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法权，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湖北荆门，现任第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院政治委员，大校军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先后三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荣立二等功。在《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百余篇，出版小说集《情书撰写人》《行走的声音》《脸谱》，长篇小说《浴火》，长篇报告文学《那一年，这一生》《废墟上的阳光》《陈独秀江津晚歌》《雪莲花开》。近年来，每年都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国散文排行榜”“中国报告文学排行榜”。

和尚

1934年10月，被国民党军队蚕食的鄂豫皖根据地英山、商城和太湖等县，稻田里本应是金黄的谷穗，如今却像是干旱过后的枯黄野草；零星的村庄凋敝得让人不敢置信，几个月前还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红色根据地，如今却少见炊烟，少闻鸡犬之声，少见青年男女。就在这么一个荒芜的乡村，却出现了两个青壮和尚。

他们一前一后地走在长满野草的小道上，行走于人烟稀少的乡村里。走在前面的和尚叫石空，中等身材，年纪也就二十七八岁，讲一口当地流利的土话，斜背一个布袋，手里举着算命测字的招牌；另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提着行李，以十步远的距离跟在石空和尚的后面，他是石空和尚的徒弟。

他们走村串乡，为人算命消灾，不要钱只求管饭，到了晚上给个睡觉的地方。

他们步伐匆匆，从不在一个乡村久留。私下里，他们向老乡打听最多的是关于红军的消息。对于他们的举动稍稍留心，就不难发现，他们并不像真正的和尚。

其实他们就不是和尚。那个号称石空的和尚，叫石健民，石空是他的化名，真实身份是红军，是徐海东派出主动联系中央的交通员。交通员非一般人所能担任，选定一个交通员，可以说百里挑一，不仅要求政治绝对可靠，而且要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石健民就不是一般之人，他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1927年参加革命前，他是红安县唯一一所中学里的老师。他放弃优越的环境，自愿投身革命洪流。像他这样有文化、家庭富有的青年参加革命，当时在红二十五军是凤毛麟角。在不长的时间里，石健民的出色表现就引起了徐海东的关注。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石健民几次奉命成功策反敌军，让徐海东对他的机智和才能佩服有加；后来因执行特殊任务，他两次身陷牢狱，遭受酷刑，不屈服不叛变，对党忠诚的坚定性，让徐海东对他更是刮目相看。每到关键时刻，每有事关红军生死的重大任务，每有大事急事要事，徐海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只有把任务交由他经办，徐海东才会放心。

在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之时，石健民再次奉命，离开根据地到上海去执行一项事关红二十五军前途和命运的特殊任务。

当时，红二十五军领导在没有电台，无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只得采用当时最传统，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派出绝对信任机智的交通员去主动寻找组织，以期获取党中央的指示，以指导部队下一步的行动。

鄂豫皖省委决定派成仿吾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情况寻求指示。成仿吾是湖南新化县人，文学家，先后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及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教育委员会主任。鉴于成仿吾到白区与敌人斗争经验不够丰富的实际，徐海东提出派石健民随同前往，共同完成寻找组织、获得指示的任务。

当时，石健民刚刚参加了攻打六安县“两河口”镇的战斗，他同战友们一道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那天吃过晚饭，雨后的天空画出一道美丽的彩虹，石健民兴致勃勃地来到打谷场，他站在石碾的台子上，教唱红军战士战斗歌曲。正当他陶醉于豪迈的音乐之中的时候，一名警卫战士将他叫走了。

徐海东说话向来简洁，命令他马上随成仿吾到中央苏区执行一项重大任务，并一再叮嘱，让他时刻保持警惕和清醒，务必完成任务，把中央的指示带回来。

六月盛夏，成仿吾和石健民在地下交通站接连护送下，从武汉登船前往上海。在上海黄浦江畔，成仿吾从棉袄里取出沈泽民写下的联络地点，没想到地下联络机关都遭受了破坏，人去屋空，根本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几番辗转，成仿吾与石健民两人的旅费已经用尽，成仿吾又患病在身，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成仿吾带着石健民走进了鲁迅开办的内山书店，在鲁迅的帮助下，成仿吾与石健民才同中央苏区交通员接上关系。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江西瑞金。周恩来在听了成仿吾关于鄂豫皖苏区情况的汇报后，深感鄂豫皖苏区形势严峻，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指派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为中央苏区代表前去传达中央精神，而成仿吾则留在了中央，后随中央红军北上长征。石健民奉命陪同程子华从中央苏区前往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央指示。

程子华在石健民一路护送下，于当年八月底从上海坐轮船到达汉口。当时他们从报纸上得知，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率领下攻打英山县城受到国军有力抵抗，红军围攻受挫后，当夜主动撤退，一时不知去向。

红二十五军究竟到了哪里？从报纸上没法寻觅踪迹，石健民决定先赶到英山再说。当他们第三天下午赶到英山县城时，从一个国民军的军需官那里得知，红二十五军放弃围攻英山县城后，急行军二百三十里，第二天半夜时分突然兵临太湖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下了太湖县城，歼灭了太湖守敌，缴获了许多马匹和大批药品及军需物资。后据史料记载，红军在清理和分配战利品时，每人还分得了一把雨伞。在后来的征战中，雨伞派上了大用场，成为战士们露宿野外的帐篷，战士们高兴地说：“雨伞就是一间房。”

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和吴焕先政委的领导下，作战不守一定之规，行军宿营飘忽不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避免部队遭受损失，徐海东对敌作战的基本原则是：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这一基本原则，成为红二十五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制胜法宝。

徐海东在共和国将军之中，绝对是一员虎将，他身材高大魁梧，国字脸，浓眉大眼，鼻挺嘴阔，性急如火，打仗凶狠，所指挥战斗几乎百战百胜，人称“徐老虎”“中国的夏伯阳”。徐海东以静制动的预言得到应验，到了第四天，三路敌人再一次围了上来。一番猛烈交战后，一路敌人被打垮，红二十五军再次冲出敌人包围圈。计划实现，徐海东派出二二三团占领山隘阻击，主力连夜转移到殷家冲，同时派出一个营占领何家冲的一个山寨，防止敌人切断红军后撤的退路。到了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主力向何家冲转移，走到长岭冈附近，徐海东突然发现敌一一五师三个团摆在一处山坡上，阵容松散，毫无戒备。敌人还在山头上架了三门迫击炮，盲目地瞎打。徐海东发现这一敌情后，马上命令部队停下，对通信员说：“向后转，请政委快上来。”

吴焕先一会儿从后面赶了上来，急忙问：“什么事？”

徐海东手往长岭冈上一指说：“政委你看对面，是不是可以打一仗？”

吴焕先举起望远镜朝长岭冈仔细一看，只见敌人不仅疏忽大意，而且部队布防的地形也十分不好，三个团摆在光秃秃的长冈子上，只要一个冲锋打垮最前头的一个团，后边两个团没有有利地形可依托，不能展开有效抵抗，我军趁此机会压过去，一定能将敌人打个稀里哗啦。吴唤先仔细看过后，坚定地表态说：“机不可失，打。”

徐海东一声令下，部队向长岭冈上的敌人展开了猛烈袭击。二二四团团长熊向党带一个营攻击敌人前哨排，徐海东和吴焕先各带两个营猛攻。刚才还平静的长岭冈，一时枪炮声大作，战士们有的端刺刀，有的挥动着砍刀，向敌人杀了过去。不出所料，敌人前头的一个团一乱，后面的部队出现了慌乱，因无处可固守，敌人一个个到处乱窜。

由于时机成熟，战术得当，仅三个钟头就结束了战斗。长岭冈一战，缴获敌人轻机枪二百余挺、长短枪八百余支，以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装备精良的敌一一五师几乎全军覆灭。

战后，徐海东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指着战俘们说：“这一仗打得真过瘾，敌人整整五个营，连一个勤务兵和马夫都没有跑掉。”长岭冈一战，给了张学良“三个月围剿计划”当头一棒，他才发现红军不是好惹的。根据地军民也因此大受鼓舞，红二十五军士气大涨，装备得到大大改善，许多连队配齐了九挺轻机枪，好几个连队的战士都换上了“奉天造”马步枪。

1934年的8月，徐海东与吴焕先商量，决定攻下英山县城。在攻城过程中，他们发现敌人早有防备，而且设防严密、工事坚固、守敌众多，强攻必然会造成重大伤亡。徐海东与吴焕先一合计，放弃原有攻城计划，决定远途奔袭太湖县城。从英山到太湖，距离二百三十余里，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红二十五军在第二天的半夜时分突然兵临太湖城。

石健民经过盘算，他这次没有跟在红军后头追向太湖，他深知，待他们赶到太湖时，红军又转移到了新的地方，老是跟在红军的屁股后面，是找不到红军的。可是，当时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传达中央指示迫在眉睫。经过估算，他们径直赶到了湖北与安徽交界之地的弥陀镇。弥陀镇地处皖西南大别山区，西北边是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比邻长江黄金水道，交通便捷，是皖鄂两省太湖、英山、蕲春等四县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集散地。

弥陀镇上人来人往，石健民每天举着算命消灾的招牌行走于弥陀镇那条用青石铺成的街道上。这一等就是半个月，红二十五军并没有来到弥陀镇。直到英家河战役结束，他们才从一个商人的口中得到确切消息。看来守株待兔的方法并不灵，他们只好采取过去的笨办法，踩着红二十五军的脚步追赶。

他们一路风雨兼程，终于在10月底，在黄梅县根据地找到了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郑位三1902年出生于湖北红安，1922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

石健民与郑位三虽然没有在一起共过事，但他们两人早在红安七里坪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相识，几年来虽不曾相见，但革命友谊让他们相见如故。按照组织程序，石健民没有向郑位三传达中央指示细节，只是提出了尽快召开鄂豫皖省委会议传达中央决定的要求。

1934年11月4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向葛藤山地区转移途中，收到了由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派出的地下交通员的来信，由于时间紧迫，省委当即率领红二十五军赶赴鄂东北。当时形势危急，国民党军5个“追剿”支队在后面紧紧追赶红二十五军，东北军6个师在商城、麻城、潢川、光山交界地区，再一次构成重重封锁线，阻止红二十五军西进。

11月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以声东击西出其不意的行动，突破敌人封锁线，击溃国民党军的多次堵击，日夜兼程向西挺进。11月9日，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与中共鄂东北道委会合。

11月11日对红二十五军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议，省委常委（书记）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等出席了会议。会上，程子华代表党中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1934年7月26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关于鄂豫皖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指示，并结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际，研究讨论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周恩来的指示，鄂豫皖省委领导人分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年来斗争的形势，认真地讨论了今后行动大计。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一、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二、以平汉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三、行动中，红二十五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四、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七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

郎中

1935年的岁首，秦岭深山与往年相比似乎格外地寒冷。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很难见到行人，就连习惯了冰天雪地里进山打猎的猎人，也都窝在家里不愿出门，围着火炉烤火取暖。可就是在这样天寒地冻的天气里，在白茫茫的秦岭深山沟里，人们常常见到一个头戴狗皮帽子、穿黑色棉长袍的郎中，身背一个竹背篓，行走在山村与集镇之间。他一边收买中草药，一边打听发生在山村里的奇闻趣事。消息闭塞的山民们十分乐意与他这个面相慈善的郎中交谈，给他讲一些国军与“红匪”打仗的传闻。为了使故事精彩骇人，讲者无不添油加醋，诸如国军在丹凤庾家河与红军打了一仗，装备精良的国军，硬是没有攻下一个叫东山头的小山岭。在激烈的拉锯战中，双方都死伤了不少人，红军的军长、副军长都受了伤，从中午打到天黑才收兵，东山头上尸体堆积如山，鲜血把雪地都染红了……最后还是红军胜利了……

郎中坐在火炉旁，很少说话，装出一副很专心听的样子，他很少言语，有时只是随在场的人惊愕和长吁短叹一番。

郎中自称姓金，年龄二十七八岁，他是受钱信忠院长指派，到山村走村窜串户收购中草药。经过独树镇、庾家河等几场激烈战斗，红二十五军受伤官兵陡然增多，军医院到了无药可用的境地，尤其是一些重伤员，更是急需一批用于消炎消肿的中草药。今天，金郎中的背篓里就收到了秦岭山区独有的中草药，诸如茜草、仙鹤草、棕榈、地榆、白茅根……其中黄精、黄花是金郎中专门为徐海东等重伤员而收购的。钱院长说了，徐军长受伤重，受伤次数多，流血多，既需要消炎消肿，还需要补身子，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收购到黄精和黄花，如果能够弄到三七和党参就更好了。

金郎中其实叫金来福，参加红军之前，他在汉口一家叫“和氏”的药房做伙计。他与徐海东是远房表亲，有一年春节回黄坡老家，正好与徐海东相遇，在徐海东的引领下，他自愿参加了红军，随徐海东来到了红都七里坪。因为他有在药房做伙计的经历，徐海东将他介绍给了钱信忠，钱信忠拿出几味中药，让他辨认，他都准确地答了上来，就这样金来福成了军医院的一名大夫。

金来福对徐海东前后九次受伤的经过都了如指掌。因为徐海东每次受伤，他作为钱信忠院长的助手都参加了抢救和治疗。手术过后，因为他是医生，又与徐海东是表亲关系，徐海东都会毫不保留把受伤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他知道，在徐海东大大小小的九次受伤经历中，有三次受伤最为严重，昏迷的天数都在两天以上，对于徐海东每一次死里逃生他都记忆犹新。徐海东第一次负重伤，发生在第二次反“围剿”的一场战斗中，当时为坚守天台山的一个高地，徐海东被两颗机枪子弹击中，被救护员抬下战场时，因失血过多，人昏迷了一天一夜。做手术时麻药没有了，金来福翻箱倒柜找出了一支过期的麻药。就是那一支过期了的麻药，既避免了手术疼痛难忍，又为顺利取出弹头创造了条件。事后，都说徐海东能够活下来绝对是一个奇迹，因为他流的血太多，用护士长谢婉君的话说，简直就是血流不尽。

徐海东在艰难困苦的长征途中，很少愁眉苦脸，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可亲可敬的自信笑容。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他的两条腿、两条胳膊，他的胸口、肩膀，甚至是屁股，都受过伤，还有两次受伤的部分就在他的脸部。徐海东第二次受重伤，与马受惊掉门牙有关。有一天他骑马在路上驰骋，马蹄碰了一个战士，徐海东拉紧缰绳想看看那个战士有没有受伤。马一受惊，把他甩在一棵树上。两个星期后他醒过来时，发现他的门牙已嵌在那棵树上了。那一次，大家都以为徐海东不会清醒过来，可他又神奇般地醒了过来，就像睡了一个长觉。

徐海东第三次受重伤就是半个月前的庾家河战斗，这一次更为惊险，一颗子弹从他的右边脸颊穿过从右耳后穿出。如此重伤，一般人很难苏醒过来，他在鬼门关游移了一个星期之后又神奇地醒了过来。

今天，金来福费尽周折终于在一户财主家买到了三七和党参。

当初，金来福第一次上财主家，却被财主搪塞婉言拒绝了，他未能如愿弄到三七和党参。隔了一日，金来福再一次来到财主家，正巧财主的小老婆患感冒发烧，金来福开出了几味中药，早晨喝下，中午就退了烧。财主一时高兴，就拿出了从西安大药房里买回来珍藏在家的三七和党参。三七具有化瘀、消肿定痛的效果，有着“金不换”“南国神草”之美誉。三七同属人参类植物，而它的有效活性物质又多于人参，被医学者称为“参中之王”。清朝药学者在《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故称人参三七，为中药之最珍贵者。”而党参也同样具有补血的作用。

拿到三七和党参，金来福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但他没有在脸上显露出来，因为三七和党参在秦岭山区并不生长，而且小镇的药铺也无销售，只有在西安才能买到。一直处于征战中的红二十五军医院，最奇缺的就是药品，最难弄到的也是药品，所以每到一地，金来福就会化装成郎中，到山村去收购中草药。按照事先谈好的价格，他拿出了一块银元，作为一包三七（半斤）和一包党参（三两）的酬谢。

一生征战、多次负伤的徐海东，这次又在庾家河战斗中负重伤，他在喝下金来福收购回来的消炎消肿和有益于身体康复的三七和党参之类的中药后，身体不仅没有再出现炎症，肿也消得快，苍白的面容也逐渐有了血色，虚弱的呼吸也逐渐有了气力。

漫川关下，枪声大作。徐海东能够从昏迷中醒过来，不知情的人都说是天意，钱信忠和金来福心里清楚，除了徐海东本人命大，其中也离不开他们连日的中药调理。

道士

在镇安米粮镇旁有一个黑龙潭，黑龙潭旁有一个黑龙庙，黑龙庙里道士多。庙处深山，香火旺盛。每逢初一、十五，方圆百里，到黑龙庙上香抽签、求子求婚、求财求官、求吉祥平安和祛病消灾的人络绎不绝。

然而，1935年春节过后，黑龙庙却一反常态，上香的人寥寥无几，只有极少数迫切需要祛病消灾的人才到黑龙庙里上香磕头。

庙里香客少了，过不多长时间，庙里也开始出现粮食短缺，主持为避免粮荒，便安排年轻道士外出化缘。于是，在秦岭山区的羊肠小道上，除了四处逃荒要饭的山民，还有四处化缘的道士和和尚等另类人群。在化缘的年轻道士中，有一个道士显得与众不同，他不像其他同行，化缘于富人之家，而是在秦岭深山沿着红二十五军的脚印紧紧追赶。

这个道士叫秦明里，他是徐海东派出联系红四方面军的交通员。秦明里费尽周折，在川西找到了红四方面军。在获得明确指示后，他又是一路辗转跋山涉水，从巴山蜀水回到秦岭山区。他先是从汉中到了柞水，而后又跟到了葛牌。到了葛牌晚了两天，红二十五军已翻越文公岭到了山阳。待他追到山阳时，红二十五军又到了郧西。在过漫川关时，他被红军派出的侦察分队人员当作国军的“探子”抓了起来。

当时军部特务连派出的侦察员正在湖北与陕西交界的漫川关一带搜集情报。在漫川关小镇的一家只有一间门面的小馆子里，秦明里与特务连的两名侦察员不期而遇。秦明里从他们的穿衣打扮、说话口音上判断，这两个人有可能是红军侦察人员。在搭讪之前，他用眼睛扫了一圈，见小馆子里并无其他闲杂人员，于是小声打探说：“兄弟，你们是红二十五军的人吧？”

两名战士很是警惕，马上放下碗筷，见馆子里无人，压低声音说：“你是干什么的？”

秦明里上前一步说：“我一直在找你们，今天终于找到了。”

两名战士稀饭也不吃了，站起来说：“那好，你现在就跟我们走。”

秦明里一时高兴得差点掉出眼泪来，一路的辗转，一路的艰辛，一路的危险，一路的追寻，今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让他怎能不百感交集？

两名战士虽然年轻，可他们很有经验地一前一后将秦明里夹在中间。出了小镇，就是一段漫长的陡坡，一条小径掩在丛林之中。为了防止秦明里逃跑，年龄稍长一点的战士从腰里抽出一根麻绳，另一个战士将秦明里的双手反拉到背后，麻利地将秦明里的双手捆了起来。秦明里和声细语地对两个战士说：“兄弟，你们误会了，我是徐军长派出的地下联络员。”

年纪稍长的战士说：“你不要给我们讲这些，先受点委屈吧，见了徐军长一切都明白了。”

秦明里说：“我不会跑的，我找你们找得好苦，可你们把我捆着，爬山路不得劲。”

年纪小的战士将绳子用力一扯说：“快走吧，少啰唆。”

从漫川关到郧西尽是山路，而且全是上坡路，有的路段还十分陡峭，必须借助双手，可秦明里的双手被反绑到了身后，走上坡的山路，让他十分地不得劲。遇到陡峭的路段，他有几次差点滚了下去，好在前面有战士用绳子拉着，后面有战士推着。

一路上，三个人并不说话，只顾埋头走路。有很多次，秦明里都想问路还有多远，可他最终忍住了。凭感觉，快到了，因为在不远的地方，他看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村庄，那样马上就可以见到徐海东军长了。想到这里，他全身就有了劲，脚下的步伐也就快了起来。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好日子总是十分有限而短暂的。

1935年春节过后，鄂豫陕根据地闹了春荒，刚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经济、物资困难。春荒对红二十五军来说，不仅仅只是物资上的困难，最为严峻的是，在这年春天，蒋介石从各个地方凑合集结了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并限令在五、六、七三个月之内，全歼红二十五军。

在危急关头，中共鄂豫陕省委随红二十五军转战郧西，在郧西一个陈姓大财主的宗祠里，召开了入陕两个月来的斗争情况分析会。这一天是1935年的2月19日。在当时的会议上，省委领导与红二十五军领导，重点围绕“红二十五军能否立足鄂豫陕边区独立创建苏区”，如何打破敌人的疯狂进攻进行了讨论。

对于这个问题，鄂豫陕省委在严酷的战争空隙，前后进行了不下十次的研究。在当天的会上，有的领导认为，红二十五军势单力薄，边区经济落后、百姓寒苦，不具备创建苏区的成熟条件，应主动向入川红军靠拢；有的领导认为，入陕以来，我红二十五军虽然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基本上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打了几个大胜仗，可是因为我红军力量不够壮大，无法固守根据地，苏区建设受到影响；还有同志认为，当前鄂豫陕苏区建立刚刚起步，基础薄弱，屋漏偏逢连夜雨，面临前所未有的饥荒，不少穷苦百姓卖儿卖女，我们红军别说没钱，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粮食，如此环境中红军很难扎根立足，更别说粉碎敌人的“围剿”。

对此，徐海东却有不同的想法，他多次就在秦岭深山建立根据地发表自己的独到主张，但他的主张却没能得到省委大多数人的认可。徐海东讲求实际，作风务实，干任何事情有自己的主张，以党的事业至上，在原则和大是大非面前，从不人云亦云，并且敢于对上级进行批评。

关键时刻，非常时期，秦明里的出现，为红二十五军带来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重要指示，并获得了两条重要消息：一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央红军正经贵州向金沙江方向前进；二是红四方面军正准备实施陕南战役。徐海东在听了秦明里的汇报后，更加坚定了建立鄂豫陕根据地的决心。

徐海东认为，虽然鄂豫陕边区面临很多困难，但有着优越的地理优势，边区人民朴实，具备革命的客观条件，只要我们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树立创建边区的信心，就能扩大斗争的区域。吴焕先非常赞同徐海东的意见，从而提出了红二十五军就地坚守、边建边看的主张。基于以上观点，最后省委形成临时决定：一边创建苏区，一边做好“打到富足地方去”的准备。

基于以上情报，为配合红四方面军的战役行动，改变红二十五军孤军作战的不利形势，吴焕先和徐海东经过商量，由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向安康和汉中方向主动发起攻击，向入川红四方面军靠拢，鄂豫陕省委和军机关尾随跟进。

货郎

终南山下的长安城外，玉米经过一天火辣太阳的暴晒，低下了头；古槐树上的知了，有气无力有一声无一声地叫着。一个货郎挑着货担，另一个货郎手里的拨浪鼓敲打得分外卖力。当他们靠近香王庙时，被一个持枪警戒的红军小战士给拦了下来。小战士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别看他嘴唇上一片光亮，还没有长出胡须，可他执勤站岗却一点也不含糊。小战士用稚嫩的声音严肃地说道：“大热天的吆喝个什么？这儿是庙，没有人买你的破玩意。”

货郎非但没有害怕，反而上前一步打听问：“这里是军部吗？”

小战士警惕地问：“你是什么人，打听军部做什么？”

货郎摘下头上掉了顶的草帽，说：“我是地下交通员，老石。”

小战士很是仔细地看了又看，说：“我看你一点也不老实，该不是国军派出的探子吧？”

货郎将拨浪鼓往老范挑着的筐里一扔，急切地说：“我姓石，叫石健民，军里的交通员，你赶紧带我去见军长徐海东。”

小战士见来人口气大，并不买账，说：“你想见军长，有那么容易吗？”

石健民赶忙说：“兄弟，军情火急，耽误不得啊！”

小战士再一次打量了一番站在眼前的石健民，说：“到庙门后你把担子放下，待我报告了排长，再带你去见军长。”

香王庙不大，一进大门，就是正厅。在正厅的佛像前，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等围坐在一张军用地图前，就如何尽快拿下西安城进行商讨。

此时，那个小战士喊过报告后跑了进来，说抓到了两个探子。徐海东正为攻打西安城久攻不下而着急上火，马上命令把探子带进来。

红二十五军在取得袁家沟口战役的胜利后，为将敌人吸引到根据地之外，经过充分酝酿、周密准备，于1935年7月12日从商县杨家斜出发，经石嘴子等地，北出终南山，将矛头直指杨虎城的老巢西安。

听说红军要攻城，西安城内顿时一片混乱，巨商富贾闻风而逃。已经奉命开出西安防地堵截中央红军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在接到西安被红二十五军围攻的消息后，马上停了下来，以备西安不测。在陕南各路“进剿”“驻剿”部队，也都马不停蹄向西安靠拢。

当时长征到达哈达铺的中央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从天津《大公报》看到红二十五军围攻西安的消息后，综合《山西日报》等其他消息，确信了陕北地区有红军活动，从而坚定了“北上陕甘，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心。

围攻西安城并没有当初想的那么简单，一连几天攻城并无进展，只因为建于明朝的西安城墙又高又厚，十分坚固；城墙外有护城河，又宽又深，成为攻城的第一道障碍。当时，红二十五军虽然号称四千多人，但实际能够参加作战的只有三千多人，城大，敌守军又多，攻打西安城也就显得力不从心。善打硬仗巧仗的徐海东，根据城墙坚固易守难攻的特点，心生引蛇出洞的计谋。为此，他提出了将敌人调出西安城，拦路“打劫”的主张。

在西安城郊指挥攻城的徐海东，让一个被俘的伪区长向西安城求援告急。敌守城长官回电说：毛炳文军长和于学忠军长的部队奉命向西开进，无兵可援。徐海东引蛇出洞、拦路“打劫”的作战计划虽然落空，但徐海东却在伪区长的办公室里有了意外的收获，他从一份《大公报》上面看到，中央红军连日在松潘西南激战，红一、红四方面军正向松潘方向挺进，心里也就有了新的打算。

那个小战士在得到命令后，飞一般跑出主殿，不一会儿又旋风般地将一个身穿坎肩上衣的“探子”带了进来。徐海东一见眼前的“探子”，忍不住哈哈大笑，连声说：“快倒水，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

被带进来的“探子”不是别人，正是徐海东派出的鄂豫陕省委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地下交通员石健民。

石健民这一路同样是历尽艰险。他是在端午节那天，从葛牌苏维埃政府出发的。出发前，鄂豫皖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月光下的青石板上，与他足足交谈了一个小时，主要是让他到上海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汇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省委领导下，在陕南对敌作战的战绩和开辟根据地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困难，寻求党中央对红二十五军下一步行动的明确指示，尤其是就西进入川、入甘，还是西进与陕北红军会合，以及就地在陕南开创根据地给予明确答复。当时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依然没有电台，一切工作的开展，完全凭借集体智慧独立开展，只是在一些方向性和关键性的事关红二十五军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才依靠地下交通员，采取送情报的方式，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获得不同阶段的明确指示。石健民记忆力超强，领导交代的事情，他从不用笔记录，待领导说完后，他能一字不漏地重讲一遍。吴焕先对石健民讲完后，他让石健民重述一遍，一是加强他的记忆，二是看他是否在关键点上有遗漏，三是纠正记忆偏差。石健民记忆力确实惊人，他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给重讲了一遍。吴焕先听过之后，激动地一把拉住石健民的双手说：“你脑瓜太厉害了，有你去找组织汇报工作，不怕泄露情报，我是一百个放心。”

石健民站起来，望了一眼天上磨盘大的满月说：“待会儿我就出发，明天上午进城，争取明晚在西安上火车。”

吴焕先也站了起来，望了一眼近在眼前的山峦说：“出门在外，把钱带足，一路上要万分小心。与组织接上头后，千万不可大意，没有绝对把握，不能讲出实情。”

石健民再一次表态说：“请吴政委放心，我保证完成好任务，尽快返回部队，只是到时候不知道部队又转移到了哪里。”

部队行军是高度机密，何时在何处驻扎，何时发起战役，一般情况下只有军政首长掌握，部属不得打听和相互探问。吴焕先看了看四周，见无人才说：“没有特殊情况，两个月内，我们还会在秦岭山区活动，具体是在葛牌还是在柞水，是在镇安还是在商县，我也没法回答你，我相信你老石能够找到我们。”

石健民说：“政委，你也早点休息吧，我还要与徐军长告别，他还有事要专门交代。”

吴焕先边走边说：“你去吧，早点把中央的指示带回来。”

徐海东并没有住在临时军部里，他随二二三团住在镇子的北头。那是一家荒废了的大客栈，除了正房的泥墙草舍还能住人，两边的厢房已经破烂不堪。石健民走进大门时，徐海东正坐在院前的石辗上，见石健民走了进来，马上站起身说：“老石，这里坐。”

石健民走近两步说：“不坐了，军长有事请指示。”

徐海东环顾左右后说：“你这次出山执行任务，责任大得很。首先你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这事关我们红二十五军的发展方向和三千多指战员的命运。其次你找到组织后，一定要把我们下一步发展路线和方向给问清楚了，不能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石健民说：“这一点，请军长放心，不把这个问题搞明白，我也就失去了到上海找党组织的意义，也辜负了军领导对我的殷切期望。”

徐海东继续说道：“到了上海，要多几个心眼，千万不能暴露自己，安全是第一位的。你要利用到上海的机会，多搜集一些有利于我们下一步行动的情报，主要是通过国民党报纸，掌握他们‘围剿中央红军和我红四方面军的情况。”

石健民说：“这是自然的。”

徐海东进一步叮嘱说：“找到了组织，一定要把电台一事提出来。要是有了电台，你就不用到上海冒这个风险了。”

石健民说：“电台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太重要了，有了电台，我们就可以摆脱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只是一路上敌人盘查严格，无法把电台带回来。”

徐海东站起来说：“我相信你老石会有办法的。”

石健民望了一眼天空说：“月上中天了，我也该出发了。”

徐海东也望了一眼天空说：“我派韩先楚负责送你出山，他这人胆大心细还机智。”

“还是军长想得周到。”石健民敬过礼后，正转身离开，韩先楚不知何时已经站到了他的身后。在韩先楚身后，还站着两名战士。

月色朦胧，群山连着群山。他们一行四人，悄无声息地穿行于深山峡谷之中。因为是深夜，一路上他们并没有碰到什么意外情况。三个小时后，他们走出了群山，在抵近蓝田时，天才麻麻亮。在石健民再三要求下，韩先楚才停止了护送，带着两名战士返回山里。

石健民没有进县城，而是顺着灞河走小路，往西安赶去。

在西安，因有地下党组织帮助，石健民在当晚顺利登上了开往汉口的火车。石健民到达汉口后，因接头地点被敌人破坏，船票紧缺，他一时无法买到去上海的船票，就这样他在汉口又多等了一个星期，好不容易找到了地下交通站，才买到船票，并从汉口海关顺利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又用时一个星期才抵达上海。到达上海，已经到了6月中旬。在上海滩十里洋场的租界，石健民换上一身商人的装束，依照吴焕先提供的接头地点，他并没有找到所要接头的康泰药店。卖烟的小商贩告诉他，药店一年前就搬了家，不知搬到哪个旮旯里。他只好去找第二个接头的地方，那是一家开在皋兰路上叫“人和”的照相馆。他迈开双腿走到皋兰路时，从街头到街尾也没有找到一家照相馆，更别说“人和”照相馆了。在街头买报纸时，报童告诉他，“人和”照相馆在一个月前被警察查封了。最后他实在没了办法，只好起用吴焕先提供的第三个联络点。他租了一辆黄包车，直奔进贤路，在一个叫“夜巴黎”的饭馆，他找到了老板娘。他没想到夜巴黎的老板娘不仅年轻漂亮，而且办事说话十分地从容淡定，与人说话几乎是滴水不漏。在接头暗号对上，通过交谈审查无误之后，石健民才向老板娘讲明了到上海的原由。老板娘姓陈，是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的联络点的联络人。老板娘告诉他，中央红军于1935年6月强渡大渡河，在汉源击溃川军杨森部后，经天全、芦山抵宝兴。6月12日，自宝兴县硗碛村出发，翻越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所走路线全为荒野苦寒之地，要么是荒无人烟的草地，要么是雪山。6月中旬，党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

石健民喝了一口茶问：“中央红军一路向西，他们将在何处落脚？”

老板娘闪着她那乌黑的大眼说：“这是高度军事机密，你我都不应打听。”

石健民自知超越了地下工作者的问话界限，说：“那我们下一步将向何处行动？是原地在陕南创建根据地，还是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合？”

老板娘眉毛一挑说：“这几天你就住在饭店里，待我与中央联络上之后，再告诉你。”

因为饭店人杂，石健民换上清洁工的服装，以掩护自己。房间里每日都有报纸，从报纸上他得到了不少国民党军“围剿”中央红军的所谓捷报消息。第二日下午，石健民被人叫到老板娘的办公室。老板娘告诉他，中央来电，命令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北上，尽力牵制驻陕胡宗南部和驻甘的马家军，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在西进路上择机与中央红军会合。

石健民在得到明确答复后，马上向老板娘提出了红二十五军急需电台的请求。老板娘很快答复他，说：中央对红二十五军战绩非常满意，为确保联络畅通，中央决定拨电台一部。老板娘进一步对石健民说，为确保安全，电台将派专人由上海单独护送至西安。石健民从汉口到西安的火车票，已由汉口的地下联络站办好，在到达西安前，会有人主动与他联系。

从上海到武汉，虽然一路逆水上行，船走得慢，但是还算顺利。自从登上了汉口至西安的列车，只因兵运繁忙，一路上走走停停，两天两夜的路程，走了近一个星期才过潼关。，车到渭南就不再前行了，说是西安发生了战事。石健民听了心里很是着急，此刻，他多么希望自己有一双翅膀，能飞到西安，飞到同志们身边，将中央的指示及时传达给他们，以减少攻城带来的不必要牺牲。车停了下来，可没有人来联系他。就在他左顾右盼万分焦急的时候，一个身穿火车司炉工工装、身材敦实的人来到他的身旁，主动与他搭话说：“先生，有火吗？”

石健民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掏洋火一边说：“有火，师傅抽的是黄鹤楼，好烟啊。”

“故人西辞黄鹤楼。”

“夏日七月上西安。”

“没有孤帆。”

“只见黄土。”

“你是石先生？”

“你是陈师傅？”

暗号和姓均对上。石健民心里很是高兴，于是不动声色地说：“我正着急呢！”

陈师傅看了左右前后说：“这儿人多，不必多说。石先生一路辛苦，请跟我来。”

石健民进一步证实问：“陈师傅是黄陂人？”

叫陈师傅的司炉工点了点头说：“快提上行李，跟我走。”

火车上的乘客已经不多，陈师傅走在前面，径直往火车头走去。穿过两个车厢，就到了火车头机车囤煤的车厢。陈师傅对一个叫小毛的年轻人说：“这是石同志，你到里边，去把那箱子挖出来。”

小毛马上褪下手套，很热情地与石健民握了手，然后拿着铁锹，弯着腰，爬上煤堆，在最靠里的煤层里，小毛不一会儿就挖出了一个用布裹着的箱子。陈师傅走出过道，伸出头朝前后看了看，然后对小毛说：“小毛，你去送石先生。现在车头已经到了站外，你们下车后，不要回到站台，直接走小道。”

石健民万分感激地说：“陈师傅，你安排得真周到，我代表同志们谢谢你。”

陈师傅说：“都是自己人，时间紧，你就别客气了。”

外面一片漆黑，天空乌云低垂，没有风，异常地闷热，一副要下雨的样子。

因为火车停在站台以外，没有路灯，两人高一脚低一脚走在铁道旁。石健民提着行李箱走在前面，小毛提着电台箱走在后头，翻过一个土坎，就是一条乡间小路。只见路边停着一辆毛驴车，赶驴的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见了他们两人，主动搭话说：“翻过前面的塬，就是鸿门宴。”

小毛说：“灞河涨水了吗？”

年轻人惊喜地说：“你是小毛同志？”

小毛也高兴地说：“你是西安来的王石虎同志？”

两人伸出手握过后，小毛对王石虎说：“天不早了，石同志就交给你了，还有这宝贝，请你一定把人和物安安全全送到西安。”

小王接过箱子说：“你放心吧！我王石虎保证完成任务。”

就这样石健民坐上了王石虎赶的驴车。从渭南一路颠簸，一路交谈，石健民才知道火车之所以进不了西安，原因在于红二十五军正围攻西安，而且围了好几天，因城池坚固，红二十五军势单力薄，而未能攻克。石健民听了心里万分焦急，因为中央明确指示，为分散敌军对中央红军的围堵，红二十五军应尽快离开鄂豫陕根据地，西进甘肃，牵制敌人，同时做好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准备。眼下，凭红二十五军现有人数和实力，肯定一时半会儿无法夺取西安。此刻的石健民，真希望自己马上赶到西安，将中央的指示，传达给吴焕先、程子华和徐海东。

路还得一步一步走，再急驴也不能当马来用。好在王石虎经常往返于渭南与西安，熟悉每一条大路和小路，对沿途国民党军和民团设的检查哨也是了如指掌。一路上，遇到前面有岗哨，他会走乡村，绕过去；遇到流动哨，他会及时让石健民下车躲避；遇到陡坡，他会边赶车边推车。经过几个小时的急促赶路，他们于天亮前顺利按时赶到了灞河边。

在灞河边，一个货郎早就候在了那里。王石虎对石健民说：“前面的路就由老范头来领路，长安一带的路他熟悉，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老范是长安县地下党员，他常年以乡间货郎的身份为掩护，奔走于城乡之间，为党组织送情报，侦察敌情，护送党的领导干部。石健民与王石虎握过手后，王石虎就赶着驴车，沿河堤朝东而去。

老范麻利地将两只箱子放进了腾空的筐子里。老范说：“从这儿赶到长安边，有几十里路，一上午才能赶得到，石同志吃得消吧？”

石健民说：“走路是我们的长项，走吧，老范同志，从早走到黑也没问题。”

路上，老范拿出了平常穿的旧坎肩。石健民脱下了衬衣，换上了老范的坎肩，再把头有意弄乱，戴上破草帽，人一下子就有了货郎的模样。

灞河水不深，两人卷着裤腿过了灞河。老范与石健民合计，在路上一旦有人盘问，就以丈人女婿相称，老范告诉了石健民自己家庭、住址等情况，以便应对民团盘查。上了白鹿塬，老范挑着担子在前头走，石健民跟在后头，两人相距十来步。

因为红军正在围攻西安城，一路上，并没有碰到意外情况。在靠近子午镇时，红军游动岗哨突然增多，也常常碰到飞奔送信的红军战士。老范就是子午镇人，对那里的一切了如指掌，在晌午的时候，他们来到了香王庙——红二十五军临时攻城指挥部。

在关键时刻，石健民如神兵天降，给鄂豫陕省委带来了中央的指示。鄂豫陕省委领导和红二十五军领导才明确得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的准确消息。为了与党中央取得直接联系，得到下一步行动的明确指示，红二十五军利用石健民带回的电台，和上海地下组织给的甲乙两组密码，两次呼叫中央，未能成功。

在当时通讯极不发达的时代，下级组织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电台是最快最可靠的联络方式。红二十五军只因为没有电台，无法随时随地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在事关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上，只能依靠地下组织最传统的送信方式，得到中央的明确指示。红二十五军在与陕北红军会师之前，一直渴望尽快投入到党中央的怀抱。渴望与红军主力部队会合的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官兵，凭借坚定的信仰，凭借少之又少的新闻消息来判断、确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红二十五军自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来，在艰难万苦的长征路上，无论是先前的鄂豫皖省委，还是后来的鄂豫陕省委，讨论最多的是在何处可以落脚建立根据地，何时才能与中央红军会师。综合《大公报》上的消息和交通员石健民带来的中央指示，徐海东等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做出了准确的判断：认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将向陕甘方向行动。为此，1935年7月15日，鄂豫陕省委在沣峪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由吴焕先主持，对当前的斗争形势进行研究，对下一步红军行动做出部署。在会上，徐海东握着拳头说：“我们要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示，立即放弃攻打西安，以保存实力，更好地牵制敌人，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我们红二十五军不能没有党中央的领导，哪怕我们这四千多人都牺牲了，也一定要到党中央的身边去！”

徐海东的鲜明观点和坚决表态，打消了个别领导同志坚持攻打西安的主张。最后，会议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和已经掌握的敌情，全面分析了当前斗争的形势，鄂豫陕省委做出了如下三项重要决定：一是为配合中央红军，牵制敌人，红二十五军立即放弃攻打西安，马上离开陕南西征，急速向甘肃方向挺进，策应党中央与主力红军北上的战略目标，力争与中央红军在甘肃境内会师。二是在无法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情况下，再转行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扩大陕北根据地，为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打下良好基础。三是为保住用鲜血打下的陕南根据地，留下郑位三、陈先瑞等领导同志，继续坚持陕南地区斗争，巩固和发展这块新建的革命根据地。

在关键时刻，党中央的指示就如及时雨、雾中的灯塔，让鄂豫陕省委做出了红二十五军放弃攻打西安城的正确决定，一方面减轻了红二十五军因攻城造成的不必要的伤亡和战斗减员，为红二十五军一路血战胜利到达陕北保存了实力；另一方面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有力牵制了敌人，分散了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围剿”的力量；其三为红二十五军这支能征惯战的部队高歌猛进打到陕北创造了条件，使之成为最早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他们在与陕北红军合兵一处之后，取得了一系列战役胜利，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奠定了基础。共产国际刊物《共产国际》评价认为：“就好像毛泽东部队的先锋，帮助毛泽东部队打开通往陕北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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