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

国庆前夕，有媒体介绍《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广东人民出版社），该书作者李克军曾长期担任县委书记，故被称之为“县委书记‘解密县委书记”（参见《南方周末》2016年9月29日）。“解密”的都有哪些内容，因为没有读过此书而未知其详，但我想，县委书记的心理密码，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包括所谓的“廉政尴尬”。

上个世纪末的国庆节前夕，曾有记者采访兰考县的“主要领导”（这是当时的报道出于某种考虑所用的模糊称谓），没承想只因记者在采访时一再提及焦裕禄而使那位“主要领导”怒发冲冠，当场失态，说是“我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我一听说什么焦裕禄精神就烦”。焦裕禄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廉政勤政的典范。他曾任兰考县委书记，本当是兰考的荣幸，兰考县的“主要领导”之所以发怒失态，却正是因为焦裕禄的一身正气，使这位刚从宾馆里“酒足饭饱”出来与记者交谈时还“打着酒嗝”的他感到尴尬。这是不够廉政之人的尴尬。然而，“县委书记‘解密县委书记”时所说的“廉政尴尬”恰恰相反，不是廉政者使不廉政者因为相形见绌而感到尴尬，而是廉政者本身因为廉政而陷于尴尬。这就使人匪夷所思了。

李克军“解密”县委书记，说到一位叫王绪刚的县委书记。上个世纪末，王绪刚在陕西蒲城任职之时，试图抗拒官场通行的“游戏规则”，不收礼不送礼，结果遭到当地官场的非议和挤对。那一年，王绪刚出了一场车祸，住院期间共收到17万元的“看望礼金”。王绪刚一一退还。随后蒲城官场就有各种非议。王绪刚至今记忆犹新：“有人说我不给人面子，把蒲城干部的感情推远了；有人说我沽名钓誉；更荒唐的说法是，我这么做其他领导干部还敢不敢生病？”他可以有一百种理由来驳斥上述“各种非议”。他可以说：人的“面子”就是用钱买的吗？“蒲城干部的感情”就是靠钱“拉近”的吗？也可以说：不收礼金是“沽名钓誉”，照单全收就是“淡泊名利”吗？我住院不收礼金其他领导干部就不敢生病，难道他们生病住院，就是为了收礼金吗？还可以说：如果我不是领导干部，更不是县委书记，你们也会这样送礼吗？不知道王绪刚当时有没有这样理直气壮地回答，或者干脆对此“各种非议”不屑一顾，我却显然感到他有些纠结，有些无奈，于是才会推己及人地感叹“许多人可能不是不想廉，而是不敢廉”。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廉政尴尬”。

这种“廉政尴尬”是某种“官场生态”之产物。在那种“官场生态”中，是非颠倒，正不压邪，原本不正常的“游戏规则”大行其道，廉洁奉公的反而成了不近人情的不正常。

李克军“解密”县委书记，也说到最近几年他了解的情况，他说：“有一两个县委书记跟我谈得比较实在，就是不轻易收，但也不可能全部拒绝”。例如，有位县委书记对他说：五六千元以至万把元以下的礼他坚决不收，然而，“逢年过节来看望的，或带来烟酒茶之类礼品的，能推便推，推不掉就收下。如果这类礼品都一概拒绝，大家就会说三道四，不好相处。”我想，这是那些还算正派的县委书记，对于那种能使“廉政尴尬”的“官场生态”的妥协。然而，我不知道这位“谈得比较实在”的县委书记是否想过，即使是“烟酒茶之类”礼品，也有各种档次，高档的“烟酒茶”未必就在五六千元以至万把元之下，而在“烟酒茶之类”礼品之中，还会变出各种花样。并且，逢年过节可以送礼，生病住院可以送礼，子女结婚可以送礼，父母寿诞可以送礼，这“烟酒茶之类”的礼品就可以多得难以开销，这才有所谓“礼品回收店”的出现。而且，你以为“烟酒茶之类”的礼品因为十分区区而随意收下，大礼厚礼就会接踵而至。中国历来就有“防微杜渐”之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绝非危言耸听。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得不错，“防微杜渐”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二十余年前，我所供职的《文明建设》杂志曾发表过徐惟诚的《新加坡考察记》，其中有一句话说：“收人家一杯咖啡，才几块钱，但可能导致开除，一被开除，几万、几十万的公积金就没有了。”徐惟诚说的不是假设，而是新加坡的实际廉政措施，那位县书记所说的“烟酒茶之类”，即使是最低档的烟酒茶，其价值也不会在一杯咖啡之下罢。从严治党，其实也应当这样去治的，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廉政措施而且真能落到实处，恐怕官场中人不会再感到别人的“说三道四”有那么可怕，用这种在歪风邪气面前不敢理直气壮的方式维持的“和谐相处”有那么重要？

李克军认为与他“谈得比较实在”的还有一例，是不让送礼人难堪的。那位县委书记告诉他，房地产开发商出手重，有的送几万，有的送几十万，都是不由分说扔下就走。对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退回去，然而，他又说，“退礼也有技巧”，也得有“保全送礼人面子的办法”，要“让送钱人看到，……我非常重视他的声誉，为他的送礼甚至行贿做了掩盖”，甚至还要向对方承诺今后“各方面都会对你尽力给予关照”——此可谓“官不打送礼的”现代诠释。行贿是可以入罪的。因为你的拒收，对方的行贿方才“未遂”。“声誉”也得靠自己去“重视”的，人家既然做得出这种行贿或近乎行贿的事，你去为之掩饰为之遮人眼目能够维护的又是只能是虚假的“声誉”。所以，对于这种与行贿已经没有多大区别的“送礼”，大可不必如此“温良恭俭让”，起码也可以像东汉杨震对王密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那样义正词严地批评教育对方一番。我甚至认为，就是前面所说因车祸住院共收到17万元“看望礼金”的县委书记，也不妨在干部大会上顺便说说这件事，并且带上一句：下次再有这种情况，我可要将送礼人的姓名与送礼金额公之于众了，并且将它作为不是考核的考核，请各位自尊自重，好自为之吧。

任何廉政措施都要靠人去落实的。正者敢于理直气壮，邪者怎敢横冲直撞？如此这般，廉政才会不再尴尬，不廉政的就会有无地自容之感。

【曹开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