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峰

〔摘要〕

1905年，废除科举后，中国科学从被官僚体制压制的科举制中走出来，不断发展。经过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国的科技力量获得进步，以自科基金为主体的基础研究也有不断发展，投入和产出也不断增加。但是，基础研究在全社会研发经费（R&D）中的占比仍很低。基础研究的投入若能稳步增长，而且能持续获得相对自主的发展空间，中国的创新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

基础研究；科举制；全社会研发经费；创新发展；科学自主性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7）01-0046-05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日渐成为社会关注、国家重视的关键词。十八届五中全会，“创新”被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全会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凸显了创新发展的特殊重要性，也显示出我国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与此同时，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指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其中，加强基础研究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起点和关键举措。2016年，在4月19日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核心技术的根源问题是基础研究问题，基础研究搞不好，应用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藉此不难发现，基础研究和创新的根本性关联已得到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国基础研究的发展急需打破瓶颈，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提供好科技创新的原动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基础研究的发展也绝非一日之功，这与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乃至历史上学术发展的演进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基础研究，也被称为科学的代名词，在科学和技术开始分化的20世纪初，人们开始将基础研究指代科学，以便和应用研究或技术研究区分开来。但是，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国家产业发展之间紧密关联，一直为人们所普遍关注和不断探索。1945年，在万尼瓦尔·布什的著名报告《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中，指出 “科学→技术→生产”的线性模式，即基础研究或科学研究推动了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和生产力提高。布什认为，基础研究是国家投资中最重要的领域，国家不仅要大力资助基础研究，即支持独立自主的科学发展体系，让科学家不受行政干预而能自主完成科学任务。这也被认为是基于发展“基础研究”为起点的科技创新和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原则。

布什“线性模式”观点为美国树立了“国家需要大规模支持独立自主的基础研究”的观念，同时推动了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的成立，推动了美国的基础研究获得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二战后，美国科学和技术获得了极大发展，并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领导者及信息产业等重大产业创新的主要领导者。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二战之前，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总人数不到20人（诺贝尔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这大大低于当时德国、英国等科技强国，但从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到2014年里，美国夺得诺贝尔奖的人次突破300，超过全世界诺贝尔奖总人次的三分之一，遥遥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率先推出的“国家资助有科学自主性的基础研究”的发展模式，通过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等体系而不断促进基础科学的发展和科技的巨大进步。

而中国的基础研究发展，受到历史文化、政策体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起步很晚，但在近一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也经历了巨大的改变和进步。中国的基础研究逐渐扎根，中国的创新发展也就有了灵活自主的根基。

一般而言，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基础研究的定义，基础研究是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及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和理论性工作，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1〕我们认为，基础研究是为获得基于事实、原理等新知识所做的科学类研究工作。根据布什的观点，基础研究不仅要有稳定的大量资助，而且要有不受干预的自主研究空间才能更好推动创新。本文接受这个观点，并认为基础研究工作成为国家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以此作为观察中国基础研究发展变迁的标准。

一、国家支持的基础研究：中国科技现代化的起点

中国曾经有高度发达的古代科学，中国的古代知识分子曾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追求知识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也有着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基础研究。但是，在经历两宋的发展高峰之后，中国的科学进入了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中国的四大发明，无一是封建时代后期元明清三朝的发明创造。罗伯特·坦普尔研究发现中国古代有一百个具有原创性的重要发明创造，但在宋后的元明清约六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重要发明屈指可数、已经大为退步。〔2〕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转折？这背后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主要上升渠道的科举制——逐渐被统治者绑上了官僚化的枷锁，这大大抑制了知识分子接触新兴科学，也抑制了科学自主性的产生，抑制了基础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元朝国祚很短，这种影响主要自明朝开始。朝廷规定科举命题限定在四书五经命题范围，考试形式仅经义一门，这使得考生不再需要关心国家大事和大政方针，而只需要死读经书。这些束缚，大大加剧了科举体制的封闭性，使选拔人才、指引社会学术方向的科举制日益与封闭的官僚制接轨。而且，知识分子所做的基础研究无疑就不再具有独立发展的空间，而是被官僚体制的牢笼所控制，也得不到国家支持，此后数百年间的创新都无从谈起。

1905年，废除科举后，在西学东渐之风吹拂下，中国的近现代科学开始逐步发展。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科学被提高到重要地位，科学和民主一道，成为社会运动两面重要旗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也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发展方式，还是改变百多年民族落后命运和体现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源泉，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党的领导和科学现代化的任务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非常充分的合法性资源，拥有崇高的政治威望和丰富的政治资源，成为建构新国家、改造旧社会的核心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现代化建设成为改变国家百年积弊的重中之重，“科学现代化”成为关键的国家任务。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逐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包括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其中，科技现代化的任务，是中国现代化赶超战略的关键部分。1949年10月31日，新中国诞生还不到一个月，毛泽东便亲自将中国科学院印信颁给院长郭沫若。第二天，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1956年1月，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时，周恩来提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1963年，周恩来根据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从而获得了强大的政治力量。1951年3月，周恩来总理签发指示，“为了加强科学院对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国防各部分的联系，以便计划与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事业”。 〔3〕中科院开始协助工、农、交通运输业制定十五年计划，开始指导多个部门的工作和远景计划。实现科技现代化的重任，中国科学院承担了关键部分。这既是中国科学和政治关系史上的新突破，也使得国家对科技的干预力量日渐增强。

1956年编制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十二年科技规划》由周恩来总理和两位副总理共同组织，这种来自最高领导层的高度关心，在全世界也不多见。其中，“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础问题的研究”的重点任务和后续基础科学研究规划，是新中国基础研究的重要起点。规划的制定与领导的关心为中国基础研究的现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改革开放：基础研究迎来科学春天和稳定发展空间

十年动乱期间，中国的基础研究受到巨大冲击，不少基础科学研究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开始拨乱反正，基础研究的发展也出现了巨大的转机。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次会议被称为“科学的春天”。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之间，确立了“依靠、面向”的基本方针，“经济振兴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的发展得到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定位。

以改革开放为起点，基础研究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科学家们的科学自主性得到了发挥。在科学家的集体建议下，中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和“863计划”的建议都受到领导层的高度重视。1986年，自然科学基金计划开始实施，同年863计划开始实施（与此齐名的“973计划”于1997年开始实施）；与此同时，中国科技计划体系不断发展，科学基础研究逐渐夯实了发展基础，也得到了日趋稳定的发展平台。

以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973计划”等科技计划为首的基础研究计划体系，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并得到了国家源源不断的资助，中国的基础研究发展得到了科技体制的基本保障。尤其是自然科学基金的发展，以资助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为主体研究内容，不断发展壮大，已经逐渐成为资助中国基础研究的主体。截至2015年，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各类基础研究为主体的项目，直接费用达到218.8亿元。

1995年，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确立，国家从战略上肯定了科技和科学的特殊重要性，进一步确立了科技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战略基础，“科技创新”等提法也逐渐浮出水面，基础研究也逐渐得到更多重视和稳定发展空间。

三、任重道远：基础研究取得进步，但创新发展仍需努力

进入21世纪，科技创新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而保障稳定的基础研究投入，是各国科技创新的基础和根本。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中，经济增长多年保持较快速度，同时，基础研究在总体上发展较快，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上也获得较大进步。

基础研究的发展体现在产出数量上迅速增加，质量上有所突破。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研发支出占全球比重上升到20%，居全球第二。国际科技论文占全球比重从9.9%上升到20.2%，居全球第二，其中ESI高引论文篇数和被引次数，一定程度代表基础研究的质量。在2005年到2015年8月期间，中国高校的ESI高被引论文共被引763730次，年均共70000多次。而2015年一年，清华、北大、复旦的ESI第一作者高被引论文的次数就都超过40000次，清华一所高校即达到66689次。〔4〕虽然优秀论文日渐增多，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成绩背后的一些问题。从改革开放至今也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基础研究所需要的人才积累和学科建设仍显不足。而这些在西方国家都是经历了数百年历史，经历了很长的、内生的发展道路。中国在底子薄弱的背景下采用大量外部引进的方式，这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我们基础研究的问题包括：基于原创思想的论文仍然是凤毛麟角；大量论文仍是跟踪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创造的学术热点；中国每年大量投资引进的“千人”“海归”成为科研主力，而中国高校自己培养的土博士却大多得不到名校的教学岗位，而这些为竞争“千人”而设立的薪水岗往往比校内资深老教授的工资更高。而且，因为基础学科发展和市场利益不产生直接关联，大量科研经费都用在了引进技术再改良的测试加工当中，出现了大规模的舍本逐末倾向。这体现为中国基础研究在科研经费中投入的比重（或基础研究强度）较低。

总体上，中国基础研究强度一直都很低，维持在5%左右，并有降低的趋势。所谓基础研究强度，是衡量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之外的另一个相对值指标。该指标的数值是基础研究占全部科研经费的比值，因此也可称为基础研究占比。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近年来均不到全社会研发经费（R&D）经费的5%，而大部分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强度在15-25%。以下图1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的基础研究投入数量有迅速增加，总数值从2001年的100多亿元到2014年600多亿元，但基础研究在科研总体经费占比仅维持在5%，并且还有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我们对科技创新的重视总体是不断增强的，但是我们对基础研究和科学创新的知识理论基础却缺乏重视。基础研究的发展空间和经费资助规模总体上还很小的。国家创新驱动战略需要社会创新基础，对基础研究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相关投入也必然需要打破5%瓶颈，向更高目标迈进。

当前，在五大发展理念推动下，全社会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密切联系，高度重视科技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但是提升国家科技原创力绝非一蹴而就，中国的基础研究发展还任重道远，还必须实施一系列推动基础研究深入发展的战略举措。一是强化中国基础研究强度，改善科研经费投入结构，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的占比。二是加强对科技原创的鼓励，而不仅仅是对引进-消化-原创的路径依赖。三是保障基础研究的自主空间，尊重科技人员研究的主体性，减少官僚指令式发展干预。四是推动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除了市场拉动外，还应增加政府和社会的手段。五是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除了海外引进之外，还应加强对本土人才、身边人才的发掘与培育，避免“灯下黑”效应。

〔参考文献〕

〔1〕弗拉斯卡蒂手册——研究与试验发展调查实施标准〔M〕.张玉勤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16.

〔2〕罗伯特·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M〕.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1995.

〔3〕政务院关于加强科学院对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国防各部门的联系的指示〔A〕.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集（上）〔C〕.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40.

〔4〕2016中国大学ESI高被引论文排行榜，清华大学蝉联榜首〔DB/OL〕.http：//www.cuaa.net/cur/2016/15.shtml.

【责任编辑：刘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