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振，张小玉，王思明*

(1.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2.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汉唐西域葡萄栽培与葡萄酒文化

刘启振1，张小玉2，王思明1*

(1.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2.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葡萄及葡萄酒从汉代起通过丝绸之路逐渐传入中国。西域是汉唐时期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缓冲区和中转站。葡萄栽培及葡萄酒文化是西域在该时期的显著特色之一。综合利用传世文献、出土资料和文物遗迹等材料，对汉唐西域地区的葡萄栽培和葡萄酒文化作一个相对全面系统的考察。由汉至唐，西域葡萄种植业持续而稳定地向前发展，葡萄酒酿造及其文化也繁荣昌盛，并且都对中原内地产生了深远影响。汉唐西域葡萄栽培规模与其葡萄酒文化发展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葡萄；葡萄酒；西域；汉唐时期；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世界进行联系互动最为重要的一条途径和载体。葡萄的东传与丝绸的西输一样，皆可视为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葡萄(VitisviniferaL.)为葡萄科葡萄属木质藤本植物，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果树树种之一。中国古代所称的葡萄均属于欧洲葡萄，原生地是黑海和地中海沿岸一带[1]。欧洲葡萄最初传至埃及，大约在5 000～6 000年以前，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南高加索等地已开始栽培。西汉初年，葡萄通过西域逐步传入中国内地。葡萄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植物，种植范围广泛，文化内涵丰富，引种之后完美地融入了中华农业文明体系之中，十分有必要对葡萄引种栽培历史文化开展深入研究。古丝绸之路上葡萄等植物的传播与推广，为东亚人民的日常饮食生活增添了更多的选择；西域地区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检验和积淀，业已融合为中国传统酒文化的一份子[2]。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葡萄引种传播史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只是较少见系统阐述西域葡萄历史文化者。实际上，葡萄物种本身、部分甚至全部文化意义几乎都是经由西域而传入中原内地。另外，汉唐时期(公元前202—公元907年)的古丝绸之路在传统社会时期最为兴旺畅通，西域经济社会也最为繁荣昌盛。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对汉唐西域的葡萄栽培和葡萄酒文化略作论述和探讨。

1 汉唐时期西域地区的葡萄栽培

西域位于亚欧大陆中心，是古丝绸之路极为重要的枢纽。西域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及气候温度条件，非常适合园艺业的发展，是中国最早进行欧洲种葡萄栽培的地区。

1.1 “西域”的含义

“西域”一词在先秦时期指称周朝诸地，与“西方”“西极”同义。汉唐时期的西域又有了狭义和广义两种说法：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则是指所有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国家和地区，大致包括亚洲中、西、南部等区域。本文所论地域范围为狭义的西域地区，即汉、唐两代中央政府安置的行政机构所辖之今中国新疆大部及中亚部分地区。

古代西域的土质多为沙壤土，气候干燥，阳光充足，光照时间长，再加上昼夜温差较大，植物的光合作用充分，对瓜果糖分的积累和分解大有助益，从而十分有利于葡萄、西瓜等作物的生长。实际上，包括葡萄在内的很多水果历来都是西域地方向中央王朝进贡的重要物品。

1.2 汉唐西域地区的葡萄种植

在中国古代，葡萄还有“蒲陶”“蒲萄”“蒲桃”“葡桃”等若干种名称。先秦时期，西域地区就已经开始从事葡萄栽培。西汉时，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扜罙、于阗等地都大量种植葡萄，并出产葡萄酒。《史记·大宛列传》云：“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阗。”[3]3160“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3]3173《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且末国“有蒲陶诸果。”[4]3879可见，至迟在公元二世纪以前，西域地区的葡萄种植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山南麓诸绿洲城国的葡萄种植开始获得普遍推广。《晋书·四夷》载康居国“地和暖，饶桐柳蒲陶”[5]2544。《梁书》云于阗国“气温，宜稻、麦、蒲桃。”[6]814到了唐代，西域葡萄栽培更是盛极一时。《旧唐书·西戎》言焉耆国“其地良沃，多蒲萄，颇有鱼盐之利”[7]5301。《新唐书·西域上》记载焉耆国“逗渠溉田，土宜黍、蒲陶，有鱼盐利”[8]6228，龟兹“土宜麻、麦、秔稻、蒲陶”[8]6230，“笯赤建国，广千里，地沃宜稼，多蒲陶。”[8]6233《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古代西域和古印度的经典史籍，以严谨详实著称，其中记载了西域多地栽培葡萄的情况：阿耆尼(焉耆)国“土宜穈、黍、宿麦、香枣、蒲萄、梨、柰诸果”[9]48；屈支(库车)国“宜穈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9]54；素叶水城“土宜糜、麦、蒲萄”[9]71；笯赤建国“草木郁茂，华果繁盛，多蒲萄，亦所贵也。”[9]81斫句迦(叶城)国“蒲萄、梨、柰，其果实繁。”[9]998

显然，正史及游记所载西域葡萄的种植情况失之简略，而佉卢文文书的出土和释读则有效弥补了这一缺憾。尼雅遗址是汉晋时期精绝国的遗址，被称为东方“庞贝城”，位于今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腹心地区。佉卢文文书记载反映了尼雅葡萄种植业兴旺发达，这里的耕地及葡萄园民间可以自由买卖；葡萄园作为私有财产随时都能够交易；葡萄园及耕地作为私有财产可以合法抵押；田园、葡萄园、耕地作为祖业遗产可以继承；僧人之间也允许买卖葡萄园；等等。尼雅的居民经过长期实践，掌握了播种及翻耕葡萄园的时令及有关支架、折架、剪枝等葡萄栽培技术，这在佉卢文文书里皆有记录。

古代吐鲁番地区的葡萄种植业非常发达，这在很多汉文经典史籍中均有所反映。后来发掘整理的吐鲁番文书更是详细记载了当地葡萄种植情形。文书中包括一些麴氏高昌时期租地种植葡萄的账籍，还包括很多大规模买卖葡萄园的买卖契约和启事，从而可以看出葡萄种植业是高昌王朝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0]。

此外，考古人员也曾在今天的新疆境内发现了很多葡萄遗迹。例如，1995年在尼雅遗址1号墓的陶器中发现了葡萄等遗物；1999年尉犁县营盘墓地东汉至魏晋时期M6、M7、M8、M13等墓葬中出土了干化的葡萄；1959年在巴楚县脱库孜沙来遗址的唐文化层内出土了干葡萄串；1960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320号墓，1969年在哈拉和卓52号墓，1972年在阿斯塔那169、198号墓，1973年在阿斯塔那527号墓中均发现了麴氏高昌王国时期的葡萄实物；1966年在阿斯塔那69号墓还出土了一串高昌至唐时期的葡萄干；1960年在阿斯塔那318号墓，1966年在61、44号墓，1969年在150号墓，1972年在186、192号墓，1973年在213号墓，1975年在哈拉和卓104号墓等八座古墓中均发现了唐朝西州时期的葡萄实物。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总之，西域葡萄种植业起源于先秦，闻名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兴盛于隋唐。据历史文献及考古资料所见，汉唐西域地区的葡萄栽培基本呈现一种持续推进、不断上升的势头，并未受到战乱纷争和自然灾害等不利因素的较大影响。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葡萄种植对于西域甚至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和生产生活的重要程度。

2 汉唐西域葡萄酒酿造及其文化的发展

毋庸置疑，葡萄酒的酿造、经营和风俗等方面都必然以葡萄种植业的发展与繁荣为依托。葡萄犹如一条纽带，将古代西域的各族群密切联结在一起，塑造了光辉灿烂而又别具特色的西域葡萄文化。其中，葡萄酒文化又是葡萄文化中至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2.1 西域葡萄酒酿造技艺

葡萄酒在西域饮食文化中具有独特之地位，这里的人们酿酒、饮酒、嗜酒，并形成了特定的酒俗。葡萄和葡萄酒很早就成为高昌运往内地王朝的主要贡品。南朝梁代时，高昌王麴坚遣使朝贡，献葡萄、葡萄酒、盐枕、良马等给梁武帝萧衍：“大同中……高昌国遣使贡……干蒲桃……冻酒……王公士庶皆不之识……帝命杰公迓之。谓其使曰：……蒲桃七是洿林，三是无半；冻酒非八风谷所冻者，又以高宁酒和之……蒲桃，洿林者皮薄、味美，无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风谷冻成者，终年不坏，今臭其气酸。洿林酒滑而色浅。”[11]518-519可见当时西域葡萄酒已经分化出很多种类，品质差异明显。入唐之后，西域直接归于中央朝廷管辖：“西州交河郡……贞观十四年(640年)平高昌，以其地置……土贡：丝、氎布、毡、剌蜜、蒲萄五物酒浆煎皱干。”[8]1047美国谢弗(Edward Schafer)认为“蒲萄五物，酒浆煎皱干”就是指葡萄的五种产品，即葡萄酒、葡萄浆以及“煎”“皱”“干”三个品种的葡萄干[12]310。

高昌西州制作葡萄酒已经采用踏浆工艺，此外还有一套完整的造酒方法[13]。据《唐会要·杂录》记载：“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14]1796-1797殊为可惜的是，这种造酒工艺并未在中原地区流传开来。

1975年，在天山北麓的一座古墓中发掘出酿酒器具一套，距今约2 000年，其中有球形青铜壶，扁形陶瓷发酵器和木制压榨葡萄的工具。2004年夏，吐鲁番阿斯塔那发掘出一座距今1 700年前的墓葬，墓室中发现了一幅长2.5 m，高0.6 m的壁画，下角画有一块葡萄地，画面再现了葡萄酿酒从榨汁到蒸馏等的全过程。

2.2 汉唐西域葡萄酒文化

西域居民酿造、饮用葡萄酒具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前已述及，汉代大宛盛产葡萄，流行酿制葡萄酒，百姓嗜酒，富人热衷于大量藏酒。《晋书·四夷》云：大宛“土宜稻麦，有蒲陶酒”[5]2543。《晋书·载记》记载，前秦将领吕光攻入龟兹城后，发现“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5]3055《魏书·西域》亦曰焉耆“俗尚蒲萄酒”[15]2265。又据《周书·异域下》《北史·西域》所记，焉耆国“俗尚蒲桃酒”[16]916，[17]3216。《旧唐书·西戎》记载龟兹国“饶蒲萄酒，富室至数百石。”[7]5303

汉唐时期的西域官府、寺院、官吏、地主、商人乃至普通农户都拥有规模大小不等的葡萄园。官府直接插手葡萄和葡萄酒的生产经营活动。佉卢文文书中有一般的官私(葡萄园)出、用酒帐，还有专门的官私(葡萄园)得、入酒帐。北凉时期，官府还设有专门管酒的官吏；麴氏高昌王国亦曾经营管理葡萄种植经济以及租酒事务；精绝国对葡萄酿酒业的管理也非常严格，国家设立有专门征收税酒的酒局，酒局内有专门收取税酒的税吏。尼雅人普遍饮酒，酿酒的原料主要为葡萄。尼雅佉卢文文书中多见葡萄字样。葡萄酒是鄯善、精绝王廷贵族的一种日常生活必需品，与粮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尼雅存有国王专用酒品，而且贮存酒的仓库已经出现，可见其消费量之大。佉卢文书567记载：“苏耆耶上奏，彼任税监业已四年。彼之仓库浪费极大。酒库记有帐单，税监苏耆耶和波耆沙现欠酒达一百五十弥里码。当汝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牍时，应即刻对此事详加审理。若该苏耆耶将仓库的酒浪费，应免去苏耆耶税监之职，任命其他人当税监。仓库内有酒和皇家专用之酒，这些酒均应由苏耆耶和波耆沙赔偿并征收以前欠下的酒债”[18]52-55。总之，佉卢文文书的记载体现了嗜酒是尼雅人的重要食俗之一，葡萄酒为每日必饮之物，这在精绝国已成为风习俗规。

高昌所酿之酒亦主要为葡萄酒。《隋书·西域》记载高昌“多蒲陶酒”[19]1847。《北史·西域》载高昌“多五果……多蒲桃酒。”[17]3212《梁书·诸夷》载高昌国“出良马、蒲陶酒、石盐……大同中，子坚遣使献鸣盐枕、蒲陶、良马、氍毹等物。”[6]811-812此处的“蒲陶”应指代葡萄酒。《隋书·西域》记载康(居)国“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连年不败。”[19]1849此外，大量的吐鲁番文书资料也说明，当时此地的葡萄园数量多、规模大，不仅地主豪绅占有大片葡萄园，而且一般平民百姓包括规模甚小的寺院也多从事葡萄园的经营生产。用新鲜葡萄来酿酒是最常见的葡萄加工方式之一。《高昌张武顺等葡萄园亩数及租酒帐》《高昌苻养寺葡萄园得酒帐》两份文书中均有关于葡萄种植面积、储酒数量以及葡萄亩数与酿酒数量多少关系等的记录，正是这一事实的反映。在出土文书中，葡萄园的生产就往往和储酒、得酒联系在一起。如在《高昌张武顺等葡萄亩数及租酒帐》中记载：“庆则桃(萄)贰亩半，储酒伍升，得酒两姓有贰拾陆升(斛)。”“桃(萄)贰亩，储酒捌升(斛)，得酒两姓有叁拾升(斛)。”“人抚军寺桃(萄)伍亩六十步，储酒叁拾升(斛)，得酒拾壹姓有壹佰肆拾贰……”“主簿尸罗桃(萄)壹亩半，储酒伍升(斛)，得酒壹姓半……”[20]139-140从上可见，当时栽植葡萄有相当数量用以造酒。葡萄生产发达，酿造业也就自然而然随之兴起，并逐渐成为高昌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葡萄酒普遍应用于官府宴请和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并且已经有葡萄酒匠职业的存在。葡萄酒在租佃、买卖、借贷、赋税等经济活动中充当重要角色，占有突出地位。高昌地处中西交通要冲，当时该地区的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发展，凡种葡萄者必须以葡萄酒缴租，僧俗无别，据地而缴。

3 结 语

葡萄是古代西域地区的重要农业物种，这里种植葡萄的历史十分悠久，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葡萄的加工利用技术亦是相当精湛。总体上，汉唐时期西域的葡萄栽培规模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未受消极因素的较大影响。西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及气候水土条件是这一现象的根本保障。可以说，古代西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葡萄文化，而葡萄酒文化又是西域葡萄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酿制、饮用葡萄酒是西域地区一个风俗习惯，甚至长期影响着中原内地的饮酒文化。容易看出，西域地区葡萄栽培同葡萄酒文化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葡萄的大规模栽培和品质的提升为西域葡萄酒文化的繁盛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而葡萄酒文化的提倡与兴旺又反过来刺激西域葡萄种植业的发展和进步，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本文仅为抛砖引玉之作，对西域葡萄栽培的详细情形以及古代西域葡萄酒酿造工艺仍需深入研究，除了常规史料和方法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必然依赖于今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和新的研究方法手段的运用。

[1] 袁昌齐，束成杰，鲁蓝青，等.“一带一路”经济植物应用与开发(欧洲与地中海地区篇)[J].中国野生植物资源，2016，35(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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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ticulture and Wine Culture of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Periodfrom Ha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Liu Qizhen1, Zhang Xiaoyu2, Wang Siming1*

(1.Institu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2.College of Economic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The grape and wine were introduced to China through the Silk Road gradually from the Han Dynasty. The Western Regions was the buffer area and transfer station of mater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Viticulture and wine culture was one of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is perio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material such as the literature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the unearthed materials, the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makes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al investigation about viticulture and wine culture of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Han Dynasty and Tang Dynasty.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Tang Dynasty, the Western Regions grape planting sustaine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forward, wine and its culture was prosperous, which both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cale of viticulture and wine cultur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is the dialectical unity.

grape; wine; the Western Regions; period from Ha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the Silk Road

10.3969/j.issn.1006-9690.2017.04.002

2017-01-23

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丝绸之路与中外农业交流研究(16AZS005)。

刘启振，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科技史、农业文化遗产保护。E-mail:njauliuqizhen@163.com

*通讯作者： 王思明，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史、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

S663.1

A

1006-9690(2017)04-00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