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自立



新趋势下我国文化产业的战略选择

◎郑自立

（本文作者：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导致国际经济环境与世界文化产业发展格局变化，也给我国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和新的机遇。从增强文化产业的创新力和科技含量、发展数字文化产业、进一步开放文化市场、加强与金砖国家的文化产业合作、维护文化产业安全等方面提出了我国在文化产业发展上应作出的战略选择与对策建议。

经济全球化；文化产业；发展路径；战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正深刻地改变着国际经济与文化发展环境。在这一背景下，世界文化产业发展格局的变化，给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如何抉择成为亟待回答的重要课题。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挑战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分离主义、孤立主义、极端主义等思潮抬头并迅速向全球扩展与渗透，等等。这些因素给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三个方面严峻的挑战：

一是文化安全挑战。近几年，为了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强了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妄图我们“易旗变色”。如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曾公开宣称：“中国在财力和实力上的重新崛起促使美国反思，并重新发掘美国善良的天性，用合作代替单边主义，恢复追求卓越的美德、再度确认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如果能做到这些，美国会好过得多，世界也会好过得多。”[1]法国战略学者艾蒂安纳在其《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理解明天之世界》书中，专门提出要对中国发动一场思想战争，认为只有通过思想战争才能打败中国发展模式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威胁。后金融危机以来，在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战略加强背景下，“文化渗透”浪潮呈现新特点：主要依托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传播；以青年为主体；与本地政治议题相结合；彼此之间呈“文明的冲突”状态。[2]这给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较大危害，出现香港“占领中环”事件、“帝吧出征”事件等。

二是文化“走出去”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奉行贸易保护主义，采取“双重标准”。美国对外国进口的文化商品课以重税，使得外国文化产品要进入美国市场，只能采取直接投资的方法，美国新近修改的贸易保护政策对文化产品进口施加限制，造成文化市场更加封闭。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直接或间接限制播放外国电视节目，[3]这无疑增加了我国文化产品进入世界主流文化市场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遭遇市场、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各种各样的壁垒。[4]

三是文化数字化挑战。由“互联网+文化”而催生的数字文化经济成为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决定着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未来竞争力。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数字文化产业已走向成熟阶段，拥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而我国数字文化经济处于初创阶段，发展数字文化经济为国家战略是在2016年年底，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颁布为标志。我国数字文化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比如网络立法不完善，版权制度建设滞后，数字人才空缺较大，数字消费安全保障不足等。

（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在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下，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发展的话语权显著增加，世界文化产业格局走向多极化，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诸多新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创新驱动发展机遇。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突出特征是，技术创新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文化与科技融合程度越来越高。当前有两大明显变化：一方面由发达国家全面主导文化科技创新的局面正在改变，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文化科技创新领域已暂露头角；另一方面，文化科技创新呈现出全球化协作特征，即诸多重大文化科技创新常由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完成。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将受到世界文化强国的更多关注而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全球文化科技创新链的分工合作中去，这有助于增强我国的文化科技创新能力，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文化科技上的差距。

二是市场开放红利机遇。近年来，中国在建立健全文化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大力推进文化市场对外开放。比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2015年1月在河南洛阳召开的全国文化市场管理工作会议强调，“调整完善行业政策，扩大文化市场对外开放”。2017年4月，国务院批复成立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了“1+3+7”的对外开放“雁形阵”，在自贸区内，文化对外开放是重要内容，由此，也形成了由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的文化对外开放新框架。中国文化市场的对外开放为全球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新动能”，促使许多跨国公司给予中国文化市场更多关注，越来越多的文化研发与产品生产环节被部署到中国地区，这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大量的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

三是南南合作发展机遇。相比南北合作，南南合作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立足点，合作内容贴近市场需求，合作目标强调互利共赢，不附加任何政治条款，更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新世纪以来，文化产业在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兴盛，文化产业合作逐渐成为南南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西方文化市场趋于保守与封闭，而与之相反，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市场尤其是金砖国家的文化市场近年来趋于成熟且大为开放，这就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市场发展机遇。

二、新趋势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的战略选择

习近平同志指出，“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 “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5]面对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给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们应审时度势，积极作为，适时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做出必要的战略调整。

（一）增强文化产业的创新力和科技含量

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着力增强文化产业的创新力和科技含量。一是要进一步理顺和完善文化产业“官产学研”联合研发体制，培育和提升我国文化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力；二是要大力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挖掘传统文化内涵，打造更多的原创文化品牌，实现文化内涵和品牌产品的有机融合；三是要实施“互联网+”战略，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加强对文化科技融合关键技术、高端技术的重点攻关，在全国建立一系列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示范区，培育一批特色鲜明、创新能力强的高端文化科技企业；四是要加强国外先进文化科学技术的的引进工作，加大对技术改造、成果转化、高新技术设备进口等方面的扶持力度。

（二）发展数字文化产业

相比发达国家，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较为滞后，在当前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面对这一境遇，我国政府在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上频频发力。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创意产业”。2016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将数字创意产业列为“十三五”时期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十三五”时期，推进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要加快建立协调工作机制，加强文化部与科技、财政、发改、工信等部委的沟通协作，将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自贸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统筹规划；二是引导民众数字文化消费需求，优化数字文化产业融资环境，鼓励和推动外来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我国数字文化领域投资；三是重点发展影视、出版、设计、广告、会展等领域的数字生产性和消费性文化服务，推动数字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新型城镇化、精准扶贫工作等有机结合。

（三）进一步开放文化市场

我国文化产业近二十年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开放发展，对外开放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进一步扩大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积极吸纳包括文化内容、文化技术、文化管理等在内的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经验与成果。一是要提升层次。我国文化市场的开放局限于“器”“物”的层面，比较重视引进外国文化产品、文化技术、文化资本，但在更高更深层面的文化管理领域、文化政策领域对外开放程度仍然很低，目前国内很少聘请外国专家担任国有文化企业管理高层，而在文化政策制定上听取外国文化精英意见就更少。二是要扩大范围。要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扩大国内文化市场开放程度，制定和完善文化市场开放的“负面清单”，降低外资外企准入门槛。三是要加强文化立法，完善我国文化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对外企在我国开展文化经营活动的监管。

（四）加强与金砖国家的文化产业合作

近年来，金砖国家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潜力巨大。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2000—2013年，南非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4%，而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分别为3.8%、5.0%和7.9%。据普华永道测算，近年来，金砖国家的娱乐和传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14年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的娱乐和传媒业营业额分别达到555亿美元、330亿美元、323亿美元和144亿美元。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近年来金砖各国居民的文化娱乐开支逐步成为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重要的支出项目。[6]在当前西方国家奉行文化霸权主义且文化市场普遍萎缩的形势下，加强与金砖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合作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未来，我国应与各金砖国家加大文化企业交流合作，积极开展文化贸易，共同提升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

（五）切实维护文化产业安全

全球化浪潮下，“西方国家凭借实力将对外文化战略作为其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来自于自身文化整体性的维护和强化，也是出自于自身利益的争取和扩张的需要。”[7]向发展中国家和竞争对手，输送社会文化理念，使其在心理层次上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拥有更广的认同感。当前，维护我国文化产业安全，一是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指导思想地位，高扬社会主义文化旗帜，积极宣传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励和支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精品创作与国内外发行。二是要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适应全球化发展新形势的文化管理体制，优化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平衡政府和市场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调整文化产业结构，推进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健全文化立法和执法体系，规范文化市场尤其是网络电子文化市场。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维权行动。三是要推动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立。鼓励和支持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推动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多极化。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话语体系，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秩序规则的制定，提升我国在国际文化发展中的话语权。提高公民的文化安全意识和文化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文化保护政策，完善我国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政策，鼓励和支持民族文化产业发展。

[1]〔美〕德里克·乔特列、林德·伯格：《美国外交政策的道义核心》，《政策评论（双月刊）》，2007—12—01。

[2]洪恺：《中国当代青年群体中的新右翼思潮》，《文化纵横》，2016年第3期。

[3]李振华：《探析国际贸易中的文化保护主义》，《商业经济》，2015年第12期。

[4]来有为、张晓路：《全球化条件下引导和支持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4期。

[5]陈振凯：《习近平谈经济全球化》，《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月15日。

[6]刘冰：《金砖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比较研究》，《调研世界》，2016年第1期。

[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际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88页。

责任编辑：江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