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发忠,涂慧娟

(1.江西理工大学基础部，南昌 330013；2.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南昌 330013)

艾略特戏剧《机要秘书》的伦理解构

周发忠1,涂慧娟2

(1.江西理工大学基础部，南昌 330013；2.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南昌 330013)

《机要秘书》是T.S.艾略特的第四部戏剧作品，作品讲述了克劳德、科尔比、伊丽莎白等人物角色之间寻子、认子和放子的家庭伦理故事。文章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感尝试性地逆向分析了作品中不同伦理身份下的不同伦理选择，即伦理解构；同时阐释和说明了作品中道德价值的形成过程，从而更好地实现作品对读者和社会的教诲功能。

《机要秘书》；自然情感；道德情感；文学伦理批评

T.S.艾略特早年创作出了颇具影响力的诗歌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晚年则应内心驱动和时代发展先后展演和出版了五部戏剧作品*根据1969年由John Dawson等编辑，英国伦敦Faber and Faber Limited Bloomsbury House(即“ff”)首次出版的THE COMPLETE POEMS & PLAYS T.S. ELIOT的目录显示，艾略特一生创作的戏剧作品共五部，分别是：Murder in the Cathedral, The Family Reunion, The Cocktail Party, The Confidential Clerk, The Elder Statesman。，在戏剧界引起反响和轰动。《机要秘书》(TheConfidentialClerk)是其第四部杰作，于1953年8月25日至9月5日在爱丁堡首次展演；[1]1954年公开出版发行。[2]在中国学术界，几乎没有针对《机要秘书》的专门研究，只有部分专著或期刊偶有简单的内容概要。*笔者于2017年3月在“中国知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机要秘书》”进行检索，均显示“找到0条结果”。

《机要秘书》篇幅不长，情节易懂，共三幕，涉及七个角色。作品讲述的是克劳德·穆海默先生(Sir Claude Mulhammer，下文简称“克劳德”)*本文引用译文(含人名)皆来自李文俊、袁伟等人的译著《艾略特文集·戏剧》，其中部分为笔者自译(原文来自“ff”出版的The Complete Poems & Plays of T. S. Eliot)。为了给“名义上”的儿子科尔比·辛普金斯(Kolby Simpkins，下文简称“科尔比”)弥补“父爱”，同时也为了寻找事业继承人，聘科尔比为公司的机要秘书。与此同时，克劳德还特意通过前任秘书艾格森(Eggerson)去周旋说服他的现任夫人伊丽莎白(Lady Elizabeth Mulhammer)认可科尔比。然而，伊丽莎白后来发现科尔比极有可能为自己多年前失散的亲生儿子，为此与克劳德发生争执。科尔比为了弄清真相、找回身世，在艾格森和古匝德夫人(Mrs.Guzzard)的帮助下，他被确认为古匝德夫人的亲生儿子；而克劳德养女卢卡斯特·安琪儿(Lucasta Angel)的男朋友巴纳巴斯·卡根(Barnabas Kaghan)则证明是伊丽莎白真正的儿子。最终克劳德经过苦闷、伤心、释然后，同意科尔比自我追梦——当一名风琴手，实现了自己对科尔比真正的父爱。

一、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既是一套理论，也是一种方法，可以为建构和解构各类文学作品的伦理语境提供有效思路和途径。为此，聂珍钊在其专著《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中创立了53个专门术语[3]，以更好帮助和指导广大读者或学者在具体实践中进行文学伦理问题的解读与剖析，最终实现文学作品对现实的教诲意义。

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中两大重要术语，使用频率极高。伦理问题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秩序问题，其中关系就有关于伦理身份，秩序则维系在伦理选择。《机要秘书》中七个人物的各自身份以及不同伦理选择带来变化的伦理身份确认，比如克劳德在科尔比真实身份确认前后的身份变化就是由于各自在伦理语境中道德判断与伦理选择的结果。“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在现实中，伦理要求身份同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伦理身份与伦理规范相悖就导致伦理冲突，构成文学的文学性。”而“伦理选择是从伦理上解决人的身份问题，不仅要从本质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而且还需要从责任、义务和道德等价值方面对人的身份进行确认。”[3]263-264《机要秘书》虽然人物较少，剧情简单，但文本中的人物角色在故事情节发展中基于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感所做的伦理选择，以及因此造成的伦理身份的不断变幻，这整个过程却是令读者百读不厌、津津有味。正如“一柱柱喷泉在清丽丰润的半空中涂抹出一串串灵动有致的线条，巅峰过后则溅落一地，颇富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4]

二、欲望诱惑——自然情感的迸发

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属于伦理学范畴，是不同伦理身份进行不同伦理选择的诱因和根源。自然情感指的是一种原发性的、不受道德约束和控制的生理与心理反应，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直接反应状态。“在生理学上，情感是人的动物性本能的自然反应，如饥饿引起的对食物的渴望，性欲导致的对爱情的追求以及其他欲望所导致的对满足的寻求等。这种由人的本能导致的情感在伦理选择中以一种自然意志或自由意志的形式体现出来，属于自然情感。”[3]280，同样，哲学家休谟认为，“自然情感是一种原始的存在，或者也可以说是存在的一个变异，并不包含有任何表象的性质，使它成为其他任何存在物或变异的复本。当我饥饿时，我现实地具有那样一种情感,而且在那种情绪中并不比当我在口渴、疾病等生理或心理反应时于其他任何对象有更多的联系，因此，这个情感不能被真理和理性所反对，或者与之相矛盾。”[6]作为一部家庭伦理剧，《机要秘书》中无论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由于价值观和受道德克制程度的不同，在伦理结中的道德判断和选择上迸发出了“本我”的强烈的自然情感，正因如此，剧本中的矛盾与冲突得以充分而集中地体现，形成了文本的整体伦理结构。

《机要秘书》中的自然情感体现在剧中人物对亲情和爱情的伦理选择上。首先是凸现于克劳德与科尔比、古匝德夫人与科尔比和伊丽莎白与卡根的亲子关系中。克劳德是文本中的主要人物，是伦理主线，由他串联或并联起了整个剧本中伦理结。由于早年困于战争动乱和迫于家庭压力，克劳德为了生存不得不把懵懂无知的科尔比送往加拿大，寄养于科尔比姨妈(实为科尔比亲生母亲)家，一去就是五年。五年回国后，科尔比马上入学读书，尔后部队服役，再到退役转业到克劳德金融公司聘任为机要秘书。克劳德说：“你年幼的时候，属于你的姨妈，她让我感觉如此。我从未与你单独相处。战争期间，我把你们俩送往加拿大。”[5]从中可看出，克劳德对于科尔比是未尽到真正意义上的父亲责任，而是出于一种求生欲望的本能驱动做出的伦理选择，是未受到道德约束的一种自然情感的迸发所致。同样地，古匝德夫人苦于时局动荡和生活贫困，丈夫去世沦为寡妇而无法给科尔比提供必需生存条件，自己甘愿充当“姨妈”角色受助于克劳德来养活儿子。古匝德夫人说：“我丈夫已不在人世，我一贫如洗。如果让你相信这孩子就是你的骨肉，我儿子将肯定能获得崭新的生活。”[5]401由于丈夫不幸死于一场致命事故，伊丽莎白夫人一人窘于生计、无法承担抚养年幼的卡根而被古匝德夫人收养，并改嫁他人；后古匝德夫人又将其送给另外一对父母收养。伊丽莎白夫人说：“他(丈夫)突然去世，死于一次致命事故。当时你还小，你被收养原因即在于此。”[5]395

由此可见，无论克劳德、古匝德夫人还是伊丽莎白夫人，他们作为父母亲的伦理身份在深陷伦理困境中时进行了一生中艰难的伦理选择。这种选择源自于人的最基本也是最大的权力，即生存权，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哲学上“人具有自私性”论断。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923年提出了“人格的三重结构”说，强调人心理过程是“本我、自我、超我”三种力量冲突的结果。其中“本我”是受本能的驱使，遵循“享乐原则”，尽最大努力使原始欲望和冲动获得满足；这些欲望和冲动是本我运作的动力，不受时空的约束。[7]它是“一团混沌、云集了各种沸腾的兴奋”。[8]这个本我存在于人的自然情感，阐释了他们为何有此选择。

这种“本我”驱动的欲望同样揭示了卢卡斯特与卡根之间、克劳德与伊丽莎白之间爱情的产生与发展。卢卡斯特与卡根的爱情在文本中体现得比较充分，是艾略特重点描述的比较清纯和真正意义上的情感。克劳德与伊丽莎白之间的爱情则更多出于客观环境因素而发生的。无论真伪，无论主观还是客观，爱的本能来自于弗洛伊德所称的“力比多(libido)”，一种“性力”驱动，一种欲望使然。在伦理学范畴，它是一种自然情感的表达与诠释。

三、理性回归——道德情感的救赎

如果说自然情感的宣泄与迸发代表了“本能”窜动与绽放，那么道德情感的约束与升华就意味着“自我”与“超我”的压迫与钳制，象征了理性回归和良心发现。“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看，伦理选择中的情感在特定环境或语境中受到理性的约束，使之符合道德准则与规范。这种以理性意志形式表现出来的情感是一种道德情感，如母爱和亲情。”[3]250克劳德在《机要秘书》中的角色转换体现了人在伦理意识中有自然情感上升到道德情感的实现过程。由非理性到理性，由道德缺失到良心回转，克劳德在道德上不仅救赎了自己，而且成全了他人。

在第一幕开始，作者就交代了主人公克劳德与前任秘书艾格森商量如何让伊丽莎白夫人接纳新任秘书的情境，这就说明克劳德不仅在弥补科尔比从小缺失的父爱，而且在思量妻子对家庭新成员到来的和谐关系上。克劳德说：“只有你除外，现在还不能让科尔比去。他刚从瑞士回国，安排他们第一次见面，恐怕不妥。……你应该不失时机地提醒她，回家后有可能见到一位新人。”[5]298-301在第一幕快结束时，克劳德与科尔比两人间进行了一次促膝相谈，坦诚而真挚。克劳德说：“把你送往加拿大，也许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我以前也不想做金融家，想做一个陶工……我父亲白手起家，创立这个企业，他对事业的热爱，丝毫不逊于我对黏土的执着。……我父亲知道我的态度(不愿继承父业)后感到悲伤……我的一生都在忏悔赎罪，向一贯正确的先父忏悔赎罪。……我打算给你找一架钢琴，最好的；每当傍晚来临，你可独自一人弹琴。我相信你会穿过私密的大门进入一个真实的世界。也许将来，你会让我听你的演奏。我会等你发出邀请。”[5]324-330克劳德继续说：“这是我的错总是急于规避我的父亲对我犯下的错误。可是与他相比，我却犯下更大的错。”[5]331在整个谈话中，克劳德语气轻缓，态度和蔼。从追忆过去到着眼当下，克劳德在伦理意识上逐渐回到正轨，道德情操慢慢得到升华，精神荒原步步开出彩花。在心理上，他也实现了由本我到自我甚至超我的过渡。剧情发展到最后，当克劳德得知科尔比并非自己亲骨肉后，在内心上开始有点放不下，但很快就释然，鼓励“儿子”科尔比追寻自己的梦想，当一名风琴手。克劳德说：“上天为证——在你实现音乐抱负的道路上，我将不设任何人为的障碍——只要你有能力实现你的抱负。如果你愿意，请相信，我不是你父亲，我会接受现实。我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只希望我们的共同之处得以维护。我们遭遇过相同的愿望破灭，只希望我们能因此大有所获。”[5]403

伊丽莎白夫人在寻找自己亲身骨肉的过程中有着相似的心理路程，在道德情感的萌发和催化下实现理性的回归。她在得知卡根就是自己多年失散的亲生儿子后，有一番真心实意的表白：“我很想见见他们(卡根养父母)。克劳德，我们一定要请卡根一家吃饭……我很高兴，你们公开了结婚喜讯。卢卡斯特，我会负责操办你们的婚礼。你们一定要在教堂举行婚礼……可以肯定，我会很幸福的……巴(卡根的简称)，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一个人不了解他人的意愿，或者不了解自己的愿望，那么肯定会犯错误！我打算改过自新。克劳德，我必须对子女持理解态度。”[5]396-406

在文本中，克劳德与伊丽莎白两人在道德情感的约束下实现理性的回归，阐释了艾略特创作《机要秘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即精神救赎。这种救赎就是人类真善美的一种表达，而这种表达就是文学作品在启迪与教诲功能上的真正意义所在，读者从中也就获得了一种心理积极转向的满足。“每位读者在阅读前都带有自己独特期待，如欲望、幻想、恐惧等，阅读时会下意识地力图在文本中发现与之对应的相似期待，发现之后便会用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对这些期待进行抵御、改造，从而消除恐惧，欲望得到满足，把由幻想引发的不安、内疚、负罪感转化成完整的具有社会意义的审美体验、道德情操和心智经验，获得愉悦的感受”。[7]150所以，通过对《机要秘书》中情感上的伦理解读，读者不仅获得了阅读中的审美情感，而且领悟了其中的现实教诲意义。

四、作者伦理观对剧中伦理的关怀与体现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戏剧作为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形式也毫不例外。正如艾略特的诗歌主题与其他戏剧的创作思想，《机要秘书》的伦理语境照射的正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背景，也映照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道德倾向。这部作品的出版与展演正值世界二战后经济的重建时期。经过战时炮火的摧残和生命脆弱的冲击，人们为了生存苟活疯狂追求物质，而精神则日益颓废与凋零，道德则陷入迷失与扭曲。人类精神荒原的出现同样深深影响着艾略特本人，这就难免艾略特在创作中或多或少把个人的生活感受带进其戏剧作品。

(一)艾略特的宗教伦理

艾略特一生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早年受长辈影响接受过唯一神教的洗礼，但由于此教否认“三位一体(上帝由圣父、圣子与圣灵组成)”，上帝只有一位；后来他转向“道成肉身”的印度教，印度教更强调以道德榜样和道德规范来“拯救罪人”。最终艾略特虔诚于基督教，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后来他在他的《基督教社会的思想与其他》一书中表达了他对基督教的理解与观点。他认为“人应该用精神规范自我，不能仅从本能与欲望出发考虑问题。人类如果不想进地狱，就应该先进入炼狱，这就意味着接受约束。”[9]同时，对于文学创作，他认为作者与读者都不应该忽视宗教与道德。“阅读文学不应该只为了快乐、消遣或审美，文学应该影响读者的道德与宗教生活。”[10]正因为艾略特的基督教情结以及结合宗教伦理的创作思想，无论他早年诗歌还是晚年戏剧作品，都在宗教与伦理道德的指引下刻画和描述虚拟世界中人物的精神解放与心灵救赎，获得上帝的眷顾而享有天堂的幸福。如本剧中克劳德的“原罪忏悔”、伊丽莎白夫人的内心负疚和道德回归以及科尔比与卡根对父母的宽容，等等，皆在反映和阐释艾略特的宗教伦理观。《机要秘书》中基督教思想无论对当时读者还是后来读者都具有启示和导向作用。“艾略特的文化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仅仅把基督教看作是冥冥中的一种神秘力量，而是提倡用基督教精神和原则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11]所以，《机要秘书》中的伦理语境已经留有作者自身宗教思想烙印，可以找到现实世界的原型。

(二)艾略特时代的戏剧伦理

艾略特生于19世纪末期，终于20世纪后期，这个时期英国经历了维多利亚女王重要历史时期。期间的伦理思想和社会道德几经变幻：由行动伦理到分析伦理，由实践伦理到理论伦理；由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伦理思想到形式主义的元伦理思想，[12]最后回到信仰和理性伦理的德性主义伦理思想。艾略特早年受过“人的本性是趋乐避苦”的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浸润，晚年尝试了“灵魂拯救和道德警世”的现代伦理思想的实践，这在他所有的戏剧作品中皆有体现。诸如《机要秘书》中自然情感的表达就是剧中人物功利主义思想作祟的结果，而道德情感的转化则在警示世人良知的回归。

艾略特戏剧创作正值世界现代主义文学中戏剧作品涌现的年代，这一时代被称为“英国文学史上戏剧创作的第二次黄金时代”，出现了诸多戏剧大师，如萧伯纳、叶芝、贝克特、品特，其中很多因喜剧成就获得诺贝尔奖。当时的英国，从女王代表的王公贵族到社会底层的黎民百姓，人们热衷于戏剧舞台展演的消遣娱乐，很多剧作家不仅执着于戏剧独特的表现形式，而且更愿意彰显人类当下的道德价值取向和伦理行为的原真状态。“英国现代主义剧作家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了信仰伦理和理性伦理在现代社会的遭遇，传统的伦理道德美景消失了，伦理真空状态下的蔓延着孤独、空虚、无聊、荒诞、威胁、行尸走肉、死亡等生存概念。”[12]而20世纪的英国戏剧舞台将现代人的伦理境遇与价值取向展现得淋漓尽致。艾略特受益于这股热潮，由诗歌进入戏剧成功完成转型，将一生剩余的时间倾心倾力于戏剧创作，《机要秘书》就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给读者带来心灵的洗涤。

总之，这部戏剧作品的出现不仅有当时时代的伦理呼唤，而且还有作者本人宗教伦理的呐喊，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警示着后人。

五、结 语

伦理与道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人既有先天的动物性，又有后天的德性。在伦理上，人的先天性更多体现在自然情感的迸发，后天性更应该关注德性的塑造，即道德情感的培养与升华。自然情感经过过滤和提升，可以转变为审美情感，赋予艺术色彩；而道德情感的形成让人们对艺术化的情感有了一种共通感。“仁爱、善良、同情、崇高、忧国忧民，诸如此类的道德情感，在作品中以情感形式呈现，使得作品有了更为美好的情感和超越的品格。”[13]《机要秘书》给予读者的伦理语境就是剧中主要人物从自然情感发展到道德情感，不仅是道德价值的集中释放，更是心理上实现了一个“现代心理人”的转变，这也正是文学作品给予读者和社会的教诲作用。

[1] ELIOT T S. The Complete Poems & Plays[M]. John Dawson, E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Bloomsbury House, 1969:20.

[2] 董洪川.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16.

[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45-282.

[4] 王宏图.别样的风景[N].文汇报，2016-11-24(11).

[5] 李文俊，袁伟.大教堂凶杀案·艾略特文集·戏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324.

[6] 大卫·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53.

[7] 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1.

[8] SIGMUND F. Intr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M].London & New York: W. W. Norton & Co.,Inc., 1961:94.

[9] ELIOT T S. 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 and Other Writings[C]//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Bloomsbury House, 1939:55.

[10] T.S.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C]//李赋宁，译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253.

[11] 陶丹玉.T.S艾略特文化批评思想中的伦理道德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6)：88.

[12] 聂珍钊，杜鹃，唐红梅，等.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70-659.

[13] 张晶.审美情感·自然情感·道德情感[J].文艺理论研究，2010(1):80.

(责任编辑： 任中峰)

Ethical Deconstruction of the Confidential Clerk by T. S. Eliot

ZHOUFazhong1,TUHuijuan2

(1.Department of Basic Courses,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13, China; 2.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TheConfidentialClerk, the fourth and typical play of T. S. Eliot, depicts an ethical family story of 7 characters, including Sir Claude Mulhammer, KolbySimpkins, Lady Elizabeth Mulhammer, etc., which is about an entire process of seeking son, confirming son and freeing son.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make a reverse analysis of the ethical selections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with different ethical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tural emotion and moral emotion i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namely ethical deconstruction; and also explain and expound the process of moral value establishing in the play, so as to comprehend and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play to readers and the society better.

TheConfidentialClerk; natural emotion; moral emoti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10.3969/j.issn.1673-3851.2017.08.007

2017-04-06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7-20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项目(15WX313)；江西理工大学科研基金项目(HSFJ2015-G20)

周发忠(1977—)，男，江西赣县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方面的研究。

I106.3

A

1673- 3851 (2017) 04- 0325-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