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鹏

论全球史观下的“满洲殖民主义”

刘文鹏

“满洲殖民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学界曾经流行的一个概念，试图将清朝视为一个殖民帝国，将其在西北内亚边疆地区的拓展和有效管理纳入帝国殖民这一话语体系之下，其中，理藩院被认为是支持这一观点的关键。但实际上，清朝在18世纪中期彻底平定西北后，开始对过去理藩院体制进行积极调整，逐渐在天山南北和阿尔泰山地区建立起一套军机处统辖之下的将军、大臣驻防体系，并借此将国家权力延伸到边疆地区的基层社会，进一步推进国家构建，为晚清新疆建省、向近代主权国家过渡奠定了基础，与西方学者所谓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大相径庭。

满洲殖民主义；帝国；全球史；国家构建

在近些年有关“新清史”的学术讨论中，关于清朝是否是一个帝国，是一个什么样帝国的问题，是其中的焦点之一。米华健(James A.Millward)、濮德培(Peter C.Perdue)等力图将清朝对西、北内亚边疆地区的征服和管理视作一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式的扩张。2015年，欧立德(Mark C.Elliott)专门发表题为“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的中文文章，认为西方人对中国“帝国”观念的形成，是在17世纪清朝的征服完成以后。[1](P39)但这种观点受一些中国学者的挑战，他们认为欧洲人将中国视为一个帝国，是因为中国的明朝有着广阔的领域，自比为天子，权力至高无上，这种观点早在16世纪欧洲很多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已经广泛使用，与清朝无关，与满族人的征服也无关。[2](P52)同年，另外一场更为激烈的争论发生在姚大力和汪荣祖之间，焦点之一也指向清帝国是否具有殖民主义特性。[3](P305-308)实际上，追根溯源，这种争论的背后，是西方学者如何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理论运用到清朝历史的叙述上，是以美国学者濮德培等人提出的“满洲殖民主义”(Manchu Colonialism)这一理论为背景的。

一 、 全球史观下满洲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

“满洲殖民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学界一度流行的一个学术概念，伴随全球史观而兴起。其得名大概可以追溯到1998年，美国的《国际历史评论》(TheInternationalHistoryReview)以Manchu Colonialism为主题，出版了一期专刊，集中展现欧美一些相关学者把清朝视为推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之帝国的观点。这其中：濮德培的两篇文章《帝国比较：满洲的殖民主义》(Comparing Empires: Manchu Colonialism)、《边界、地图、运动：早期现代中央欧亚中的中国、俄罗斯和蒙古帝国》(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s,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asian)和狄宇宙(Nicola Di Cosma)的文章《清朝在内亚地区的殖民管理》(Qi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Inner Asia)最为重要。由此，“满洲殖民主义”这个概念被正式提出。

“满洲殖民主义”为观察清朝历史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它是以全球史为视野，把清朝视为一个帝国，将满人看作清王朝的主体，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清朝向中原、江南、西北内陆亚洲边疆[4](P33)*所谓“内陆亚洲”，按照美国内亚史专家丹尼斯·塞诺的观点，是指从中国东北平原向西一直到伏尔加河西部的草原地带，直至黑海，北部为西伯利亚的森林和针叶林地带，南部到中国农业社会边缘，西南为伊斯兰和东欧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和其他边疆地区的发展和有效管理，并将其视作与同时代的欧洲强国类似的殖民扩张，具有鲜明的全球史特点。米华健表示，虽然“帝国主义”是列宁用来对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特指，虽然他也表示清朝的确没有从新疆获得经济利益，甚至还要为维护在新疆的统治而花费大量经费，但他仍相信有一个“清帝国”的存在，而且是帝国主义的帝国。[5](P17)2001年，何罗娜(Laura Hostetler)以《清朝的殖民帝国:中国早期近代的民族志与地图学》为名，出版其研究西南民族志、《皇清职贡图》的著作。[6] (P10)罗友枝(Evelyn S.Rawski)则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加给欧洲，而把中国人的扩张称为“帝国构建”是一种奇怪的偏见。她专门论证17、18世纪的清朝与18、19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具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7](P220-221)2004年，邓津华(Emma Jinhua Teng)出版《想象中的台湾地理：中国的殖民旅行写照，1683—1893》，试图用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关于殖民主义的理论探讨清朝对台湾的殖民统治。[8](P11-12)濮德培在2005年出版了贯彻其满洲殖民主义观点的代表作《中国西进：清朝对中央欧亚的征服》(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一书以后，2009年，他又发表另外一篇关于清朝殖民主义的代表性论文《中国与其他殖民帝国》(China and Other Colonial Empires)。在这篇文章中，他继续运用后殖民主义的相关概念，对清朝的帝国主义性质进行了分析。面对美国学界关于清朝帝国主义的研究动态日渐兴盛，他表示曾经几近消失的“帝国”研究，“无论是作为地缘政治现实，还是学术研究对象，都出现前所未有的盛象”。他所谓的地缘政治是指现代中国的发展呈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势必像美国和曾经的其他“帝国”一样，在地缘政治竞争、边疆民族管理方面，面临重重困难与挑战。他所谓的学术研究，则是指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对清朝历史的解读，即清朝具有和当初欧洲帝国一样的“帝国”特点。[9](P85)

(一)全球史比较框架

显然，濮德培等人建立“满洲殖民主义”理论的前提是全球史的视野，试图把清朝与其他世界强国纳入一个可以比较的框架之中。濮德培等人反对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艾森斯塔德(Shmuel Eisenstadt)那样，将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一个凝固停滞、无变化的缩影来看待，反对通过构建一种农耕帝国的模型，把所有历史阶段的因素附加到这个静止的模型上，或者把中国的历史发展解释为儒家或道家思想的结果，并把它假想成与其他国家没有交流的封闭状态。持满洲殖民主义的学者认为，韦伯等人忽略了这个帝国在时间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无论是“中央王国”还是“东方专制主义”，这些观点都无法描述这个庞大满族政权的成就。[10](P4)在濮德培等人看来，从15—18世纪，明清时代的中国从未完全孤立于全球进程之外，也并非静止的(static)、特别的(exceptional)，它有着多民族、多语言特征，以及地域、民族构成的复杂性、广阔性，因此可以突破族群、文化界限，使之史无前例地具有“帝国”特征。例如，当时的中国与同时代的奥斯曼土耳其、英、法等国都受到人口增长压力造成的生活和农业危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国内叛乱而导致的财政危机等平行因素的影响。即使满人引以为豪的骑射，实际上也是习自中央欧亚的蛮族政权，同时代的近东地区也从这些蛮族那里得到同样的军事技术。[11](P256)在这种比较框架下，清朝的强盛并非西方影响的结果，而是与同时代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伊朗的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莫斯科-俄国、准噶尔蒙古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及英、法等帝国一样，有着相同的结构和进程。与西方不同的是，清朝的发展方向不在海外，而是在内陆亚洲地区。17—18世纪，在这大约100年间，当英法等国在世界各地建立起自己的殖民统治时，清朝向内亚边疆进行殖民扩展的方式与英法等帝国极其相似。而且，在西方威胁到来之前，影响清朝稳定的最大因素在其内亚边疆地区。[12](P288)

可见，满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观点，是要将17—18世纪清朝的形成与发展置于全球史观下进行考察，改变了清朝作为欧洲帝国主义受害者和牺牲品的形象，改变了对清朝历史的叙事。

(二)清朝何以成为一个殖民帝国？

“殖民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对19世纪西方列强发展状态的描述与定性，在世界反殖民主义历史上具有源头地位。[13](P2)马克思主义视帝国主义为一种赤裸裸的经济剥削，认为帝国主义最主要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被殖民者的剩余价值。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则成为20世纪世界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革命的理论纲领。亚非拉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视为欧美帝国主义列强推行殖民主义的牺牲品。其中，中国的历史也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由一个没落的封建帝制国家，进入半殖民地社会，成为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人民在反抗西方殖民压迫的同时也开启了近代化的历程。

后殖民主义则试图跳出民族主义叙事体系，也试图跳出“西方中心论”，把殖民主义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特征下解脱出来，视之为人类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常态[14](P308)，在时间和空间上泛化、扩大了殖民主义的适用范围。在时间上，将殖民主义上溯到16世纪以前非资本主义强国，在空间上扩展到英法等欧洲强国以外世界各大帝国。当这些理论运用到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上，过去一直以一种专制、封闭、落后、挨打形象出现的中国，在西方学者笔下一跃成为一个可与欧洲列强比肩的强大殖民帝国。所以，相对于过去马克思、列宁强调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经济关系，濮德培等人在界定满洲殖民主义方面，更加强调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宗主国和属地之间的族群政治关系，特别是将所谓殖民地区的有效管理作为一个重要标准，成为他们构建清朝殖民主义理论的基础。

在这个问题上，狄宇宙使用殖民主义的概念来概括清朝对边疆领土的管理，其根据是把对非统治民族的“远离核心领土”的征服，视为“殖民主义”的根据。在他看来，清朝对这些边疆地区领土的管理独立于中国核心区之外，这与欧洲人对亚洲殖民地的管理如出一辙。这其中，狄宇宙非常强调“隔离”政策的重要性，即统治者的核心区与殖民区之间有着长途距离和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这在西方殖民体系表现为“海外”，而在清朝，则表现为遥远西北内亚边疆的外藩，“尽管它们在地理上很接近中原。虽然商队早已经深入蒙古、新疆，但对于换防的士兵和官员来说，穿越崇山峻岭和大漠，建立一个稳固的交通线仍然并非易事。不仅西藏、中亚与中原之间自古以来就被自然地形分割，即使在中原与蒙古之间，草原、戈壁也成为一种天然的分界线”。狄宇宙还通过把清朝在南方台湾等地的政策与西北相比较，认为两者属截然不同的殖民过程，清朝在南方更强调中央政府的存在，强调移民，强调土地开发和矿产资源利用，并采取措施致力于族群同化。而在内亚地区，清朝对同化没有兴趣，也并不推进汉化政策。他们对蒙古、西藏和伊斯兰文化非常敏感，但依赖于地方精英和机构间接进行统治。狄宇宙认为清朝的这种做法与中国以往朝代的政策很不相同，反倒与欧洲列强的殖民手法非常相似。而且，狄宇宙认为，与欧洲殖民者非常相近的是，清朝也非常善于、精于对内亚边疆地区的管理，理藩院就是一个这样的专门机构，是清朝推行殖民政策的“司令部”。[15](P299)

罗友枝也认为清朝在内亚边疆地区的殖民统治，与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强国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至少有这样几个共性：通过当地精英进行间接统治，使用多元的法律制度，在同一个帝国对各个殖民地百姓采取混合的政策。她认为清朝在边疆地区执行“殖民主义”的标准之一就是清朝国家权力依赖于边疆地区地方精英来行使，而不是直接深入到基层社会。

濮德培借用了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urgen Osterhammel)和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两个人关于殖民主义的定义。他们二人都强调在欧洲人建立殖民体系中，经济剥削并非唯一关系，相对于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往往更为重要。主要表现为统治者从其政治中心发号施令给当地族群，被统治者必须接受统治者的制度、政策，他们的头衔需要统治者赐予，经济利益需要统治者赏给或划分。但尤尔根强调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政治上的对立关系，殖民者往往在殖民地建立单独的居住区，以与被殖民者相隔离，并且致力于保持本族群的文化上特性，拒绝在文化上的妥协。而梅尔则认为“帝国是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即母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因素，创造了一个由国外地区的精英联盟组成的网络，在他们处理国际事务中，接受属从的地位，以保证他们在本行政单位(殖民地、空间地域)内自身地位的安全”。梅尔则强调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柔性而紧张的联系”，在母国殖民者与殖民地精英之间合作甚至是同盟的联系。濮德培认为，以上二人的定义扩大了殖民主义的内涵，非常适合用来解释清朝在内亚边疆地区的统治特点。满人具有独一无二的八旗制度，用以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并通过分城居住，在殖民地区把自己与其他族群隔离开。但同时满人也极力吸收被统治者的精英加入统治行列，或者依赖于地方精英的效忠。[16](P96)

至于何罗娜，她虽然高举殖民主义的大旗，但在她的著作中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标准，她的结论完全是一种比较的结果,即清朝在对西南贵州地区的诸多族群进行统治时，清朝所掌握的这种人种学知识和地图绘制技术，与同时代的欧洲殖民者借以在世界各地图形的殖民统治手段高度一致。这意味着清朝是当时少数掌握这些尖端知识和技术的强国之一。成功的国家构建基于同样的地理解释，大量人口增长促使国家扩张并需要增加跨文化的联系，在西南地区，详尽的地图和人种统计是保持统治的关键。[17](P24-25)

二 、“满洲殖民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矛盾

濮德培等人所持的“满洲殖民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解释清朝历史上的发挥。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主义的观点把经济剥削和压榨的观点运用到对世界各地殖民地特点的归纳上，是一种格式化的偏向，并不能概括所有殖民地的特点。上文所属梅尔的观点，就是要将世界不同的殖民地进行分类，其分类标准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政治和文化关系，重心离开了经济层面。但这种话语体系的构建，这种宏观的、全球史的视野之下对中国清代历史的描述，也难免破绽百出，脱离中国历史实际。至少我们还可以看到满洲殖民主义的以下诸多缺陷。

首先，所谓殖民主义，必然有宗主国和属地之分，宗主国向属地即被殖民地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制度。如果把清朝的建立和强盛视为一种满洲殖民主义的结果，那么会面临何为宗主国、何为殖民地的两难解释。我们是应该把东北地区的黑水白山之间的满族发源地和沈阳，还是中原、北京，当作满洲殖民主义的宗主国呢？显然，在濮德培等人的论文中一直强调清朝对边疆地区发号施令的中心是京城北京，而非沈阳或长白山地区。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原已经成为清朝统治者满人的核心区。狄宇宙显然也以长城以内的中原地区作为清朝进行殖民主义的本土和宗主地来看。而且，根据满洲殖民主义强调族群征服的内涵来说，中原内地都被满人征服了，都是满人的殖民地，汉人也都是被征服者、被殖民者，所以濮德培用八旗制度、八旗驻防的封闭性来阐明满人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特地位的。难道这些散布在各地的满城，会成为满人推行殖民主义的宗主国吗？或者说，中原作为被征服区、被殖民地，却也在担负着满人“宗主国”的角色？

其次，在这种殖民主义理论之下，汉人的角色似乎也显得非常矛盾。用族群征服理论来看，汉人属于被征服者、被殖民者。然而，在濮德培、米华健、何罗娜等人看来，在内亚边疆地区和西南云贵地区，前往这些地区进行移民、殖民的汉人数量大大超过满人。在米华健那里，汉人通过农业和商业对新疆进行了经济掠夺，与满人一起成为帝国殖民政策的实施者。[18](P18)而且，在内亚边疆地区，满人也修建了与当地族群相隔离的城池，但是与汉人一起居住，且常称为汉城。如此，我们是应该把汉人当作被殖民者呢，还是把他们当作与满人一起在边疆地区推行殖民主义的殖民者呢？

再次，自人类产生以来，征服战争从未停止，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统治、管理也从未停止。按照濮德培等人的观点，如果族群之间的战争与征服可以被视为殖民主义的话，那么中国的“殖民主义”可以用来指代契丹、女真、鲜卑的征服，也可以指代春秋战国各国的征服，甚至上溯到黄帝时期似乎也不为过，真的可以说“自古以来”就已有之了。这种所谓殖民主义似乎可以贯穿到人类历史产生以后所有的征服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殖民主义确实是人类历史的常态，但如此概括人类历史的一种常态还有什么意义吗？

显然，濮德培等人借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提出满洲殖民主义的观点，显然不是为了表达那种“人类历史常态”的观点，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即现代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强，已经摆脱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原来的那个东亚病夫式的弱国形象，已经随着中国经济、军事实力的扩展，一去不复返。这意味着西方对中国的掌控已经变得愈发不可能。那么中国强盛以后会怎么样？对世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如何寻找中国强盛的根源及未来发展趋向，成为很多西方学者必须思考的问题。而清代的中国在18世纪的时候曾表现出的强国气象，与现代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濮德培所说，中国目前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当初欧洲列强的特点。[19](P85)笔者并不想以“阴谋论”的心态质疑美国所有学者对中国清代历史的研究，但有些学者显然不是要表明殖民主义的作为人类历史的常态问题，他们对清朝(即中国)统治内亚边疆地区的合法性历史依据所持的强烈的质疑与解构态度，在其著作中已经表露无遗，这种情况也是客观存在。

三、理藩院为殖民机构？——满洲殖民主义理论史实基点的错误

如前所述，在脱离了经济剥削关系后，清朝以理藩院体制为主对藩部地区的管理政策成为濮德培等人提出“满洲殖民主义”观点的一个史实基点，这也是他们将清朝纳入全球史比较框架之下、构建清朝的早期近代性的一个基础。然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清朝到底如何管理藩部地区的？是自始至终一直一成不变地依托理藩院体制来管理藩部地区，还是不断调整的？是依赖地方精英还是在不断强化中央集权？

理藩院被看作清朝藩部管理的重心所在，不仅西方学者如此，中国学者自晚清以来亦是如此。

理藩院的前身为蒙古衙门，成立于1636年，1639年改称理藩院，一直负责蒙古地区事务的管理。理藩院“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禄，定其朝会，正其刑罚，尚书、侍郎率其属以定议，大事上之，小事则行，以布国之威德”[20](P586)。19世纪40年代，李兆洛在《皇朝藩部要略》序中将清朝对藩部地区的管理描述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种原则被认为是承袭和发展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羁縻政策”。李兆洛的观点被传承一百多年，至今仍不失一种极为精炼的概括，为很多后世学者所认可。自清朝结束后，为清朝撰史者也多沿袭此说，认为清朝以理藩院管理蒙、藏、青海等藩部事务，尊崇各部族首领和既有体制，因俗而治，获得成功。[21](P210)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观点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理藩院的作用。姚大力先生提出，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国家构建模式，一是由秦汉确立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秦汉唐宋明都属于此类；二是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 这种国家建构模式的形成，实则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是由拥有内亚资源的非汉民族建立的政权。而且，作为第二种国家构建模式中最为成熟的清朝，是以理藩院这个行政机构为依托完成这种国家构建的。[22](P294-296)这种观点在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等人那里也得到比较充分的论述。笔者亦非常同意理藩院体制代表了清朝国家治理体制中的内亚因素，或者称之为内亚模式。

然而，理藩院体制并非清朝管理内亚边疆的唯一、不变的模式，至少从乾隆时期开始，在藩部地区设置驻防将军大臣的做法，成为一种与理藩院体制并行不悖、迅速扩展的制度。乾隆以前，清朝在蒙、藏、疆及青海各地，仅设右卫将军、热河总管、驻藏大臣、青海办事大臣、定边左副将军4处驻防。到乾隆时期，特别是在天山南北地区纳入版图以后，清朝沿西、北两路在藩部地区密集设置将军、大臣，增加到23处驻防，并将以前所设之驻防在制度上整齐划一。[23](P28-29)*乾隆元年，改青海办事大臣为西宁办事大臣；二年，改右卫将军为绥远城将军；三年，改热河总管为热河副都统；二十四年，南北疆底定，驻防大臣的设置更加密集，先后设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哈密办事大臣、吐鲁番办事大臣(后改为领队大臣)、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库车办事大臣、阿克苏办事大臣、乌什办事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英吉沙尔领队大臣(初称总兵，后改)；二十六年，设察哈尔都统、科布多参赞大臣；二十七年，设置伊犁将军、库伦办事大臣、伊犁参赞大臣，及伊犁领队大臣5人；二十九年，设置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和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2人；三十年，置和阗办事副都统(四十二年，改为办事大臣)；三十四年，设古城领队大臣、巴里坤领队大臣；三十六年，改乌鲁木齐办事大臣为都统；三十七年，设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

如果按照濮德培的观点，八旗驻防属于类似隔绝性、封闭性的宗主统治的话，理藩院体制足矣。清朝在藩部地区大规模设置这些宗主统治机构，显然不是要延续过去那种依赖理藩院和边疆地区精英进行间接统治的政治思路。有的学者已经关注到这种密集的驻防体制相对原有的理藩院体制而言，实际上代表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并且满汉大臣在藩部地区的驻防，其权力并不局限于军事，也涉及民事管理。[24](P172)但这种中央集权是如何实现的？驻防大臣所代表的中央权力在边疆是直接深入基层社会的管理，还是依赖当地的社会精英？这不仅关系到国家构建行为的成功与否，也往往成为认识清朝国家性质的一个标准。笔者认为，至少到乾隆时期，随着新疆战事平定，清朝在内陆亚洲边疆地区统治趋于稳定，清朝对藩部地区的管理重心经历了一个从理藩院体制向驻防将军、大臣体制的转变。

对于将军、大臣体制与以往理藩院体制不同，我们可以以青海办事大臣的设置为例做个简单比较。根据杨应琚所纂《西宁府新志》记载：“自雍正元年以前，俱选派理藩院司员。自二年平定青海之后，皆简大臣驻扎郡城以总理之，间遣部郎协理”[25](P855)，体现了这两种体制之间的差异。而且这两套系统前后相继，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差，代表着最高统治者管理藩部事务政治思路的转变。在藩部地区设置的驻防将军、大臣，其权力体系和权利内容，不仅与理藩院完全不同，即使与内地八旗驻防相比，也有所不同。

实际上，乾隆帝曾明确表达设置这些驻防大臣的目的，即只有以高级别的官员坐镇各城，强化其权威，才能实现 对当地的有效管理、控制，否则“恐不足资弹压”[26](P242)。从权力体系来看，西北两路[27](P22)*“凡大臣之换防于西北两路者，则稽其班，书其名以备览，旬有五日而更之。”所谓西北两路，是指自清代康熙时期用兵准噶尔部逐渐形成的战略布防格局，由陕西、甘肃，经哈密、巴里坤进入天山南北，称为西路。由张家口向北穿越内外蒙古，经科布多越阿尔泰山进入北疆的塔尔巴哈台，至伊犁地区，称为北路。自康熙以后，清准之间在西北两路曾展开长期而激烈的拉锯战，清军在西路的哈密、巴里坤一带和北路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带重点布防。将军、大臣向上直接接受军机处的统辖，向下则可以直接介入所在地区的基层社会事务。

清朝西北两路的将军大臣都是以雍正时期与准部的战事为背景设立的，从设置伊始便与军机处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讲，军机处不仅代表着皇权专制的顶峰，日渐由一个内廷机构成为一个掌握政府实权的中枢机构，这种霸权地位一直延续到晚清[28](P255)，而且代表着清朝的“中央集权”在经营西北、走向内亚的过程中逐渐走强的趋势。在清朝向藩部地区推行强权政治的过程中，军机处至少在两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是藩部地区驻防将军大臣及各级官员的选任，和对他们的权力进行设计；二是负责藩部地区与行省地区之间官员的调任，整合内外政治力量。西北两路将军、大臣一般任期三年，凡需要补放的，或由皇帝直接下旨任命，或由军机处于每年十月，将各处期满的大臣开列名单，是否换防、如何换防，报给皇帝直接定夺。[29](P85-88)直至清代结束，军机处在皇帝之下一直掌控着西北两路军务，权力未曾旁移，代表着清朝以中央集权思想来保持对边疆地区直接控制的政治上层设计。

另一方面，在天山南北的驻防大臣掌握了这样几种关键性权力：

第一，统帅驻军、维护边防，对边境卡伦的设置和定期巡视是驻防大臣的首要职责，意味着对国家边界的保护。

第二，北疆蒙古各旗王公、南疆各城伯克的觐见、任命都通过当地的驻防大臣。

第三，驻防大臣掌握着当地的财政、税收，虽然他们不介入伯克征收税赋的具体事务，但伯克征税的名目、数量都须报驻防大臣批准，所有税赋均汇总到驻防大臣，与内地各省协济之饷，统一掌握。

第四，掌握当地的司法审判权，不独北疆蒙古人之间的纠纷须由将军大臣裁决，即使南疆各城民间司法纠纷，虽由伯克审讯，但须报大臣审定。

第五，对外贸易、商税征收更是由伊犁将军、参赞大臣奏请中央批准，由当地大臣实施。

在这几项权力中，军事权、外交权本属一国中央，延伸到南北疆，不足为怪，但如果连司法权、贸易权、地方治安维护都由国家派驻的大臣掌握而没有付诸地方精英的话，那么足以证明国家权力向边疆地区基层社会的强势延伸了。《钦定回疆则例》规定，回疆各地的宗教首领阿訇，一旦缺出，需由当地回人保结推荐，由阿奇木伯克报驻防大臣批准。而且，阿訇们还要定期到大臣衙门叩见。若某个阿訇不熟经典、化导无方，驻防大臣可以将其撤换，并追究推荐者阿奇木伯克的责任。[30](P107-120)有了这些权力设置，无论北疆的蒙古王公还是南疆各城伯克，甚至连哈密、吐鲁番的郡王等地方精英，无不仰承驻防大臣之鼻息。是故，魏源在《圣武记》中载：“各城大臣不相统属，又距伊犁将军窎远，恃无稽察，威福自出”[31](P186)。而在办事大臣“威福自出”背后，是国家权力随着驻防大臣的设置延伸到草原、高原和绿洲深处。相比理藩院体制，驻防将军、大臣的设置更能体现清朝中央和皇帝集权的意志，强化中央对藩部地区的管辖。同时，这种力量向藩部地区的输入，又以内地行省区为依托，离不开中原江南的倾力支持，清朝必须在将强权政治推行到藩部地区的国家构建过程中，强化内地与藩部地区的互动关系及整体性。正如查尔斯·蒂利曾提出的“国家政权建设”主要表现为政权的官僚性、渗透性和对下层的控制。[32](P1)

笔者之所以要重视驻防清代藩部地区将军大臣的权力设置，不仅因为它代表着中央集权体制向边疆地区的延伸，而且，它也成为晚清新疆建省的政治实践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清朝走向近代国家的路径。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一直被认为是晚清新疆建省的理论基础，虽然当时没有被采纳，但龚文被认为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学者们开始放弃对夷夏之防的关注，放弃过去那种对族群、地域差异的保留，开始追求一种王朝内部的“同质化”，由此铺设了一条由传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路径。[33](P601)然而，通过比较会发现，龚自珍在新疆设置行省的政治构想并没有脱离清朝已经实行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将军、大臣体制。其内在联系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龚自珍主张在新疆设置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省级行政建制，省之下在南北疆各地设置“知府十一员，知直隶州三员”，其中各府、直隶州均设有办事大臣、领队大臣驻扎各城之地，也就是将原有的驻防大臣降格变成知府；而哈密、辟展两郡王仍保留，但降格为知府之下、同知之上；回城伯克位列知县之下、县丞之上。这些建制虽级别上有所变化，突出督抚的地位，但知府、知县高于郡王、伯克的设置，显然是仍然保留了清朝以大臣驻防节制回部首领的思想。二是其军事布防，兵力部署有所调整，但兵力仍承袭原有的八旗、绿营力量，且仍维持北疆重于南疆、以北制南的格局。三是在南疆的叶尔羌、和阗极边之地，仍保留办事大臣之设置，铸总统西边办事大臣印，统军震慑，并掌各国朝贡事务。[34](P2888-2893)由此看出，龚自珍西域设行省之议，并非如他所说“所建极繁，所更张极大”，其主要的政治思想仍然无法脱离清朝军府体制的影子，初出茅庐的龚自珍必须将他的政治设想建立在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实践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另起炉灶。放眼近代新疆建省，为后世学者所批评的将军、大臣军府体制，恰恰包含了构建同质化主权国家政体的重要因素。

因此，清朝在18世纪陆续设置的将军、大臣体系，目的是要在藩部地区西北两路建立起一套强权政治，这在理藩院体制基础之上的超越，意味着清朝中央不再仅仅依赖内亚边疆地区的地方精英管理地方，而是希望建立更为通畅的中央集权制度，代表着国家制度的变革。理藩院仍在，并一直掌握着藩部地区的封赏、划界等权力，然而，它不是全部，旧有机制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新疆地区新的治理机制的建立，有助于进一步化异域为旧疆，巩固了清朝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性质。而晚清建省则在驻防将军、大臣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将过去的藩部变成行省。在这其中，中央集权体制一直是隐含而不间断的主线，也是体制变革的主要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持“满洲殖民主义”的西方学者并没有看到清朝管理边疆体制的这种转变，而仍然把其理论建构在理藩院体制基础之上，显然缺乏对历史事实的细致考察，他们所谓清朝管理边疆地区以来代理人或地方精英间接统治的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至少只是一种看不到时间变化(timeless)的观点，不足以构成“满洲殖民主义”的论据。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钟翰先生就曾对外国学者把“理藩院”翻译成“殖民省”的做法提出批评，而以理藩院体制为基础的“满洲殖民主义”不过是对过去西方学者的观点做了一个新的翻版，并无什么新意。[35](P65)

因此，“满洲殖民主义”试图在清朝历史发展过程中找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因素，将清朝统一全中国的过程置于殖民主义语境之下进行解读，但这种理论构建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史实上，都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反倒凸显了这些学者的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史的研究与构建，一直试图利用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后现代主义等新理论进行话语塑造，通过构建中国中心观、内亚史观、全球史观等宏观视野，希望跳出西方中心论一元模式，对中国历史做出了诸多新的解释，“满洲殖民主义”也是其中的一种。然而，无论哪种模式，归根结底总是要将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置于某种比较框架之下，其可供比较的元素，终究还是要到西方近代化历史中去提炼和选择，然后将中国历史的相关问题纳入以西方国家发展路径为标准的语境中进行考量。所以，即使全球史给了“满洲殖民主义”学者们一个宏观比较的视野，他们却仍无法避免地要回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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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王钟翰：《试论理藩院与蒙古》，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三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张 静)

“Manchu Colonialism” in Global History Perspective

LIU Wen-peng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Manchu colonialism, a concept raised by American historians in the 1990s, which holds that the Manchu expansion in the Inner Asian regions in the northwest of China should be studied under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ism of empire.The Court of National Minority Affairs (Lifanyuan) has been cited as key evidence supporting such a view. However, the Qing dynasty had substantially reformed the Court of National Minority Affairs after winning the wars with rebels in the northwest in the mid-18th century, and established a settlement-defense system administered by generals and bureaucrats in Tianshan Mountains and Altay.The new system, under the direct command of the Grand Council, extended state power to ethnic societies in frontier regions.The settlement-defense system laid groundwork for the transition of the Qing to a modern sovereign state with Xinjiang turned into a provi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us Manchu expansion and the subsequent consolidat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 part of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China as a multinational state, a process substantively different from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Western scholarship.

Manchu Colonialism；empire；global history；state building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盛京城考古与清代历史文化研究”(14ZDB038)

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