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

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企业想要实现更大利益化的发展，就应培育独立自主的市场经营主体。

一百年前，熊·彼特提出“创新”这个词，当时他谈的创新是工业化初期的创新，对于当下，好多定义都不符合。比如，创新的定义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但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创新的前提是信息的重组，有了信息的重组你就知道创新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才有创新。

所以，我们的观念需要转变，供给侧改革一样需要观念上的转变。供给侧改革与结构调整有关系，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中，要认识到供给与需求是并重、互动的关系，企业想要实现更大利益化的发展，就应培育独立自主的市场经营主体。

供给和需求的互动关系

在经济学中，供给和需求从来都是并重的，两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而当下主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需求方面一般容易做好，而供给方面比较难。因为从供给方面来说，你要使得各方面都能够协调得好，必须把方向先搞清楚。

供给方面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与需求不一样，需求是个短期的调节，它主要是为防止需求过热、需求不足这样一些问题。供给则不是这样，供给最要紧的任务，是要形成一个自主经营、独立经营的产业主体，就是企业。

如果企业不能够做到这样，整个经济就不能完成它的结构调整。但要让企业能够实现自主经营、独立经营，不仅需要一个环境，还需要企业自身产权清晰，能够自主经营。无论对什么样的企业，它都是一个中期的任务。所以，一般就把供给方面的改革当作中期的任务。

但不把二者连在一起考虑，简单地去刺激需求，可以实现目标。同样，简单的刺激供给，也可以实现目标。但是这样对经济没有太大的益处，问题还是会不断发生，所以结构调整作为一个中期的任务应该得到重视。

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供给侧方面结构调整的主要含义是什么？首先，培育独立的自主经营企业，就要有市场的主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主体，供给侧的改革就很难推进。即使推进，也可能中途变化。但这点很重要，我们当前应该看到的问题，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含义首先在培育适应市场的主体。

其次，才是政府调节的作用。政府调节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一方面，政府有规划和引领作用，还可能有微调，这些都是在供给侧改革中需要的；另一方面，在市场还没有发育，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经营者还没有成长的时候，政府在一段时期内有代替市场主体的作用。但这个只是短期的，这种替代也需要政府及时退出，否则对经济有害。

所以，这时需要明确的就是，供给侧方面的结构性改革究竟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

我认为，首要目标就是让企业有独立经营的地位，然后慢慢培育。这里是要培育和发展自主经营、独立经营的企业，这个也是不简单的。“老字号”为什么逐渐在走下坡路，是因为它以“老字号”固步自封。这当中有的“老字号”被淘汰，但有的却在持续改变。比如同仁堂，已经改成股份制企业；全聚德烤鸭也在不断适应，还开通了外卖。这种改变也一样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另一方面，就是一定会涉及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供给侧改革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新增了一批新的就业机会。就以中国现在来说，“双十一”如此大的销售量，就新增了许多快递员。所以，从就业问题的发展来看，经济中需要这种新的机遇，从而产生新的就业机会。

过时的“企业家”

新的机会需要不断创新，但现在谈到创新又涉及熊·彼特的一个定义“企业家是创新者”。当时因为企业家把许多发明成果直接用到经济中，所以这个观点在工业化初期是对的。工业化初期谈到创新的时候都清楚，发明家的发明是在实验室，要在经济中运用得靠企业家。

现在是这个情况吗？现在的创新不一定是发明家做实验得来的，而是从一个个创意中产生。无数年轻人活跃在咖啡馆、会所、俱乐部，通过头脑风暴寻找创意。有了创意才有创新，有了创新才有创业，创意当然是最重要的。

无数创意是如何出来的？不一定全都埋头在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是大量的年轻人，他们在各种想法中发明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这就行了，市场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

所以，结构性调整一定要认识到市场是可以创造的，不限于现在仅有的这些产品功能，谁能发现新功能就是一种创意，有创意就行。

当初，熊·彼特的创新概念是：一个企业家必须要投资，要善于融资，找银行跑关系，找政府求低率信贷等，这的确是熊·彼特一百年前工业化初期的现实。但今天不是这样了，今天首先是要有创意，有创意以后通过“互联网+”，资金自然就找过来了。现在是有资金就怕没有好项目，只要有好项目资金自然就到了，不像过去那样非要有银行的贷款筹资才行。

今天的年轻人，与一百年前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一百年前工业化刚开始的时候，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知道怎样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唯一的途径就是趁着年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现代的年轻人不一样，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知道社会在关心什么问题，也在想办法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其中还有一部分人是靠自己的创意和想法维生的。

但我们就能凭借当下来认定未来吗？谁能想到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人们还会用货币、钞票吗？可能那时人人都用手机支付，而不再用纸币，纸币也就没用了。同样，人们的就业会像现在一样吗？只要有一台电脑，在家里上班，完全可以生活。到那个时候人们的消费方式会跟现在一样吗？也说不清楚。

当人们的就业方式发生改变时，还有企业家吗？当下，企业家这个名词已经过时。真正的企业家，出现在熊·彼特那个时代。因为那时工业化才刚开始，企业家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而现在的企业家不一定是创新者，大部分是既得利益者，要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

大量正在涌现出来的年轻人，他们现在不是企业家，但将来可能是比企业家更有影响的人，可能会是一个新领域的发现者、领路人。结构性改革能够起作用，一定要依赖大量年轻人，他们在试图寻找新路子、寻找产品的新功能。

观念的转变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谈结构性改革，很多重要的观念是不是转过来了？不一定。我们可以讲创新，但创新的观念转变没有？你天天谈创新，你也从事了创新，但是你创新的观念可能还是旧的。

次优选择下的消费

我们还要考虑的是需求方面可以做什么？需求与供给的效果一样，只是作用在不同方面。但现在的消费也在变，如果看不到消费的变化也就无法判断需求的方向。

以前消费是遵守古典经济学的最优原则，消费时能够以最小的价格买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成功。但现在变了，因为从西蒙提出“有限的理性”开始，理性是有限的。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基础上，人人都是理性的，所以他有最低的成本、最大的满足、最大的收益。但现在信息那么多，人们能够做到最优吗？

一位北京的女同志去买一件披肩，你要想买最优的，那你得把全北京大商场披肩的信息都搜集起来并进行对比，需要一家一家看，记录下来哪个是最好的。等你做出选择时，你的成本已经变多了，等你再去买有可能已经被卖出了，所以这不是最优的。

人们习惯的是次优选择，次优就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你到商店里去买针，跟售货员说我买针。售货员拿出来一盒针，“你挑吧”“我要一个最尖的”“你自己挑啊”……你要挑，得拿放大镜去选，你有那么多时间吗？你愿意耗费这么多精力吗？就算你把这盒针挑完了，哪个是最优的呢，结果一般都是次优选择。

这也是身边为什么往往会出现“凑合”这种现象。人们见到女同志买时装回来以后，说怎么样？没有一个说我是最满意的，大都是凑合，也就是次优选择。所以消费几十年都在发生变化，并不是我们所遇到的最优选择，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对需求做出判断。

2016年的“双十一”比2015年的销售量大，你敢保证2017年一定能超过2016年吗？也许会。但再过若干年是不是又会有新的形式出来呢？不一定。所以，种种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消费值得重视，但消费已经跟过去传统消费不一样了，理性人的消费不存在了，因为没有最优了。人们存在什么样的消费呢？就是次优选择下的消费，就是现实生活中人的消费。

当前，我们最需要发扬的还是创新精神。不管熊·彼特的观点在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但是熊·彼特提出创新，一直在为创新论述，这点是可贵的。熊·彼特时代发明了“创新”这个词，到现在全世界依旧认为，虽然20世纪过去了，但留下的最精彩的经济学术语就是创新，所以不能忘记创新的精神。我们现在对于创新需要加大保护力度，使得供给侧改革在创新之下能够取得持续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