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志



明末清初词籍凡例探赜——以四库类丛书为讨论中心

彭志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明末清初，椠版之书前附凡例蔚然成风，词总集、词选集表现颇为显著。明清易代不足百年，却堪称千年词史的转捩点，自明前中期词体衰败之后，终迎来中兴之势，词籍凡例也在质与量两个维度上随之发展。翻览清人、今人汇辑的几种四库类丛书，爬梳出26篇词籍凡例，以此作为探赜词籍凡例的样本，可发现隐藏文本之后的多彩世界。在形制与内容上，词籍凡例与序跋、目录及正文进行着双向积极互动，一改以往文辞简单、依附赘疣的角色。诗集、文集、词籍等著录不同文体的集部之书，对其凡例作共时观照，可以探析出编纂宗旨在文体视域下的或同或异；专注词籍凡例的历时比较，则可烛见其间的继承与突破，并最终成长为词籍汇编的必要部 分。择选较具代表性的明末清初词籍凡例，在多维视野中细读剖视，可见其词学思想、文体学意义及出版史料 价值。

词籍凡例；生成背景；双向互动；纵横比较；细读定位；多维讨论

在古籍整理类著述中，今人多习惯于书前置有凡例，以说明书籍主要内容或编纂体例。然而凡例并非现今新创，其源甚早，晋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1](1075−1076)当然，这里所言“发凡言例”乃就经学释义而言，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文体学或出版学范畴的概念。严格指称上，则要以初、盛唐之交《史通》的撰成为标志，“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惟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2](85)由经入史，条陈缕述凡例发展概貌，并强调其在纂述史部之书时的重要作用。明代之前，集部之书卷首添置凡例并未形成定制，更遑论词籍凡例了。明清易鼎之时，词坛中兴，词籍凡例如雨后春笋般渐次增多，表现卓异的尤称词总集、词选集。其间众多的词籍凡例具有多重研究价值，在词学、文体学、出版学等诸多学科上，都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关捩处种种，继承既往中，见出超越的努力，值得用心审读剖视。

一、界定与背景：词体中兴与词籍凡例蔚然成定制

对研究对象关键概念的诠解，益于层次分明的展开论述。文章首先需要对四个名词进行界定：明末清初、词籍、凡例、四库类丛书。“明末清初”属时间范畴，历史、文学等不同学科有不尽一致的断界，本文界定为万历二十年(1592)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这个区间。上、下限的确立基于历史、文学的双重考量，历史层面，万历二十年、康熙二十二年前后基本政局、经济发展、军事格局等均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文学层面，划定的参考标准则是文化政策、文学思潮、士人心态等方面发生的变化。细化来看，晚明阁部、科道党争，万历三大征，博学鸿儒科试，遗民凋零作古等都是判断的具体依据。若以社会背景的溯源与发展而言，则万历前期、康熙中后期则是延伸的论述范围，一定程度的模糊化也利于研究范围的拓展。《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词体时，分别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五类，统称词籍。[3](1807)本文借鉴于此，并从总集中再分出选集，词籍外延共涵盖六类。凡例多置于卷首，用以说明著述主要内容和编纂体制，有例言、发凡、叙例、通例等众多别名，为契合讨论，本文在爬梳剔抉材料时，对凡例指涉严格限定。四库类丛书是对古往今来数种大型丛书的统称，包括文渊阁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补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及补编、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全书荟要、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等，从中搜辑词籍凡例，是讨论的样本库。

作为一代之文学的词体，以两宋为巅峰之域，其后明清两朝词则形成衰微、中兴的鲜明对比，“论词至明代，可谓中衰时期”[4](107)似已成为学界定论。然殊不知清初词坛的勃兴绝非无根之木，明末词坛出现的星星之火正是点染燎原之势的珍贵火种，观照千年词史，中兴之开启实可上溯至明末。古代文学研究不应囿于呆板的朝代区划，植根文化背景下的分期应更符合文体演进轨迹。明末清初可谓是词体中兴的核心时段，主要体现在高水平词人出现，竞相付印词籍，词学批评风尚三个方面。明前中期，不乏创作颇丰的词人，如瞿佑平生有《乐府遗音》2卷、《余清词》1卷，传世可见的词达242首，然后人对其艺术水准却评价不高，却屡屡诟病其以曲入词的弊端。但在明末，词人身后便多有褒奖之辞，如云间派砥柱陈子龙，因其香草美人、婉曲寄托的作词手法，俘获了众多的异代知音，阳羡、浙西等清初词派中坚无不从此汲取营养，“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5](4)，实为不刊之论。得益于出版技术发展及词坛中兴苗头出现的双重作用，明末清初词籍在量上迎来大爆发。单就现存84种明词别集来看，跨时224年的明前中期仅有38种，而只有52年的明后期却多达46种[6]，悬殊比例足可说明明末词集之繁盛，而清初词别集数目则愈发增多。此间词学批评在繁荣创作的带动下也呈现出蓬勃局面，既表现在短小精彩词籍序跋的大量出现，又表现在词话的系统理论建构，且多涉及对词之起源、尊体、词曲之别等本质问题的探讨。明末清初词体中兴之态实有多面体现，越来越多的士大夫投入精力填词，词籍量多且流布广，词学批评深入得当，概言之，形成了创作、传播、批评的良性流动圈。

明末之前词籍凡例的量化调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其一是翻查宋金元及明前中期诸种词籍，较少有凡例，仅出现寥寥几则；其二是翻览今人整理收录凡例的著述，《唐宋词集序跋汇编》[7]未见凡例，《词籍序跋萃编》[8]收录十则，然皆是后人补作。仅有的几则多简略粗糙，不成系统，尚未形成撰写的自觉，应属于词籍凡例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至于明末清初词籍，尤其是词总集、词选集，凡例俨然已成为词籍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出现此局面的原因无疑是错综复杂的，但词体在明末清初迎来中兴、出版技术的日渐发达应属于两个基本要素。明末清初时，凡例蔚然成为词籍编纂出版的定制，与序跋、目录、正文形成了一个整体。其在量上数倍于其前，仅就四库类丛书著录词籍凡例来看，便多达26篇，这只是明末清初全部词籍凡例中较少的一部分；在质上更具水准，精心结撰的词籍凡例摆脱了依附角色，往往可独立成章，是一篇篇上好的专论，可用以探赜词学思想、文体学价值及出版史地位，具有多学科的讨论维度。综观明末清初词籍凡例，在质、量两个层面都堪称卓绝，是不可多得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二、形制与内容：词籍凡例与序跋目录正文的互动

古代图书出版由手抄本向刻本的变迁，一方面有利于书籍的印刷、流布，另一方面也推动着图书形制日益走向完善。图书椠版之际，十分讲究装帧，一本书其内各个细部紧密结合，发挥各自功效，且无多余部分，形成了序、凡例、目录、正文、跋的基本布局，就词籍言，同样包括这几个部分。选择凡例作为立足点，比较其与序跋、目录、正文的相互关系可见，在形制和内容两个层面上密切互动。而从提升角度来看，明末清初词籍凡例虽然仍是构成整体的要素之一，但不再处于依附赘疣的位置，正萌动着新的意味。

序一般位于集子前，或为作者自撰，陈述作品主旨、写作经过；或为他人代作，介绍评述、阐述理论思想，“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9](340)。跋一般附于集子后，或为自撰，或为代作，内容主要是评介鉴定、考释记述，“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10](136)。跋是对序的补充，与书首的序遥相呼应，形成一个整体。词籍序跋与凡例有着互相笺注式的关系，“自序门当属叙述编撰体例及序，于卷首无自序凡例知 之”[11](12)，在缺少序的情况下，凡例扮演着描述书籍体例的角色。现以《林下词选》为例来说明凡例与序跋的互动关系。《林下词选》共14卷，周铭辑，清康熙十年(1671)刻本，卷首有尤侗、吴之纪、赵沄序各一篇，其后周铭《林下词选凡例》八则。凡例与三篇序进行着强烈互动，表现有三点。其一，都从女性身份与词体特征契合立论，对女性词不吝赞赏，但感喟散佚严重，呼吁编辑女性词选。凡例第二则：“闺秀之词，杂见诸书，从来苦无专选。殊不知帏房旖旎之习，其性情于词较近，故诗文或伤于气骨，而长短句每多合作。”[12](555)吴之纪序：“至于闺秀之词，虽未足与诸公方驾，然云锦心绣口、秀外惠中，亦自有足多者。第散而弗萃，不获与花间、樽前诸集并传闺阁风流，此亦香奁之缺事也。”[12](552)凡例与吴之纪序在对待女性词时异口同声。其二，缕述词体发展简史，并落脚于强调女性词，将女性词与男性词并举，以抬升其地位。凡例第三则：“词虽发源于隋唐，而体格详明、声调修整，至宋始备。一时学士大夫不独以为摹写性灵之资，而且以为润色廊庙之具，以至闺阁之中其谐音协律、如抗如坠，彬彬大雅如此，由上之所尚在是 也。”[12](555−556)赵沄序：“清平调创始青莲，郁轮袍肇端摩诘；继而伊凉序曲，唐宋衍其风华；钟吕标题，元明增其严则，遂有红闺少妇闲佔黄绢之词，素面才人坐拥青绫之幛。”[12](553−554)凡例与赵沄序所论殊途同归，旨在突显女性词的生成是文体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三，都极力强调编纂女性词选的不易，褒扬编者传承之功。凡例第八则：“选词之难十倍于诗，盖诗之途广，易求佳什；词则拘于腔调，作者既少，求其协律者尤不可多得。而况深闺幽处，其灵奇之秘更未易搜讨，而欲一无所漏也，得乎余之为是选也。”[12](556)尤侗序：“松陵周勒山所纂林下词，既已搴芳采华，亦复阐幽索隐，当使花草蒙尘、兰荃让畔者矣。”[12](551)凡例与尤侗序论述模式趋于类同，自述与他述，其终极目的一致。词籍凡例与序跋仿若镜子前的景象与倒影，彼此映照，密切互动。

目录是按一定的次序或原则编排以供人查验考析的图书或篇章的名目，源流甚早，东汉郑玄便有《三礼目录》1卷，为用作书名之始。目录多位于凡例之后，以更简洁的语言及清晰直观的形式申明凡例之旨，分别选取词选集、词谱予以说明这种互动关系。《词的》共4卷，茅暎辑评，清萃闵堂钞本，卷首有凡例五则。第二则“词协黄钟，倘只字失律，便乖元韵，故先小令、次中令、次长调，俱轮宫合度，字字相符，以定正的”[13](470)。凡例限定了编排规则，其后的目录便以小令、中调、长调分类，卷中各调则以字数多寡排序，属于典型的分调本词选。《填词图谱》共6卷，赖以邠撰，清康熙十八年(1679)刻本，卷首有作者撰写凡例九则。第六则“有一调而具二体，如竹枝词本拗体七绝，亦可作不拗七绝；又如忆秦娥、柳梢青、梅花引、两同心，用仄韵亦可，用平韵之类概为标出”[14](2)。凡例点出了词中同调异体现象，并以“第几体”标示，这在目录中有显著呈现，如在“蓦山溪”调下分别标有第一体、第二体、第三体，“酒泉子”调下更是标至第十三体。词籍凡例以分条形式确立了书籍编纂宗旨，目录则是在内容与形制上践履这种规定。

在一部词籍中，正文无疑是核心，序跋、凡例、目录等皆为其服务，但凡例的地位却不容忽略，往往能提纲挈领，从中可窥测出编纂宗旨大略。以下择选《东白堂词选初集》以阐述两者的互动关系。《东白堂词选初集》共15卷，佟世南选，清康熙十七年(1678)刻本，在卷首有作者自撰凡例八则。第二则“姓氏鳞次序位殊难，前代诸家向有定列，而时贤名讳孰后孰先，恐难臆度，是刻竟从词调先后备列简端，非敢漫为位置也”[15](521)，这种词人排序规则，在其后的“东白堂词选姓氏”中得到很好的遵循，而在正文中也依凭词调字数升序来胪列词人座次，并不囿于词人生平早晚及名气大小，是一种较通达的处理方式。第三则“字句圈读虽云蛇足，然斯集不第广多才之博览，实欲同雅俗之观瞻，是以略为圈断，便于初学。至于前代诸选必列评语，余则自惭管见，未敢轻置一辞，以候高明共赏”[15](521)，此处颇具自述色彩，解释正文词旁时见圈点是为雅俗共赏、初学筌蹄；而自谦未敢评点批语，缘于期待读者阅后反馈，建立了作者、编者、读者间的沟通桥梁。第六则“近如蘋洲、清平二集载有佳词而不列氏籍者，相继遗忘，遂难稽考，是集不敢妄列，概悬空白以俟查明补入”[15](521)，编纂严谨，字号、籍贯缺失的予以说明，并在“东白堂词选姓氏”中留有空白待补，如周用、魏坤、冯用韫等。仅就此篇凡例中的三则而言，足可清晰见出词籍凡例与正文进行着全方位的互动。这既利于凡例与序跋、目录、正文融汇成浑然整体，以形成内部自洽的图书；也日益凸显着凡例角色的变化，由文辞简略、依附赘疣逐渐走向系统整体、独立专论。

三、别裁与同体：共时历时双重视域下的词籍凡例

古代文献的研究视角，较成熟的基本上有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时间维度侧重梳理在各种要素影响下历时的变迁，而空间维度注重考查环境等要素与文献的关系。但在历史这条长河中，既有源头、中游、入海口之别，又有干流、支流之差，某个研究对象正是在时空二维世界中才得以存在，且时空往往纠结在一处，过于执拗于一种视角，便会一叶障目，难以发现全局的美。词籍序跋的萌芽、发展、成熟是一个动态过程，且诗集、文集、词籍的凡例在叙述话语、书写体例上也互有异同。从研究旨趣上论，对明末清初词籍凡例的考察，既择选同一时间范围内附着在诗集、文集及词籍上的凡例并展开横向讨论，又注重展开不同时段产生的词籍凡例之间的纵向比较，尝试探究词籍凡例的共时面貌与历时流向。

明末清初词籍凡例与诗集凡例、文集凡例的横向考察，选取张綖《诗余图谱凡例》、张之象《唐诗类苑凡例》及朱之蕃《中原文献凡例》做一类比阐述。《诗余图谱》共6卷，张綖撰，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谢天瑞刻本，是书系指导填词的词谱类著述。《唐诗类苑》共200卷，张之象编，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曹仁孙刻本，是书以类书形式摭拾汇编唐诗以指导士子作诗。《新镌焦太史汇选中原文献》共24卷，焦竑选、陶望龄评、朱之蕃注，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汪元湛等刻本，是书以类似经史子文的四部分类方式择选经典汇辑而成，其市场应用目的也很明确。共时视角之所以选择这三篇凡例，原因有二：其一，是三者产生时间相近，彼此间不逾五年，在历史的横切面上可属共时范畴，即属于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其二，是三者编纂宗旨相似，虽然这三篇凡例分别附着在诗集、文集、词籍上，著录的是不同体裁，但其实用指导目的都很显著，这也为讨论提供了可能性。

张綖《诗余图谱凡例》八则，所叙内容概略有三端。其一，介绍实用性的编选宗旨，从词有定格的文体特征出发，列出代表作，标示词调特征，“庶博集众调，使作者采焉”[16](473)，指导填词之旨明确。其二，对词律采用特定符号标注，白圈黑圆与词调平仄对应；词调上下阕韵律多相似，为省文只列上阕图谱。其三，图谱以调式分卷，以字数多寡升序，并提出“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词体以婉约为 正”[16](473)的论断，申明著录多为婉约词。张之象《唐诗类苑凡例》十二则，其申说主要内容有三点。其一，交代采摭范围，编纂体例上采用类书式，呈现出引用诸书、存诗数目、诗人身份等，便于“寄身毫素者因类以索诗，可无检阅之劳，而灿然寓目矣”[17](12)。其二，说明特殊情况，如不分古体、近体，诗人姓名以时代为序，一题两意则入两部，改定字画中的讹舛。其三，谦称因所选诗人、诗作数量庞大，难免妍媸并收，虽几度校刻，仍恐有错误，冀望海内风雅者订正。朱之蕃《中原文献凡例》十三则，其表达主要内容有三点。其一，批评坊间刻此遗彼、偏而不全的弊窦，自夸本书荟萃群书、博收约取、有裨益于举业，广而告之“学者观是编而有得焉，即一册可尽五车矣，奚俟旁搜遍览、费神销晷而后足哉”[18](7)。其二，以朝代排序，对经史子文四部的处置方式，如将“家语”附在经后，史部不录外夷意，子书存文略意。其三，对坊间刻书肆意篡改提出批评，申明选裁悉遵全本，以空一字、另起行等方式存留气脉本真。

以上三篇凡例附着于著录不同文体的集子中，一为词谱凡例、一为诗选凡例、一为文集凡例。从体裁上而言，三者具有共通处，篇幅简短，且都是对图书主要内容与编纂体例的概要分条介绍，阅读一篇凡例，便可大致知晓作者的撰写旨趣与出版者的编辑宗旨；在位置上，多处于序与正文之间，比序更凝练且专门化；都有契合于相关体裁的批评价值，如优秀的诗选凡例便是重要的诗论材料；日渐形成一种专门的文体样式；是出版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和显著表现。其不同处主要体现在各种体裁独具的使用术语习惯与逻辑推演模式，这些言语表达及思维方式是某种文体特有的，很少会相互窜入，在凡例中亦有相应反映。如词籍凡例离不开对词牌名、词韵、词曲关系等的介绍，这种专属词体特征的说明文字较少会在诗选凡例及文集凡例中出现，这是表层上言语表达的不同。深层中的思维方式更具有明显差异，诸多的词籍凡例，如果归纳内里的叙述逻辑，多离不开追溯词源、推尊词体、阐述诗词曲三体关系等几个方面，这背后暗藏着词籍作者或编者心里始终紧绷着体裁格调存在高下之分的一根弦，心理诉求影响着叙述策略的选择。截取明末清初这一时段，观照附着于诗集、文集、词籍之上的凡例，概述其主要内容，比较其异同表现，进而呈现出词籍凡例所在的共时背景，及其生成的与其他文体凡例比较后或类同或微殊的复杂面貌。

词籍凡例的原初态、变迁中及成熟期的纵向梳理，择选了鳙溪逸史《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叙略》、朱彝尊《词综发凡》、陶樑《词综补遗凡例》及唐圭璋《全宋词凡例》做一比较阐释。《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共11卷，鳙溪逸史辑，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刻本；《词综》共30卷，朱彝尊编，清康熙十七年(1678)刻本；《词综补遗》共20卷，陶樑辑，清道光十四年(1834)陶氏红豆树馆刻本；《全宋词》，唐圭璋编纂，中华书局1965年版。历时变迁选择上述四篇凡例，缘由有二：一方面是所选四种词籍，皆属词选，为讨论提供了共通基础；另一方面是以明末清初词籍凡例为观察中心，于此时间之前、之后及今人整理断代词总集中各选取一篇凡例，且力求彼此间隔久远，这样才能见出在千年词史各个阶段中基于错综因素影响下词籍凡例书写的巨大变迁。

鳙溪逸史《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19]成书于嘉靖后期，“鳙溪逸史”不著姓字，殊难考订为何人，卷首“叙略”十二则，主要内容有三点。其一，陈说词体发展简史，是书为唐宋金元明词合编分调本，推尊婉转妩媚之词为善。其二，体例说明，依韵圈读，遇字省以“□”标示，出注揭出前贤所选，辨析英贤序次、年代先后、名号殊称等。其三，区别新旧集、附集、补遗，并附《中原音韵》以辅助观照词体平仄用韵之法。朱彝尊《词综发凡》虽未分条陈述，但从语意判断大致可归为十七则，要点有三。其一，说明编选参考材料及来源，词人姓氏爵里的书写体例，改订讹舛。其二，选词以雅为目，对黄庭坚之作去取甚严；著录宋元人词评；编排上以字数多寡为序。其三，论词推尊南宋词，尤喜姜夔，“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20](431)；贬斥明词，批评《草堂诗余》导致了明词不振；认为词为曲之滥觞。陶樑《词综补遗凡例》十二则，主要内容有四点。其一，交代是集和《词综》的关系，并指出其疏漏词集，旁及汪森辑补舛误之处。其二，广为搜访石刻词、禅宗偈语、羽士鼓子词，对“昔人之词有本集已佚附见他人集中，而零章碎句载于稗官野乘者”[21](392)尤其留意。其三，申明兹选详明出处，以时代先后、科目诠次排序，校正窜易增改处。其四，感喟“著书欲求考据之精详，尤贵搜罗之宏富，惟载籍极博，势难遍观而尽识”[21](396)，并向编纂中施以援手的友人致谢。《全宋词凡例》十五则，主要内容有四点。其一，交代编纂目的，著录词人数、词作数、残篇数等基本数据。其二，强调编纂宗旨，严诗词之辨；以善本、足本为底本；对“作者处易代之际者”[22](11)的判定；编排上以作者为经，以时代先后为序。其三，厘正词人姓氏题写之误、行实误阙，将误题误收之词归入原作者名下。其四，在编末以附录形式著录小说中词，断句用顿号、逗号、句号。

以上择选了四篇词籍凡例，跨时四百余年，分布于千年词史的后段，细究起来，依次有明中期、清前期、清后期、新中国四个时段。这四个典型时段的研讨，基本上可涵盖词籍凡例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每个阶段，词体在文学中所处地位有所不同，取得的成就亦有不同，如明中期，词在传统诗体与新兴曲体的双重强势挤压下，其在文体世界中的位置颇显尴尬，词籍凡例的书写也较不成形；但到了清前期，词体的境遇发生了很大改变，有“中兴”美誉，词籍凡例也确立了基本书写模式，蔚然成为定制。单就纵贯四百余年的四篇词籍凡例而言，可以清晰地看到，虽然同为说明词籍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的文本，却经历了较大的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词籍凡例的表现容量在不断增多，字数从几百攀升至数千，但同时日益注重服务于整本著述，书写内容基本上涵盖了词体的方方面面；其二，词籍凡例在不断演变过程中，继承既往，同时萌生着超越，其基本体制、言说话语得以最终确立，换言之，词籍凡例发展到一定阶段，其书写已有套式可依循；其三，今人古籍整理类著作继承了卷首添置凡例的传统，且分条缕述，能够将在词籍整理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及解决心得铺陈开来，确立了凡例作为文体的所有特质，翻览凡例，便是通往词籍正文精髓的捷径。

四、细读与定位：明末清初词籍凡例的多学科价值

历史长河中出现的现象，因彼时社会文化背景的迥异，加之长久的间隔，便很难去了解、知悉其生动情状，但我们仍然有很多的视角去接近、观照曾经的真实。这仿若圆心与圆周的关系，两者之间有诸多的空白区域，但从圆周的任一位置出发都可探视圆心的美，沟通的桥梁便是理论上无穷多的半径。明末清初词籍凡例作为研究对象，亦可触发此般联想。对这些凡例的探究有诸多维度，可以结合母体词籍，挖掘在在皆是的或零碎但往往三言两语便包孕深意或自成论述系统的词学思想；可以联系体裁，从文体学出发考察文学批评色彩；可以将这一篇篇词籍凡例视为出版史料，去探究其在出版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上三种视角的综合运用，愈发可以发掘出词籍凡例的完整面貌。在前文论述中，择选材料大多是四库类丛书明清词籍凡例，但这并不是局部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性质。下文便选取明末一篇典型的词选凡例，展开文本细读，对其中潜藏的词学思想、文体学价值及出版史意义进行定位。

有明一代词坛，《花间集》《草堂诗余》两部前代词选分外流行，产生了数十种“花草”版本，“乃知《草堂》之草，岁岁吹青，《花间》之花，年年逞艳”[23](1940)。两种词选相比，《草堂》之盛，更加炽热，流传至今可见的明代《草堂》版本仍然有35种之多[24](91−93)，盛行之态，可以想见，沈际飞编选评正《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便是众多明代版本之一。是集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十七卷，明末刻翁少麓印本”[25](1997)，正集6卷、续集2卷、别集4卷、新集5卷，共收词1678首，是明末较大型的一部词选。编选者沈际飞，字天羽，明末昆山人，生平事迹不详。卷首附有沈际飞撰写的《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发凡》，分列“铨异、比同、疏名、研韵、分袠、著品、证故、刊误、定谱、竣喆、诫翻”十一则，洋洋洒洒近三千言，几乎囊括了词籍出版的各个方面。此篇凡例对诸多本质问题进行了说明，基本上确立了词籍凡例的言说内容及外在形制，对附着于诗集、文集之上的凡例亦有助益之效，具有词学、文体学、出版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

词籍凡例第一重的观察视野是其寄生母体，即词学思想。沈际飞此篇凡例内容丰富，涉及了词学的众多方面，十一条凡例几乎条条谈及词体特征。凡例缕述对词调、词曲关系、本事、词韵、评点、词谱、选源等核心问题的思考，并言明涉及以上问题的处理方式。择其要者阐述，如第一则“铨异”首句：“调有定名，即有定格，其字数多寡平仄韵脚较然，中有参差不同者。”[26]开篇便界定了词体的独特属性，即每一词调圈定了在填词时应遵循的字数、平仄、韵脚规律，但同一词调内部也会存在细微差别，这便是同调异体。如双调《天香》便多达八体，在字数上，除第五体95字外，其余均是96字；在句数上，下阕均为八句，上阕则有十句、十一句之别；在仄韵分布上，则有四仄韵、五仄韵、六仄韵之差[27](1633−1642)，同一词调内部组合的细小变化丰富了词体的适用范围与表现张力。如第二则“比同”首句：“词中名多本乐府，然而去乐府远矣。南北剧中之名，又多本填词，然而去填词远矣。”[26]有明一朝词学，有一个新出现的论争热点，即热衷于去阐述诗词曲三者之间的关系。诗词关系是词坛老话题，多在讨论词源及尊体时涉及；而伴随着曲体崛起，日渐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时，探讨词曲关系渐渐成为词学批评的核心议题之一。此处，沈际飞对诗词曲三体关系做一综合的观察，这在明代并不鲜见，但从词调名的角度入手却不多见。词调名多来源于乐府，曲调名多来源于词体，虽然同名，却在体制上迥异，在短短三十余字中，既揭示了文体间的嬗递关系，又强调了文体间的区别边界。再如第三则“疏名”曰：“调名必有所取。如《蝶恋花》取梁元帝句‘翻阶蛱蝶恋花情’，《满庭芳》取吴融句‘满庭芳草易黄昏’，《点绛唇》取江淹句‘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菩萨鬘》，西域妇髻也；《苏幕遮》，胡服也。《沁园春》，汉沁水公主园也……《生查子》，‘查’，古‘槎’字，张骞事也。其他或取篇首之字名之，或取篇中之字雅者名之，如《大江东去》《如梦令》《人月圆》《疏帘淡月》之类，可以意推。”[26]作者将目光投注到词牌名起源上，这是词学范畴历来重点讨论的话题。从词体在唐代产生以来，历代词论于此掘发甚多，沈际飞在参考、综合前人论述基础之上，建立起词牌名起源层面上与古乐府、近体诗、辞赋、名物、典故之间的联系，虽然这种阐述较易流于臆测，很难去证实，但亦可见出努力探求原委的努力。以往的词学研究，取用的材料多是词话、词籍序跋、名人评点等，词籍凡例因其较为明显的应用文体特征及固化叙述模式，往往容易被忽略。但凡例中零碎琐细的论述，经过耐心的汰选，亦可发掘出潜藏的珠玑。

所谓文体学，对其内涵、外延聚讼不休，但都离不开研究文本体裁之所以形成的基本特征及规律性范畴。可以看到，沈际飞撰写的这篇词选凡例，几乎对词籍编纂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详细说明与事前约定，眉目清晰的体例规定对其后的诸多词籍出版都有借鉴意义，而此篇凡例的写法韵致在很多后世凡例中有所传承。如第五则“分袠”，分别介绍了正集、续集、别集、新集的分类原则，是对题目的呼应与诠解；如第六则“著品”，在词学评点中引入简明符号标示，灵慧新特、尔雅流丽之句，鲜奇警策、冷异巉削之字均有不同的标注符号，此类符号的运用，可使刻印出来的书籍简洁清透。再如第七则“证故”曰：“注释不晓刊之何人，而金陵本、闽中本、浙中、吴中本辗转相袭，依样葫芦，显者复说，僻者阙如，大可喷饭。今细细查注，微显阐幽，不复不脱，间有援引非伦，亦如郭象注《庄》，意言之外别有新趣 耳。”[26]在吐槽、抨击其他刊本转相抄袭注释基础之上，着力强调《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在刻印时仔细校核注文，追求言外之意的旨趣。两相对比中，宣传效果得以彰显，这也是明末清初词籍凡例在书写时惯用套路之一，对之后凡例一体的撰写影响较大。此外，这篇凡例强调选本因各种主、客观因素所限，搜采未备，难免挂一漏万，自谦浅陋，并祈请海内外博览者教正，可视为是书籍作者、编选者借助凡例，以达到与读者、批评家进行文本对话的目的。凡例第十则“竣喆”言曰：“坐井窥管，自分不免，有同志者，不妨惠教，以嗣续编。”[26]此种言说方式多位于凡例结尾，已基本上成为其时著述的固定话语模式。毛先舒撰《填词名解略例》第八则“因籍为多，第诸家载记纷如，仍多牴牾。考义就班，谬如蠡测，且即所解词名殆略过半，弘其窾启，所尤属望于博雅云”[28](163)便是同类表述。此类谦词在现今著述中亦触目皆是，只不过大多都在序言结尾处表达了，可见凡例的功能特征发生了一些迁移。要言之，有关词籍凡例的体例安排、话语模式都可在其中清晰地剖解出来，而这也是构成其文体属性的重要特征。

明代图书出版事业发展迅速，但伴随而来的坊刻本翻刻盗印也日益猖獗，“重利而轻名，但顾眼底，百工皆然，而刻书尤甚”[29](441)，这损害了出版者、作者的权益。在诸多坊刻本的凡例中可见对盗印的控诉和警告，同时在出版物上也采用不同的策略向坊间盗版宣战，体现了其时出版者、作者具有较强的版权维护意识。凡例第十一则“诫翻”便是一篇图书出版者生动言说版权的文献，“坊人嗜利，更惜费。翻刻之弊，所繇始也。迩来讦告追板，而急于窃其实，巧于掩其名。如诗余旧本，按字数多寡编次，今以春、夏、秋、冬编次矣。至本意、送别、题情、咏物诸词，侭不可以时序论，必硬入时序中，不妥莫甚。太末翁少麓氏，志趋风雅，敦恳兹集，捐重资精镌行世，吾惧夫后来市肆，有以春、夏、秋、冬故局刻之者，不然，以四集合编，稍增损评注刻之者，而能逃于翻之一字乎? 夫抹倒阅者一片苦心，为不仁；罟吞刻者十分生计，为不义。讵嘿嘿而已也? 先此布告。”[26]此段文字论述层次显明，首言嗜利惜费是盗印弊端产生的原因，次言坊间巧换名目、分类混乱的盗印手段，末言忧虑自己编纂的著述被盗印，并表明厌恶盗印行为的态度。施绍莘撰《秋水庵花影集杂纪》也触及到了盗印问题，而且是从作者的角度出发，第八则伪窃：“小词虽极芜陋，然自写，一得亦颇自珍惜，奈每每为人掩窃。曾于一歌姬扇头见《梦江南》十首，宛然予作，而已识他人姓字矣，如此者甚多。一一寉声飞上天，岂容假人耶？不敢不辨！”[30](105)以亲身回忆受害经历，言说个人作品为他人窃取，并严正申明版权归属，而在椠版别集凡例上特别添加这一条，其抵制盗印的决心可见一斑。在这之后，版权意识愈发强烈，之前种种经验与教训，可谓导夫先路。词籍凡例除了是探求版权意识发展历程所使用的重要史料之外，还具有其他层面的出版史意义。如第八则“刊误”曰：“一句讹则一篇累，一字讹则一句累。同时才人，腐毫八股业，遑及填词？即留心骚雅，高者工诗，其次制曲。诗余正续本，帝虎亥豕，讹谬滋兴，谁与讲订？钱功父《新编》，讹以传讹，差落颠倒，甚而调名亦混，如王元美《西江月》混入《少年游》，苏景元《踏莎行》混入《木兰花》，王止仲《踏莎行》混入《水龙吟》，徐小淑《霜天晓角》六调混为三调，杨用修《莺啼序》一调割为二调。尤可笑者，《金字经》《水仙子》《天净沙》《一枝花》《折桂令》《梁州序》皆以北曲混入。今兹考订正文，附注讹字，次其前后，芟其混入，可谓犂然。若夫名氏影借，本色难晦，故物宜还，并政之。”[26]此则论述上层层推进，首言讹误对内容造成的巨大损害；次言文体尊卑，分析产生讹误的原因；再举钱功父《新编》为例，在编纂上存在他调混入、长调误分为二调、北曲混入词体等众多舛误；最后强调本编考订精审，可谓一善本。校核、勘定讹误是图书出版时尤为重要的问题，沈际飞此番论述将道理论述与事实论述密切结合，有力地支撑了立论。

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经历过多次朝代更迭，影响较大的有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晚清民国之际，这四次易鼎都牵涉到两个民族，对文化的深层影响也举足轻重。明末清初变动尤显强烈，是一个忧伤哀愁遍野却在文化层面充满魅力诱惑的时代。择取这九十余年，以四库类著录词籍凡例为主要观照对象，从四个维度去逼近历史面貌。在出版印刷技术日益成熟与明末清初词坛中兴之势的双重作用下，词籍凡例书写蔚然成风，且渐渐改变依附赘疣角色，与序跋、目录、正文在内容与形制上进行着双向互动，各部分组成了统一整体。共时视野中，将词籍凡例与诗集、文集凡例相互比照；历时视野中，梳理考查时间范围前、中、后及当今词籍凡例的变迁，在经纬二维中研判明末清初词籍凡例。挑拣出沈际飞撰写的一篇重要词选凡例，细读文本，进而挖掘明末清初词籍凡例潜藏的多学科意义。多视角、全方位、立体化地看待明末清初词籍凡例，在一片故纸堆中发掘价值。清中后期词籍凡例的进一步发展，乃至现今古籍整理类著述中触目可见的凡例，皆沾溉既往良多。而对明末清初词籍凡例的深入全面探讨，也有益于梳理清楚漫漫词史、文体史及出版史演变中的重要关节。

[1] 杜预. 春秋左传正义: 卷一[C]// 孔颖达正义.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 刘知几. 史通通释[M]. 浦起龙通释. 王煦华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3]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 卷一九八[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4] 吴梅. 词学通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5] 龙榆生. 陈子龙小传[C]// 龙榆生编选.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6] 张仲谋. 明词别集叙录[J]. 阅江学刊, 2014(3): 88−103.

[7] 金启华. 唐宋词集序跋汇编[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

[8] 施蛰存. 词籍序跋萃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9] 王应麟. 玉海: 卷二○四[C]//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8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0] 徐师曾. 文体明辨序说[M]. 罗根泽校点.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11] 周中孚. 郑堂札记: 卷二[C]// 续修四库全书(第1158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2] 周铭. 林下词选[C]// 续修四库全书(第1729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3] 茅暎. 词的[C]//四库未收书辑刊(捌辑30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14] 赖以邠. 填词图谱[C]//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6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15] 佟世南. 东白堂词选初集[C]//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4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16] 张綖, 谢天瑞. 诗余图谱[C]// 续修四库全书(第1735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7] 张之象. 唐诗类苑[C]//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6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18] 焦竑, 陶望龄, 朱之蕃. 新镌焦太史汇选中原文献[C]//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0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19] 鳙溪逸史. 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 叙略[M]. 明嘉靖三十六年刻本. 上海图书馆藏.

[20] 朱彝尊. 词综[C]//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93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21] 陶樑. 词综补遗[C]// 续修四库全书(第1730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2] 唐圭璋. 全宋词: 凡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3] 冯金伯. 词苑萃编: 卷八[C]//唐圭璋编. 词话丛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4] 孙克强. 清代词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5]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集部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26] 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M]. 明末刻翁少麓印本. 浙江图书馆藏.

[27] 钦定词谱[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28] 毛先舒. 填词名解[C]//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5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29] 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馀: 卷二十五[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30] 施绍莘. 秋水庵花影集[C]//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2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编辑: 胡兴华]

On Fanli of Ci collection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entered on the Four Treasuries Series

PENG Zhi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it was a trend that people wrote a Fanli in the front page of a book, specially when a Ci collection or selection of Ci was to be published. It was no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before Qing replaced Ming, which was, however a turning point in the one-thousand-year history of Ci. After the first half of Ming Dynasty, Ci finally developed, and so did the Fanli of Ci collection both in quality and quantity. Looking over the Four Treasure Series compiled in Qing Dynasty and later, and by taking 26 Fanli from them as the samples for study, we discover a colorful world hidden behind the texts. In form and content, Fanli of Ci collection, casted its former role as being brief and attached, exerted instead positive interaction with prefaces, contents and the body of the text. A synchronic study of Fanli in collections in various genres such as collections of poetry, prose and Ci suggests representations of compiling objectives, whether similar or not, while a diachronic study discloses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Fanli of Ci collected poems, which finally developed into a necessary part of Ci collection. Such a close study of some typical samples of Fani of Ci collections offers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poetics, stylistics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Ci collectio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anli in Ci collection; forming background; interactive; comprehensive contrast; close reading and positioning;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I222.8

A

1672-3104(2017)02−0146−08

2016−08−01；

2016−11−15

浙江大学人文社科专业博士生境外交流专项基金(2016)

彭志(1990−)，安徽寿县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