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林

〔摘要〕

从严治党不是坐而论道，必须在治党管党的行动中展现出来。中国共产党95年来的从严治党行动，主要围绕着党内政治动员、党内反倾向斗争、党内反腐败斗争三个维度展开。具体说来，党内政治动员维度的从严治党行动，围绕着集中性的党内政治运动、教育活动、学习教育等展开；党内反倾向斗争维度的从严治党行动，围绕着在党内开展反对左倾和右倾错误展开；党内反腐败斗争维度的从严治党行动，围绕着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反腐败斗争策略及行动展开。党95年来基于这三个基本面所展开的从严治党行动，深刻启示我们：从严治党关键在行动、重心在严格抓执行；从严治党必须坚持以上率下、率先垂范；从严治党要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不搞下不为例。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党内行动；全面从严治党；十八届六中全会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7）01-0030-10

2016年10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形式进行了顶层设计、规划部署，标志着十八大以来的从严治党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实，从严治党并不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才有的党内行动，而是贯通党的诞生发展壮大过程的积极的党内行动。从党的自身建设、自我治理的维度上讲，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的历史，也是一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一直在行动”的历史。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深刻指出，“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因此，透视和把控党成立95年来的从严治党，我们可以从党内行动的维度切入，基于党内行动的纵向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剖析，以理清其中蕴含的从严治党之历史演进轨迹及走势。

综观中国共产党95年来的从严治党之党内行动，不能回避三个基本面：党内政治动员、党内反倾向斗争、党内反腐败斗争。在此，主要从这三个基本面切入，并以这三个基本面为基础维度，按照纵向历史演进的逻辑，系统梳理和深度剖析党95年来的从严治党行动，并从中总结提炼形成若干重要启示，以期指导和规制十八届六中全会后不断“提质增效”的全面从严治党大行动。

一、党内政治动员维度的从严治党

具体到中国共产党而言，所谓党内政治动员就是指我们党为了凝聚党心、汇聚全党力量以形成全党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活往一处干”的党内凝心聚力局面，而自上而下安排部署、主动展开的积极的、集中性的党内行动。从党的历史上看，我们党从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在治党管党的实践中逐渐探索形成了依靠开展党内专门专题性的政治运动、教育活动、专题教育、学习教育等形式来强化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有效模式，这些可以总称统称为党内政治动员。相应地，我们党的从严治党行动，也就体现在党内集中性开展的政治运动、教育活动之中，并通过政治运动、教育活动展现出党在不同背景下从严治党的力度与强度。从党95年的历史演进看，其所开展的有影响力的党内集中性、专门性政治运动、教育活动主要涵盖以下方面。

（一）整党整风的政治运动与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党内开展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大”的整党整风运动，并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程度地、从不同侧面促进了从严治党。粗略梳理下来，党内“大”的整党整风运动，主要有九次。其一，1942至1943年进行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二，1947年至1948年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中心内容的整党运动。解放战争期间，党员数量急剧扩大，导致党员队伍的思想、作风、成分不纯问题突出，一些地主富农分子、流氓分子混入党内；更严重的是出现了有的党员干部利用职权多分多占土改利益、假公济私、贪污自肥的情况。在此情势下，中央1947年至1948年开展了以三查三整的整党运动。其三，1950年下半年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骄傲自满等错误思想作风”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其四，1951年下半年开展了“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为中心，坚持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和标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为重点的整党运动。其五，1957年开始的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但遗憾的是这次整风运动扩大化，转向反右派，后又发展为反右倾错误。其六，1963年春至1966年春在城乡社会主义运动中开展了“以‘提高党员觉悟、纠正不良作风、健全领导核心、建立健全党的生活制度、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以整顿党的基层组织为重点”的群众性整党运动。其七，文化大革命过程中，1969年九大后开始了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以‘斗私批修和‘吐故纳新为主要内容，以实行‘开门整党为主要方针方法”的整党运动，这一整党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左倾严重错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八，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根据十二大的决定，作出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随即开展了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主要任务和内容的整党运动。此次整党运动于1987年5月结束，初步达到了改变全党在思想、作风和组织上的不纯洁状况之目的，使全党在思想、作风、组织和纪律四个方面有了大的进步。其九，1989年政治风波后，在全党开展了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党员重新登记为主题的政治运动。

（二）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与从严治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政治运动属于运动式的建党方式，属于革命党的建设方式，它日益不符合改革开放、党全面执政以后的规范化、稳定性、制度化的建党要求，也与邓小平高度强调的制度建党要求严重背离。在此情势下，我们党经过慎重抉择、有序过渡，以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的党员重新登记运动为分界线，逐渐抛弃了运动式的建党方式，开始探索采用制度化、规范化的党内教育活动形式以推动从严治党。

1.“三讲”教育。1998年11月21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决定从1998年11月开始，全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集中时间，分期分批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即“三讲”教育。到2000 年12月结束的为期两年的“三讲”教育，自上而下、分级分批实施，分为“思想发动、学习提高，自我剖析、听取意见，交流思想、开展批评，认真整改、巩固成果”等步骤展开，是我们党以整风精神开展党性党风教育而又不搞政治运动，第一次以全新面目呈现出来的从严治党之崭新尝试。

2.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2000年11月30日，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在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的意见》，明确了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分学习培训、对照检查、整改提高三个阶段展开的总体要求，拟定了活动分乡镇和县部门一级、村级两批次展开的总体进度。2002年6月24日，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宣告结束。这次教育活动主要面向农村基层干部，与之前的“三讲”教育主要面向县处级领导干部形成交相辉映态势，构成对“三讲”教育的有益补充，充分展现了十六大之前的从严治党从高层、中层向基层延伸，从城市向农村延伸的趋势及全覆盖态势。

3.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4年11月7日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以此为指导，从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底，我们党利用一年半的时间、分三批次，经过学习动员、分析评议、整改提高三个阶段，在全党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这次教育活动，初步实现了“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的活动目标，是我们党以先进性建设为依托强化从严治党的一次成功尝试。

4.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2008年9月至2010年4月，我们党分三批次、历时一年半，通过学习调研、分析检查、整改落实三个阶段，在全党深入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此次活动，使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重大战略思想深入人心，为在党的十八上进一步将科学发展观提升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党内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同时，也找准了从严治党的在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然定位，将治党管党与科学发展有机统一起来。

5.“创先争优”活动。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之后，中央于2010年4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前，历时两年半，在全国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又深入开展了以“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为主要内容的创先争优活动。活动初步达到了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的活动目标。同时，这一活动的深入深度开展，也将“严标准治党”的要求、“高标准管党”的要求普及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层面、广大党员的思想和行动层面，落实到基层党内制度安排层面，这就在客观上助推了从严治党、规范管党向基层的延伸。

6.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根据党的十八大作出的“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基本要求，2013年6月18日至2014年10月8日，分两批次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活动突出“为民务实清廉”的主题，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四风”为主责，遵循“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历经“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整改落实、建章立制”三个基本环节，着力解决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了党员、干部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同时更是在坚守党的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将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在2014年10月8日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特别强调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于探索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牵引作用，尤其是在8个方面推动了从严治党，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这说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其实质层面而言，是党的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次党内总动员，是一次深度推进从严治党的党内新探索。

7.“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5年4月10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同年4月21日中央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座谈会，启动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以习近平提出的“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为主题要求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聚焦领导干部必须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的标准要求，着力解决领导干部“做人做事做官、用权用人用钱”不严不实的问题。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政治局围绕“三严三实”要求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地方层面也相继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从而宣告专题教育的初步完成。

8.“两学一做”学习教育。2016年2月28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2016年4月，习近平对在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2016年4月6日，全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标志着全党层面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正式启动。学习教育特别突出党章党规在从严治党中的“法治化”功能，明晰了合格共产党员的基本标准是“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落实了合格共产党员尤其要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尤其要对党绝对忠诚的根本要求，从而在党内奠定和强化了从严治党的群众基础、激发了从严治党的行动自觉。尤其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行进期间，又恰逢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和部署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时机、恰逢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的时机，所以，“两学一做”自然地就“嵌入”到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大行动中去，既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抓手。

二、党内反倾向斗争维度的从严治党

党内反倾向斗争，就是指在党内深入开展的反对滋生和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的政治斗争、组织斗争、思想斗争，其中又特别表现为反对党内存在的“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党内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左右倾错误，本质上都是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如果对此忽视、漠视，将会对党的存在发展、党的安身立命产生严重危害。所以，在党内左右倾错误出现后，我们党总是能够及时自查自纠、深入开展反倾向斗争，及时挽救党、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从党的自身建设的角度审视，我们党深入开展的反对左右倾错误倾向的斗争，也是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举措的重大行动，是实施从严治党的关键之举。所以，我们党成立以来开展反倾向斗争的历史，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和透视出强化从严治党的历史。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左右倾错误主要有：大革命后期出现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出现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三次“左”倾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倾错误，等等。党内的反倾向斗争主要是围绕着反对这几次错误倾向展开，从严治党的要求也相应地在这几次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得以体现。

（一）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从严治党。我们党成立以后，同中国国民党合作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目的在于“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剥削，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但在大革命后期，在蒋介石反革命的步步紧逼之下，以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主要错误表现在：主张“二次革命”，放弃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努力和斗争；不支持发展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压制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在同国民党合作时对其右派的反革命行为一味地妥协退让；等等。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我们党不能有效地进行抵抗和回击，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党的事业遭受了近乎灭顶的灾难。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着重指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完全放弃了共产党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一味地妥协退让，‘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而且‘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1〕会议在严厉、彻底、完全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基础上，实施了我们党第一次最高层次的、而又是针对党的总书记的从严治党大行动，使党自身在严峻的、生死攸关的考验面前迅速清醒起来、果断理性起来。

（二）反对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错误与从严治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对蒋介石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强烈要求改变革命低潮面貌的急切心理，“左”的错误倾向在党内滋长并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在此背景下，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相继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分别是以瞿秋白、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冒险主义错误和以王明为代表的更为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这三次“左”倾错误尽管有一些差别，但在错误的性质和许多方面都具有共性。表现为：它们都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缺乏正确的认识；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超越民主革命；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及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都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都过高地估计革命力量，过低地估计反革命力量，因而主张所谓进攻路线，犯了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2〕这三次“左”倾错误都对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的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其中危害最大的又属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它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长达4年之久，使党在“白区”的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苏区的革命根据地也大部分丧失，导致我们党最后被迫进行长征。

我们党彻底清算这三次“左”倾错误，并在清算的基础上推进从严治党，从1942年的延安整风开始，经过六届七中全会，直到党的七大才彻底结束。1942年我们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斗争的矛头最终指向土地革命时期党内产生的这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错误。在整风的基础上，我们党于1944年5月21日—1945年4月20召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这次中央全会是党的历史上迄今为止历时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在历时11个月的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3日召开的党的七大，彻底清算了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正式提出确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思想、新理论。从此，我们的中国革命、治党管党就有了我们自己的、科学化的指导思想，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也空前地统一起来、团结起来、凝聚起来。

（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右倾错误与从严治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们党批判和纠正“文革”时期党内“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一些党员、干部、个别党的领导人身上又出现了忽视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危害的错误倾向。这种右的错误倾向，主要表现为在当时我们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再加上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在国内“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与此同时，由于同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政治事件，出现了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亡党亡国的严重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客观上都给某些秉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乐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当头一棒、一记响亮的耳光。为了彻底清理清算党内右倾错误、实现党内思想纯洁、强化从严治党，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随后的苏东巨变后，我们党在全党、全国、乃至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深入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倾错误的斗争。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后，我们通过持续开展党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倾错误之斗争，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行动，基本上在党内清除了组织上、思想上残存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倾错误倾向，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思想生态，使得党又一次在严峻的考验中度过了危机。

三、党内反腐败斗争维度的从严治党

从我们党95年的历史看，从严治党最鲜明地体现在党内反腐败斗争中，体现在党内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实际行动中。而且，在很多社会大众的惯性认知里，从严治党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反腐败斗争，反腐败斗争所能够达到的高度即是从严治党的效度。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与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内腐败及反腐败斗争，最早始于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时期、党第一次局部执政时期，即江西瑞金红色政权时期、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时期。1931年11月—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是我们党局部执政的第一个政权，但是，在这一政权建立不久，党内就出现了第一个严重腐败案件、腐败分子，即谢步升腐败案件。谢步升是何许人也？此人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叶坪村的苏维埃政府主席（相当于村长）。虽然这个官职不大，但随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村的驻扎，此村就成为名副其实的“首都”。谢步升利用此天时地利之有利时机，思想作风逐渐蜕化变质。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牟取私利；生活腐化堕落，诱迫奸淫妇女，甚至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等等。如此，种种腐败恶劣行径引起公愤，被群众揭发。1932年5月9日下午，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谢步升被执行枪决。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就此案作出指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为惩治和预防腐败、加强从严治党管党，避免再发生类似谢步升这样的重大腐败案件，1933年12月毛泽东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其中特别指出：“党员干部、政府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500元以下者，视具体金额分别判处不同年限监禁或劳改。”那么，500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研究表明，当时的苏区货币1元钱在今天可买到10斤猪肉。

总之，瑞金红色政权时期，我们党敢于向腐败分子开刀、勇于毫不留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的行动，是基于惩治腐败维度的从严治党探索，在开展党内反腐败斗争、在探索推进从严治党行动等方面，都具有重大开拓意义和里程碑意义。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与从严治党。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党中央以陕北延安为中心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这是一个被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所承认的合法的“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搞坚壁清野，对边区政府搞严重封锁，结果，造成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最后被迫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在此情势下，无论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还是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党员干部的腐败烈度、频度在总体上都是较低的。

不过，也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严肃党纪、从严治党，党中央也下大决心、大力气进行了治理与坚决斗争。例如，黄克功的问题。1937年10月，作为长征老红军、又担任旅长的黄克功，因对陕北公学一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便开枪将其打死在延河边。此种行径令人发指。虽有人提出国难当头，应让黄克功戴罪立功，但陕甘宁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坚决判其死刑。此举得到毛泽东坚决支持。毛泽东在支持雷经天判决黄克功死刑的信中指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再如，肖玉壁的问题。肖玉壁是战功卓著、浑身有90多处伤疤的红军老战士，延安时期担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主任。期间，其以功臣自居，利用职权同私人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部队，贪污受贿总额达3000元，在党内、政府层面、社会上造成很坏影响。根据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规定，“贪污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最终，肖玉壁被边区政府于1941年底执行枪决。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与从严治党。解放战争时期，一些党员干部在局部执政的解放区，由于被胜利冲昏头脑，结果出现很多腐败的迹象及苗头。对此，党中央及各个解放区，进行了积极的干预和有效的斗争。东北局1947年5月发布了《东北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提出要警惕有的干部的腐化堕落。同时，东北局还发布了领跑于各个解放区的《东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了具体的量刑标准，严厉查处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1948年，华北解放区也发出《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指示》。此后其它各个解放区，也陆续发布了惩治贪污腐败的具体规定。这就客观上从制度层面、法规层面支撑起解放战争时期的从严治党行动，使从严治党在各个解放区生根发芽、全面开花。

从推进从严治党的需要出发，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必须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为全党敲响了全面执政后拒腐防变的警钟，为规避全面执政以后可能出现的各种腐败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思想预警、心理准备、作风建构。

（四）党全面执政初期的反腐败斗争与从严治党。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掌权执政后随时可能大爆发的腐败迹象，以及已经不断显现出来的一些干部腐败案件，党中央从未雨绸缪遏制腐败的定位出发，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三反”运动。1951年12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提出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和清除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开启了“三反”运动。1952年10月25日，历时11个月的“三反”运动结束，取得反腐败斗争的丰硕成果。其中，天津地委前后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腐败数额巨大（刘青山贪污旧币1.84亿元、张子善贪污旧币1.94亿元），被毛泽东亲自批示于1952年2月10日判处死刑枪决。

此后，为推进从严治党尤其是基层从严治党，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又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从1963年2月到1966年上半年，历时三年多的“四清”运动揭露出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党员干部，整治了一些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铺张浪费、挪用公款、侵占公物问题，较好地改进了全面执政初期基层党员干部的作风状况，改善了他们的执政心态。

（五）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与从严治党。改革开放39年来的党内反腐败斗争，以及由此出发展开的从严治党，根据其背景、任务、模式、特点等之差异，大致可以从四个阶段来审视。

1.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四大前。主要是立足计划与市场双轨运行、体制转轨过程，在民愤的推动下所大力开展的反对“官倒”、反对党员干部经济贪污腐败等反腐败斗争，所采取的斗争手段主要是运动式反腐。

2.第二阶段，党的十四大以来至党的十六大前。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体制转轨不能及时到位、制度约束有漏洞及空白点等综合性原因导致这一阶段的腐败现象不断加重。在此情况下，这一阶段的反腐败斗争所探索的主要从制度上、法制上强化治本性反腐战略。

3.第三阶段，党的十六大以来至党的十八大前。在党和国家事业快速推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抓发展与抓反腐“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衡性问题，导致我国在政党转型、国家转型、社会转型的“叠加”转型期的腐败始终处于频发、烈发、群发、高发态势，腐败的出生率严重大于死亡率，腐败的新表征、新变种、新形态不断涌现，“一把手”腐败突出、拔出萝卜带出泥突出、59岁和39岁现象突出、腐败分子为自保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杀人等极端情况开始出现，等等。此种情势下的反腐败斗争归类于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注重高度强化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持治标与治本共同推进。但是，就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成效而言，这一阶段与党和人民的期望尚有一定差距。

4.第四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至今。在腐败存量逐渐减少、增量持续走低、体量迅速萎缩的反腐败斗争态势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之坚强领导下、强力推动下，我们党在反腐败斗争及行动上敢于出重拳、勇于立重典。一是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大张旗鼓反“四风”，首先从治标入手坚持高压反腐“管住不敢腐”；二是开展反腐败斗争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不留死角，坚持一个标准、一视同仁、不搞例外；三是高举全面从严治党利剑，向一切存量腐败、增量腐败公开亮剑，向一切老腐败分子、新腐败分子公开宣战，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四是把权力、掌权者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强化制度反腐“规制不能腐”，反腐败成为制度常态、行动常规，群众对之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五是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满意度持续上升，一个干部清正、政治清明、政府清廉的风清气正之党内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正在持续营造中。

四、几点启示

从我们党成立以来通过党内政治动员、开展党内反倾向斗争、开展反腐败斗争等一系列实际行动来推进从严治党的脉络中，可以总结提炼形成党实施从严治党行动的几点启示。这几点启示对于我们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后深入深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力。

（一）从严治党关键在行动、重心在严格抓执行。党成立90多年来，我们大张旗鼓所开展的从严治党行动，有的是成功的、有效力的而且是影响深远的，比如1942年的延安整风；有的是效果一般、反响平平，没有激起多少涟漪的；有的则是搞了形式主义，从形式到形式，最后是空对空的空转，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等等。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呢？就是因为，有的从严治党行动，其落实和执行是到位的；有的从严治党行动，其落实和执行是不到位的；有的则是严重缺位的。所以，我们党95年来到底搞了多少从严治党的行动这不是问题之关键，而这些行动是否真正执行到位、真正落地，才是问题之关键。有一个时期，在我们党内禁止党员干部公款吃喝的制度规定有很多，但是公款吃喝之风一直难以刹住，于是就有了“36个制度管不住一张嘴”的说法。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2年12月4日出台中央八项规定以来，由于我们各级党委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韧劲，锲而不舍地、不敢有丝毫怠慢之心地、严格严厉严肃地去抓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地、抓违反八项规定精神行为的公开曝光处理，现在党内的公款吃喝风就基本上绝迹了。稍微理性一点的党员干部都应知道、都明白，“在参与一次公款吃请（或请吃）与个人的政治前途面前”，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应该何去何从？我们仔细想一下，为什么八项规定之后，公款吃喝之风这一顽疾就被治愈了呢？恐怕最根本的就在于我们的贯彻落实、严格执行是到位的，是不打折扣的。

（二）从严治党必须坚持以上率下、率先垂范。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模式是自上而下展开的。因此，从严治党的一系列行动最终能不能落地，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来自党内上层、上级、领导干部、高级干部层面的示范带头作用。古人云：“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今人云：“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从严治党的要求能不能落地，很大程度要取决于以上率下、率先垂范。从我们党95年来的历次党内整党整风运动来看、历次党内教育活动及学习教育看，如果没有上边、上级、上层的带动示范，走在前列、作出榜样，其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从我们党95年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开展的反腐败斗争来看，同样取决于上层是否真正重视、是否真正下决心严抓严管。所以，从严治党坚持以上率下、做到率先垂范，这是保证其取得预期效果的基本策略，也是我们从党95年的从严治党行动中得出的一项重要启示。

十八大后的今天，我们要切实保证全面从严治党的效力效果，必须继续坚持以上率下、坚持上层领导同志的率先垂范。2012年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了中央八项规定，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特别强调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还指出，“这个文件（八项规定）制定后，咱们率先垂范，然后层层制定、提出要求，对省军级干部有些什么要求，对地师级干部有些什么要求，对县团级干部有些什么要求，要有个章法，一直往下制定”。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建党95周年讲话中又指出，“‘己不正，焉能正人。我们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抓起，从高级干部抓起，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抓常、抓细、抓长，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3〕由此不难看出，习近平对于以上率下、率先垂范是高度推崇的。

在从严治党行动中继续坚持以上率下、率先垂范，同样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一个重要思想。2016年10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4〕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也明确指出，“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5〕

（三）从严治党要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不搞下不为例。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关键在严，严就应该严在必须严肃严厉严格执规执纪上。治党管党的纪律规矩定下了，就不是让大家去找漏洞、钻空子搞破坏的，而是要全党同志不能讨价还价、不能推三阻四地去贯彻执行的。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要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制定制度要广泛听取党员、干部意见，从而增加对制度的认同。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 〔6〕所以，推进从严治党，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必须自觉严格执行治党管党的一系列党内法规、纪律规矩。

我们党成立以来的一系列从严治党行动、反腐败风暴，都是严格执纪执规、不敢心软手软的。延安时期，作出杀掉曾经对革命事业有功但是最后却腐败变质的黄克功、肖玉壁的决定，是艰难的；建国初期，作出杀掉曾经对革命有功但却腐败变质的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是艰难的。但是，如果放他们一马，如果对他们搞“刀下留人、戴罪立功”，如果对他们搞“下不为例”，那么，我们党长期以来所确立起来的那一套从严治党的制度、纪律、规矩就开了一个小口子了。而我们一旦以“特殊情况”为理由、以“下不为例”为理由在制度的“千里堤坝”上开了一个小口子，就会在类似的情况下开出很多个口子、开出很多个大口子。结果，只能是制度、纪律和规矩的堤坝被彻底冲垮，制度、纪律、规矩成为了“稻草人”、“纸老虎”、“橡皮筋”，制度形同虚设、从严治党流于形式。所以，我们党多年一以贯之的从严治党行动，深刻启示我们：从严治党要搞就必须真搞，要抓就必须真抓，绝对不能搞例外，顾及所谓的“特殊情况”。否则，就是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所指出的不真抓、不抓紧。抓从严治党不真抓、不抓紧，都是不行的。毛泽东指出，“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7〕

〔参考文献〕

〔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70.

〔2〕朱乔森，李玲玉，柳建辉.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经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271.

〔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4〕〔5〕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Z〕.人民出版社，2016.5，47.

〔6〕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7〕毛泽东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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