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梅

摘要：短篇小说《一件小事》文章充分体现了作者鲁迅深刻的写作功底，将其翻译成英语对外介绍非常有意义，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埃德加·斯诺与杨宪益、戴乃迭的两个英译本在文化特色词与环境描写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发现两个英译本中的优缺点，供以后对于文章进行再次翻译时的借鉴，同时提高作者的翻译批评与赏析水平。为了达到该目的，本文主要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主要分析了文化特色词以及环境描写的翻译。

关键词：一件小事；文化特色词；环境描写；对比分析

一、引言

《一件小事》是1919年鲁迅先生所著的短篇小说。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他以笔名鲁迅而闻名于世。他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革命家。他的作品丰富，包括杂文、小说、诗歌、评论、散文、翻译等，并在这些方面尤其独特的特色与思想。其中他的短篇小说《一件小事》全文仅一千字左右，是鲁迅小说集《呐喊》中篇幅最小的一篇，也是现代小说中传颂最广的名篇之一，历来在现代文学教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一件小事》的英译本主要有几个译本，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李明的译本，美国学者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的译本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译本。在译本的选择上，目前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李明的译本，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和威廉﹒莱尔的译本，而对于埃德加·斯诺与其他译本的对比分析还比较少。因此本文选择对埃德加·斯诺的译本与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二、背景介绍

《一件小事》是鲁迅小说中风格独特的名篇，是现代小说和记叙文写作的典范作品。主要讲述的是民国六年的冬天，“我”雇了一辆人力车拉我去S门，刚近S门时跌倒出一个女人。“我”对老女人漠不关心，而车夫却放下车子，扶起那老女人，走向巡警分驻所。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了车夫的善良、质朴与诚实，而我的私心与推诿责任更是显得车夫的形象愈加高大起来的事情，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目前《一件小事》的英译本主要有几个译本，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李明的译本，美国学者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的译本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译本。本文主要是对埃德加·斯诺的译本与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埃德加·斯诺（1905.7.19—1972.2.15），美国著名记者。

三、译作对比分析

文化特色词是指某种语言或某个民族中特有的词汇或表达法。在语言系统中，这些词语最能体现语言承载的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文化特色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自然环境词、物质文化词、精神文化词和社会文化词。有人认为，文化特色词的翻译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首先，要承认源语中的文化价值并且尊重其异域文化特色，特别是不要因为源语文化处于劣势地位而轻视、排斥并试图取而代之。其二，要认识到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观念和文化的解释、理解和交流。其三，读者阅读翻译作品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了解异国文化。在译文中保留异国文化的表达方式更能丰富目的语文化，起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其四，语言除了共性外，还有个性。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习俗以及生活方式各不相同也会反映到语言中。《一件小事》虽然字数较少，但是其中却包含着几处比较明显的文化特色词。而对于这些文化特色词的翻译则显示出译者的翻译水平及表达目的等。

原文中有这样一句：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此处的民国六年属于文化特色词。杨宪益、戴乃迭（以下简称杨戴）将此句翻译为It happened during the winter of 1917。而斯诺则将其译为It was a winter day in the Sixth Year of the Republic。此处的民国六年指的是中华民国建国后第六个年头，也就是1917年。译为 the Sixth Year of the Republic，其翻译让西方读者了解民国的那些事，尽量尊重原文。杨戴仅仅使用1917，省去其他解释，让译语读者了解故事发生的时间即可。二者的策略不同。但是，如果放在更大的背景下考虑对于民国六年的翻译，我们可以这样思考为什么选择翻译鲁迅的作品《一件小事》，而不是选择其它人的一件小事进行翻译呢？究其原因，并不仅仅因为作者是鲁迅的缘故，更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篇小说应至少包括三方面的主题一是知识分子对无知大众的批判，二是知识分子对部分群众的赞美，三是知识分子对自我的反省和重新再认识。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一件小事》的主题才有意义。如果没有这些背景，那么这件小事也就仅仅是一件小事，而不会有小中的大了。

在写作过程中，一般都会有各种线索，或明或暗共同推动着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其中环境的变化属于其中的一种。在《一件小事》中，情况亦是如此，尤其是天气的变化更为突出。在开始部分，提到了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再到不一会，北风小了。还有微风吹着，之后是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到故事将近结尾处的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其中，开始的环境描写，突出了车夫工作环境之差，也表明了当时的工人阶级的生活之不易。之后的北风小了，为车夫也跑得更快提供了基础，如果还是刮得正猛的大北风的话，可能车夫跑得就会很慢，也就不会遇到老女人了。可以说这里的环境变化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再到大风之后，外面也见不到人，为“我”看着车夫毫不迟疑，仍搀着伊的臂膀，便一步一步向前走，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的后影霎时高大了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是。在此处，“我”的感情达到了高峰，文章的发展也到了中心之处。如果是大风之中的话，可能“我”也不能看到车夫的背影，而且如果路上的行人很多的话，可能“我”的视线也会被遮挡，看不到车夫的背影，也可能不会有这么多的感慨而发。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两篇译文均出自名家，堪称佳作，都将文章的内容翻译了出来。但是从对文化特色词的翻译而言，与杨戴相比，斯诺更注重文化的传递；从对环境描写的翻译而言，由于杨戴他们对于中国作家写作方式方面更为了解，在细节方面更为关注。总体而言，杨戴的译文要优于斯诺的译文。但必须说明的是，斯诺的译文创作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先于杨戴的译文将近半个世纪，其译文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是由译者的时代背景造成，杨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重译，当然占尽了优势。同时，就作者个人而言，作者在批评与赏析两个译文的过程中也学到了一定的知识，也认识到翻译过程中细节的重要性和对于作者写作方式的把握的重要性。但是，两个版本的译文都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期待以后的译者能够更近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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