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官员具有“道德——政治”两重功能，那么对官员的监督也就有了两个维度。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即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

言官选任尤为严格

明太祖朱元璋痛恨官吏的贪污腐败，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洪武十五年（1385），置都察院。长官是左右都御史。都御史与六部长官均为正二品，明人称为“七卿”，都御史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合称“科道官”，共一百六七十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言官”，专职弹劾百司。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很有权威，成为肃清吏治的重要依凭。尤其注意的是，由于明朝没有宰相之制，都御史直接向皇帝负责，六部、地方政府和监察御史、给事中不相统属，从而避免了由于隶属关系而对言官产生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

言官的职能主要是进行谏诤和封驳，纠举百官，肃清吏治。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器识远大，学问渊博，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不是仅凭借书本上的抽象理念来行事，而是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