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世鑫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杭州 310018)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丁世鑫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杭州 310018)

社会学批评下的“二分法”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在80年代的研究取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政治化标准也有着明显的弊端。80年代中后期，国外各种新的文学批评纷纷涌入国内，其中最重要的是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这种理论对于社会学批评下的“二分法”策略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也给80年代的中国带来了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课题。

20世纪80年代；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分法；复调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研究开始复苏。20世纪60年代之后,陀氏的名字及其相关著作几乎一度在中国消失了——这也是当时很多外国作家的命运。80年代开始的研究可以说是在这近二十来年的学术空白之上，重新回归到50年代已有的研究路径和基本观点，并开启了新的历程。

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陀氏研究概况

据笔者粗略的统计，整个20世纪80年代，国内关于陀氏研究的论文将近80篇，专著3部，其他散见于诸如作家传记集、《外国文学手册》、《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的文章和陀氏作品“译者前言”之类的评介性文字加起来近50篇，这些数据在对俄苏一流作家的引介中名列前茅。与之前的“冷遇”相比，80年代这十年是国内20世纪陀氏研究的一个高潮。

1981年陀氏逝世一百周年是陀氏研究发展第一个契机。在该年，《苏联文学》[1]推出了“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一百周年”专栏，《俄苏文学》[2]等报刊也着重地进行了介绍并刊登了陀氏的作品和一些评介性的文章。1982年，《世界文学》第4期设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专辑”，刊登了陀氏的《地下室手记》[3]和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界对它的阐述》[4](即《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5]第1章)。值得注意的是，《地下室手记》这部曾被严厉批判的作品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这部巨著被引介到国内，这不免暗含着对学术研究进行引导的意味。

此后一直到1985年的几年期间，出现了数篇今天看来虽仍受政治分析方法束缚、但运用社会学批评比较充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提高的论文。它们不再仅仅是社会背景和作家生活创作的简介，也不再空泛地给予陀氏以政治定性，而是较为详细地联系他所处的时代、社会、个人经历、心理、病理、思想及其艺术效果等展开分析评价。也就是说，它们的关注点不再首先是作家作品的阶级性和政治性，而是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樊锦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中的时间和空间》[6]、刘翘的《评<二重人格>》[7]、冯增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观初探》[8]、刘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人物性格的意识分裂性》[9]和《通过农民的劳动找到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政治纲领》[10]、彭克巽的《漫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11]、《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道路的开端》[12]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与动荡的二十世纪》[13]等。

1986年2月23日—3月1日是中国陀氏研究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中国首次陀氏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与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五十所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出版单位的学者120余人。与会者围绕着陀氏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创作的艺术特征和世界影响、作品研究等专题进行了交流，热烈讨论了关于陀氏创作的艺术特征、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以及如何对待高尔基和革命民主派对陀氏的评价等问题。会议共收到论文和研究资料67篇，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类：a)陀氏世界观、艺术观评析；b)陀氏创作的艺术特征剖析；c)陀氏的创作与现代派的比较分析；d)陀氏作品与语言的研究；e)陀氏研究情况及资料的介绍。这次大会是推动80年代陀氏研究发展的第二个契机，所收到的论文之后大多发表在各家学术期刊上，也形成了80年代中后期陀氏研究的总体图景。

1986年之后，有关陀氏研究中的社会学批评仍然是主流，同时心理学、文化诗学、西方现代美学等批评也呈蓬勃向上之势，而且逐渐成为陀氏研究中与社会学批评相竞争的思维模式，大有与社会学批评分庭抗礼之势。此时的学术研究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呈现出多元综合的趋势。

对陀氏本人和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性格特征分析一向都是国内陀氏研究关注的话题。与以往的研究相比，这一时期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出现了运用弗洛伊德等人的精神分析理论来探析所论问题的趋势。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李火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病态心理刻画》[14]、陶治国的《“残酷的天才”创作个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表现》[15]、程正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心理三题》[16]、吴兴勇的《癫痫病造就的天才》[17]等。总的来说，这类研究仍然难以完全摆脱以往结论的窠臼，会先天性地将结论往陀氏矛盾的世界观上靠拢，即“他一方面憎恨暴力的、残酷的和庸俗的世界，追求人道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宣扬宗教，鼓吹向恶的势力屈服。这种世界观的矛盾决定了作家创作的深刻矛盾”[16]。

文化诗学方面对陀氏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作家的主观理念和作品的主旨等角度，来论述陀氏的宗教意识。与以往有关陀氏的宗教观评介不同的是，此时评论者有着较为明显的文本意识，不再固执于那种机械的反映论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刘虎的《用温和的爱去征服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伦理学》[18]、刘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宗教观——谈<罪与罚>的思想论争性》[19]、李凡的《试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人道主义的宗教观》[20]、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圣经>原型》[21]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意识》[22]等。尤其是何云波的研究视野开阔，从基督教的原罪说、救赎论、苦难净化说等角度出发考察陀氏宗教意识，运用原型批评学说进行作家文本分析，辨析细致深入，视角准确独到，是此类研究的可贵尝试，从某种意义上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更加深入的研究远景。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几年，陀氏的《群魔》[23]开始有学者涉足。在陀氏被冷落、被忽视乃至被批判的系列作品中，《群魔》[23]可以说是首当其冲，长期以来它都是研究的禁区。这部作品直到1982年才在大陆有了第一个中译本，并且还是删节本。1986年的陀氏学术研讨会上出现了两篇有关《群魔》的评价文章，尽管这两篇文章对它仍然延续了以往的否定态度，但它们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陆人豪在《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评苏联近年来关于<群魔>的论争》[24]的文章，将苏联出现的为其翻案的现象以及对其重新的评价引介到国内，从客观意义上起到了一种激浊扬清的作用。此外，1987年赵秀敏发表在《抚顺师专学报》上的《迷失路途的人》[25]一文，一反历来对《群魔》的定论，即高尔基所称的“含血喷人之作”[26]、“在光辉的俄罗斯文学背景上出现的幸灾乐祸地宣扬人憎恨人的黑暗垃圾”[26]，将其正面评价为对人类思想和精神的世界性悲剧的揭示，具有对于20世纪的预言性特征，这样的结论和评价态度在国内陀氏研究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二、“二分法”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陀氏研究的影响

纵观整个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陀氏研究有一条脉络若隐若现，犹如一棵大树的树干，并由此衍生出若干个具体问题，构成了繁茂的枝叶，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成为“热点”，吸引着不同的研究者关注、探讨，甚至展开争论。这个“树干”这就是关于陀氏及其文学的定位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来评价陀氏及其文学？这种评判的标准是什么？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又将如何被定义？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排斥之后，中国的陀氏研究开始进入起步阶段，陀氏文学的“定位问题”便是中国学者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尤其之前国内一直延续着从苏联搬用过来的对陀氏的贬抑性评价，这种评价到了70年代甚至形成了一种对陀氏文学极端化的粗暴处理方式，即简单地认为陀氏文学：作家是反动的，作品是黑暗的。这种评价和定位唯一的标准就是作家思想的阶级属性——它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而且是为他们来服务的。这便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左翼文学开始形成、50年代成为主流、60—70年代达到顶峰、直到80年代仍然不绝于耳的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评判标准。

总的来说，这种研究的思路就是：对陀氏采取阶级论的立场和“二分法”方式，将其归入“现实主义作家”的行列，对作品中那些揭露沙皇的黑暗统治、对小人物的同情以及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给予肯定与赞扬，而对于作家的世界观——主要是宗教观——则进行了否定和批评，尤其是作品中那些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论辩的内容则直接定性为“反动”。由此也造成很长一段时间内陀氏作品研究的“冷热不均”，那些社会批判性较强的作品是研究的热点，比如《穷人》、《死屋手记》等；那些有明显宗教教诲意味的作品，比如《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则处于研究的弱势；而《群魔》这样的作品，尽管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大陆的首个中译本，但对于它的研究极少，提到时也几乎也是一语而过，代表性的评价是“《恶魔》是一部针对当时的革命运动的狂暴的诽谤书”[27]之类的话语。从中不难看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后的较长时间内，中国的陀氏研究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延续“政治标准第一”的批评态度，虽然不像60—70年代时对其“一棒子打死”，但这种对作家一分为二的机械化处理必然导致理解的片面化和僵硬化，必然会走入误区乃至死胡同。从骨子里，这种偏重社会现实认知和阶级立场判断的整体形态仍然流淌着过去庸俗社会学的血液。

1981年曾经有过这样一场学术论战，论战的主题是关于“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论战的双方都曾拿陀氏的作品来举例，一方称其为“直接为反动统治集团服务的作品”[28]，另一方认为这样的作品“把暴露阴暗面变成阴暗面的展览，使人感到悲观失望，不可救药，令人窒息，难道就不可以像高尔基那样理直气壮地反对吗”[29]。可以看出，在80年代初期，尽管关于陀氏的引介已经有了较大的松动，但这样的观点仍然是很多学者的共识。甚至在陀氏那些“为人生”的带有明显俄国自然派思想与艺术特征的作品都得到认可和肯定的时候，我们还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被侮辱被损害者形象是按照其反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塑造的，作者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他的作品中‘小人物’大多是逆来顺受、忍让、驯服、毫无反抗意志的劝阻别人起来抗争的可怜可厌人物。从这点上说，他已倒退到不如果戈理的地步。”[30]

由于这种极左倾向的思维意识和价值判断在当时还是有着比较强大的势力，因此当时所出现的对陀氏思想与作品的“二分法”便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客观上为以后的陀氏研究和陀氏宣传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这种“二分法”虽然仍然采用政治批判的标准，偏重于社会现实的功利化认知，但不再将陀氏“一棍子打死”。首先承认他是伟大的文学家，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肯定他对穷人的同情、对沙皇黑暗统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同时批判他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代表的民主革命思想和宣扬忍从的宗教哲学。这样便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逻辑上解决作家的先进性和落后性(或者说局限性)甚至是反动性之间的割裂性。通常的做法就是将其归因于作家世界观的矛盾性，这也是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经常会看到的一种表述话语。这种“矛盾性”不仅是思想上的，也是艺术上的。通常的解释方式就是将其西伯利亚十年的流放生活作为其思想上的一个分水岭，例如：

“四年的苦役和五年的流放生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青年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信念渐渐破灭，他不再相信沙皇专制制度有推翻的可能，并鼓吹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应该忍辱含垢、逆来顺受，到宗教教义中去寻求解脱。”[31]

艺术上的矛盾性是由思想上的矛盾性而来的，比如有学者这样分析其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特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是矛盾的、复杂的。由于世界观的影响，又使他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也处于分裂的状态。他的人物始终是站在反抗与温顺的摇摆不定的地盘中，始终是处于善与恶的斗争中。他的创作特点，就是反抗与温顺之间的矛盾。”[32]

由于这种价值基点和逻辑判断存在于整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初期，陀氏的思想与艺术上的矛盾性成为一个研究的焦点，并由此衍生出来诸如陀氏的“小人物”主题、“二重人格”问题、“拷问灵魂”说、“罪与罚”以及拉斯科尔尼科夫形象等小热点话题，也出现了很多相关的评论性文章。

同时由于这种“二分法”使陀氏的文学地位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陀氏与其他中外大作家尤其是鲁迅的比较也顺势成为研究的热点——当然，陀氏与鲁迅的比较也是有着充足的学术合理性的。不过遗憾的是，由于受到这种“二分法”明显弊端——即以政治尺度为主——的制约，此类研究尽管数量斐然，但总体上成就不高。当时有学者对影响颇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鲁迅》[33]一书就有过这样的批评：“作者的研究参照系，主要的只有一个：政治。这势必导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估价偏低。若变换角度，也许两人的地位关系会发生变化。”[34]

三、复调理论对“二分法”的冲击

“二分法”占据中国80年代陀氏研究舞台中心地位的局面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被引介进来之后有了极大的改变。最早对复调理论进行引介工作的是学者夏仲翼，他在1981年发表于《俄苏文学》的《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散论》一文中，不仅对复调理论做了简略的介绍，而且将其运用到对陀氏作品心理艺术的分析上，这在当时社会学批评一统天下的局面下，不禁令人眼前一亮，同时又令感叹其学术勇气。不过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真正产生影响的是他发表在1982年《世界文学》第4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在此文中，夏指出：

“这部作品可以有两种理解的方法，一种方法是把‘地下人’的全部议论连同有关的故事情节单纯理解为作者本人思想的独白，因此主人公的思想或作品的主题就成了作者本人的思想的写照，是作者在切实地提倡这些思想。另一种方法就是借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不把主人公的思想等同于作家本人的思想，而是把它作为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声音表现出来。”[35]

对于《地下室手记》这部长期以来被视为具有“反革命”倾向的作品，这样的声音可以说是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作者行文中也处处透着小心，结论时也能看出这种谨慎：

“巴赫金的这个观点有其独到之处，但也引起很多争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仅对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即使对一般的文学研究，特别是长篇小说的研究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题目。”[35]

或许作者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这篇论文以及提出来的问题竟然成为此后国内陀氏研究复调方向的指向标。很快关于陀氏作品的复调问题就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很多学者将复调理论运用到陀氏具体问题的分析上。由于对巴赫金的整体艺术思想及其哲学观理解和把握并不很到位，也由于巴赫金作品的译介滞后于对它的应用实践，更是受以前社会学传统思维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不少，但整体水平并不很高。尽管如此，复调理论在陀氏研究上的广泛引用对当时一统天下的“二分法”范式和思维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

因为如果运用这种不同于别林斯基、高尔基、叶尔米洛夫等人的理论，那么陀氏作品中的主人公的思想是否就代表着陀氏本人的思想？这个问题也是当时夏仲翼译介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时提出来的问题便现实地、无法回避地摆在中国学界面前，这不仅涉及到对陀氏思想与艺术的评价问题，而且也将颠覆之前已有的很多判断，同时又为以后的陀氏研究带来诸多新的热点问题。

对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80年代的中国学界总体上持一种欢迎的姿态，当然也存在着质疑的声音，其中最大的焦点就是“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的问题，进而又有作者立场存在与否、主人公的独立对作者立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等等问题。甚至在1989年时还出现了著名的钱中文、宋大图、黄梅等人的学术争论。*1987年，钱中文在《外国文学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复调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一文和宋大图的《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立场》，黄梅在1989年《外国文学评论》第1期上发表了《也谈巴赫金》，随后钱中文在该年《外国文学评论》第4期上发表了对黄梅的反驳文章《误解要避免，“误差”却是必要的》。他们争论的问题很多，其中争论的焦点是“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问题。今天来看，他们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实际上都对巴赫金的“主人公的独立性”提出了一定程度上的质疑，不过钱中文的态度相对温和一些，宋大图、黄梅的态度相对强硬一些。

撇开文艺学界的争论不论，落实到陀氏研究上，巴赫金复调理论初始同样带来了一场地震式的冲击，但它很快就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并成为他们的理论武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陀氏文学的关系也因此成为陀氏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至今不衰。从这个问题延伸出去，还出现了此后数个相关的热点研究课题：

第一，如何重新认识和评价从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到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叶尔米洛夫等现实主义文论家对陀氏文学的判断？

第二，如何重新认识和评价如《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群魔》这样的“反动作品”和“二重人格”、“卡拉玛佐夫兄弟性格”等艺术典型？

第三，如何重新认识和定位陀氏作品的艺术特征和文学地位？它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历史链条上的位置也即是与二者的关系如何定义？

第四，如何重新评价他的宗教思想以及对宗教的立场？

以上这四个问题在当时只是朦胧地闪现于中国学者视域的地平线上，但是到了90年代尤其是进入到20世纪之后，它们就成为中国陀氏研究领域极受关注的问题了。南开大学教授王志耕于2003年出版的《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36]一书比较好地给予了这四个问题——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回答，不过这并不属于本文所论述的范畴。

四、结 语

由于对巴赫金复调理论一直存在着争论，“作者与主人公关系”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始终也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的研究者大多还是对于巴赫金所言的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表示怀疑，只是表现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因此具体到陀氏文学的相关问题上，很多人虽然高举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但实际上却倾向于卢那察尔斯基对陀氏的“人格分裂”判断。这属于一种中间派的姿态，既不同于“主人公的意识等同于作家的意识”，又不同于“主人公的意识不等同于作家的意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由于巴赫金的“对话”、“复调”、“平等”、“狂欢化”等文学和思想意识的影响，同时从很多渠道传来的苏联本土和西方对陀氏的新的评价认识，那种对陀氏文学“贴标签”的处理方式和诸如“反动作家”、“小资产阶级代言人”等的话语标签，甚至包括那种将其一笔带入“作家的矛盾性”模式化的思维定式也逐渐地失去了市场，这就为90年代的更为多元化的陀氏研究做好了准备。

不难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二分法”为主的陀氏研究范式有着自身难以解决的种种问题，但在当时国内陀氏研究中断数十年的前提下，它使80年代的陀氏研究与之前的研究达成了一种续承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国内学者的研究和陀氏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都起到了航向标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更强大的冲击下，这种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甚至几乎被彻底否定掉了。然而如果还原其80年代的文化和时代的发生语境，则不难判断，它身上已经深刻烙印着文学研究(也包括陀氏研究)的中国化印记，当然这种印记是深受苏联文学批评思维和方法影响的。这种情况就像之后涌入的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宗教文化学等研究理论，它们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极大地扩展了中国陀氏研究的学术视域，丰富了观念、提供了理论武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涌入的研究思潮中，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国内的陀氏研究影响最为巨大，它在对“二分法”思维产生理念性冲击的同时逐渐地取代前者，占据了20世纪80年代末直至今天中国陀氏研究的主阵地。

[1] 夏仲翼.窥探心灵艺术的奥秘[J].苏联文学，1981(5)：132-136.

[2] 冯增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小人物”[J].俄苏文学，1981(1)：85-87.

[3]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J].世界文学，1982(4)：116-240.

[4]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界对它的阐述[J].世界文学，1982(4)：241-281.

[5]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1-365.

[6] 樊锦鑫.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中的时间和空间[J].国外文学，1983(3)：37-57.

[7] 刘翘.评《二重人格》[J].外国文学研究，1984(3)：33-38.

[8] 冯增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观初探[J].苏联文学，1985(1)：125-131.

[9] 刘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人物性格的意识分裂性[J].文史哲，1985(4)：24-27.

[10] 刘虎.通过农民的劳动找到上帝: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政治纲领[J].俄苏文学，1985(5/6)：141-145.

[11] 彭克巽.漫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J].国外文学，1983(3)：1-14.

[12] 彭克巽.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道路的开端[J].外国文学研究，1984(2)：55-59.

[13] 彭克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与动荡的二十世纪[J].读书，1983(12)：90-94.

[14] 李火森.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病态心理刻画[J].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7(2)：98-102.

[15] 陶治国.“残酷的天才”创作个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表现[J].外国文学研究，1987(3)：88-92.

[16] 程正民.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心理三题[J].外国文学研究，1989(3)：44-49.

[17] 吴兴勇.癫痫病造就的天才[J].求索，1989(3)：152-155.

[18] 刘虎.用温和的爱去征服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伦理学[J].外国文学研究，1986(1)：22-27.

[19] 刘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宗教观：谈《罪与罚》的思想论争性[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1)：47-53.

[20] 李凡.试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人道主义的宗教观[J].贵州大学学报，1986(4)：29-34.

[21] 何云波.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圣经》原型[J].外国文学欣赏，1989(1/2)：28-33.

[22] 何云波.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意识[J].外国文学欣赏，1989(4)：28-35.

[23]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M].南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4] 陆人豪.评苏联近年来关于《群魔》的论争[J].外国文学研究，1986(2)：41-46.

[25] 赵秀敏.迷失路途的人[J].抚顺师专学报，1987(2)：56-61.

[26] 高尔基.论文学续集[M].冰爽，满涛，孟昌，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78-82.

[27] 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M].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1-18.

[28] 李宁.关键是探讨“暴露”的“尺度”[J].社会科学，1980(5)：131-134.

[29] 刘景清.“尺度”在哪里[J].社会科学，1981(1)：123-125.

[30] 彭启华.小人物“痛彻肺腑”的悲剧[J].苏州大学学报，1983(1)：50-53.

[31]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M].南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327-329.

[32] 胡斌.如何认识拉思珂尔尼科夫[J].外国文学研究，1981(4)：31-37.

[33] 李春林.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

[34] 姜静楠，姜振昌.鲁迅研究的新开拓[J].山东师大学报，1986(5)：64-66.

[35] 夏仲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J].世界文学，1982(4)：105-115.

[36] 王志耕.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任中峰)

The study of Dostoevsky in China’s 1980s

DINGShiXing

(Shi Liangca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Dichotomy” under sociological criticism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study of Dostoevsky in China in1980s.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trend of the study on Dostoevsky in 1980s, but its political standard also had obvious disadvantages. In the mid and late period of 1980s, a variety of new literary criticism swarmed into China, and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Bakhtin’s polyphonic theory which brought the huge impact on “dichotomy” strategy under sociological criticism and also brought some new research subjects about the study of Dostoevsky in 1980s.

1980s; China; Dostoevsky; dichotomy; polyphonic theory

10.3969/j.issn.1673-3851.2017.08.005

2017-02-25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5-24

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项目青年重点课题项目(2014QN14)；浙江理工大学人文社科科研攀登计划一般项目(16126024-Y)

丁世鑫(1975—)，男，山东济南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俄苏文学方面的研究。

I512.42

A

1673- 3851 (2017) 04- 0312-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