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绍辉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03)

“空巢青年”群体的多维解读

■ 何绍辉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03)

“空巢青年”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总体上说，“空巢青年”群体教育文化程度较高，独立自主观念和自尊自信意识较强。当下中国“空巢青年”群体的大规模形成，是频繁的社会流动、变革的婚育观念、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独生子女政策综合影响和交互作用的产物。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空巢青年”，既要有宽广的历史视野，也要有整体的社会视角，应从“空巢青年”的本质属性、基本特征、形成来源等方面进行整体性分析、解读和理解。

空巢青年 社会变革 形成机制 单身社会

最近，有关“空巢青年”的话题在网络与社会上引发热议。提起“空巢青年”，大多人容易联想到“空巢老人”。出于思维惯性和理解惰性，“空巢青年”虽备受关注但深度解读和分析却不多。既有的一些调查和分析，主要是由媒体舆论界在推动和关注*如2016年8月29日《解放日报》刊发的《当“空巢青年”成为一种心态》，2016年9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的《“空巢青年”是个伪命题》，2016年9月7日《工人日报》刊发的《不必放大“空巢青年”的伤与痛》，等等。。除了《孤独、无奈与彷徨：“空巢青年”与“独居青年”的社会学分析》[1]等文章，专门将“空巢青年”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少之又少。“空巢青年”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值不值得关注？是不是一个伪命题？诸如此类的追问，是我们分析和研究“空巢青年”问题、解读和理解“空巢青年”群体所绕不开和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拟从如何看待、分析和理解“空巢青年”出发，就“空巢青年”的本质属性、形成机制等问题展开初步研究，以期引起学术界对“空巢青年”群体的应有关注，进而为“空巢青年”群体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与舆论氛围。

一、“空巢青年”群体的本质属性与基本特征

一些人认为，“空巢青年”尽管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客观存在，但它作为一个概念却并不一定成立，更不必说有什么创新创造了。也有观点认为，“空巢青年”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不过是“蚁族”“北漂”等词语的简单替代，没有必要对“空巢青年”给予过多关注。且不论这些看法和认识是否正确或得当，我们认为，在认知“空巢青年”这一群体上，要真正得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结论，首先应当了解和走近“空巢青年”，对“空巢青年”的本质属性及其基本特征等基础性问题有所了解和分析。

一般而言，所谓“空巢青年”，是指年龄在20-35岁之间，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大城市拥有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远离亲人、独自居住的年轻人。从现有描述及已有调查来看，“空巢青年”至少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受文化教育程度较高。远走他乡、远离父母和亲人、独自到大城市闯荡，这是“空巢青年”之所以形成的重要因素和客观条件。整体而言，绝大部分“空巢青年”拥有本科以上学历，有的还是硕士、博士或海外留学归国人员。这些年轻人毕业后，一般都在20岁以上、35岁以下。由于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较高，他们往往都掌握了一门专业技术。无论是从农村考学出来的“凤凰男”“孔雀女”，还是小城市或县城往外闯的“好学者”，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生活理想和现实追求，不辜负自己的所学所好，往往希望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打拼。按他们的话说：“不管怎么样，先试试再说”。总之，高文化、高技能、高学历是“空巢青年”群体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是独立自主观念较强。不难发现，“空巢青年”群体的主体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且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娇生惯养，但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熏陶的他们，大多已成长为有主见、有想法和有理想追求的人，对各种社会现象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独到的观点，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或流行的观点往往都能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可以说，80后、90后群体中那些在城市奋斗而形成的“空巢青年”，又是这一特定群体中独立自主意识较强的人。相反，那些“啃老”“恋家”而留守家乡的相对而言往往则是独立自主意识较弱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立自主意识强明显成为“空巢青年”群体的又一重要特征。

三是自尊自信意识较强。愿意到城市单打独斗、不懈奋斗的年轻人，往往都是为了获得家人或社会的认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生活追求，为了独创一片天地。他们不远千里，远离自己的父母和亲人，来到陌生的大城市，核心支撑力量就是自尊自信的观念和意识。大多数“空巢青年”认为，自己能够在大城市生存下去，并且“过得不会太差”。“只要肯努力，总能闯出自己的天地”。不难发现，如果没有自尊自信意识的支撑，“空巢青年”就难以大规模形成，“空巢青年”群体也就不太可能存在。因此，从整体上来看，自尊自信意识较强是“空巢青年”群体的重要特征。

二、“空巢青年”形成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

“空巢青年”群体的形成和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空巢青年”的形成，从内在动力来看，既有主动的因素，也有被动的成分。从主动因素而言，有的年轻人喜欢独居的生活方式，“简单、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为了拼搏愿意选择单身；还有的是受到单身社会时尚的影响，“独居没什么不好”；也有的是因为混得不好、不敢回家，也不敢让父母来探望[2]。从被动成分而言，“空巢青年”的形成是因为现代都市社会生活的种种压力，尤其是“成家立业的门槛越来越高”，高房价、高物价下不得已而为之。总的来看，不管是主动因素，还是被动成分，“空巢青年”群体的形成与以下社会机制或社会因素相关。

首先是频繁的社会流动。人们在社会关系中从一种社会环境向另一种社会环境、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的流动，常常被称为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有正向社会流动与负向社会流动之分。作为社会结构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正向社会流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一般而言，战争和社会动荡年代，负向社会流动较多，其与正常社会不具可比性。于常态社会而言，社会流动性越强，人口流动规模越大，社会发展速度相对也就越快，社会进步也就越显著。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城乡分割管理制度的影响，我国社会流动规模较小，社会流动性不强。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社会自由流动的重启，大量“洗脚上岸”的农民涌向城市，城乡之间的自由迁徙成为常态。同时，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大规模推进，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等城市分层愈发普遍和明显，不仅城乡间人口流动越来越多，而且城市间的人群流动也更加多发和普遍。《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5年末，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占总人口的18%，相当于每 6个人中有 1 个是流动人口。未来一二十年，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进程，2020年我国仍有2亿以上的流动人口。”[3]可以说，频繁的社会流动，是分析和理解当下社会的关键词，也是生成独特社会现象的重要机制。

无疑，青年作为最有活力的群体，是频繁社会流动的引领者。正是因为大规模流动，一些尚未结婚的青年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空巢青年”。因此可以说，“空巢青年”的形成既是社会流动的原因，也是社会流动的结果。因为“空巢青年”的流动，使整个社会流动性加剧，社会进步和发展才得以实现。同时，也正是因为社会流动的客观存在，因为社会流动机制的现实作用，为“空巢青年”的形成提供了厚实土壤和社会基础。

其次是变革的婚育观念。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生育观念的转变日渐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过去“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传宗接代”“早生孩子早享福”等观念不仅是中国农民的生活哲学，也是广大城市居民的生存智慧。与此相关，在传统社会中，早婚、早育甚至是指腹为婚现象常有。如今，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度实施，不仅少生优生、生男生女一个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等思想和观念深入人心，而且晚婚晚育也成为一种潮流而日渐普及。作为社会相对保守群体的农民，其生育观念和婚育观念也在发生悄然变化[4]。

毫无疑问，青年是晚婚晚育的践行者。接受了现代教育熏陶的广大青年，不再把结婚当成父母之命，而是更多地有了自己的想法。“等有了事业再成家”“趁着年轻出去闯闯”成为诸多青年的不二选择。正是因为婚育观念的转变，流动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有的因为接触人群所限，有的因为基础条件所限，在婚育上普遍接受并认可了“晚婚晚育”。晚婚晚育观念的日渐深入人心，使得家庭形成的时间被延缓，无形之中使得青年“空巢”者增多，“空巢青年”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日渐扩散开来。

再次是非传统的生活方式。熊彼特曾经认为，当人们不再接受社会环境为他们所做出的传统安排时，人们就会对生活中的一切进行理性化选择。家庭生活作为一种传统的社会生活制度安排，延续了一朝又一朝，传承了一代又一代。然而，随着人们对生活方式安排的“不满”渐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非家庭”式的生活方式，独居开始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自觉自愿选择。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克里南伯格通过对美国独居者的调查，写就了《单身社会》一书。该书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层次更丰富、内容更多元的“单身社会”。“超过50%的美国成年人正处于单身，其中3100万人独自一人生活，这意味着差不多每7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选择了独居。独居人口占到美国户籍总数的28%，这意味着独居仅次于无子女的夫妻家庭，已经成为了美国第二大户籍形式，远远超过了核心家庭、多代复合式家庭模式、室友同居以及老人之家等其他形式。”[5]单身居住并非是美国的特例，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也比较明显。受儒家传统熏陶的中国，随着社会自由度的提升，单身独居者也日渐多起来。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独居人数比例达到了14.6%。上海是我国独居比例最高的地区，每4户中就有1户。这只是户籍人口的统计，如果统计流动人口，很显然比例会更高。在流动人口中，年轻人是主体。由此可见，年轻人“空巢”比例不低，也就是说“空巢青年”绝对数目不小。单独居住这种生活方式的日渐普遍，青年空巢成为自然社会现象。

最后是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口政策过于宽松，导致我国总体人口井喷式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家开始改变人口观念，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严格执行，其直接后果是全国独生子女人口及独生子女家庭的出现与扩散。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全国独生子女政策严格执行的时期，因此，大多数80后、90后都是独生子女。

当今盛行的“空巢青年”则多半是80后、90后群体。尽管在对80后、90后独生子女的认知和理解上社会存在着一些偏见，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思想观念、价值认同和生活方式上的确存在差异，但是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的形象建构存在着明显的“妖魔化”倾向[6]，这影响了我们对于80后、90后的正确认知和理解。

三、解读“空巢青年”应有历史视域和整体视野

对于如何看待和认识“空巢青年”，各方说法不一。有乐观褒奖者，同样也有悲观贬斥者。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空巢青年”，“空巢青年”是不是当下社会特有的现象？这就涉及我们认识和分析“空巢青年”的视野问题。认识、解读和理解“空巢青年”，既需要放宽历史的界限，把“空巢青年”放在历史长河中来观测，而不仅仅是停留于当下某一特定时点，也需要具备整体的分析视角，从整个社会变迁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看，而不是把“空巢青年”作为孤立的社会现象来进行解读。

首先，历史地看，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哪个朝代、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有“空巢青年”。封建社会有，现代社会也有；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传统农业社会有，现代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也有。这就是说，“空巢青年”作为一个特定的现象和独特的社会群体，并不是当下社会所独有的，而是历史地、普遍地存在和发生着的。比如，过去因为考科举或进士，从南到北、从农村到城市的年轻人背井离乡，难道他们就没有“空巢”过，他们就不是“空巢青年”吗？还有，那些异地经商、为官，甚至闯关东、走西口的年轻人，他们就不是“空巢青年”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此，我们认为，“空巢青年”是历史地存在的，认识和理解“空巢青年”，绝不能停留于当下。

其次，从家庭生命周期来看，“空巢青年”也是常见的必然现象。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就是不能把婚姻、生育、死亡等现象当作独立的人口学现象孤立地看待，而是要把其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在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看来，家庭有形成、扩展、稳定、收缩、空巢与解体等阶段，尽管不是所有家庭都与这些阶段必然吻合。很显然，“空巢”作为家庭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是必经阶段。只是，这里的“空巢”往往指的是“空巢老人”。其实，“空巢”不是在家庭形成后才有，在家庭形成前同样也有。“空巢青年”就是家庭形成前的空巢阶段。那些没有独立组成家庭、又独自居住的年轻人，其实都是“空巢青年”。就当下社会而言，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进城务工人员，他们都要脱离过去所生存和成长的环境，来到陌生的他乡，有的因为年龄问题，有的由于条件所限，也有的因为时机未到，尚未组建完整的家庭，极易成为“空巢青年”。

最后，从现实社会因素来看，“空巢青年”之所以形成和备受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标签化、脸谱化了，是把社会问题青年化和青年问题社会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一提起“空巢青年”，我们很容易就与高房价、高物价等联系起来，以致于很容易就把“空巢青年”当作“问题青年”来看待，把“空巢青年”问题当作社会问题来对待。正是这样，才加大了我们对“空巢青年”认知和理解的难度，也使得“空巢青年”现象更加复杂化。“空巢青年”作为特定社会群体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社会基础。高房价、高物价等是“空巢青年”形成的特定社会基础，但绝不是“空巢青年”形成的首要条件。“空巢青年”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多种社会机制综合影响和作用的产物。

总之，当下中国社会的“空巢青年”问题，不单单是青年群体的问题，也不单单是当代的问题。认识和理解“空巢青年”，我们既要有历史的视野，还要有整体的社会视角。只有把“空巢青年”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社会变革的整体中去观察、分析和理解，才能对其做出正确的判断、认知和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空巢青年”与历史上的“空巢青年”在形成原因、基本特征与行为模式等方面有不同，但其内在本质并无多大差异。“空巢青年”问题并非是单纯的青年问题，“空巢青年”作为一个特定群体的形成和发展，与社会变迁、社会变革息息相关。

四、辩证理性地看待和理解“空巢青年”

“空巢青年”作为客观的存在，我们应当正确地看待和面对。看待“空巢青年”，既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或者认为是“杞人忧天”，进而忽视对“空巢青年”的关心、关注和理解，也不能被“空巢青年”的悲情叙事所左右进而失去理性。正确地对待和理解青年，客观上要我们辩证、全面地看待和理解“空巢青年”。

首先，要把握好“空巢青年”的本质属性。历史地看，“空巢青年”作为一个群体早就存在，但是作为一个特定指向的对象群体新近才被提及和关注。不同历史时期，因为各种个人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空巢青年”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在社会流动性强、社会变革较快的社会转型时期，“空巢青年”群体相对较为普遍，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问题也相对更为突出和更加值得关注。当下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社会向市场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思想观念、社会结构和利益主张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分析和理解“空巢青年”，毫无疑问需要有历史视野和社会整体视角，需要从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角度出发，将“空巢青年”群体放在历史变迁的大时段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去分析和研究，这样我们方能不被“空巢青年”的悲情叙事或亮点报道所迷惑，也才能不被“空巢青年是个‘伪命题’”等说法所简单略过。

其次，要认清楚“空巢青年”的形成原因。尽管“空巢青年”的存在是客观的社会事实，但是其形成却有差别。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空巢青年”的形成，既有个体因素，比如追求上进、坚持拼搏、不成功不成家等，也有社会因素，比如高房价、高物价、低收入下青年奋斗历程的拉长等。针对不同形成原因所产生的“空巢青年”，亦或是不同类型的“空巢青年”，我们在认识和对待时必须有所区别。对于因为外在的社会因素而形成的“空巢青年”，毫无疑问需要政府和社会采取相应措施，尽可能地帮助“空巢青年”缩短“空巢期”，帮助他们早日成家立业。针对因为个人原因，比如个人观念所形成的“空巢青年”，需要政府和社会在思想政治工作引领、现代婚育观念宣传等方面着力，为“空巢青年”的长远稳定发展予以正确指导。

最后，要辩证看待“空巢青年”的生活方式。“空巢青年”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其存在备受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与一般群体不同。但是，正确地分析和理解“空巢青年”，绝不能被独自居住、远离父母和亲人、“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与我立黄昏”等表象所迷惑，而是要把他们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条件中去分析和理解。比如在现代科技信息与网络社会中，“空巢青年”可能并不“空巢”，即便是“空巢”，他们空的也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居住空间，而心理意义上的交往空间和社会空间并不空，也就是说，“空巢青年”存在着“空巢”而不“空心”的可能性，关键是“空巢青年”如何看待和对待“空巢”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如何在单身条件下寻求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

综上，尽管“空巢青年”群体新近才被关注，但是这一群体的存在和扩大已是客观存在的不争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空巢青年”群体是处于社会夹心层的人。这一群体的产生和形成不单单是简单的个体或群体性问题。尤其是在当下社会转型期，思想观念多元，单身社会正在形成，“空巢青年”群体形成的背后还有诸多深层次的社会结构问题。认识、分析和理解“空巢青年”，也就不能单向地解读和做出判断。“空巢青年”群体之所以巢空，是多重因素与机制综合影响与交互作用的结果。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社会，在社会变革日渐加快的转型期，“空巢青年”的产生对于某一特定个体而言具有偶然性，但是对于整个青年群体而言又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因此，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关心与理解。

诚然，正如“空巢青年”的形成是个人、社会等因素综合影响和作用所形成的那样，分析、解读和理解“空巢青年”需要多重视角。在对“空巢青年”的生存和发展方向给出正确的引导和化解之策时，也应当从个人、家庭和社会等方面出发，共同关注、关心和理解“空巢青年”，真正做到让“空巢青年”“巢空心不空”。从个人层面而言，要正确看待社会竞争与家庭生活，空巢只是家庭形成的前期或特定阶段，并非是必经或永久阶段，成家与立业并不矛盾，相反可以相互促进。从家庭层面而言，父辈可以给予“空巢青年”更多的精神支持与情感关怀，给“空巢青年”追求人生理想与事业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不必过多担忧或责备。从社会层面而言，则应该为“空巢青年”提供一些可能的服务，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作用，真正让“空巢青年”走出“单身恐慌”和“独居迷恋”，帮助他们早日组建家庭，推动其健康成长为社会和谐稳定的中坚。

[1]萧子扬：《孤独、无奈与彷徨：“空巢青年”与“独居青年”的社会学分析》，载《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2]吕德文：《“没脸回家”的年轻人应得到关注》，载《农村·农业·农民》，2015年第1期。

[3]《〈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发布》，载《中国人口报》，2016年10月20日。

[4]何绍辉：《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一项经验探讨——以成都平原马村调查为例》，载《人口与发展》，2011年第4期。

[5]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沈开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6]风笑天：《独生子女：媒体负面形象的建构与实证》，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任天成)

2017-01-28

何绍辉，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青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