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畅

阿甘说：“生活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会得到什么。”这充分说明了巧克力的味道变化缤纷。而“思想应当清澈，巧克力应当醇厚”这句流传在西班牙的古老谚语反映出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巧克力的不懈追求。巧克力已经成为世界流行、几乎无人会拒绝的食物。承载着人们的热情，在世界各地，它被加入牛奶、果仁或者朗姆酒，制成贝壳、少女峰、莫扎特头像甚至蒙娜丽莎画像的形状，延续和激荡着人类无穷无尽的创造与想象。

像它漫长复杂的制造工艺一样，巧克力的发明过程本身也经历了曲折漫长的旅程，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数次进展。各种角色活跃在巧克力的发明过程当中，他们之中包括帝王、奴隶、探险家、工业间谍和商业大亨。

在三千多年前，它不过是仅被奥尔梅克人（Olmec）欣赏和享用的饮品。

在可可还未成为如此炙手可热甚至供不应求的原材料时，词源学家们甚至为了查找“巧克力”（chocolate）一词究竟是来自玛雅语，还是纳瓦特语耗尽心力。那时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在研磨后的可可豆中加上辣椒、甜胡椒、蜂蜜或者香草制成饮品享用，而且只有上层贵族才可以有此福分。不过玛雅人喝的是热巧克力，而阿兹特克人更喜欢冷巧克力。

16世纪初，可可被西班牙人哥伦布发现，近一个世纪可可的输出和制作都被西班牙人控制。据说，当英国人和荷兰人看到从“新世界”捞了一把返航的西班牙航船时，以为可可豆不过是不明所以的羊粪。

16世纪的荷兰由西班牙统治，于是顺理成章的，荷兰港口成为重要的可可豆入口。约在1652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港口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和最重要的可可港口之一。19世纪初，荷兰就有27家可可工厂，其中差不多一半在阿姆斯特丹及附近。

荷兰人卡斯柏莱斯·范·侯登（Casparus Van Houten）在1815年开了家巧克力工厂，他与儿子昆拉德·范·侯登（Coenraad Van Houten）可以说贡献出如今制作世界顶级巧克力的两种重要发明：父亲发明液化处理可可豆的方法，让巧克力饮品更加顺滑，而儿子则是第一个把碱性盐加入可可粉中的人，让可可粉可以和水更好地融合，这种发明甚至被称为“荷兰碱性处理法”（dutching）。1847年，固体巧克力诞生，这一发明使得更多人能分享这一美味。

到了20世纪初，巧克力已经成为全欧洲的宠爱之物，并有越来越多的品牌巧克力走向市场。现在，每年的12月到来年4月间，或5月至7月间，大量的可可豆来到欧洲，荷兰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可可豆进口国，全世界超过20%的可可豆会经过阿姆斯特丹港口，一部分从荷兰再出口，一部分在荷兰加工制作成碱性更重的巧克力、巧克力粉和巧克力糖果。据说，每个荷兰人在一年里会吃掉11磅巧克力。全球巧克力原料的主要产地集中在西非，其中近一半的产量来自科特迪瓦，旧译为象牙海岸。

从现在起到2020年，全球对于可可豆的需求量将比实际供给超出100万吨，这看起来像是让西非种植可可的农民们获得暴利翻身的契机，但以可可种植者在每块巧克力最终售价中只获得百分之三利润的事实为考量，就知道这些位于食物链最底端的生产者显然没有化解这场巧克力危机的动力和能力。

出生于布吉纳法索（Burkina Faso）的埃米尔·韦德拉奥果（Emile Ouedraogo），从1981年搬到科特迪瓦西南部一个叫Kragui的村子，他拥有三公顷的可可地。由于可可树通常比较脆弱，不能用机器采摘，可可种植者只能用长刀把成熟的可可摘下。正常可可的大小像是一个英式橄榄球，每个可可大概有20颗到50颗可可豆，而一磅巧克力大约需要400颗可可豆。

来自Kragui的可可豆，在被可可种植者手工采集后，还有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风干。可可豆必须自然风干，如果在风干的过程中添加化学制剂，就会影响到巧克力的品质，使口感偏酸。风干后的可可豆，在圣佩德罗西南港口集中打包出口，这是科特迪瓦继阿比让之后第二大港口，已经成为科特迪瓦出口可可豆的必经之港。2013年，有52.2万吨可可豆从这出口，在这里，可可豆被打包销往世界其他巧克力制造厂。

来到埃米尔的农场时，他一会儿用长刀娴熟地收割可可，一会儿爬到离地面5米高的树上，修剪可可树。埃米尔还展示怎么播种可可，他选了几颗好种子，用表面的土把种子盖起来。早些年，埃米尔会买肥料来增加可可的产量，收成好的时候可以达到每公顷700公斤，现在他已经没有钱可以买肥料了，气候也越来越干燥。这些年，可可的产量大规模下滑，3公顷地一共才有750公斤的收成。除了可可，埃米尔一家还在地里种些大米、玉米、木薯、甘薯来自给自足，但可可是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

在Kragui的这些年，埃米尔也有看不到未来和极度绝望的时候，甚至考虑离开这个村庄重新回到布吉纳法索，但最终还是和家人一起留了下来。他有两个妻子、11个孩子。他们唯一的担心就是食物，因为Kragui已经超过5个月没有雨水，谷物都不生长，于是午餐只有简单的玉米。如今他的大儿子在布吉纳法索读书，关于他的未来，埃米尔非常肯定，他一定不会回到Kragui这个小村庄继续种可可。

而恩南·埃布尔（Enan Abble），也是从1981年搬到Kragui村。他拥有6公顷可可园，将2.5公顷分给侄子，除此他还有0.75公顷橡胶地。

未来，他计划种更多橡胶来增加投资分担种植可可的风险。比起埃米尔一家，恩南想得更明白，他只有4个孩子，其中大儿子在阿比让读法律，大女儿也在阿比让读过高校，现在她已为人母。妻子在平日帮忙打理他们的蔬菜果园，种些玉米、甘薯、辣椒、芭蕉、其他水果和草药。

黑荚果病，是可可种植园极大的威胁。一旦泛滥，原本就不多的薄利就更加所剩无几。恩南通常用树上的叶子做标记，记住哪些树需要接受治疗。如果有四分之一的可可树受到虫害，恩南就会给整个植物园喷洒农药。为了节省成本，恩南把没结果的果荚和野草落叶来当肥料，今年他买了两袋化肥，可其实这只够给半公顷地用，所以只有生产量非常差的田地才会用到这宝贵的肥料。

就在埃米尔·韦德拉奥果还在考虑想从小规模家庭作业转到当地的国有机构时，恩南早已经这么做了。有时他会付钱让机构的人帮自己打理下可可园，也会有更多培训学习的机会。不过其实恩南看得很明白，他说这些所谓的国有机构不过是有证书的私人可可购买者。由于种植可可廉价的回报，在西非，越来越多的农民像埃米尔和恩南一样把可可树砍掉，改种橡胶等可以换来更高收益的作物。

在我们准备离开农场时，埃米尔稍年长的儿子拿出他的弹弓打野鸟。不过很可惜，没打中，看来晚餐又是一顿没有野味的素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