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柏春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把握时代脉搏,开拓学术新境：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60年

张柏春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科技史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新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议题,中国科学院在1951年筹划科技史研究,1956年制订十二年研究规划,1957年创建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75年扩建为研究所)。研究所(室)遵循50年代提出的研究范式,撰写了许多学术论著,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1978年以来,研究所提出新的学术问题,实现由古代到现代、由中国到世界的拓展,促进学科交叉及“应用科技史”研究,尝试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面向未来的机遇与挑战,研究所将继续追求科技史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卓越,并进一步促进学术研究的国际化。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科技史学科 发展

在过去的60年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把握时代脉搏,适时开拓学术新境,认知科技传统,勾勒发展之迹,探求历史规律,践行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使命。关于研究所发展的历史及取得的成就,席泽宗院士和其他同事从不同角度做过比较系统的回顾和阐述[1- 7]。本文旨在梳理先贤们建设科技史学科和研究所的基本思路及学术传统,追踪学科布局的演进,进而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

1 科技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议题

在科学技术史学科在欧美成型之际,中国学者也开始追踪本国的科学技术传统。20世纪前半叶,竺可桢、叶企孙、李俨、钱宝琮、朱文鑫、李乔平、章鸿钊、梁思成、刘仙洲、王振铎、王庸、李涛、钱临照、严敦杰等学者就开始发掘各种史料,追溯中国的科学技术传统,涉及数学、天文学、化学、物理学、地理学、医学、机械技术和建筑技术等学科门类的知识史[8]。1937年李俨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第220号发表探讨科学史研究方法的文章——《怎样研究中国算学史》[9]。

科技史研究在中国的职业化和学科建制化得益于时代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1951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强调必须继续进行抗美援朝思想教育,铲除帝国主义的政治思想,并将这种斗争“引导成为热爱祖国的高潮”。社论用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来说明“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10]此后,《人民日报》约请钱伟长、华罗庚、梁思成和竺可桢等科技界名人撰写关于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文章,以助力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社论及相关文章具有舆论导向作用,使科技遗产和科技史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体现出社会对科学史知识的需求。

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格外重视科学史,对开创中国科技史事业贡献卓著。他早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听过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的课,后来撰写过中国古代科学史论文,还与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有交往。1951年1月13日,他和李四光谈李约瑟寄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的目录,谈到应该有一个中国科学史委员会,以关注李约瑟的工作和解决《人民日报》约稿等问题,也为成立科学史研究室做准备。([11],169～170页)在多种因素的促进下[12],中国科学院与竺可桢等领导适时筹划科技史研究工作。例如,1951年2月12日召集中国科学史座谈会([11],288～289页),1951年5月着手组织编印中国近代科学论著,1954年成立以竺可桢为主任委员、叶企孙和侯外庐为副主任委员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并在历史二所设立自然科学史研究组。

1954年8月27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论述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他认为：“自然科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版的世界史,充溢着西方优秀民族包罗一切的法西斯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史说得甚少。……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片荒芜的田园,却满含着宝藏,无论从爱国主义着想或从国际主义着想,我们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有开辟草莱的责任。”[13]这段话反映了中国科技史学科开拓者回击欧洲中心主义和顺应时代需求的鲜明态度,以及研究古代科技遗产的一个重要理由。

竺可桢还强调：“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先谁后,而是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发明或所传授的东西对于人民起了什么作用。”[13]￣￣ 叶企孙明确主张不要轻易认为古人早已晓得那些实际上是近代才搞明白的自然规律,不要望文生义地随便提出很难使人信服的说法,不要轻易说我国某种发明、发现在世界上是最早的。[14]然而,在提倡爱国主义的社会环境中,反欧洲中心主义做法有些矫枉过正。不少学者并不完全像竺可桢和叶企孙所期望的那样,而是热心于强调中国人先于西方多少年取得了什么成就,在为中国文化辩护方面把李约瑟看作自己的盟友。[15]

2 科技史研究在“向科学进军”号角中实现建制化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其他事业的发展。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国家计委在1954年决定制订1953～196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做重要讲话,代表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要求有关部门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同年2月28日,竺可桢在北京召集专家座谈会,讨论远景规划中的中国科技史部分,会议委托叶企孙召集谭其骧和席泽宗搜集资料并做规划起草工作。[1]会上,刘仙洲、袁翰青等人主张把科学史建设成一门学科,设立专门机构,由专职人员做研究。7月9～12日,科学院召开中国自然科学史讨论会,讨论科技史远景规划。竺可桢在开幕式上的长篇讲话中说：“研究中国自然科学史,无形中会把范围推广到我们毗邻各国的科学史,甚至于世界科学史。”[16]郭沫若院长出席闭幕式,在讲话中提到要研究少数民族在科学上的贡献。

第七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组织者在1952年2月就向新中国的教育部伸出橄榄枝,希望派一名代表作“中国科学之本质与历史”的大会报告,但中方未接受这一邀请。四年后,在李约瑟等人的帮助沟通下,中国科学院在1956年1月接受国际科学史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秘书长达东(R. Taton)的邀请,表示将派代表参加当年9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VIII Congresso Internationale di storia delle scienze)。[12]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的三位委员竺可桢(封三图1)、刘仙洲、李俨及两位随行人员如期赴会,竺、刘、李在会上做了学术报告,与李约瑟等学者进行了交流,中国被国际科学史联盟接受为国家会员。在去意大利的路上,五位中国代表途经莫斯科,8月22日参观了苏联科学院的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第二年,华罗庚和李俨获得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以数学家欧拉(Euler)纪念委员会名义颁发的欧拉纪念奖牌。[17]

1956年6月形成的《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第二稿(以下简称《远景规划》)写明“酌量调集现在只能以一部分时间做科技史研究工作的干部,使能全力从事科技史的研究。”[18]1956年11月6日,中国科学院第28次院务常务会议决定建立院部直属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以下简称“研究室”)。1957年元旦研究室在北京孚王府正式成立,*席泽宗院士在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50年所庆文集《科学技术史研究五十年》(内部印刷)所作的序中指出：“科学院当初想成立一个科学史研究室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应付人民日报社宣传爱国主义的约稿需求和给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书稿提意见,到1956年才有建立这门学科的意图。”室主任为学部委员、数学史学家和铁路工程专家李俨(封三图2)。钱宝琮(封三图3)、严敦杰、席泽宗、曹婉如、苟萃华、黄国安、楼韵午等8人成为研究室的首批专职人员,竺可桢、叶企孙、王振铎、夏鼐等专家参与或支持了研究室的建设。以钱宝琮为主编的国内第一种科技史学术期刊——《科学史集刊》于1958年正式刊行,1982年改为《自然科学史研究》季刊。1975年研究室扩建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下简称“科学史所”)。科技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创建标志着科技史学科在中国的形成与建制化,以及研究队伍的职业化。[19]

研究室(科学史所)是国内科技史人才培养的摇篮和主要基地,改革开放初期还为不少高校研究生授予硕士学位。研究室在1957年开始招收科学史专业研究生,杜石然和张瑛为首批研究生。科学史所在1982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严敦杰为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培养了国内第一位科学史博士王渝生。迄今,已经为300多位毕业生授予了学位,许多毕业生成长为职业的科技史学者。

3 学术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范式的形成

《远景规划》吸收了竺可桢、叶企孙等科技史学科奠基者们在1951～1956年间提出的构想,明确了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中心问题和研究范式[18]：在内史方面,先着重于专史研究,撰写农学、医药学、数学、天文学、化学、植物学、机械、水利等学科门类的历史；在外史方面,注意各时代的社会环境与生产情况,以求了解科学概念的产生及科技改进是如何总结了“劳动人民与自然界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在方法论方面,应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与方法,整理和研究科技遗产,解决古代有什么科学等内史问题,并且追求“总结出科学规律”。在写成专史的基础上,撰写综合的《中国自然科学和技术史》,这部总史并非简单地将专史拼在一起,而应指出主要科学思想和各学科之间的关系。此外,还应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科技交流史,探讨封建组织和唯心思想如何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研究室建立之后(封三图4),学者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对科技史学科的认识。1958年研究室在《1958～1967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发展纲要(草案)》中强调“自然科学史是一门边缘科学。它主要研究自然科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研究自然科学各分科在发展中不同历史阶段间的具体内容。马列主义的自然科学史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研究方法。”[20]这份带有“大跃进”色彩的《纲要》将撰写断代史、科学家传记、少数民族的科学贡献、世界科学史等列入工作任务,甚至要在1960年以前写出几种学科史和通史。

《远景规划》对科技史研究者的培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且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有的需要对本门科技达到精通的程度,有的对本门学科不需要很高的修养,但须对于相关学科有一定程度的知识。”叶企孙在1964年的一次报告中对中国科技史研究者应具备的条件做了更为具体的说明：“(一)有一门主科及一二门辅科的基本知识；(二)有古汉语,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知识；(三)能阅读两三种现代外语(英、法、德、日、意、俄等)书籍；(四)最好能阅读一两种古代外语(拉丁、希腊、古波斯、梵文等)；(五)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有一定素养。”[14]

1975年改为研究所之后,继续实践50年代形成的研究范式,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形成了以学科史研究为主,追求新史料、新观点和新方法,认真考证史实与阐释成就的学术传统,其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同。[6]科学史所发挥多学科的综合优势,学者们分门别类地开展专题研究并构建学科史,在多个方向做出开创性的工作,如李俨、钱宝琮、严敦杰等对数学史的研究,席泽宗等对天文学史的研究及其对现代科学的影响,部分专家对四大发明、冶铸史、建筑史、农学史、地学史等专题或学科史的研究及通史编撰等。

1990年,席泽宗(封三图5)对中国学者研究古代科技史做了估计：“我们在某一学科、某一方面的研究上,很可能远远超过李约瑟；但在总体上,我们还没有赶上李约瑟。”[8]1991年,科学史所编著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宏大计划被中国科学院批准为“八五”重点项目。迄今,所内外的百余位专家已写成26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大书”，封三图6)。这套丛书系统总结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堪与李约瑟的著作媲美。作者们主要探讨的问题包括：中国古代有过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其价值、作用与影响如何？又走过怎样的发展道路？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中占有怎样的地位？为什么会这样,以及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21]“大书”在知识传播史、跨文化比较等方面弱于李约瑟,但所利用的中文史料和考古资料都比李约瑟的著作丰富,在内史考释方面特色突出,改变了国内以往主要依赖李约瑟阐释中国科技传统的局面。该书的数学卷、科学思想卷和水利卷荣获郭沫若历史学奖,这表明科技史学家的工作得到了中国史学界的充分尊重。

第一代科技史学家对研究世界科技史也有构想。《远景规划》将翻译外国科技经典或学科史名著等列为任务,计划由科学院的部分研究所做世界科学史研究。1958年研究室在《发展纲要》中再次说明要有重点地研究外国科学史,包括印度、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蒙古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科学史以及这些地区与中国的科学交流。不过,受条件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学者长期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涉足不多,主要限于翻译部分西方科技史著作。

4 科技史学科在改革开放时期开拓新领域

“文革”十年浩劫基本上中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文革”结束后,国家将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并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国策,邓小平做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全社会高度重视科技事业。中国科学院先后实施“一院两制”、知识创新工程和“率先行动”计划等重要举措,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和创新的引领者。在社会变革和学科自身成长的双重因素影响下,科学史所抓住机遇谋发展,逐步调整科研布局,发挥多学科的综合优势,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开创了国内科技史研究的新局面。

深化古代科技史专题研究和文献整理,撰写系列学术著作。除了组织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论著,科学史所还参与或组织承担曾侯乙编钟复原、夏商周断代工程、清史纂修工程、《中华大典·数学典》等国家项目,编著天文学史、物理学史、技术史等多卷本的“大系”,整理出《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中国古代地图集》、《中国科技典籍选刊》等文献丛书。此外,推出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和《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等普及读物。

实现由古代到现代,由中国到世界的拓展。[22]在“科学的春天”里,科学史所解放思想,于1978年开辟近现代科学史研究方向。这既可以帮助我国现代化建设者了解国际科技发展及其中的经验,又有助于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扩大学术视野。在出版《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之后,科学史所于1987年开始筹划撰写《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2000年组织国内百余位学者开展“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2006年开展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持续深化人们对近现代科技在中国发展历程的认识,使科研布局发生了重要转变。

促进科技史与相关学科的交叉,尝试“应用科技史”研究。首先,1988年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传统工艺保护和开发的实施方案[23],1995年筹划组织国内同行撰写20卷本《中国传统工艺全集》,推动了技术史与科技考古、工艺美术、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引领了文化遗产的科技认知研究；其次,在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的鼓励下,自1999年开始尝试科技宏观战略研究,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具体案例为科学思想库建设提供借鉴,参与起草《创新2050》和《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等研究报告；再次,在科学院开展创新文化建设的背景下,2001年将科学文化列为新的研究方向,2004年创办《科学文化评论》,旨在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24]应用研究向历史学者提出了过去较少关注的问题,促进了史学与管理科学、STS和科技政策等领域的结合。

研究新的学术问题,丰富研究视角与方法。随着编撰古代科技史丛书的顺利进行,科学史所的同事们在思考如何做“大书”之后的新探索,即尝试新视角、新方法和新范式。研究所在开展古代科技史、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的同时尝试社会史、文化史等视角,加强全球化中的知识传播、中外科技发展比较等研究方向,2010年以来实施了“科技知识的创造和传播”、“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新中国科技史纲”等重大学术专题,同时深化文化遗产认知、科技典籍整理、科学传播等方面的工作,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科技史卷的编撰等项目,以期突破过去的“成就阐释”模式,努力在史实的微观考释和史诗般的宏观叙事等方面有新的作为。

扩展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科学史所在对外开放环境中开展跨国交流合作,筹划双边或多边合作项目,建设合作研究机构,共同解决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的复杂问题,在国际学术组织与学术期刊编辑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许多重要会议上应邀做大会报告。2005年倾全所之力,成功承办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刘钝研究员在2009年当选为国际科学技术史学会主席。2013年科学史所接受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国际评估,获得专家组好评。另外,科学史所形成了与兄弟单位合作承担大项目的传统,“大书”等重要项目都是与所外专家合作完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科技史学科建设还有其他标志性突破,如多所高等院校设立科技史研究和教学机构。198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并挂靠科学史所,学会首任理事长钱临照院士指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是一面旗帜,是这个学会的依靠力量。”[1]科学技术史学科定位更加明晰,1997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为理学一级学科。1999年科学史所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创建国内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与中国科技大学共建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5 我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前瞻

经过一个甲子的发展,科学史所形成了以科技史学科为主体,多学科和多元发展的格局。展望未来,尽管面临诸多的挑战,但我们对科技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仍充满信心。科学史所将继续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和社会需求,追求科技史及相关的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考古学、技术人类学和文化遗产研究等学科领域研究的卓越成果,与国内外同道们合作成事。

中国古代科技史是国内科技史界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我们应提出新的学术问题,追踪古代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构及其文化与境(context),调整研究范式,尝试新的理论与方法,加强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为将来重构古代科技史奠定基础。在文献研究方面,有组织地整理研究科技典籍,同时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大数据方法分析古籍；在考古资料方面,与考古和文博部门合作,以新考古发现进行文物的科技认知研究；在田野调查方面,调研民间的传统技术和科学知识,弥补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缺憾,也为合理选择和保护文化遗产提供学术依据。

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是需要重点开拓的研究方向。一方面,要发掘和整理有关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各种资料,并以口述史为资料补充,编辑不同系列的史料集,建设文献数据库；另一方面,组织开展多种多样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在学科史、社会史、思想史等方面深化研究或填补空白,参与工业遗产调查研究。因涉及复杂的西方知识来源和多种语言,故国内学者要多关注国外的相关工作,与国外学者进行合作研究,以解决跨文化、涉及多种语言的难题。待到专题研究基础厚实之际,可考虑撰写翔实的多卷本近现代科技史。

世界科技史研究在国内依然十分薄弱,亟待培养能够活跃于国际学术界的青年学者。科技史、科学哲学等领域的学者们翻译了一些国外科技史论著与经典科技文献,编写了一些书籍,为传播知识和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年轻科技史学者们应当立志由编译为主向直接参与国际学术前沿研究过渡,利用开放的文献环境与国际合作,自己阅读外文原始文献,以外文发表论著,与国际主要同行进行交流。外国学者能够研究中国科技史,我们也能以自己的眼光看待国外科技发展,提出新的学术问题和见解。实际上,我们以自己擅长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为基础,探讨中外知识的传播并比较中外知识的发展,这算是研究世界科技史的一个过渡路径。

国际化应该是中国科技史界的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科学史所曾以外文出版过《中国古代数学简史》、《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和《九章算术》(NeufChapitres)等专著,每年都以外文发表一些论文或在国际会议上做学术报告。不过,正如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AHS)的前院长克诺布劳赫(Eberhard Knobloch)教授所言：“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发表论著的数量与他们所做的研究还不相称。”[25]作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一种努力,科学史所与科学出版社将于2017年创办英文科技史期刊(ChineseAnnalsof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刊载国内外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相信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科技史学家的工作将在国际上产生更大的影响。

致 谢 感谢孙显斌馆长帮助查对文献并提出修改意见,感谢高峰馆员和陈朴副教授帮助查找资料。

1 席泽宗.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40年[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7, 16(2): 101～108.

2 郭书春. 五十年来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数学史研究[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7, 28(4): 356～365.

3 陈美东.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天文学史研究五十年[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7, 28(4): 366～372.

4 华觉明. 中国技术史研究的五十年[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7, 28(4): 373～375.

5 廖育群. 回顾与展望[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7, 26(3): 265～272.

6 张柏春. 机遇、挑战与发展——1997～2007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学科建设与课题[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7, 28(4): 305～319.

7 郭金海.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M]//王扬宗, 曹效业. 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简史. 第1卷下册.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874～892.

8 席泽宗. 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M]//席泽宗. 科学史八讲.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4. 19～43.

9 李俨. 怎样研究中国算学史[M]//李俨, 钱宝琮. 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 第10卷.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220～221.

10 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N]. 人民日报, 1951- 01- 01: 1.

11 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 第12卷 (日记. 七集)[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7.

12 郭金海.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7, 26(3): 273～292.

13 竺可桢. 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N]. 人民日报, 1954- 08- 27: 3.

14 叶企孙. 中国物理学史若干问题[M]//叶铭汉, 戴念祖, 李艳平. 叶企孙文存.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293～294.

15 张柏春. 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1, 23(3): 88～94.

16 竺可桢. 百家争鸣和发掘我国古代科学遗产[M]//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 第3卷.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300～304.

17 邹大海. 李俨[M] //王元.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成就概览. 数学卷. 第1分册.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46～53.

18 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二次稿)[R]//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 中国科学院计划局档案. 1956年6月. 北京: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 案卷号56- 3- 8.

19 Baichun Zhang.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and the Influence of Eurocentrism on Chinese Historians of Science[M]//Blum A, Gavroglu K, Joas C, Renn J (Eds.).ShiftingParadigms:ThomasS.KuhnandtheHistoryofScience. Berlin: Edition Open Access,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016. 329～335.

20 张柏春. 50年代的两个科学技术史学科发展规划[J]. 中国科技史料, 2002, 23(4): 351～361.

21 卢嘉锡. 总序[M]//席泽宗. 中国科学技术史. 科学思想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22 洪蔚. 从传统到现代, 从中国到世界——访张柏春所长[N]. 科学时报, 2010- 10- 24: A1.

23 华觉明. 传统工艺研究、保护和学科建设[M]//张柏春, 李成智. 技术史研究十二讲.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 115～129.

24 刘钝. 科学史、科技战略和创新文化[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0, 22(1): 4～6.

25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研处. 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会见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长克诺布劳赫[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1, 32(3): 443～444.

Sixty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957-2016

ZHANG Baichun

(InstitutefortheHistoryofNaturalSciences,CAS,Beijing100190,China)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ca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patriotic education in the P. R. China in the 1950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tarted to prepare fo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S&T in 1951, formulated the 12- Year Plan for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T in 1956, and founded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in 1957. The Department was expanded to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in 1975. The Institute (the Department) implemented the research paradigm proposed in 1956, producing a variety of publications, and developing its own research tradition. Since 1978, the Institute has been tackling new issues, and expand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research into new fields broadly encapsulated by the phrases “from traditional China to modern China” and “from China to the world”. It has been promoting cross- disciplinary and applied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T, and has been test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new methods. Faced with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the Institute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excellence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T and related research fields, and will further internationalize it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historigra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2017- 02- 14；

2017- 03- 30

张柏春,1960年生,吉林白城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技术史、知识传播史与比较史、科技发展战略等。

N092∶N24

A

1000- 0224(2017)02- 0143-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