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公园：现代美育空间的建构

文 林 峥

自1925年8月1日起正式对外开放的北海公园，正是以物质空间的方式，最具代表性地诠释了蔡元培的美育理念，特别典型地体现了民国公园对于教育（包括德育、智育、体育），尤其是美育功能的关注，作为新兴的美育空间，陶养和教化民国理想的现代公民。

民国初年北京都市格局重组，北海所处的内城中心区域，公园、图书馆、博物院、高等学府林立，崛起为新文化的中心。而1925年开放的北海公园，引入茶座、图书馆、公共体育场、溜冰与划船等一系列设施，构成了辅助与补充学校教育的现代美育空间。

一

1931年5月，蔡元培发表《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一文，开篇谈到：“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的AsthetischeEriziehung译出，为从前所未有。”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自民国元年（1912年）起便坚持提倡和推行“美育”的教育理念。在蔡元培看来，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我们每每在听了一支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刻，或是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会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会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得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要使人人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他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便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不期然而然地更加浓厚起来”，从而达到“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渐消沮也”的作用。

蔡元培的美育理想，期望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途径达成，社会教育既包括美术馆、音乐会、博物馆、剧院一类现代市政机构，也包括市政的美化。就在《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一文中，蔡元培指出：美育的基础，立在学校；而美育的推行，归宿于都市的美化。……首都大市，虽有建设计划，一时均未能实现；未有计划的，更无从说起。我们所认为都市美化的一部分，止有公园了。

自1925年8月1日起正式对外开放的北海公园，正是以物质空间的方式，最具代表性地诠释了蔡元培的美育理念。公园是一个多功能的空间，它除了提供娱乐设施外，还兼有商业、教育、文化、社会、政治等多种作用，像北海这样新起的公共空间，各种机构、设施都有意愿占据一席之地，其选择什么、排斥什么，体现了对于公园的设想和定位。北海特别典型地体现了民国公园对于教育（包括德育、智育、体育），尤其是美育功能的关注，作为新兴的美育空间，陶养和教化民国理想的现代公民。

首先，北海的茶座、咖啡馆应有尽有，且皆设于北海内风景幽雅的名胜景点，从上午八九点一直营业到深夜十二点钟，可供游人在品茗就餐之时，观景怡情，相得益彰。根据邓云乡的回忆，“几十年前北海的茶座有十几家之多”，其中最有特色的几家，当属漪澜堂、道宁斋、濠濮间、五龙亭、仿膳等。漪澜堂和道宁斋坐落于琼岛上，雕廊画栋的楼阁呈扇面形沿北海水边展开，与对岸的小西天与五龙亭遥相呼应，是当时北海最大的茶座，“有最好的座位，最好的茶食，最好的点心”。沿栏杆和长廊，上下两层，约一百二三十张桌子，每张桌子配四张大藤椅，可以同时招待近五百人喝茶。

每到春夏之交，一到下午三四点钟，太阳偏西之后，是漪澜堂、道宁斋最热闹的时候。坐在水边，喝着香片茶，嗑着瓜子，吃着玫瑰枣等茶食，闲谈着，望着龙楼凤阙边特有的蓝天和变幻的白云，听着划小船的人的笑声、桨声，在大蓝布遮阳下面水中阳光闪动着金波，小燕子像穿梭一样飞来飞去……这时你会自然想起王子安的“滕王高阁临江者，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朱帘暮卷西山雨”的诗句。虽然这里不是滕王阁，而艺术的意境会促使你产生共鸣。

东岸的濠濮间是北海最安静的茶社，这里环境幽邃，“是作家写作的好地方，也是情侣海誓山盟的好地方。有个时期，曾经有几位老诗人定期在这里雅集，分韵刻烛”。五龙亭与仿膳位于北岸，五龙亭只中间三座大亭子摆茶座，四面轩窗大开，临窗设座位，“离水面近，接受南风吹拂，视野又开扩，琼华岛的塔影波光，齐收眼底，在这里喝茶是别有情趣的”。仿膳依山面水，搭着高大的舒卷自如的天棚，也摆有很多茶座，以仿制清宫御膳房的菜肴点心为特色。由上观之，北海茶座的设置，深得借景之妙意，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开阔水景和园林情趣，营造出一种诗意的氛围。正如邓云乡所言，这种“艺术的意境”会使品茗观景的游客产生共鸣，联想起“画栋朝飞南浦云，朱帘暮卷西山雨”一类充满古典情致的诗句，受到美学的熏陶。而相应地，北海也成为能够激发游人诗情和灵感的审美空间，甚至在想象的层面上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美学符号。

民国时期北海公园全图

二

除茶座外，北海公园另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其丰富而权威的图书馆资源。早在1923年北海尚未正式开放时，梁启超即动用他与北洋高层的关系，由总统黎元洪亲自批示，在快雪堂设立了松坡图书馆，以纪念护国有功的蔡锷，期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入斯室者，百世之后，犹当想见蔡公为人也”，以蔡锷的精神与人格感化和教育公众。松坡图书馆肇始于1916年蔡锷病逝，梁启超撰文《创设松坡图书馆缘起》发起倡议，在文中振聋发聩地强调中国开设图书馆的必要性：

同人佥然同声曰：今世各文明国图书馆之设，遍于都邑，盖欧美诸国虽百数十家村落，犹必有一图书馆。其大都会之图书馆，规模宏敞，收藏浩富，古代帝室之天禄石渠，视之犹瞠乎若其后也。然皆廓然任人借观流览，使寒士之好学者，得以尽窥秘籍。夫岂惟寒士，虽素封之家，亦岂能于书无所不蓄？我有图书馆，然后学问普及之效，乃可得而睹也。今以中国之大，而私立图书馆，竟无一焉。即京师及各省间有公立之馆，亦皆规模不备，不能收裨益公众之功用。昔美国豪绅卡匿奇氏，尝云一国图书馆之有无多寡，可以觇其国文野之程度。此言若信，则我国民与世界相见，其惭汗为何如哉！

在当时，图书馆与公园一样，都是新兴的舶来品，是西方现代市政文明的代表，任公终其一生都致力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且与北海有莫大渊源。在其运作下，1923年6月20日，松坡图书馆终于择定馆址，在北海快雪堂；11月4日正式成立，梁启超亲任馆长。彼时北海尚处于军阀势力盘踞之下，松坡图书馆得以落成北海，端赖任公与北洋高层的渊源，从中斡旋。松坡图书馆位于北海北岸的一个斜坡上，四周环绕着蓊郁的槐林，内分三进，分别为阅览室、藏书室和蔡公祠，环境雅洁肃穆。其藏书主要来自梁启超搜求的十万余册中外书籍（其中包括梁启超创建的“图书俱乐部”所收尚志学会、亚洲学会捐赠的2000多册日文图书和其他外文图书约6000多册），《四库全书》复本以及政府拨给的杨守敬藏书两万四千余册。由于松坡图书馆属于纪念性质的私立图书馆，另行售票，因此环境清幽，读者不多，以从事研究的学者为主。

梁启超、张君劢与清华国学院学生在北海松坡图书馆

据梁启超致长女的家书，他当时执教于清华国学院。因此每到暑假前夕，他都会邀集清华学生同游北海，并延请名师在松坡图书馆讲学，如1926年夏邀请张君劢讲宋代理学。而梁启超本人亦于1927年5月间亲自为同学演讲，即由周传儒、吴其昌笔录成文的《北海谈话记》。这是梁启超晚年非常重要的一篇论述，在勉励清华学子“做人”、“做学问”之外，亦与其“党前运动”的政治理念相呼应。而我所致意的是，梁启超的“北海谈话”与北海、松坡图书馆的内在联系。梁启超的演讲以松坡图书馆与蔡锷的因缘入题，由蔡锷师从他求学的长沙时务学堂谈起，反思现代教育的弊病，批评“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但同时，他也深谙传统教育之不足，希望“斟酌于两者之间”，以人格的修养纠补智识之偏弊：“现世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遂以曾国藩、胡林翼诸人为典范，倡导人格的砥砺和相互感化：“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应声气求，扩充到一班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

而梁启超对清华学生的教育，便是身体力行他自身的这种教育理念。这种实践，包括他所提到的清华研究院近于学院式（college）的教育制度：“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谈笑，各种琐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学们相当的暗示或模范。”而最为典型的，即每年初夏带领清华学生“作北海之游”，观当时国学院学生吴其昌的记述：“俯仰咏啸于快雪浴兰之堂”，颇有孔子所称许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以及延请张君劢等名师于北海讲宋贤名理，“穆然有鹅湖、鹿洞之遗风”，私淑传统书院的精神。种种手段，皆是希望以这种方式补现代教育之弊，而北海，即承载梁启超教育理念的试验场。北海的文化氛围与名师的言传身教、人格的耳濡目染相辅相成，于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感染着青年学子，从而形成对于现代学校教育的辅助与补充。“北海之游”对于清华国学院学子具有特殊的意义，1927年吴其昌编纂《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将《梁先生北海谈话记》排在篇首，总领全书，其后才是国学院“四大导师”等教师的相片以及每位学生的小传等。这种安排本身即意味深长，暗示了吴其昌等清华国学院学子对于国学院教育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北海之游”及其所象征的精神的感召和人格的砥砺，才是清华国学院的灵魂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的“北海之游”与蔡元培的美育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松坡图书馆而外，1925年5月，位于方家胡同的京师图书馆闻悉北海即将开放为公园的消息后，亦呈请教育部饬拨北海场地，意欲在北海公园内设立总馆，其方家胡同原址则作为第一分馆。京师图书馆主任在上呈教育部的文件中陈述选址的缘由：

本馆僻在京城东北一隅，年来阅览人数虽亦逐渐增加，而现在馆址究嫌偏僻。西南城一带学者纵有志观光，辄以相隔远，有裹足不前之慨。查北京各图书馆所藏典籍，以本馆为最多，又为钧部直辖机关，处首都所在之地，观瞻所系，似宜力事振作，迁移交通便利之所，以慰人民之望。从前屡有斯议，辄以无适宜地点而止。今幸阁议通过，将北海改作公园。北海处四城之中，地方辽阔，官房綦多，乘兹改创之时，允宜首先指定图书馆所在地，以示国家右文主旨。拟请提出阁议，择规模闳大足敷图书馆应用之官房酌拨一所，将本馆旧籍悉数迁往，作为图书总馆。其方家胡同现在馆址，则留馆中所藏新书及就书中重复之本，作为第一分馆，以供东北城一带人民浏览。社会教育原足以辅助学校教育之不足，图书馆尤为社会教育中主要事业，愈多愈妙。

京师图书馆嫌方家胡同原址偏于东北一隅，看中“北海处四城之中，地方辽阔，官房綦多”，且指出图书馆系社会教育的主要事业，可以辅助学校教育的不足。民国北京公园的一大特色，就是图书馆多附设于公园之内，公园与图书馆合二为一，共同发挥美育（教育）的功能，与学校教育相互补益，北海公园即此中的集大成者。此前于1924年9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成立，负责保管和处置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子赔款；1925年6月，中基会董事会决议以庚款促进永久性的文化事业，先从图书馆入手。因此，同年11月3日，中基会与教育部协商订约，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决定由中基会与教育部共同支出年费，租用北海公园内庆霄楼、悦心殿、静憩轩、普安殿一带房屋为馆址，并聘请梁启超与李四光为正副馆长。可惜，由于当时北京政府国库空虚，无法履约拨给费用，中基会只好中止与教育部的契约，转为独立筹办，馆址沿用此前选定的北海庆霄楼、悦心殿等处，改名为“北京图书馆”，仍以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所以，最终在北海成立的，是中基会创办的北京图书馆。1928年，北伐成功，北京改为北平，北京图书馆也相应更名为北海图书馆。北海图书馆十分鼓励公众养成阅读的习惯，不仅规定阅览人随意取书，不收费用，甚至出图书馆时，可获赠公园门票一张。此例典型地体现了当时公园与图书馆相辅相成，共同推进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的特点。

与此同时，1928年国立京师图书馆亦改名为北平图书馆。1928年8月7日，国民政府电拨中海居仁堂归北平图书馆使用；1929年2月10日，北平图书馆在居仁堂开馆。在梁启超的促成下，1929年8月，教育部正式决定将北平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原居仁堂部分为第一馆，原北海部分为第二馆。由于梁启超彼时已因手术意外辞世，遂聘请蔡元培与袁同礼任正副馆长，并且选定北海西岸御马圈旧地及公府操场建造新馆。1931年6月12日，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在北海落成，7月正式开馆。根据时人的回忆，国立北平图书馆是当时远东最现代化的图书馆，其“外观是十分华美的，它的内部更为精美。外部完全是中国宫殿式的，而内部则完全是西方式的，在30年代初，它的内部设备，比之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毫不逊色”。图书馆藏书分为旧藏、新增与寄存三部分，藏有各类中文、满蒙文、藏文、西文、日文书籍，以及《文津阁四库全书》、善本书、经卷舆图、金石拓本、文物等等，蔚为大观。想任公于1916年筚路蓝缕草创松坡图书馆之时，尚感慨：“我国民与世界相见，其惭汗为何如哉”，而1931年北海已落成此“比之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毫不逊色”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虽然任公不逮亲眼目睹，庶几可慰藉其于九泉之下。身处这样的图书馆里阅读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体验，给人以文明的熏陶，正如当年作为青年学生的读者邓云乡的感受：“大阅览室为了保持安静，连地板也是咖啡色橡皮砖铺成，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即使坐了很多人，那偌大的阅览室也像没有一个人一样，那真是一个肃穆的读书环境，那气氛正是显示了高度的文明”，令人不由发自内心地感叹：“当年能够在这里读读书，真是三生有幸啊！”

总而言之，北海公园先后设有松坡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海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毗邻的中海还一度设有北平图书馆，且其前身京师图书馆本亦欲选址于北海。如此丰富的图书馆资源为北海增添了浓郁的书卷气和文化底蕴。

民国时期北京北海永安桥

三

除了智育功能外，北海还十分重视提倡体育事业。首先，鉴于“公园为公共游乐之所，寓有提倡体育之意，运动器械亟应设备”， 1926年，北海在公园内建成大型公共体育场与儿童体育场，布置完备，应有尽有。每日自上午七时至下午七时开放，不设门票，可见其奖掖公众运动之意。场内并设有指导员，指导健身者的行为，要求他们遵守运动场制定的各项规则，甚至包括运动的方式。这是民国公园的普遍特点，即以精英主义的姿态自居，认为自己负有教育、指导游人行为规范的职责。除运动场外，公园内还设有多处球房，如漪澜堂西餐球房、翠雅球房、大西天球房等等。

其次，北海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广阔湖面，冬季可溜冰，夏季能划船。民国时期，北海的冰场享誉京城。由于溜冰这项运动对于身体素质有特殊的要求，因此，除了个别高手如曾为慈禧表演的“老供奉”吴桐轩之外，冰场的常客大多为青年男女。如北海的三大冰场双虹榭、道宁斋和漪澜堂，也像公园茶座一样，各有受众——双虹榭多为一群学生与初学滑冰的人；道宁斋与漪澜堂大半是一对对的情侣，或滑冰技术特别好的人。1934年，《时事汇报》以“北海青年男女溜冰热”为标题，报导北海冬日冰场的盛况：

二日晨九时起，男女青年，肩负冰鞋，群奔北海。十二时，漪澜堂前，已集有冰上健儿百余人，茶座中乱成一片，其中各校学生占大多数。汇文中学冰球健将欧阳可宏等十余人，以球棍代步枪，在冰上作“毙人”之剧，其一举一动，滑稽突梯，颇饶兴趣。童子军教练马永春，戎装登场，大耍花枪。北大冰迷若干人，因本校冰场尚未开幕，故多来此间赶旱，各着军训制服，颇引人注目。场中女将约达四十人，多属慕贞等校学生，成群结队，笑语喧天，兴趣浓厚异常。萧淑芳女士偕乃妹并三友人飞舞场上，日暮始归。

活跃于北海冰面的青年男女中，“各校学生占大多数”，包括北京大学、汇文中学、慕贞女校的学生等等。其中特别点名的萧淑芳女士，是音乐家萧友梅的侄女，萧家姊妹乃当时北平备受瞩目的溜冰明星，报刊上常见她们的倩影。

而一年一度的化妆溜冰大会，更是万众期待的盛事。此举滥觞于1925年冬，先是游船商人于12月1日呈请在北海北段设立溜冰场，同月5日，漪澜堂餐馆也提出在漪澜堂码头附近开设溜冰场。1926年1月9日，漪澜堂餐馆申请于当月31日开办化妆溜冰会，将原冰场展宽，四周围上芦席，里面再围一圈短席墙，中央是溜冰场，短墙外是参观席，南面设评委席及化妆室、更衣室数间，北面设乐台。《晨报星期画报》特辟专号报导了这一盛会：

前星期日，北海漪澜堂前，举行化妆溜冰大会，观者数千人，比赛人数达一百三十余人。中外男女各半，怪装异饰，无奇不有，或捉襟见肘，或腰大盈丈，更有西妇九人饰马牛羊兔之属，观者无不捧腹。最奇者，饰火锅，白菜，莲花，蝴蝶，汽船，印度妇人等等，使人绝倒。是日先举行跳舞，次为各项竞走，三时开会，至五时半分，则给予奖品尽欢而散。如斯盛会，实为北京历年来冬令所未有，本报特为刊行专号，以供未与会者览观焉。

此后北海每年都举行化妆溜冰大会，参赛者与观众络绎不绝，中外兼有，“实北平冬令一种特别娱乐也”。从民国时期的老照片，略可窥得当年盛况，民国时人的时尚嗅觉和想象力，即使在一个世纪后仍令人惊叹。

其余的季节里，泛舟北海更是游人钟爱的消遣。道宁斋、双虹榭、五龙亭码头均有小船可供租用，根据邓云乡的回忆，“北海划船，在春日宜于午前，暖日熏人，波平浪静，最为舒畅”；“夏秋两季则宜于清晨和夜晚，在夏夜把小船放在黑黝黝的水中央，不用划，任其飘荡，望着夏空繁星与琼华岛之明灭灯火交相辉映，蛙声、语声、水香、荷香、衣衫鬓影香，那真是‘仲夏夜之梦’境了”。这种浪漫的意境尤受青年人的青睐，正如谢冰莹《北平之恋》中的描写：

年轻的男女们，老喜欢驾一叶扁舟，漫游于北海之上；微风轻摇着荷叶，发出索索的响声，小鱼在碧绿的水里跳跃着；有时，小舟驶进了莲花丛里，人像在画图中，多么绮丽的风景！

有时风起了，绿波激荡着游艇，发出“的冻”“的冻”的响声，年轻的男女有的对着绿波微笑；有的轻吟低唱；有的吹奏口琴；或者哼着自己心爱的调子，他们真像天上的安琪儿那么无忧无虑，快乐非常。

综上所述，北海公园的美育功能十分突出，一切设施皆出自美术的匠心，希望给予游人审美的享受。一方面，北海特别重视对于公众进行智育的熏陶，公园内先后设立有松坡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海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这种盛状即使是在民国时期图书馆与公园普遍共存的前提下，也是十分罕见的。梁启超带领清华国学院学生在松坡图书馆优游讲学的佳话，北京图书馆（北海图书馆）、尤其是国立北平图书馆权威而丰富的藏书，都为民国北京的精神生活与文化生态增添了一抹亮色。而另一方面，北海也很注重对于民众体育爱好的养成，公共体育场、儿童体育场的设立以及最富特色的化妆溜冰及泛舟，利用北海得天独厚的资源，青年男女飞驰冰面或泛舟湖心的身影，不啻为北海最为动人的风景。这一切遂造就了北海成为独一无二的美育空间，在民国北京的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成就自身不可替代的影响。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刘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