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作平

蒋介石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评价孙中山的交友之道：“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多年，对孙中山的为人处世十分了解，故他的这种说法，庶几符合历史的真相。

要言之，作为一个旧时代终结者的孙中山，除了政治才干与政治眼光，在待人接物和交朋结友方面，也确有其过人之处。正是他身上展现出来的这种让人“畏威感德”的风采，使得大批时代精英愿意鞍前马后地追随他。

事实上，几乎所有杰出的政治人物，当他们在经营自己的朋友圈时，都表现出了巨大的人格魅力，像恒星那样，把作为行星的众多朋友紧紧地吸引在自己身边。反过来，透过一个政治人物的朋友圈，也能看出这个政治人物的性情与才华，品行和胸襟。

孙中山与张静江：雪中送炭的心腹之交

从本质上说，不论政治账还是军事账，最终都是经济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这个基础，其它都是空中楼阁。是故，孙中山在从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清活动中，离不开钱，小到革命党的日常运营，大到一次接一次的武装起义。为此，孙中山年复一年地在世界各地奔走，作演讲，搞募捐，为筹集革命资金煞费苦心。

孙中山的长兄孙德彰早年赴美国檀香山经商并致富，家有牧场6000英亩，牛羊数万只，山林无数，工人逾千。为了支持孙中山革命，孙德彰倾尽家财，竟至于家道中落。孙科回忆：“有一个时期，他（指孙德彰）的事业非常发达……国父每次去，都问他要钱，而且他每次都是整万的美金拿出来，因此到了辛亥革命前五六年间，他实在支持不住了，地产也被债主查封了。”孙中山则说，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出资资助革命者，不过亲友中少数人而已，其他人不愿也不敢资助。像广州起义所需军费，大头就是孙德彰赞助的。所以，孙中山的这位兄长，乃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最重要的金主。

为了广开革命财源，孙中山先后想过许多办法。比如他曾在香港、日本和美国发行革命公债。这种公债类似于股票，只不过投资的不是企业，而是革命党这个组织。如在香港发行的公债约定，凡现在购买10元公债的，革命成功后，偿还100元。但从落实情况看，革命公债的收益并不理想。

1904年，孙中山赴美，当时华人帮会组织致公堂在美国拥有15万会众，影响巨大，孙中山认为如果吸纳该组织，则每位会员只要交两美元会费，即可坐收30万巨款。于是，孙中山纡尊降贵，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被封为洪棍 ── 洪门成员，例分三等，元帅称为“洪棍”，军师称为“纸扇”，将官称为“草鞋”。

可事与愿违，尽管此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在全美各地奔走演说，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常常只能在上一个城市募集到仅够前往下一个城市的旅费而已。

事实上，真正数额巨大，足以成大事的经济收入，对孙中山和革命党来说，是一些慷慨之士的个人捐款。如前文所说的孙中山的大哥孙德彰，以及另一位浙江富豪，他“自投身革命党以来，只尽义务而不问权利，三十余年如一日”，孙中山因而将其称为奇人，后来更誉为革命圣人。此人就是颇为特立独行的张静江。

张静江又名张人杰，浙江湖州南浔人。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南浔依靠蚕丝业和手工业、缫丝业，涌现出大批巨富豪绅。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南浔大批商人避居上海，因而得以与西人接触。当时，欧美对优质的湖州辑里丝需求甚旺，南浔商人因缘际会，成为炙手可热的国际丝商。人们按照财富规模的大小，把南浔富商分为“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第一级别的象，是指财产在100万两白银以上者。张静江的家族就属于四象之一，只不过，张家的财产远不止100万两，而是高达惊人的1200万两白银。这一数字，相当于19世纪末日本年财政收入的1/4。如果把南浔全镇富商的财产加在一起，其数字竟超过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

张静江的父亲去世后，他分得一笔巨额遗产。这位为人豪迈、出手大方的青年，年纪轻轻就身家巨万，美中不足的是身体羸弱，脚有残障。

1903年，张静江作为驻法公使孙宝琦的随员前往巴黎。在巴黎，张静江充当商务参赞的同时，充分发挥老张家善于经商的优势，开办了一家名为通运的公司，经营古董和丝绸，获利甚丰。

巴黎的生活对张静江影响巨大。在这里，他深受法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接受了巴枯宁、蒲鲁东等人的学说。昔日江南水乡知书达理的富家公子，一下子蜕变成激进甚至偏激的新思想者，冯自由认为张静江乃“我国人之言无政府主义者自兹始”。激进的言论和使馆公职人员的官方身份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不少留学生怀疑他是清政府的暗探，故意大谈革命以引人上钩。有两次，当他在稠人广坐中大谈革命与造反时，几乎遭到留学生们老拳相向。

孙中山与张静江的结识颇为别致有趣。1905年，在法国的一条轮船上，张静江发现有一个旅客长得很像传说中的“乱党”首领孙文，他向人打听证实之后，立即兴奋地前去拜访。他向孙中山表示：我对您闻名已久，我深信不革命就不能救中国。

张静江虽是富家公子和外交官员，但孙中山对面前这个满脸兴奋的青年却一无所知。孙本人此时早已闻名欧美，原来，广州起义失败后，孙流亡海外，于1896年10月来到伦敦，被清朝驻英公使龚照瑗秘密诱捕并计划押送回国。在清政府看来，这是捉拿钦犯，乃天经地义；但在英国人看来，清国官员在本国领土擅自抓人，乃严重违法。孙中山早年在香港的英国老师康德黎获知后，立即展开营救。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下，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向清使馆发出照会，要求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立即释放孙中山。在被囚禁12天后，孙中山重获自由。不久，孙用英文写成 《伦敦蒙难记》 一书，并在英国出版，披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赢得了大量欧美民众的同情和理解，一时名声大噪。这也是张静江为何在轮船上认出孙中山的一个原因。

因此，这次轮船上的邂逅，对张静江来说，颇为欣喜和激动。“粉丝”张静江表示：我在法国经商，收入不错，如果您需要经费，我可以随时资助您。经年累月为筹措经费而发愁的孙中山闻言，无异于喜从天降，两人约定了通电暗号：电文以ABCDE为序，A为1万元，B为两万元，C为3万元，以此类推。

这个海上偶然相识的富家子弟，他将真的践诺资助，还是口惠而实不至，孙中山心中并没有底。次年，孙来到东京，又一次为经费束手无策。此时，他想起了与张静江的约定，并把此事告诉黄兴，但黄兴不相信天底下有这样的人。两人抱着“有枣没枣打一竿”的态度给张静江发了封电报。孰料，就是这封不抱希望的电报发出后，竟有3万法郎巨款从法国汇到东京，革命党人为之欢呼雀跃。后来，孙中山在越南又先后两度向张静江发电报，一次为A，一次为E，张静江都如约把款项迅速汇来。

深受感动的孙中山命胡汉民写信向张静江表示感谢，并向他陈述起事经过。张静江回信道：“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

尽管多次给予孙中山和革命党巨额资助，但在很长时间里，张静江竟然没有加入同盟会。其原因，在于特立独行的张静江对同盟会盟书里的“当天发誓”字样不以为然。当冯自由和胡汉民邀请他入会时，他提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从来不信天，如果同意我不用“当天”二字，我才能加入。于是，在向孙中山请示后，张静江成为仅有的例外。

张静江加入同盟会后，为革命筹款的任务几乎天经地义地落到了他头上。但是，要推翻一个垂而不死的大帝国所进行的武装起义和地下斗争，所需的金钱是一个天文数字，即便是亿万富豪的张静江也渐渐难以为继。为此，他先是卖掉了经营良好的通运公司，后又卖掉了上海滩的五栋花园洋房。

在公司和洋房都卖掉以后，这个曾经的大富豪已囊中羞涩。为了帮孙中山筹款，他向其堂兄张石铭借钱。第一次，张石铭很爽快地借给了他。没过多久，他又第二次上门。堂兄觉得即便是办公司血本无归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花完了，加上听到社会上关于张静江暗中资助“乱党”的风言风语，张石铭予以峻拒。两兄弟越说越僵，张静江竟从怀中掏出手枪，威逼堂兄又一次借钱。此后，张静江通过各种手段，把包括他的哥哥、舅舅在内的诸多有钱的亲戚都吸收到同盟会中，成为革命党的筹款对象。1920年，在孙中山的授意下，张静江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其目的也是为当时的国民政府筹集经费。证券交易所赚得的钱财，大部分都送到了广州，交到孙中山手上。

孙中山曾感慨：“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后来为了报答张静江，孙中山拟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但张静江坚辞不就。到二次革命期间，当孙中山下野处于风雨飘摇之时，邀请张静江出任革命党财政部长，这一次，张静江欣然答应。拒绝锦上添花，专司雪中送炭，张静江品行之高洁，由此可窥一斑。

孙中山对张静江毁家纾难式的汗马功劳胸中有数，一直把张静江视作心腹密友，他曾告诉党内同志：“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

在南浔镇的张静江故居，有一幅孙中山手书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那是1923年，张静江因病回南浔休养时，孙中山特意介绍了一位德国名医前往南浔诊病，并托人带去这副对联以示慰问。

1925年春天，孙中山在北京沉疴不起。缠绵病榻时，每天都要前往探视的几个人中就有张静江。孙中山弥留之际，在两份事先由汪精卫准备好的遗嘱上签字时，按孙中山要求，第一个签字的就是张静江。但张静江只写了张人两个字，杰字却因为过于悲伤再也写不下去了。

1950年，74岁的张静江在纽约病逝，这时，距孙中山去世已经25年。

有人把张静江称为“现代吕不韦”，窃以为，这种貌似赞扬的评价其实远远低估了张静江。盖吕不韦之所以在子楚身上花大价钱，其原因是吕不韦认定子楚奇货可居，他只不过在做一桩大生意而已；而张静江对孙中山的资助，却是基于一种理想和信念，以及两人之间莫逆的同志之情。

孙中山与杨度：肝胆相照的“敌人”

“立德、立功、立言”是为三立，这大概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但这种理想比较抽象，因而在一些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那里，最高理想常常具体为做帝王之师。清季，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下，挑战与机遇同在，腐烂共新生齐飞，一心想要依凭才华跻身为帝王之师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

这中间，最典型的有两个，一是有南海圣人之称的康有为，不过，他的保皇会与革命党势同水火，康有为虽与孙中山同为广东老乡，老家相距不过百余里，但两人不在同一个朋友圈内。

另一个是杨度。湖南人杨度，字晳子，少孙中山9岁。年轻时，杨度师从晚清大学者王闿运，后来两度赴日留学，先后与黄兴和汪精卫成为同学。杨度早年曾参加过康梁的公车上书，在日本时与梁启超交往甚密。梁启超发表风靡一时的 《少年中国说》后，杨度和了一首长诗 《湖南少年歌》，诗中掷地有声地写道：“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此诗一出，传播甚广，一大批热血青年深受鼓舞，其中就有毛泽东。

孙中山与杨度的相识和订交即在日本，时为1905年。当时，杨度因刚领导了声援粤汉铁路事件的请愿，声名极响，俨然清国留学生领袖——这样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作为反清事业“带头大哥”的孙中山会主动去找他。

章士钊回忆，当时，孙中山携带一个小包袱从横滨赶到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大事”。而留学生中，“以杨度为有名”。孙、杨初次见面，竟然攀谈了三天三夜，“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

不过，令孙中山颇感遗憾的是，尽管他向来以辩才无碍著称，却完全没能说服杨度。其实这也是意料中事：杨度一向主张君主立宪，主张保皇，这与孙中山的武装革命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杨度认为，孙中山用暴力推翻满清，如同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难以承受，因而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宪政。要言之，一个鼓动自下而上的革命，一个提倡自上而下的改良。

孙中山与杨度的初次相见，以两人各执一词而告终。分手时，杨度与孙中山约定：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不过，这次会面也并非一无所获，除了二人从此订交，成为道不同、志不合却肝胆相照的一种关系奇特的朋友外，杨度还为孙中山推荐了一个后来举足轻重的大人物——黄兴。孙、黄的结交，直接催生了后来的中国同盟会。

东京会晤后，孙中山与杨度这两列目标完全不同的火车，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前进。杨度回国时，清政府已意识到实行君主立宪乃对付革命党造反的有力武器，于是着手预备立宪。杨度先是出任湖南宪政公会会长，后又因袁世凯和张之洞的保荐，进京任宪政编查馆提调，相当于智囊和文胆。是故，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自杨度手笔。

经袁世凯安排，杨度曾为包括慈禧在内的王公大臣讲解宪政和法律。辛亥革命后，杨度先后出任统计局局长和学部大臣。当袁世凯犹豫是否称帝时，杨度是积极鼓吹者和推波助澜者之一，在为复辟帝制摇旗呐喊的筹安会里，杨度是所谓的“六君子”之首。当他听说袁世凯在秘密准备龙袍时，赶紧从巴黎给自己订制了一套首相服。

袁世凯倒台后，杨度沦为通缉要犯，直到两年后北洋政府发布特赦令。杨度与孙中山再次建立联系时，已是1922年，这时距孙中山去世只有两年了。那一年，陈炯明兵变，吴佩孚随时可能南征，孙中山两面受敌。窘境之中，孙中山派人找到杨度，希望杨度游说曹锟，让曹锟制止吴佩孚支持陈炯明。有人对杨度能否伸出援手表示怀疑，孙中山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这诺言，即指当年两人在东京时的约定。

接到孙中山秘信后，杨度立即付诸行动。一方面，他请求同窗好友夏寿田游说直系将领王承斌；一方面，他亲自到保定找曹锟。曹锟与杨度也算老熟人，杨度最落魄时，曹锟还慷慨地赠送过他一笔钱。于是，事情的发展果如孙中山期望的那样，原本有可能趁陈炯明之乱挥师南下的吴佩孚却按兵不动。

说项成功，让原本已礼佛作画，不问世事的杨度重又升腾起对政治的极大兴趣，他兴冲冲地跑到上海找到孙中山，要求加入国民党。这也意味着，当年在日本的那场争论，杨度以实际行动表示认输。孙中山喜不自禁，特意电告全党，宣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两年后，孙中山病逝，杨度撰挽联曰：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与孙中山这样纯粹的革命家相比，杨度的一生显得特别复杂，其身份与立场的转换，常常有出人意表之惑。以他晚年而论，一方面为孙中山斡旋，一方面又充当军阀张宗昌的军师；一方面在李大钊被捕后积极营救，甚至为此卖掉房子，一方又在闻人杜月笙那里充当高级清客，月支500大洋的高额报酬。最出人意料的是，1929年，当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残酷的白色恐怖时，杨度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此事于1978年7月，因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原局长王冶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而披露，文中说：“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 《辞海》 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通过孙中山和杨度的交往，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人物身上，还残留着古人遗风，那就是尽管志向、目标不同，但他们彼此尊重对方的选择。显然，孙中山和杨度两人的选择有着霄壤之别，这种区别甚至势同水火：一个是发誓要将皇帝拉下马的革命派，一个是致力于保皇的立宪派。按理，他们原本应该是敌人，但他们却成为了可以依赖的朋友。庶几我们也可以断言：做肝胆相照的朋友容易，做肝胆相照的“敌人”难乎其难。

孙中山与徐树铮：为革命而合纵连横

徐树铮系江苏萧县 （现属安徽）人，早年与段祺瑞订交，被时人称为“段祺瑞手中的小扇子”。段祺瑞本是一个独行专断的人，唯独对徐树铮言听计从。丁文江总结说：“段一生刚愎，有人说段是刚愎‘他用，这他，就是徐树铮。”袁世凯在世时，为保举徐树铮做国务院秘书长，段祺瑞不惜与对徐树铮印象不佳的袁世凯争得面红脖子粗。

孙中山提倡三民主义，徐树铮却热衷武力统一；孙中山主张召开国会，实行选举，徐树铮却组织了非法的安福国会；孙中山主张爱惜民力，罢兵生产，徐树铮却向日本举债练兵；孙中山是南方革命政府的首脑，徐树铮却是北洋军阀的要员。一言以蔽之，孙中山和徐树铮原本就是两条道上奔跑的火车，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怎么会成为朋友呢？

是时势的变化让徐树铮进入了孙中山的朋友圈。这得从1919年中外瞩目的一件大事说起，这件大事便是徐树铮收复外蒙。

1919年，徐树铮仅率所部8000人，入蒙仅22天，不费一枪一弹，就完成了外蒙重归版图的重任。（详见《同舟共进》2015年第4期 《盖棺难定徐树铮》 一文）当年11月底，徐树铮从外蒙凯旋抵京后，通电全国各地实力派，陈述他收复外蒙的经过。意外的是，这些收到通电的实力派，包括了原本与北洋军阀势同水火的孙中山。孙中山收到电报后，立即作出积极反应，他复电徐树铮，对徐大加赞赏，把他比作英雄“班超”。电文中写道：“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用，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向来与作为军阀的段祺瑞和徐树铮之流是汉贼不两立，因此孙中山的这通电文，甚至遭到了其部下的质疑。孙中山解释说：“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孙中山和徐树铮此前从未谋面，也没有任何书信文电往来，因此这两通电报，是他们交往的开始。孙中山对徐树铮的盛赞，固然有为其收复国土而欣慰的因素，但另一个更大的因素，则与此时的国内政局不无关系：在北方，直皖渐成水火，很快便爆发了直皖大战，并以段祺瑞的失败而告终；段祺瑞需要寻找新的同盟力量，徐树铮想到了广有影响的孙中山。在南方，孙中山受桂系排挤，郁郁不得志。孙中山的一大设想就是联合段祺瑞和张作霖以图崛起，因此一拍即合。历史人物是一个多面体，即使是革命家，也要审时度势，也要合纵联横，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剔除政治家的功利因素，公允地说，孙中山对徐树铮的才干也的确表露出了极大赏识。直皖大战以皖系失败告终，徐树铮不得不宣布下野，避居天津。1922年1月，徐树铮由天津千里迢迢奔赴广州，此时孙中山身在桂林。在蒋介石的陪同下，徐树铮前往桂林与孙中山相见，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见面时，两人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在徐树铮一方，他在给段祺瑞的电文里，真诚地表达了对孙中山的敬仰之意：“与中山及其副贰将佐长谈数日，推襟送抱，纵横天下，畅所欲言。因知其屡蹶屡起，自有一种不可磨灭之真力在。”《徐树铮年谱》 对此事有如下记载：“先生 （指徐树铮）这一次从桂林回来，对中山先生十分倾倒。尤其佩服中山先生谈到国际形势和国际地理时之如数家珍，常常向人述说。”在孙中山一方，孙对与徐树铮见面一事，曾告诉蒋介石：“徐君此来，慰我多年渴望。”甚至，孙中山不揣冒昧，请求徐树铮留下来做他的参谋长。但徐树铮乃段祺瑞的小扇子和灵魂，他只得婉辞：我在北方帮助孙先生，会比在孙先生身边帮助更大。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当时地位尚不高，在他陪同徐树铮前往桂林时，两人朝夕相处多日，眼力颇深的徐树铮回到上海后和友人聊天，下断言说：“将来真正帮助孙先生成功的，恐怕是一位蒋介石先生。”

孙中山去世后，举国哀悼，挽联无数，而公认写得最好的，却出自倾盖如故的徐树铮之手：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

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选自《同舟共进》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