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中医药发展的作用及加强人文精神培养的措施*

2017-01-20孙平华赵志雄郭嘉亮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7年6期

孙平华，刘连，赵志雄，林静，郭嘉亮,

(1 暨南大学药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635072356@qq.com；2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口腔医学院，广东佛山 528000)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药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是决定其学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文化坐标，也是中医药人才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依据，因此探索传统文化对中医药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讨论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医药发展的负面影响和积极作用，并提出加强高等中医药人才人文精神培养的建议和意见，以期为培养真正具备传统医学理论和技能的创新型人才提供参考，同时也为阐释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学的互动关系，提供参考。

1 中医药与传统文化

近年来，我国中医药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见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中医药逐渐走出国门，国外“中医热”方兴未艾，如日渐具有影响力的针灸已被世界卫生组织证实其有效性；中医诊所“全球开花”，拥有190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拥有中医诊所4000个[1]；全世界超过40亿人使用中草药治病，占世界人口的80%；另一方面，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中医中药却面临着传统文化无法传承的“失落”。即使作为传承中医药文化的重要阵地，中医药高等院校也只能完全按照西方科学模式进行构建，单纯使用现代科技来研究中医药，甚至不加思考的用动物来做试验或用分子生物学等来培养造模；而用符合中医文化特征的方法研究中医倒成了异类，同时传统文化在人文精神培养中完全失去了话语权，被排挤到偏僻角落[2]，如此种种导致了人才培养的“滑坡”。目前普遍存在两种走向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全盘西化的态度，抛弃传统文化，实质等同于文化虚无主义；另外一种是迷信、崇拜的态度，实质就是盲目包庇中医药中的糟粕成分。为了实现中医药的“现代化”而简单、粗暴的剥离“传统文化”的神韵部分，只保留“形”的部分，甚至还破坏了基本的生存土壤以及发展空间。反之，固守中医药千年以来的陈旧理念和研究方法，而忽视“形”的动态发展，将导致“神”的静止，造成了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也不利于中医中药自身发展的需求。显然，科学阐释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学的互动关系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实际价值。

2 传统文化对中医药发展的负面影响

2.1 “物以稀为贵”的情结局限了中医药发展的推广应用

“然物以少者为贵，多者为贱。”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依稀为贵的情结，饮食文化中就特别喜好以珍稀为食，而且很有市场效应。自古就有典型的实例如“周代八珍”；又如白燕与血燕在营养价值上并无根本上的区别，但因血燕产量较少，固此价钱远高于白燕；中药材市场上更是如此，一些稀缺中药材价格堪比黄金，但实际药用价值却大有商榷之处。这归根究底还是“物以稀为贵”的局限思想使然。中医药对“祖传秘方”的推崇堪称极致，虽然确实具有珍稀、罕见又兼具疗效的特性，但由于封建保守意识浓厚而并不外传，反而容易造成失传，成为医学领域的巨大损失。如西汉前后问世的我国第一部外科学专著《金创瘈疭方》中提及的方剂学专著《汤液经法》等均已失传。上述这种传统性狭隘的保护、垄断形式，使中药的发展限制在一家一派之内；“自此一家，别无分店”也造成了不思创新的后果，也明显不符合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限制了中医药的交流与进步。比较之下，现代医疗和技术方法如伽马刀手术从开始传入我国到大规模推广，由于较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传播速度非常快，对改善国民健康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对中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上的不足问题，例如不保护处方、审批周期长、保护时间短等，亟待解决[3]。

2.2 “门户派别”的概念制约了中医药理论的融会贯通

结党立派在中国历史各行各业均是寻常之事，《新唐书·韦云起传》说道：“今朝廷多山东人，自作门户。”就连中医药理论，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过去就有伤寒派、千金派、局方派、温补派、攻邪派、温病派、汇通派等等之说[4]。派系林立虽然保护了学术的独立性，然而目前“派”只是对学术的范围做了限制，但没有形成系统的学术特点，所表现出的近似的临证用药特点，往往是散在的、经验性的，很多都无法发展为一定的学术主张，反而分散了研究的重心与精力。“百花齐放”固然是好事，但百花之间缺乏有益的交流和嫁接，甚至互相之间存在非理性竞争关系，那对学科而言就是一种打击。现代医学发展已经走向学科的交叉融合，强调学科之间的结合。笔者认为：学术流派应该突出的是“学”，是因“学”而成“派”，而非人为的因“派”而成“学”。“门户派别”导致博大精深的中医药至今仍旧缺乏共识的标准和方法论基础，这严重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步伐。

2.3 “宗师授受”的教学模式不利于中医中药的交流与传播

传统文化下的我国人才培养方式素以“宗师授受”作为最广泛的教育模式，并由此衍生出所谓的“入室弟子” “关门弟子”等概念。中医药过去一直提倡师徒授受，在魏晋南北朝之前，中国甚至没有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所有医学知识主要依靠家传师授。古代的名医大多是跟随老师个别学习的，如扁鹊师长桑君、张仲景师张伯祖、淳于意师公乘阳庆等。虽然时至今日，中医药院校已经基本摒弃了这种传道授业的方式，但仍然有很多人提议恢复这一传统；而且进入中医学高水平理论教学层面，仍旧普遍以此为主要教学模式。宗师授受的内容包含两方面，一是“宗师”，以师傅的理论系统为本，学徒不能兼习各家学说；二是“授受”，师傅将毕生的所学传授给心仪的学生，学生则全盘进行接收。这样的教学模式究其目的就是隐含知识，防止外泄，是一种效率极为低下的传授模式，根源则是封建保守思想作祟，必然造成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以及“学霸”垄断学术思想打压其他学术流派，进而导致人才培养数目少质量参差，甚至造成中医药行业的“青黄不接”。现代教育中，应该突出大生产性、公共性的根本属性特点，根据培养目标的差异性方面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欧美教育体系注重教学的开放，创新无限，学生可以追求自我、自主发展、各取所需、各尽所能，以利于 “卓越人才”的培养。医学是讲求实践性的实用科学，教学应该更为重视开放与创新，宗师授受显然不利于中医药的广泛交流与传播。

3 传统文化对中医药发展的积极作用

3.1 “和谐”的思想奠定中医药理论基础

“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讲究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具体、动态、相对、辩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同相成、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中医药理论正是深受这种影响，其精髓也体现在“和谐”上，这点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论述，释义中药乃“平” “和”之药物；三国时候的魏嵇康的《养生论》：“故神农曰：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者，诚知性命之理，因辅养以通也”，即中医药的治疗目的就是将“不和谐”的状态调整为“和谐”的状态。如中医常说“排毒”，而不轻言“杀毒”；并非将病毒、病菌杀灭，甚至动则把所有不良因子导致的病变脏器拿掉，而是通过疏导或减压达到健康的目的。经过几千年的临床实践技能和攻略，利用中药或中成药，通过各种方法净化脏腑环境、协调脏腑关系，或疏通经络，调节机体平衡来达到治疗效果。“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下，中医药治疗手段着眼于维持机体和谐协调，展现了其在治病过程中独特的优势和魅力，也为中医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5]。

3.2 “天人合一”对中医药治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传统的“精气学说”强调万物之间与人以交感相应，如《灵枢·岁露论》中提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论到宋明的“万物一体”论，强调人与自然相通应的时空观，即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协调性，周边环境的变化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并造成连锁反应，在功能上相互协调，相互为用，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传统中医把人视为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由“阴、阳”两大类物质构成，两者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时刻处于在运动与变化的平衡状态之中，一旦这种动态平衡受到破坏，即呈现为病理状态。因此，中医药治疗过程中强调从整体出发，不能静止孤立的，单独片面的考虑问题。与西医孤立地看待某一生理或病理现象，将人体各个组织、器官进行单独处理，通过药物的“对症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策略有所不同，首先，中医在诊断疾病时，重视全面的诊疗手段，通过“望、闻、问、切”收集病患个体的自然流露、向外界释放的信息，客观的分析机体的整体状况及机体与生存环境的相关内容；然后，不是从微观的角度去对病毒细菌如何作用于人体进行研究，而是着眼人体整体的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中药、按摩、针灸，甚至心理作用去调节各个系统之间的平衡，确保身体健康。可以说，中医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调控调理，基于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谐观；天人合一的观点准确地揭示了自然界的变化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的生理变化和疾病谱的异动，具有更为深远的指导意义。

3.3 “取象比类”的哲学观有助于丰富中医药学的文化内涵

取象比类指运用带有感性、形象、直观的概念、符号表达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通过类比、象征方式把握对象世界联系的思维方法，又称为“意象”思维方法，对传统文化的整体观、相似观、辨证观有创造性的认识和开拓，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的“分形观”。分形学是20世纪美国人曼德勃罗 (B. B. Mandelbrot) 创立的，是取象比类的现代化、科学化的表述。中医古老的阴阳说、五行学实际上是最古老的朴素文字分形论。以阴阳说为例，渗透在中医学的各个方面，中医学虽然复杂，但都可以用阴阳来概括的，所以《黄帝内经》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阴阳的符号甚至成为中医的标志。由取象比类催生的相似观不仅展示了中医药的内涵，也揭示了中医药的本质，还改变了人们理解人体及自然奥秘的方式；可以说对分形的研究也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认知疆域。分形学对中医中药的发展与定位，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有其深刻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3.4 “仁爱”的传统精神强调了中医药人才道德培养的重要价值

仁爱，即是宽仁慈爱；爱护、同情的感情，语出《淮南子·修务训》，强调广泛地爱一切人。作为儒家思想、孔孟之道的核心，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观，仁爱精神成为了现代中医药人才的道德风向标，也是对传统医德这种社会意识的重要传承。虽然《教育规划纲要》将德育教育放在突出位置，但参考西方社会对道德教育的评价，量化到细节、指标，反而使道德教育走向反面，走向形式。传统文化道德教育，提倡仁爱，鼓励先人后己的品格，与“以人为本、人道主义”等医学伦理原则遥相呼应，为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6]。

3.5 “修身克己”的精神支柱限定了医药从业人员的道德责任和义务

修身克己是中华“四大”文化传统支柱之一，意思是克制和约束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过去曾被比喻为商店价钱公道，不多赚钱，凸显了儒家所推崇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舍生取义的理想人格。在强烈的修身克己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医药从业人员，应该将以医济世，舍利取义作为追求君子理想人格的实践。但目前随着利己主义思想的泛滥，医务人员在“药物处方-治病救人”与“药品销售-个人获利”之间经常陷于义利之争的矛盾中；医药代表成为了利益输送的代表，违反了修身克己的原则。鼓励“修身克己”，有利于限定崇高的道德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