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积岐

1968年11月里的一天，一辆带帆布篷子的解放牌大卡车开进了我们村。我记得，刚下过一场冻雨，村外洋槐林的洋槐树上仿佛裹上了一层薄薄的、淡白色的蜡，西北风一吹，发出了沉重而透明的声响，仿佛好多人在茫然地拍手——似乎是欢迎这辆进村的大卡车。从大卡车上跳下来三十几个学生，就是后来被称为“知识青年”的年轻人。

那一年，学校里不准我们这些地主出身的娃再念书，我回家当了农民。因为毕竟年龄太小，头脑太简单，我还掂不来生活的沉重，还不知道人生之路上有多少坎坷。用十四五岁的目光看那些知识青年，那些来自城市里的同龄人，心中只有陌生、新鲜、好奇，读不出他们面部的忧郁、伤感、茫然和欲哭无泪的表情。

因为，我是地主“狗崽子”，这种身份感如同红字一样刻在了我的脸上，烙印在我的心中，在地里劳动时，我和手中的农具一样木然，哑然，不说一句话；走路时也低着头。乱说乱动是要上批斗会被批斗的。因此，我不能也不敢去和知识青年们打交道。我只能用企羡的目光从远处看着他们，仿佛在欣赏一道不可捉摸的风景。日子久了，就有机会和知青们在一起劳动——一同去水利工地。在一块儿劳动，睡一个窑洞，吃一个锅里的饭。日子长了，自然有了交往。有一个男知青，叫我代劳，我给他的父母写过信；还有一个男知青，给我送过一双他穿旧的了尼龙袜子——这对农民来说是奢侈品。在水利工地上，有一个姓张的女知青当着我的面夸赞我的头发有多么漂亮，吃饭时，她故意和我蹲在一处。她越是这样，我越害怕，——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名我担当不起。从这个女知青的目光里，我读出了一种火热的、愉悦的情感，读出了希望我应答、应和的渴望；也许，她看出了我眼神中的战栗、胆怯和有意识地拒绝，却故意装出一副全然不觉的样子来，她依旧落落大方、毫不在乎地和我搭讪，我像一只落水狗，可怜巴巴地看了她一眼，躲避袭人的香气似的躲开了她。我敢肯定，这个女知青肯定不知道我家是地主成分，一旦知道，也许，她也会远离我的。我虽然只有十几岁，但很清醒，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轻举妄动将给我和她的人生共同带来灾难。我可以站在很远的地方观赏一种美，注视这个圆脸、白皙、充满青春活力和城市气息的女孩子，但我不能靠近她，一旦靠近，无疑等于玩火自焚。

有一天晚上，县剧团来太白县慰问我们这些修路的民工。演出是在剧院里。恰巧，我的座位紧挨着这个女知青。在置换布景、舞台一片漆黑时，张姓女孩子突然间拉住了我的手，我赶紧挣脱了。她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再一次拉住了我（许多年后，我在《红与黑》这部小说中读过于连拉住德瑞夫人的手的情节。我很惊讶：生活如同小说）。我不好再挣脱，就让我的手像熟睡的婴儿似的在她的手中躺了一会儿——直至，灯光灿烂，我们被强硬的灯光一览无余地洗濯的时候，我们的手才分开了，——两只手短暂地握在一起，像流星一样，在戏了人散时就这样结束了。从此，我们之间什么也未曾发生过。

一年后，知识青年们回城了，女孩儿悄无声息地走了。

几十年来，我没有她的音信。

2008年，也就是40年后，我打听到了她的电话号码，知道她在宝鸡市的一个单位工作过，已经下岗在家。

我专程撵到了那个城市，给她打了电话。我说出了我的名字，我在电话中说，我是某某某，咱们在一起劳动过。她说，我忘了。我几乎想说，你曾经拉过我的手，咋能忘了呢？我说不出口。我只能说，我记得你，记的清清楚楚的，咱们在太白县……我终究欲言又止了。我说，你再想一想。她说，队上的人，我一个人记不得了，过去那段事，我全忘了。说罢，她挂了电话。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是这样？她是不是受了什么伤害，或者，生活得很不随心？或者，有什么灾难降临？或者，故意埋藏消逝的岁月，埋藏曾经的记忆。回到省城，我想了好长时间，也没想透。我想，她不会失忆的。可以说，知青生活使她的命运重写了——如果，不下乡她的命运将会怎样，也许，她会这么想的——因此，那一段人生，她不会轻易忘却的。岁月将花朵一样的小姑娘揉搓得满脸皱纹，头发花白；将英俊的小伙子弄成了一个腰身佝偻、步履艰难的老头子。这是常态。那个当年姓张的女知青肯定不是不接受常态。她肯定有难言之苦。或许，心中有隐秘之处——这是不能亮出来的，只能用日子一层又一层地包裹。她的忘却恰恰是牢牢记住了的缘故，——解读人生的表层容易，透视人生的内涵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