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方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改善民生

贺方彬

(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25002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蕴含深厚的民生价值，改善民生是其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需要。当前制约我国民生改善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增进民生福祉，亟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管理结合起来；把发挥市场决定作用与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功能结合起来；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由此提升我国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加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民生需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民生；需求；市场调控；政府调控；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收入分配制度

自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学界主要从世界经济发展整体态势和我国经济发展全局出发，对其提出背景、思想源流、本质内涵、基本要义、实施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释，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仅此又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涉及经济发展问题，还与民生福祉紧密相关。我们只有从民生视阈解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展现其蕴藏的民生价值，凸显其改善民生的内在机理和现实意义。

一、改善民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任何社会以及民族国家想要获得发展、进步，就需要调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因此，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要求，从根本上决定了改革的必要性和普遍性。供给侧改革的思想源流和实践发展，也都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必要性和普遍性。从思想源流来看，供给侧改革思想源远流长，从重农学派提出的“土地是财富之母”，亚当·斯密提出的注重分工以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思想，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再到萨伊的“萨伊定律”，以及以蒙代尔、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都属于供给侧改革思想。从实践发展来看，供给侧改革也具有普遍性，如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改革，英国撒切尔政府的经济改革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

尽管供给侧改革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改革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增加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但在不同的社会和制度条件下，供给侧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却有所不同，改革的实践效果也呈现出较大差异。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供给侧改革遵从的是资本逻辑，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不是为了人，也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资本增值，为了资本家能够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供给侧改革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理。一方面，资本家为了能够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需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又会使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减少，为了保证获得足够多的剩余价值，只能不断地进行供给侧改革，提高技术水平，提升劳动生产率。正是生产力发展与资本增值之间的内在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供给侧改革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广大民众的各种需要，而是片面追求提升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就不可避免地损害民众的劳动应得和福利，导致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其结果造成一边是无限增长的各种产品和服务供给，另一边却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这一畸形的供需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频发的深层根源，也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埋下了伏笔。比如，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的供给侧改革，即所谓“里根经济学”改革，就是主要通过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鼓励自由竞争；大大削减民生福利支出；减少税收，尤其是减少对企业和富人的税收；控制货币发行量等政策措施，鼓励企业自由竞争和创新，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从短期来看，“里根经济学”改革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从里根时(1981年)的10.35%下降到第一任期结束(1985年)的3.55%，并在第二任期维持在温和水平。经济增长率除了在1982年陷入负增长以外，1983—1989年期间总体上保持了3.5%以上的经济增长；总体情况好于1974—1980年期间的增长水平”[1]。但从长期来看，由于改革受制于资本增值逻辑，致使价值取向扭曲，产生了财政赤字过大、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民生福利水平下降、社会冲突不断及有效总需求相对不足等严重问题，并且因经济自由化和金融化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矛盾和问题，最终导致重大经济社会危机的爆发。

当前，许多人把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等同起来，这其实是十分严重的误读。我国供给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相比，虽然在具体政策目标上有相通之处，如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激发经济发展活力、提升生产力发展水平等，但无论是就改革的大背景，还是就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而言，二者都具有本质差别。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是经济发展新常态，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供给能力不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滞涨”问题，而是生产要素利用率较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中高端和有效供给相对不足，“供需结构错配”问题严重。基于此，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结构性改革，既改革产生中高端和有效供给相对不足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也改革滋生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深层体制机制问题。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其创新能力，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整体上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

从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来看，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也存在根本不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以资本增值为根本价值导向，而是要始终遵从以人为本、共同富裕、共享成果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原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价值取向是为了改善民生。即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优质、更加便宜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个性化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现实基础，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改善民生价值意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现实体现，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必然要求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各种民生福祉。与此同时，把改善民生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需要。也唯有如此，才能规避资本主义供给侧改革的诸多缺陷和问题，如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频发、民生福利下降等，以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改善民生的互促互动。一方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极大提升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从而为改善民生提供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另一方面，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使人民群众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有更多的满足感和获得感，由此真心拥护并支持改革，才能最大程度地凝聚改革共识，增强改革的内生动力。如果改革不以改善民生为导向，那么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动力转换过程中，必然会引发大量社会矛盾和冲突，由此形成改革的强大阻力。对此，习近平指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社会问题及矛盾增多的情况下，尤其要履行好保基本、保底线、保民生的兜底责任”[2]，要着力实现二者的互促互进和良性循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改善民生，又在增进民生福祉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制约我国民生改善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需求侧与供给侧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面。改善民生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效，既与需求侧相关，也与供给侧相连。目前我国民生改善程度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群众的各种民生诉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这既有需求侧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给侧方面的因素，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是制约我国民生改善的主要原因。

(一)要素投入结构问题

任何经济发展都需要一定的要素投入，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创新、制度等，这些要素按照一定比例配置构成了要素的投入结构。不同要素以及要素的投入结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起的功效有所不同。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这三个要素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功效非常突出，它们在要素投入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也较大。但当经济发展到中、高阶段后，这三个要素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功效日益递减，而创新和制度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它们在要素投入结构中的比重也逐渐增加。目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问题，首先便是要素投入的结构性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过多，它们在要素投入结构中的占比较大，但在经济新常态下促进经济增长的功效却在急速降低。同时，这些投入要素还出现了价值与价格严重相背离的现象，不能真实反映其供求关系、稀缺程度和实际价值，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动能长期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投入，甚至一度出现以牺牲资源环境和民生发展为代价，片面追求GDP数据增长的短视行为。这种要素投入的结构性问题，既制约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制约着我国的民生改善。过低的劳动力价格既严重影响广大民众的收入，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使得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改造动力不足，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美国人发明了碎石机。英国人不采用这种机器，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不幸者’的劳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报酬的，所以对于资本家来说，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3]同样，过低的资源能源价格和环境违法成本，使企业缺乏创新的根本动力，而导致日益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另一方面，创新和制度在要素投入结构中的比重严重不足。创新对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我国的创新能力因受陈旧体制机制的束缚难以充分释放；同时，与创新和民生相关的制度建构与运行又存在缺失、滞后、执行力不足等问题，这必然导致我国经济运行效率不高，发展动能不强，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导致我国经济发展既缺乏持久的内生动力，又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基石，从而制约了民生改善和发展。

(二)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

能否为民生需求提供充分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是改善民生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基础，也是决定民生质量的关键。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既与产品结构有关，也与产业结构有关，因为产品结构是由一定的产业结构所决定的。我国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既有产品结构问题，也有产业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现有的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与变化了的人民群众的需求结构不相匹配，供需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

从第一产业来看，虽然我国农业的整体发展形势较好，基本农产品的供给数量也较为充足，但农业技术水平仍然较低，高品质、多样化的农产品供给仍显不足，出现了许多人和企业到国外购买优质农产品和原材料的现象。

从第二产业来看，虽然整体数量庞大，但高新技术产业仍然弱小，而且还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是传统的落后产能严重过剩，如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玻璃等这些产品严重滞销，企业生存十分困难，并且还耗费大量的资源能源，造成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则是高端产业严重不足，人民群众所需要的高技术、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极度缺乏，出现了“海外购物潮”现象，甚至连日常生活用品也从国外购买，这严重影响了人民生产生活质量。

从第三产业来看，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占比较低，且自身亦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第三产业中的金融、房地产、餐饮等行业发展过快，产业相对过剩。而与民生紧密相关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公共行业和服务行业发展相对滞后，不仅数量供给不足，质量水平较低，且供给成本较高，不能有效地满足基本的民生诉求，极大地降低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概言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需求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改变，逐渐由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享受型需求转变，从纯物质型需求向物质型与服务型需求相结合转变，从低端同质化需求向高端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转变，但与之相对应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却相对滞后，产生了严重的供需错配矛盾。一边是大量的中低端产品和服务的无效供给，另一边却是中、高端产品和服务需求供给不足，这种内在矛盾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将制约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发展，将降低人民群众的民生幸福感。

(三)供给主体结构问题

满足人民群众各种民生诉求的产品和服务是由供给主体提供的。因此，供给主体结构会对民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合理的供给主体结构是民生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我国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也存在供给主体结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各供给主体职能的缺位、错位问题：一是政府职能的缺位与错位问题。政府是相关产品和服务的重要供给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应当是着力打造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制定完善成熟的法律法规，提供优质充足的公共服务和产品。但在现实运行过程中，“我国政府，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存在明显的职能缺位和错位，它们更多的是去扮演企业的角色，存在着实际职能的企业化现象”[4]。政府不仅直接参与并干预生产要素的配置，而且还以各种形式的“补贴”“补助”“专项”“优惠”直接干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而本应当由政府承担的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优化市场环境，完善市场法律法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群众提供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却被大大减弱了，这既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也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二是企业职能的缺位与错位。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承担着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赢利、为人民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的职能。但因受市场环境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行政干预较多的影响，企业经营者往往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与政府搞好关系以求各种政策优惠，向政府要资源、要能源、要补贴、要市场。而企业本应承担的技术革新、产品创新、要素升级、为社会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却因此而被严重削减了。由于企业受到地方政府的庇护，导致其竞争动力不足，转型升级缓慢，向社会供给的产品和服务不仅质量较低、成本过高，而且还不能及时适应已经变化、升级的各种民生需求，使国内需求日益外溢，既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又制约企业的发展、升级。与此类同，还有大量依靠政策和制度形成垄断的我国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大多与民生需求有关。但这些企业凭借其垄断的优势地位，往往不注重技术创新，导致其运行效率低下，所供给的产品和服务也存在质量较低、成本较高的问题，这也直接限制了民生改善的程度。

(四)制度结构问题

“制度的供给状况与民生幸福息息相关，良好的制度体系是民生权利实现的基础保障，恶劣的制度体系是引发各种民生问题的深层根源。”[5]一般来讲，制度供给主要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以及相关的体制机制的供给。目前，我国在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供给方面是较为充分的，基本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人民保障和改善民生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具体制度以及相关的体制机制的供给存在较大缺失，不仅供给的数量不足，而且还存在供给的质量不高的问题。由此，有的直接造成相关民生问题，有的则是间接地引发各种民生问题，大大延缓了民生改善的步伐。这些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体制及干部政绩考核体制问题。改革开放后，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现实国情，我们选择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战略，在这一战略的导向下，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定位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地区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与此相对应的是对干部政绩的考核评价也主要以GDP数据论英雄。这种经济发展体制及干部政绩考核体制，对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由此产生了政府职能扭曲、民生发展相对滞后、生态环境恶化等 问题。

二是收入分配制度问题。为充分调动一切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提出并实施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相对比较注重资本、管理等要素收益在分配体系中的比重，而劳动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相对过低，加之一些政策性和制度性形成的垄断行业因特殊体制获得的大量的特殊收益，导致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群体在收入上呈现出较大的差距，基尼系数长期超过国际警戒线。“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中国连续十年高于国际0.4的警戒线，并在靠近0.5的边界范围内波动。”[6]收入分配不公是社会整体不公的直接体现，由此可能引发阶层固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对民生健康发展将构成严峻考验。

三是与民生相关的各种机制体制相对匮乏，并且还存在制度滞后、制度绵软、制度错位等问题。这些问题具体体现在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养老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等各个方面。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民生的改善。

四是民生福利制度不成熟、不完善问题。成熟、完善的民生福利制度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福利基石。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现代民生制度体系，现行的民生福利制度存在不成熟、不完善以及区域、城乡差别化等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之间仍存在较大间隙，这直接妨碍了民生的改善。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改善民生之路径

民生问题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问题，改善民生是任何国家和政党都需要履行的基本职责，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普遍价值和意义。目前，由于社会的急剧转型，我国民生问题日益凸显，这既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消解了党的执政根基，也极大地降低了人们生活的幸福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亟需探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由此不断提升人们生产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管理有机结合

供给和需求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环节和基本领域，供给属于生产端，需求属于消费端，它们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改善民生既与供给有关，也与需求有关，其理想状态是供给的产品和服务恰好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生产、生活需求。由此，当前我们要想增进民生福祉，就既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要强化需求管理，并着力将二者有机结合，协调推进。

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需求管理的密切配合。需求是供给的目的，也是供给的导向，新的需求可以催生出新的供给。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调整需求结构的基础上进行。通过需求管理，优化投资结构，扩大内需，引导消费，以保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避免经济降速过快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安全阀”和“稳定器”，降低改革的风险、成本和阻力。同时，需求结构的变化升级还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新导向，催生新供给。

另一方面，需求管理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源泉。需求也离不开供给，没有充分的供给需求便无法得到满足，新的供给可以牵引出新的需求。我们只有在强化需求管理的过程中，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才能从根源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根本上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由此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样的优质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并且以新的产品和服务供给牵引出新的需求。最终使供需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人民生产、生活水平实现新的跃升，改善民生才能取得实际成效。

(二)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相 结合

市场和政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场域，在推进民生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要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能，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功能，并力求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场域。增进民生福祉，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市场在各种民生资源和要素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等市场机制，优化各种民生资源和要素的配置，矫正资源要素配置扭曲，提高民生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效率，让市场为民众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民生产品和服务供给。改善民生固然离不开市场，但又不能单纯依靠市场，因为民生问题本身具有基础性、长期性和公共性的特征，单纯依靠市场是无法完全解决的。在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同时，也需要强化政府的改善民生的职能。市场机制存在滞后性、盲目性和自发性的缺陷，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应当发挥其整体规划、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的功能，以弥补市场的缺陷。通过加大民生财政的支出，特别是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基础性民生的投入，着力推进民生产品和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减小城乡、区域性民生发展水平的差距。同时，还要通过PPP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真正为人民群众构建兜底的民生保障 体系。

概言之，在增进人民的民生福祉过程中，要把充分发挥市场在民生资源和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有机结合起来，让二者各司其职、优势互补、良性互动，从而形成市场、政府、社会共同提供民生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机制，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充分、更加丰富、更加便捷、更有品质的民生产品和服务。

(三)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

充分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是改善民生的必要条件，而一定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又是由一定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要增进民生福祉，需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促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做好加法是指，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速度和力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如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机器人等要加大培育力度。同时，还要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生态环境等基础性民生的投入，促进与民生相关的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也为改善民生提供必要的条件。

做好减法是指，下定决心和勇气，以市场化的方式，通过政府的补位配合，化解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过剩产能，减少房地产等库存，降低过高的杠杆，同时通过简政放权和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措施，实实在在地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提高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由此解决供需不匹配的矛盾，提高和扩大人民群众亟需的有效供给。

做好乘法是指，充分发挥创新的引领作用，把创新放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把创新渗透于生产的实体性要素之中，以此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提高投资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提升资源能源的利用率，保护生态环境，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发展动能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同时，也要把创新融入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尤其是要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等，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优质便捷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

做好除法是指，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核心，全力提升投入要素的产出率。通过优先发展教育，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和专业化水准；通过构建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提升资源能源的利用率；通过建立完善的民生福利体系，兜牢人们生产生活的最底线，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既不走“低水平重复的平庸发展之路”，也不走“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黑臭发展之路”，更不走“民生缺失的动荡发展之路”，在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的互促互动中，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

综上，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目的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在发展现代农业、提升传统制造业、培育新兴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服务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使我国的产业结构由价值链的低端逐渐向中高端迈进，着力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四)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收入分配乃民生之源。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也是民生幸福的重要保障。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一是要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发挥其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的作用，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加快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和起征点，征收一定的房地产税，研究制定并实施遗产税和赠与税等。二是要构建完善的民生福利制度体系。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基础性民生领域，加快构建成熟的制度体系，并着力实现城乡、区域性民生保障制度的一体化和均等化，避免基本民生制度的碎片化、等级化和差异化，建立全国统一的、公正的、兜底的基本民生保障制度。三是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为调节不同区域、部门、行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转移支付应重点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并重点投向教育、医疗、环保、扶贫等基本性民生领域，同时，对特殊困难群体和急需救助的人员，应建立特殊帮扶制度。四是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规范国有企业员工的收入。着力打破部门利益和非自然性垄断，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自由市场，让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公平竞争，大力发展混合型所有制经济，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益，加大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更多地将其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充分发挥国有企业服务于国计民生的功能。五是要加强管理各种非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严格整顿规范各种形形色色的灰色收入，严厉打击并取缔因贪污受贿、权钱交易、偷税漏税等取得的黑色收入。总之，通过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证人民群众的收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稳步提升，并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形成橄榄形社会结构，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改善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 胡鞍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2): 2−7.

[2] 习近平. 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加强改革创新开创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6−04−28(1).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52−453.

[4] 邱海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指导意义[J]. 红旗文稿, 2016(3): 21−23.

[5] 贺方彬.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民生价值意蕴[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3): 124−129.

[6] 韩喜平. 全面深化改革增进民生福祉[J]. 山东社会科学, 2014(1): 20−24.

[编辑: 颜关明]

Reforming supply-side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HE Fangbin

(School of Marxism, Jinan University, Jinan 250022, China)

Reforming supply-side structure implies a profound value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is the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and foothold. It is both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and the practical need of further promot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Currently, the main reason of restricting the improvement of our livelihood is the problem of supply-side structure. Therefore, to promote of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t is urgent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supply-side structure, including integrating the reform with requirements management, combining the key role of the market with the macro-control function of the government, improving and updating the structures of both the industry and the product by making good use of arithmetic formula of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 reforming and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is way,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our national supply system can be improved, the effective and high-end supply can be increased to meet the continuously growing needs of people’s livelihood. Subsequently, all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share the achievement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which helps promote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the reform of supply-side structure; people’s livelihood; demand;market regulation;government regulation;industrial structure;product structure;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D601

A

1672-3104(2017)02−0134−07

2016−09−13；

2017−02−25

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民生思想研究”(16CKS006)

贺方彬(1983-)，男，重庆人，法学博士，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