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夏衍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他的电影思考最终聚焦在两点：如何在保持党的思想原则的基础上提高票房价值，如何以艺术的手段而不是借助行政命令将观众吸引到电影院里来。

1959年7月，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夏衍提出了著名的“离经叛道论”：“我们现在的影片是老一套的‘革命经‘战争道，离开了这一‘经一‘道，就没有东西。这样是搞不出新品种的。”

电影《五朵金花》是夏衍主抓的“新品种”。当时，他对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王家乙明确提出要求，要他以云南美丽的山水人文拍一部“轻松愉快，政治思想不外露，能在更多国家发行的影片”。

王家乙听到“不要提共产党、毛主席、青年团、人民公社，不要出现政治性语言”的具体要求时，“简直倒抽一口凉气”。“不要怕，到时候有文化部和中宣部为你说话，替你承担责任！”夏衍鼓励王家乙放手创作。

《五朵金花》拍成后，先后在46个国家和地区放映，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新纪录。

（鼎甲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第22期，徐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