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唐 徐开亚

(浙江树人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虞初新志》中士人的志趣人生及其表现

李青唐 徐开亚

(浙江树人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虞初新志》是清代张潮辑录成集的笔记文言短篇小说集,作者多为明代遗民,其本身就是士人,因此,小说集中的各类士人形象被赋予作者自身的人生际遇。无论是狂任自由的孤高异士、侠义通达的人间志士，还是抱诚守真的隐逸名士,面对异族统治,他们以民族大义责己,或出仕或游侠或隐居,用各种形式祭奠着故国,牢守着一份文化。这种生命之志与趣相辅相成的人生,反映出明末清初这一特定时期士人阶层独立不羁的生命诉求和以文存史的清醒的自觉意识。

《虞初新志》;士人;志趣人生;表现

《虞初新志》是清代张潮辑录成集的笔记文言短篇小说集,编选作品多为明末清初之际文人之作,这些作者中又多以遗民为主,如魏禧、彭士望和王猷定等。自顺治元年到康熙三十四年,51年间风云变幻,这是一个历经民族兴亡、王朝更替及家国盛衰的时期,也是文学创作和学术思想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对于明代遗民士人来说,家国覆亡的伤痛、异族文明的冲击以及生存抉择的困境等,引发其对民族传统文化和个体生存价值的深度思考。士人阶层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在传承文化上有着清醒的意识,他们期望把自己的“易代”见闻撰写出来,借以寄托对前朝的哀思。小说集中,各类士人形象被赋予作者自身的人生际遇,他们或出仕或游侠或隐居,以各种形式祭奠着故国,牢守一份文化。本文从小说集中三类士人的志趣人生及其表现入手进行分析。

一、狂任自由的孤高异士

明自嘉靖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城市逐步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为适应新时期现实的发展态势及士人们生存生活的需要,儒学体系内部自我调节机制高速运转,倡导“千千万万个活泼的个体”的阳明心学,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思想的主流,为晚明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个性的张扬提供了理论基础。明清鼎革之际,社会与理想崩塌,此世风下,菲薄孔孟、离经叛道言论屡见不鲜,狂狷之士层出不穷,《虞初新志》对此多有记载。袁中道在《殷生当歌集小序》中说:“丈夫心力强盛时,既无所短长于世,不得已逃之游冶,以消垒块不平之气,古之文人皆然。”*徐震鄂:《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0页。周亮工经受明清易代的亡国剧痛,遭遇坎坷,自称其诗“生平多谬误,细细责微貂”*周亮工:《九月二十日同乡人帅君载酒泛菊,即席同冠五韵》,《赖古堂集(卷五)》,第283页。,“出处抚微躬,难将铁铸错”*周亮工:《高二澄甫将别予游闽,悲予及见高还,得五十韵送之》,《赖古堂集(卷一)》,第129页。,皆是对归附清廷往事的愧疚。其一身二仕,于大节固然有亏,然亦有在这大苦痛中深深的自责与悔恨,所作《盛此公传》讲述了言行举止异乎众人的当代大儒盛于斯:虽颖悟有才,却因为文不合尺度而困于场屋,且又遭身残目盲的打击,“多饮酒,与妇人近……酒后呜吟不已”*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对其不幸,作者寄寓更多的同情与感伤,连连慨叹其悲,也饱含着自身生不合时、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又如方咸亨《武风子传》中弃儒学者武风子:“嗜酒,日唯谋醉……醉后痛哭……披发佯狂,垢形秽语,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与处。”*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透过这一段琐碎却泛着浓浓凄苦之味的文字,遗民士人的痛哭之声萦萦于耳,癫狂之态犹在眼前。再如《八大山人传》中的八大山人性孤介,病癫:

甲申国亡……初则伏地呜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叫号痛哭,或鼓腹高歌……一日之间,癫态百出。市人恶其扰,醉之酒,则癫止。*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页。

八大山人终日呜咽、大笑、痛哭、高歌,作者陈鼎写出其不合于俗、不谐于世的癫狂之态,也直观地显露出他悲喜无常、哭笑不得的精神状态,人生的茫然与亡国的痛苦相交杂,犹如泥潭使其深陷其中却又无计可施。

鼎革易代的风波在普通百姓的眼里如风烟过境,对士人而言却是难以忘却的哀恸。古今英雄不合于时,胸中壮气不尽豪达感激,往往逃于俗而寄之酒也。《虞初新志》中,许多主人公在明朝大厦倾倒之时未能蹈死赴义,又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从而嗜酒如命、歌哭无常,肆意宣泄着自己内心的痛苦,其间充满自我情感的委屈与压抑。身在乱世,醉酒也只能一时而醉,此种异族入主中原之痛,岂是醉酒能忘却的。面对亡国的屈辱和复明的无望,他们往往通过更为褊狭的自我放逐方式宣泄内心的不平和激愤,同时乞求在“无力挽回朝廷”的过错中能有一丝赎罪。《虞初新志》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着奇装异服,狷介不羁,以一种异于常人的奇行行世。曹禾所作《顾玉川传》中的顾玉川:

常衣纸衣……冠纸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时蓬跣行歌道中,或时幅巾深衣……行歌自如。*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奇装异行,古怪如斯,是士人抒发苦闷、愤怒及幻灭等超强情感的外放之形,是他们亡国悲悼的极端之境,是纵心骋性而迸发出的抗争光芒。玉川蓬跣不支、行歌于市,其行为的荒诞恰恰反衬出现实人世的悲凉与孤寂。无独有偶,改朝换代的阴霾笼罩着整个遗民士人阶层,故而时局滋生的癫狂之士不是个态表现,更是一种群体表现*杜春媚:《从归庄看明遗民多样性的生存选择》,《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04-106页。。如陈鼎入清后,弃家不仕,颠沛流离,百折不回,他笔下《爱铁道人传》中的爱铁道人:

少时曾为郡诸生,明亡,即弃家为道士。冬夏无衣辉,唯以尺布掩下体。不火食……滇中四时皆暖,虽腊月有鳞物,故道人竟辟谷。性爱铁,见铁辄喜,必膜拜。向人乞之。*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爱铁道人非仙人,“不火食”“辟谷”写出其誓死不愿接受清王朝嗟来之食的忠贞坚定,足以与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相媲美。“爱”“喜”两字表明其对“铁”的主观情感态度,“拜”“乞”则鲜明地展现出他对自己所眷恋之物的竭力付出。陈鼎对爱铁道人态度的两相对比,遗民士人对自我价值的判断、对情感信仰的坚持清晰地表露出来。

观顾玉川之纸衣纸冠、爱铁道人无衣等外在形态表现,无不透视着明朝覆亡后遗民士人的决绝。入清改代,许多“诸生”主动放弃政治身份,甚至脱弃象征着明朝儒士身份和地位的儒衣儒冠。如遗民傅山在清兵入关时,“遂弃置青衿为黄冠侣,时而遨游平定、祁、汾之间,不则坐深山阅释典,户外事弗问也”*戴梦熊:《傅徵君传》,《霜红龛集(附录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8页。。有的移民居无定所,弃家远游,以游为隐。反清领袖戴廷械言遗民傅山甲申国变之后“十年无家”,自称“侨黄老子”,自号“啬庐”,皆意取无家*傅山:《口号十一首》,《霜红龛集(卷十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8页。。数千明王朝遗民怀抱着对明王朝的深深眷恋和对清王朝的刻骨仇恨,离开生养的故土,表现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节操,深刻反映了其所代表的明代遗民不与满清王朝合作的态度以及立志恢复明王朝的信念。

晚明时期,城市经济高度繁荣,手工业发达,百工艺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高。文人士子亦不敢再轻视手工艺,折节屈驾与百工艺人交往,在满腔政治热情被现实无情浇熄之时,另辟蹊径,置身于技,恰好为遗民士人的生存阐释提供了土壤。正如归庄曾言:“夫士生一统之世,不幸不为科目所收,则终其身草莽耳。其聪明才气,无所发之,不得已而寄于诗酒,托于诸艺。”*归庄:《朱清甫先生诗序》,出自《归庄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60页。《虞初新志》中有不少对奇特技艺的描写,如汤应曾善琵琶、柳敬亭善说书和张南垣善垒石等,他们的技艺炉火纯青,堪称神工鬼斧。其中严首昇《一瓢子传》中的善画龙的一瓢道人:

磨墨满瓢,狂噀著纸,又以破袖渍尘浓涂,张纸空中。俟墨干时,烟云吞吐,鳞甲生动,有飞腾破壁之势,得者至今宝之。*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

这段文字正面烘托出一瓢道人画龙绘形绘势,泼墨即成,威武雄姿和磅礴之气传达出所画飞龙的生动逼真,又与“得者至今宝之”侧面烘托相结合,表现出一瓢道人技艺之高绝。又如《啸翁传》的啸翁:

能作鸾鹤凤凰鸣……则百鸟回翔,鸡鹜皆舞。又善作者龙吟,醉卧大江滨,长吟数声,鱼虾皆破浪来朝,鼋鼍多迎涛以拜……初发声,如空山铁笛……既而如鹤唳长天,声彻霄汉……再而移声向西,则风从东至,訚然荡然,如千军万马,驰骤于前。*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在陈鼎的笔下,短短数语可知其啸声多变,技艺之高。“百鸟回翔”“鸡鹜皆舞”“破浪来朝”和“迎涛以拜”等词以视觉代替听觉,“如空山铁笛”“如鹤唳长天”和“如千军万马”等一连串比喻,则打通了触觉、听觉和视觉的隔阂,再现其精妙绝伦的演奏。世事纷争,乱世求生,唯有明哲保身才能远避祸害,唯有清心淡泊才能消解胸中壁垒。如此精绝的技艺、臻于道的境界,呈现出士人们沉思静悟的心态和寡欲无待的胸怀。又如方亨咸《武风子传》中,武恬以竹作箸,“以火绘其上,作禽鱼、花鸟、山水、人物,城门、楼阁,精夺鬼工”*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一箸之上,短寸之间,“禽鱼花鸟”“山水人物”和“城门楼阁”无一不精,技艺可谓炉火纯青。他们虽以奇技而名之,但不同于一般匠人。武风子善作箸,人因以为利,他却颇自矜重,不轻易作箸,然遇贫士及释道者之流生活困穷,则忻然为之,数虽多而不倦。面对流贼的金帛与刀锯,他始终白眼相待,不发一语。八大山人画技极高,其醒时,只字片纸甚是难求,即使黄金百镒置于前,亦不屑一顾,不难看出他们洁身自好、舍“利”而重“志”的价值取向。这些人本来都属于正统的知识分子阶层,无奈明清易代、仕进之门关闭,只得把内心那份割舍不断的情怀与尘世紧密联系起来,在奇技之下隐忍地表达着自己的故国之思、兴亡之感。同时,他们高洁的性情节操也为其技艺灌注了鲜活的生命力与深厚的艺术底蕴。

在风雨飘摇的社会中,夹缝中生存的士人们藏己端于技,倾注自身的全部天赋才华与生命体验去弥补士人自身价值在政治生活中无法实现之后的心灵匮乏,为“穷则独善其身”营构一个精神家园。同时,又在艺术的关照下佯狂于世,不图功名利禄,不屈身侍贼,在人生追求中留守本然之情性,用心灵之光映照出生命自由的精神天地。

二、侠义通达的人间志士

明清鼎革易代,家国破灭。易代之初,清朝以血腥屠戮强行占领中原地带,以野蛮粗暴的民族主义政策强行压制汉族平民的抗清情绪。当一般的明代遗民还沉寂在激愤难忍的亡国之痛当中,遗民中的朝野志士们在痛心疾首之余,从悲郁中站出来承担起明亡之思和图谋恢复明廷的时代重责。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引起遗民士人们思想的勃发,士人们对明朝的腐朽政治制度以及晚明以来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进行理性的批判,对夷夏之变、道薄法丧及时艰民困等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学术思潮上亦渐趋务实,由独抒性灵转向经世致用,由此,救亡成为时代的主题。那些内心深具“忠君”“节义”之感的遗民,保持清醒的意识游走四方,以期救亡图存,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抱负。如“易堂九子”之首的魏禧,认为真正能崭露头角于乱世的豪杰志士,“往往崛出于通都大邑穷乡僻壤之间”(魏禧《答杨友石书》)。魏禧常去乡壤山林之中物色豪杰志士,康熙元年至康熙十二年中,他屡次游走于反清情绪最为激烈的江浙地带,借出游结交英豪。这种姿态不单单魏禧所持,明清之际的许多遗民如顾炎武、归庄等皆曾奔走四方,探访英豪。如彭士望孜孜于寻访“一旦处事变之穷”,能“调悦画策、定非常,解纷难,互相持于不败者”*彭士望:《耻躬堂文钞(第5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0册)》,第126页。。在《虞初新志》中,这类士人形象从现实的直接意义上而言是迫切需要又不可强求的存在,因此篇目中各传主多为作者虚构而非实人真事,大多是文人笔下的豪侠形象,不过这类豪侠身上往往投射着现实中遗民士人的影子。《虞初新志》中多篇作品皆有体现,如李焕章的《宋连壁传》、张惣的《万夫雄打虎传》、顾彩的《髯樵传》、王士祯的《剑侠传》和徐士俊的《汪十四传》等。其中,魏禧的《大铁椎传》堪称济世救亡主题的代表。“大铁椎”的事迹来自魏禧友人陈子燦的描述,这篇传记可以说是“道听途说”的艺术再创造。该文站在陈子燦的视角描述一位豪俊侠烈之士大败贼寇的故事,大铁椎无名无姓,是宋将军门下的客卿,力能扛鼎,因善使大铁椎而得其名。其豪侠之举仅需一场面便足以状之:

贼二十余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从者百许人。一贼提刀纵马奔客曰:“奈何杀吾兄？”言未毕,客呼曰:“椎！”贼应声落马,人马尽裂。众贼环而进,客从容挥椎,人马四面仆地下,杀三十许人……忽闻客大呼曰:“吾去矣。”*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面对贼“能且众”的形势,他依然应战从容,顷刻间,敌贼“应声落马,人马尽裂”。其凭一己之力勇敌30多人,大战完毕,一声“吾去矣”,迅疾远去,再也不见其人。寥寥数言,战斗场面的惊险激烈、剑拔弩张便铺肆开来。从众贼突袭到大铁椎的反击,整个大战只须臾之间,却足以使人屏息惊颤,而“从容挥椎”四字更是将大铁椎的武艺超群展露得淋漓尽致,其凌厉雄杰、刚毅磊落的战斗英姿如在眼前。魏禧尽管未能亲睹大铁椎的风采,但仰慕之情跃然纸上。魏禧作为易堂九子之首,是清初文以经世观念的积极创导者,主张为文须有裨于世事,认为:“文之至者,当如稻粱可以食天下之饥,布帛可以衣天下之寒,下为来学所禀承,上为兴王所取法,则一立言之间,而德与功已具。”*魏禧、胡守仁等点校:《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66-277页。作为身处鼎革之际的文人士大夫,身遭国难,但他始终坚守儒家精神,坚持“立言”理想,挖掘高尚人格,并将其运用到创作中去,其文学生命早已与时代洪流牢牢绑在一起。

徐瑶的《髯参军传》中的髯参军更具有济危救弱、士人行道的意味:公子携三千金夜宿旅店,岂料被一狰狞的贼僧伺其信宿,欲窥觊其金。公子觉察之后仓皇失措,恰这时,髯参军路见不平,救公子于困厄之中。公子感其大恩愿以三百金为寿,且欲向当朝首相举荐髯参军:“今首相某,吾师也,吾驰一纸书,旦夕且挂大将军印,乌用隶人麾下为？”*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千里马遇伯乐,英雄有用武之地,对习武之人来说,能够挂将军拜帅印、驰骋疆场,是梦寐以求之事。哪料,髯参军绝意拒之,仰天大笑后扬长而去。诸如此类,《虞初新志》中众多篇章字里行间皆充满着遗民士人们在世衰道微之时对豪杰义士的热切讴歌和迫切呼唤。在这样一个乱象横生、身遭巨大灾难的时代,豪侠义士从“义”出发,仗剑行侠,游走于江湖市井草野,除暴安良,消弭世间不平,他们有着士人“兼济天下”的理想,同时又轻视功名、蔑视权贵,始终表现出一种来去自如、亦侠亦隐的样子,有着士人“不仕新朝”的决然与坚持。

如果说在这混乱的社会中,行豪侠的义举是士人想要恢复道统的一种理想的话,那么怀仁致远则是他们扶纲存道的切身实践。遗民士人们面对朝廷易手、仕途壅蔽的现实,逐渐把举业立功的政治理想转化为立德立言的实践,通过自身的一言一行为持守,把道融于各自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中,以达“存道”之目的,继而扶危济困、赈济天下。作为遗民士大夫,他们难以将“有用之志”运用于军国大事,然而这并不妨碍其秉持“经世致用”的宗旨,救助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如《虞初新志》辑录魏禧的《卖酒者传》中的主人公郭节,他能造佳酿,却不高其值,在卖酒过程中,“或遣童婢沽,必问汝能饮酒否……或倾跌破瓶缶,辄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归”。他特别体贴入微,关心弱势群体:

聚饮者曰:“吾侪保甲贷乙金,甲逾期不肯偿,将讼,讼则破家,事连吾侪,数姓人不得休矣。”……卖酒者曰:“何忧为？”立出四百金偿之,不责券。*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

郭节虽为酒商,但他善解人意,关切乡里,稚童女子买酒必问谁饮,不以利重,帮助仆婢使其免受主家之笞,替人还债救数家之囿。他们将礼义道德融贯于日常生活中,以己之行传道,潜移默化中影响世人,使道存世。又如《北墅奇书》中一推车者,碎人新置茧袍,碎衣者竟拂袖不问罪;《乞者王翁传》中,王翁得一金鐶值数十金,其不取非有,皆弘扬德行、济世存道之举。在明清易祚之际,遗民士人一切精神文化的建构都源自他们所推崇和信守的“道”之弘扬,其性情倾向、理想追求和价值观念都自然融于“道”中,在坚守始终“不仕”的道德前提下,通过个体精神的坚持,倡导入世弘道的儒者风范,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这种种作为体现明遗民士人对自身价值的体认、对固有文化的坚守和对“存道”行为的砺行,最终道济天下,从而保存民族文化内核,恢复道德伦理纲常。

三、抱诚守真的隐逸名士

在明清易代的狂澜巨涛式巨变中,遗民士人们在对亡国之因进行深刻反思后,承担起时代救亡大任。但是理想的光辉所烛照的方向往往不是光明的前途,更多的是现实生存的晦暗。面对着一边是清朝统治下生存的压力,一边是个体生命尊严丧失的威胁,民族沦陷,国家灭亡,无论是以文存道还是怀仁致远,对于混沌黑暗的社会而言,企图以一己之力挽救世风,都收效甚微。当生存陷入困境,生命的尊严便显得尤其珍贵,一批遗民士人不得不重新寻求另一种生命安顿方式,开始走向隐逸一途,在生活中抱诚守真、重塑自我价值和尊严。《虞初新志》对此提及良多,且士人的风貌形态各异,表现独特。

《虞初新志》中魏禧所作《姜贞毅先生传》中的姜埰,实有其人,与魏禧友,一生不求名利,为人廉洁刚直。明时,姜埰谏言受杖,性命危殆,却毫无恨愤之心,不忘先帝不杀之恩。清兵入关,朝廷易主,他便闭门隐居绝意仕途:

终僧服,不与世人接。二子安节、实节,才,亦不令进取……山东巡抚重公名,下檄招公,公故坠马以折股……使者归报。公夜驰还江南,自号宣州老兵……公疾病,呼二子谓曰:“死必埋我敬亭之麓。”口吟《易箦歌》一章,呕血数升而殁,时年六十有七。*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姜埰削发为僧,坚决把自己与政治划清界限。二子安节、实节,有才,却“不令进取”。在居自号“宣州老兵”*姜安节:《府君贞毅先生年谱续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清山东巡抚慕名请他出山,他不屈新朝,不惜坠马折股,用自残的方式保节,公然站在当权者的对立面,且一脱于征辟之困,“夜驰还江南”,不顾断股之痛极速远离政治是非之地,可见其心志之坚。死前其嘱后人葬己于敬亭之麓,使其能尽先帝遗命。病榻之上生命残留之际,口吟《易箦歌》一章,更是清晰地表明自己以曾参为典范终其一生、心志不移忠于故国的精诚。其后文还记叙了其隐居刻《正气集》,传甲申以来殉节诸贤,此种时时以诸贤律己之行,令人感动*姜埰:《敬亭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诸多遗民士人们在政局无力挽回的情势下,为了逃避作“二臣”的屈辱与尴尬,选择以隐逸山林、不受清廷征辟等方式来表明不与清廷合作的政治立场。如清初苏州汪价,号三侬,据其所作《三侬赘人广自序》记载:国变之时,其含辛以为泪,几不欲生,会逢世乱,感叹书生无用,乃隐于市。文中,汪价以自叙方式详细描述了贫乏却又颇自矜重的隐居生活:

甲申当国变,天地裂崩……余独号踊,几不欲生……自丧二亲以来……唯此一恸……余家常乏,独衣冠必鲜整……服之矜重,不轻为尘涴。即至褛裂,亦不轻掷。尝记先大夫于余入泮时,制一西洋布袍……则衣之几三十年,不之澡濯。有劝余改作亵衣者,贾子曰:“冠虽敝,弗以苴履。先人所赐,吾不忍也。”*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58-262页。

三侬隐居生活困乏窘迫,但其衣冠鲜整,矜重衣袍。虽说衣袍为先人所赐,但彼时其二亲亡国还未亡,其入泮时所制衣袍则为儒服,三侬所不忍者乃是,脱冠改衣。外面的世界移风易俗,但三侬仍思君恋国、不易其志,以不变的衣冠表达着自己对明朝深厚的情思。朝代变了,价值信仰还在,时代痕迹还在,晚明尚“趣”的审美态度还在。“不仕”“隐居”及“冠儒服不易”等既是遗民士人忠君的表现,也是他们对明一代至诚的信守。

晚明万历年间,禅风盛行,佛禅之学本质上无非就是忘境忘心、求得自适,诸多遗民士人喜好谈禅,优游之风,尤鉴乎此。《虞初新志》中存有多篇与士人优游相关的游记和传记,如陆次云在《湖堧杂记》中对寺庙、道观介绍:“一亩田,在武林门内……于顺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呗,有鼠窥于梁……塔而瘗之,如浮屠礼。”*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页。文章先说自己所游之地,后长篇记叙该地奇事,杂所观之景、所闻之事于一体,类如传奇小说。再如潘介《中泠泉记》:“是日也……茶坊满,不纳客。凡三往,得伺便饮数瓯。细啜之,味与江水无异……不禁爽然,汗下浃背。”*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页。较之前者,潘介更倾向以己之行丈量山川寻趣,所记皆自己所观所感,叙事抒情寓于一体。《虞初新志》记载游冶的诸文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王思任所著的《徐霞客传》,该文讲述了徐霞客游历山川江河波澜壮阔的一生。在他的生命中,多跋涉在外“凌绝壁,冒丛菁攀援上下……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奇情郁然,又“以崟岩为床席,以溪涧为饮沐,以山魅木客、王孙玃父为伴侣”,三四人徜徉于大自然,探险窥奇,以“游”为趣,在游赏之时,玄对山水,拽讨形胜,自得其乐,则划然心开。他通过切身体验和博学广识,将自我身心与美妙的自然、高妙的境界融为一体,尽情地体悟着人生的快乐。

遗民士人顺乎自然,以山水自适,回归生命的原始本真状态。晚明李贽振阳明心学之余绪,提出“一念之本心”“穿衣吃饭皆为道”的主张,“自适”在士人们眼中更多的是声色耳目之欲,是性情的一己之乐。《虞初新志》中描写了大量醉心艺术生活、追寻世俗生活以达至乐之境的士人。如林璐所记《丁药园外传》的丁药园:

客乍登楼,药园伏案上,疑昼寝,迫而视之,方观书,目去纸才一寸。骤昂首,又不辨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丁仪凡几辈？”药园戏持杖逐客,客匿屏后,误逐其仆,药园妇闻之大笑。作者通过客人“伏案上,疑昼寝”的主观视野和“迫”“一寸”及“不辨”三词的客观描写,写出药园短视的程度之深。客嘲药园戏逐,客人躲匿,药园追着仆人,一妇人在旁边大笑,虽寥寥数语,但场面生动有趣,药园的隐居洋溢着鲜活的生活气息:

一夕,娶小妇,药园逼视光丽,心喜甚,出与客赋定情诗……诘旦视之,爨下婢也,知为妇所绐,药园又大笑。*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

药园傍晚夕照娶小妇以为美貌光丽,“喜”之一字足见其心动之深、性情之真,一夜美梦,哪承想醒来视之却为丑婢,始知欺其短视。药园被骗,没有意料之中的勃然大怒,只有惊诧之后的大笑。虽是日常琐屑之事,亡国归隐的痛苦和烦恼完全被生活的其乐融融所融化,或者说是被暂抛脑后。又如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中所记冒辟疆(与侯方域等并称“明末四公子”):“日坐画苑书圃中,抚桐瑟,赏茗香,评品人物山水,鉴别金石鼎彝”*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主人公身在世俗而又不流于市井之俗,观其日常尽可知其旨趣雅韵。且所附冒辟疆《影梅庵忆语》则细致地描写了他的家庭生活,仅食物便讲究非常:

酿饴为露,和以盐梅,凡有色香花蕊,皆于初放时采渍之,经年香味颜色不变,红鲜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喷鼻,奇香异艳,非复恒有。*张潮:《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士人们以世俗生活为雕琢对象,将“闲情”“闲适”的精神引入日常生活,追求感官和趣味的满足,达至妙之乐境以解内心之羁绊。这种人生境界是遗民士人们对遗民生存的诠释,是对个体生活品质的追求,是对人生价值完满的阐释。

明末清初风云变幻,朝代更替,《虞初新志》中的士人们在悲怆的时代氛围和感伤的人生空幻中,历经沧桑,不断求索,或通过外在的言行举止,展示生命的新鲜与个性的活泼;或通过内在心性的修炼,体现生命的智慧和个性的沉潜,他们的名字被统称“遗民”。在故国与新朝之间,其未脱“君臣”的精神之网及不愿改仕新朝的独立品格,带有或多或少历史的旧影。但遗民士人这种志与趣共融共生的志趣人生及其独特的审美表现,反映了这一时期遗民士人阶层个性化的人生选择和普遍性的精神旨趣,超越了一直以来遗民士人作为民族气节的政治符码的身份表达,在某种意义上确证和巩固了士人阶层自身作为知识者的社会地位,不仅具有以文存史的审美功能,同时具有介入现实的政治功能,这对于研究明末清初文人的审美观、价值观、政治观以及他们真实的精神世界有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 金菊爱)

On Scholar Life of Aspiration and Interest and Expression ofYuChuXinZhi

LI Qingtang & XU Kaiya

(HumanitiesSchoolofZhejiangShuren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 310015,China)

YuChuXinZhiis a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notes and short fictions compiled by Zhang Chao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authors were mainly scholars who were adherent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refore, images of all kinds of scholars in the collection were endowed with 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the authors. In the face of foreign domination, whether they were the arrogant solitary scholars, the chivalrous patriots with high aspirations, or the sincere people who withdrew from the society restricting themselves for national cause, they became officials, chivalrous people or hermits, employing various ways in memory of their homeland and guarding a type of culture. The life of aspiration complementing interest reflected the independent and unruly life demands of scholars and the sober self-consciousness of preserving history through literature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YuChuXinZhi; scholar; life of aspiration and interest; expression

2017-01-12

李青唐,男,浙江杭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10.3969/j.issn.1671-2714.2017.03.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