人壁画比较、传世史籍中的“北亭可汗”即北庭可汗，以及尖锐地批驳杨富学、牛汝极关于“沙州镇国王子”的论断及对敦煌出土回鹘文文书的年代判定，来彻底否定沙州回鹘独立建国的说法。但是如前所论，这一说法还难以立足，具体参见杨富学的反驳论文。[3]杨富学：《再论沙州回鹘国的成立》，载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65—385页。无论如何，这场讨论推动了对沙州回鹘及相关资料的系统梳理与深入辨析。

第三部分是《丝绸之路篇》，收录5篇论文，首篇《唐代的胡与佛教的地理世界》涉及丝绸之路上最具商业流动性的粟特胡人，其他4篇论文均与丝路贸易有关，所以被编在了一起。除了首篇使用了日本所藏文献及地图外，其他四篇所用的资料全都是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书，体现了作者善于活用出土回鹘文文书的特点。

《唐代的胡与佛教的地理世界》一文主要针对日本藏《梵语杂名》、蕃汉对照东亚地图与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的“胡”与“胡国”之语，考订胡为粟特，这也为敦煌文书P.2762v《蕃汉对译词典》中的“Sog”对应于“胡”所证实。尽管“胡”字在古代有着广泛的意义，内涵、外延都有过变动，但到唐代更多专指粟特，则已是时人的共识。在该文中，作者同样重视各种史料，并从当时代的著作中去观察“胡”或“胡国”的含义，无疑是最接近事实的。他不仅细致地论证了唐代“胡”的含义，而且根据日藏蕃汉对照东亚地图逐一考察了图中所列的22个国家，覆盖了亚洲全部地域，这就是当时佛教徒眼中的一幅世界地图。论文最后对当时天下的“四主说”进行综论，将研究视角放到整个欧亚范围，这也是作者提倡的中央欧亚理论的最佳体现。

接下来的4篇论文都是研究回鹘文文书及其反映的相关问题，大多与丝绸之路商业有关，其中前二文使用的许多文书均出土于吐鲁番，后二文中的文书则出自敦煌。

《丝绸之路上的回鹘商人——粟特商人与斡脱商人之间》、《丝绸之路东部的通货——从绢、西方银钱、官布到银锭》二文运用吐鲁番文书探讨了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与货币。前文所用的文书是回鹘文商业契约文书及书信，研究了处在粟特商人与斡脱商人之间的回鹘商人，以及从西州回鹘王国到蒙元时代的回鹘商业网络。其观点为：“斡脱”一词来源于回鹘语，回鹘佛教徒、景教徒也从事商业贸易，甚至还可以溯源到粟特商人；斡脱起初只是个人之间的契约，后来才演变为蒙元时期穆斯林商人与政府之间的组织。后文专门考察了丝绸之路上的各种货币，如西域银钱、回鹘钱、绢、官布、银锭，时间上从唐初到蒙元，空间上包括西域、漠北、中原等丝路东部地区。作者根据回鹘文文书的字体不同来区分文书的时代，指出西州回鹘时代以官布为货币，而蒙元时代则使用银，同时还讨论了铜钱在西州回鹘王国的流通情况。论文最后探讨了欧亚范围内银的流动方向，指出尽管自古以来银子在东西方之间是双向流动的，但到蒙元时代则是西流大于东流，作为斡脱商人的回鹘人佛教徒或景教徒在其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书中的行在缎子》、《元代回鹘佛教徒的一封书信——敦煌出土回鹘语文献补遗》二文研究的都是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元代回鹘文文书。前文考证了No.193+No.194文书A面中的“qїngsai”一词，认为就是“行在”，即杭州。杭州与敦煌虽然距离遥远，但杭州产的缎子却出现在了敦煌，两地之间存在着商业交往。受此启发并展望未来，作者提出了“回鹘圈”的概念，以说明回鹘商人在西州、河西、杭州、大都之间形成了商业与文化交流圈。后文对提肯（Ş. Tekin）未作译解的P.4521第三部分（即P. o.16 bis）回鹘佛教徒的书信进行了转写、翻译与注释，通过对信中所见的安藏博士的考证，认为他就是元代著名回鹘佛教翻译家，并判定书信的年代在1302年以后。作者还论及蒙元时代的敦煌石窟，指出许多西州回鹘人向东迁居到了河西走廊，河西或西州的回鹘人将这封信寄到了莫高窟，目的是为了监督佛经的交换和一些商业事务的管理。

第四部分是《摩尼教、佛教史篇》，收录6篇论文，研究回鹘摩尼教、佛教及其转变，其中首篇探讨漠北回鹘汗国，其他5篇则都集中于西州回鹘王国。森安氏最早进入的学术领域是漠北回鹘汗国的摩尼教，1971年提交了本科毕业论文《关于漠北回鹘汗国的摩尼教》，逾13万字；1991年又发表《回鹘摩尼教史的研究》，[1]〔日〕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第31、32合并号，大阪大学文学部1991年版。翌年凭借此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可以说，回鹘摩尼教问题是作者倾注心力最多的学术领域，而且他还进一步研究了西州回鹘王国从摩尼教向佛教的信仰转变。其研究使用的材料尽管包罗万象，较为多元，但最核心的是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书与石窟壁画，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既是一位回鹘文专家，又是一名吐鲁番学者。

《漠北回鹘汗国摩尼教史的新展开》一文避开学界关注较多的汉文史籍与九姓回鹘可汗碑的汉文部分，而是使用了吐鲁番出土的4件回鹘文、2件中古波斯文文书，以及阿拉伯文、波斯文伊斯兰史料和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粟特文、回鹘文部分。依靠这些多元性的新资料，再次检讨了牟羽可汗改宗摩尼教的时代问题，指出摩尼教并不仅仅是在8世纪60年代初从中原传来的，而在8世纪中叶就已经跟西域的摩尼教僧侣有了接触，并邀请他们来到漠北传教。作者根据德藏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书U1的记载，重新讨论了仆固汗传说中亲至高昌的回鹘可汗，并提出了一种新观点，认为蒙元时代塑造的仆固汗形象可能是把牟羽可汗与怀信可汗同时融入其中了，因为他们都对漠北回鹘汗国信奉摩尼教做出了贡献。

《西州回鹘王国时代摩尼教的兴盛——摩尼教寺院经营的实态》、《西州回鹘王国中摩尼教的衰退与佛教的抬头》二文考察了西州回鹘王国摩尼教的兴盛、衰落及佛教的抬头。前文实际上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第2、3章及他在法国讲演第3部分的基础上进行大幅修改而成的[1]Moriyasu Takao, “Four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in May 2003. History of Manichaeism among the Uighurs from 8th to the 11th Centuries in Centural Asia”, 〔日〕森安孝夫主编《シルクロードと世界史》，大阪大学21世纪COEプログラム“インターフェイスの人文学”报告书，2003年，第23—111页。，专门考释了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摩尼教寺院经营令规文书》，文书现存125行，内容丰富，作者对之进行最新的转写、翻译，判定其年代为10世纪中叶，考证了文书中的“iš ayγučї”、“xroxan”二词，认为前者可译作“干事”，负责管理摩尼教寺院经济事务；后者即敦煌文书P.3884《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的“呼口卢唤”，是摩尼教寺院中的传道师。该文还探讨了摩尼教寺院的规模与经营基础，认为主要是由国家供养的。通过以上诸方面的考察，揭示出西州回鹘王国中摩尼教势力发展至鼎盛的状况。后文是他在法国讲演的第1、4部分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他提出的佛教、摩尼教二重窟在博士论文第1章中也有涉及，但探讨的是不同的洞窟。作者首先举出了柏孜克里克石窟中与佛教、摩尼教二重窟及寺院有关的7种史料，包括吐鲁番文书、汉文史籍、突厥语阿拉伯语辞典、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等，提出在西州回鹘王国存在着一个摩尼教与佛教共存的过渡时代，摩尼教大约在11世纪前期逐渐为佛教所取代。通过对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摩尼教文书TIID171（MIK III 198）中两位人物的比定，将其年代考订为11世纪前期，地点在西部天山北麓。论文从多个方面论证了喀喇汗王朝内部存在着摩尼教徒集团，以及他们与西州回鹘王国的摩尼教徒之间的联系。最后驳斥了西方学界关于回鹘佛教受到粟特人影响的观点，提出是受到了吐火罗人与汉人的影响，关于此点在下一篇论文中有详细的论说。总之，从10世纪后期到11世纪前期，摩尼教在西州回鹘王国中逐渐衰退，最终为佛教所取代。

最后3篇论文都是关于回鹘佛教的。《突厥佛教的源流与古突厥语佛典的出现》一文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突厥佛教主要源自于吐火罗佛教，现存在突厥语佛典是从吐火罗语翻译来的，而非粟特语，从而批判了劳特（J. P. Laut）的“粟特假说”。论文进一步考察了突厥从摩尼教到佛教的信仰演变，以及从吐火罗佛教到突厥佛教的演变。

《西州回鹘佛教的编年——柏孜克里克石窟格伦威德尔编第8窟（新编第18窟）的壁画年代再考》、《作为西回鹘王国史的根本史料的木杵文书》二文对西州回鹘王国的石窟壁画与木杵文书进行了考察。前文首先旗帜鲜明地亮出了作者关于西州回鹘王国摩尼教与佛教的观点，然后对柏孜克里克新编第18窟中具有回鹘风格的佛教壁画及相关问题进行考证。他指出，该窟佛陀前方跪着的供养人有三宝奴及其父母，均为回鹘人，掌管着西州回鹘王国的佛教界，地位甚高，但三宝奴是用汉语取的法号，这是回鹘佛教受到了汉语乃至吐火罗语的影响。该窟是12世纪西州回鹘可汗赐给三宝奴家族的，当时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窟中题记出现三宝奴父子俩所担任的“tutung”（都统）与“šazїn ayγucї”（沙律爱护持）之称号，均指西州回鹘王国佛教界的最高领袖，分别行用于10世纪和11世纪。在西州回鹘王国的佛教界，除汉僧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吐火罗高僧，他们将佛经从梵文译为吐火罗文，再译为回鹘文。北庭有著名的汉僧与吐火罗僧人，在西州回鹘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论文最后回到了柏孜克里克石窟佛教壁画年代的讨论，在批判拉赛尔——史密斯（L.Russell-Smith）观点的同时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论点。与前文考察石窟壁画不同，后文则是探讨木杵文书。早在1974年森安氏就读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时，即在《史学杂志》第83编第4号上发表了《作为回鹘佛教史料的木杵文书》一文；2001年又用英文发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佛教木杵题记》。本文在这两篇论文的基础上，首先介绍了三件木杵文书，并考订第一、三件木杵回鹘文文书的年代为1008、1019年，以及做了转写、翻译，对第二木杵汉文文书做了再次的详细解读。他还考察了这些木杵文书的使用目的，通过摩尼教生命树的讨论否定了礼拜佛像的支柱的说法，而认为是起到了封住地下恶魔的目的。论文最后提到1965年安乐城出土的第四件木杵文书，以及性质类似的吐峪沟出土的《西州回鹘造佛塔记》文书，并且讨论了后者所记西州回鹘王国的统辖区域。

森安孝夫教授的这些论文无论从质还是量上说，都很厚重，而且大多涉及回鹘文、藏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对我这个门外汉来说阅读起来都很困难，更何况还要进行介绍评论。在硬着头皮通读几遍以后，我感到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论视角宏观开阔。该书的研究内容包括回鹘、吐蕃史及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地域范围较为辽阔，作者还努力尝试运用“中央欧亚”理论，尽管该理论在其初入学术阶段并未被明确地提出来，但在研究实践中却一以贯之地执行，比如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学术论文，就已经将研究触角伸展到中亚、北亚、东亚各地，有些地方相当辽远。森安氏早期所撰的论文中，较多地运用“中亚”、“内亚”等概念，但后来随着学术思路的成熟，逐渐运用“中央欧亚”一词，这典型地体现在1996年发表的《从中央欧亚看世界史》一文中。[1]载《あうろーら》第4号，大阪21世紀の関西を考える会1996年版，第26—38页。不过，该书的视野仍然局限在丝绸之路东部，尤其是帕米尔以东地区，而对西迁三支回鹘中的西奔葛逻禄一支则未做讨论。作者研究问题的具体视角则有很多的实际的启益，像从吐蕃看中亚或从回鹘看安史之乱，都从另一个视角给人以启发。《从回鹘看安史之乱》中云：“对于安史之乱，过去几乎都是从中国史的角度进行负面的评价，而我却从欧亚史的角度给予积极的正面评价”（第3页）；“这种情况，以前只是从汉文史料进行论述，而我在1999年作为文部省海外研究员到柏林访学，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发现了回鹘人自己用回鹘文书写的关于安史之乱的史料”（第7页）。对于习惯于从中原视角去看待周边民族的中国学者来说，这样的视角无疑具有启发性，且不论观点准确与否，但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可以帮助我们拓展研究视角，对安史之乱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

第二，微观考证绵密细致。虽然该书运用的中央欧亚理论颇为宏观，但所收的每一篇论文却都是构筑在十分细碎的史料上，特别是出土文书本身相当碎片化，以及日本学者固有的精细考辨的学术特性。少数民族自身没有系统的文献记载，而汉文史书只是一种他者的记录，因此用本民族文字记录的碎片资料，尽管吉光片羽，却是非常珍贵。书中有些论文只是考释了单篇文书，如第1、2、7、12、13、15篇论文，这些文书大多是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书，也有个别敦煌出土的藏文、汉文文书。有些文书如P.t.1283、K7709篇幅极长，内容丰富，学术价值自然不言而喻；有些文书则篇幅较短，但也自有其价值在，才能由此导出对重要学术问题的探讨，如Mainz 345是回鹘人记述安史之乱的难得资料。而其他论文则综合运用了大量文书、史籍、碑铭、壁画、地图等诸种资料，但也无一不是在对细碎史料的微观考证上下足了功夫，从而得出作者自己的创新结论。

第三，史料运用颇为多元，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与石窟壁画、漠北回鹘碑文、汉文史籍、阿拉伯波斯史料、日本藏资料等，但最核心的是出土文书，尤其是用回鹘文、藏文文书。研究回鹘、吐蕃的历史，当然是以本地区、本民族的史料最为重要，但因这些民族自身记录的传世文献极少，所以出土文书、石窟壁画、碑文等考古材料就成为首选资料，具有第一手性质，也最为准确。在立足于核心史料的基础上，作者当然也不忽视传世的汉文史籍与穆斯林史料，以及流传到日本的文献及地图，作为研究论证的重要补充。例如，《吐蕃对中亚的经营》一文对汉文史籍的运用极多，这显然是因为它记录得较为系统完整，而敦煌藏文文书及其他考古资料则相对较少；《增补：回鹘与吐蕃的北庭争夺战及其后的西域情势》、《关于回鹘的西迁》使用了阿拉伯、波斯史料；《唐代的胡与佛教的世界地理》一文利用了日本收藏的《梵语杂名》与蕃汉对照东亚地图，特别是后者形象直观，是极为有力的证据。

第四，作者一方面贯彻原文主义，对旧作原文基本上不做改动；另一方面时刻追踪学术前沿，用页下脚注与文末“〔书后〕”形式进行补订或说明。“原文主义”是为了体现学术史原貌，“〔书后〕”可以说是此书的最大特色，作者通过这样的形式修订旧作，对于大量出版论文集的今日中国，或许是一种可供借鉴之道。“〔书后〕”除了对该文的写作缘起进行介绍外，更主要的是吸收、介绍学界新成果，对自己的观点或补充申说，或批判改正。这一点在前三个部分体现尤多，每篇论文后面皆有之，而第四部分第14、15、16、19篇文后则无。《藏文史料中出现的北方民族——DRU-GU与HOR》文后有六篇“〔书后〕”，其中“〔书后3〕”提到了凉州（武威）的hor国，比起正文中说该国位于河西、吐鲁番、北庭一带，并推测可能是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其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位置更加精确。《回鹘与敦煌》文后有五篇“〔书后〕”，其中“〔书后1〕”介绍了此文发表后荣新江及笔者与赤木崇敏等关于归义军史研究的新成果，“〔书后4〕”补充了与此文有关的敦煌藏文、于阗文文书及其相关论著。至于页下脚注，也提供了不少补充信息，不过有些还欠全面，如第303页注5说P.3451文书为《张淮深变文》没有异议，但伏俊琏、王伟琴近年撰文认为是《张议潮变文》[1]伏俊琏、王伟琴：《敦煌本〈张淮深变文〉为〈张议潮变文〉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125—129页。；注6关于西桐/西同的地理考证，补充了近年陆离、旗手瞳的论文，但李正宇、李并成早在近20年前就已得出了位于苏干湖的同样结论[2]李正宇：《西同考——附论六龙地望》，《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第110—120页；李并成：《“西桐”地望考——附论明安定卫城》，《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第45—50页。。

第六，重视与国际学界的交流。尽管收入该书的论文都是日文版的，但第7、8、11、13、18篇还出过英文版，第15、16篇是在英文讲义上做的大幅修改，第19篇的相关内容最初也用英文发表过论文，第2、4篇则用法文撰文介绍过观点，而且从该书后附带“文献目录”可知，作者的68种论著中除上述9篇外，还有8篇是用法、英、德文写作的。这表明，森安氏就其研究的学术领域，积极地向西方学界介绍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也迅速地吸收、参考和批判西方学者的成果，这在各篇论文及其“〔书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而对于西方学者不参考他的日文论文，也作了毫不客气地批评（如第126、223、559页）。在与中国学界交流方面，虽然森安氏不会讲汉语口语，也不参加中国举办的学术会议，但仍密切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动向，对相关成果加以吸收或批判。他的论文被全文或部分译成汉文，如收入该书的第2、3、6、7、8、13、17篇，第2、4篇的主要观点用法文发表后也被汉译，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引发了关于沙州回鹘的性质的争论。

该书篇幅甚巨，校对精良，但仍小有疏失，如：第72页倒数第5行的“奴刺”应为“奴剌”；[1]第52页在译文中正确地写成“奴剌”。第235页第14行“微求无厌”、第237页第9行的“微求无度”，“微”字当作“徵”；第271页第12—13行的“譚麒驤（主編）『中國歴史地図集5隋·唐·五代十国期』（上海，地図出版社，1982，pp.75-77）”，错漏较多，应写作“譚其驤（主編）『中国歴史地図集5隋·唐·五代十国時期』（北京，中国地図出版社，1982，pp.75-77）”；第331页引《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妻封陇西郡妇人”，“妇”字当为“夫”。

总之，森安孝夫教授的《东西回鹘与中央欧亚》是一部中古民族史研究的力作，它主要运用本民族的史料，兼及其他各种周边资料，特别是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书，对回鹘、吐蕃及粟特、吐火罗等民族的历史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可以说这是到目前为止研究回鹘史及内陆亚洲史最深入的成果，此书既是森安教授一生学术的重要结晶，也代表了国际上该学术领域的最高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