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菊梅　夏雅荷

包惠僧是中共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一员，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积极贡献。未加入共产党之前，他已关心国家兴亡，百姓疾苦，利用记者身份揭露教育界及社会的黑暗，公开支持五四学生运动；加入共产党开启了他革命生涯的旅程，不畏险境出席党的一大、开展工人运功；国共合作时期，放下个人成见临危受命，担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极力缓和政见不同学生之间矛盾，做好东江平叛俘虏安置工作。虽然他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消极脱党，但作为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代表，我们应该肯定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所开展的革命活动的贡献。

早期革命活动的预演——支持五四学生运动

包惠僧，1895年1月15日（农历1894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东乡包家畈的一个农民家庭。为母亲所生龙凤胎中的儿子，兄弟姐妹8人，排行第三。原名德芬，学名道亨，号贵三，别号平候，亦号悔生，晚年笔名栖梧老人。至于“惠僧”这个名字的来历，据说是他与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将“悔生”写成了“惠僧”的缘故，他就索性改成了“惠僧”。包惠僧自1900年6岁开始在家乡读私塾，1909年人黄冈县高等小学堂读书，1912年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初入革命道路，1920年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正式开始革命生涯。作为一名党的早期革命活动的参与者，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党组织为止，这期间，包惠僧频繁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为中共的早期革命活动开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917年。包惠僧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按规定，成绩好、人缘好的毕业生可以留在一师附属小学教书。包惠僧虽然成绩好，但不善人际相处，虽然最后勉强留在附小担任书记，工资却只开一半。忍气吞声半个学期后，他寒假回到家里托人在上巴河小学找了一份工作。但又不满于豪绅势力对校务的把持，几次冲突后被豪绅逼离学校。旋即来到武昌，迫于生计，他先后在《大汉报》《汉口新闻报》《汉口中西报》担任外勤记者。他不但对当时教育界贪污腐化遍存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而且在武汉的五四学生运动中，亲到现场，运用报刊的力量，对学生运动的各方面情况作了详细报道和评论，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学运期间，从1919年5月10日至7月20日，包惠僧在《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和《汉口中西报》共发表新闻报道82篇，关于“五四运动”的消息有49篇，其中37篇集中发表在5月17日至6月16日之间。在报道内容上，包惠僧报道的重心在武汉学界方面，并且明确显现出他和报道中的青年学生一致的态度。从中可见他对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耻辱感，对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行为的愤慨，对处于危难中的祖国深深的关切之情以及对拯救国家民族的热情。

5月26日，包惠僧在《汉口新闻报》发表《官厅维持治安之一斑》一文，报道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行为。6月9日，包惠僧报道了军警划区防守、防范森严的情况。11日，他又在《汉口新闻报》发表的《学潮中之余音袅袅》一文中，披露国民政府压制行为给学生带来的伤害，并对官厅利用放假提前遣散学生、分化学生的圆滑手段进行了揭露，指出：“保安队毒打学生致伤数十名之多，闻皆系警务处之命令，尽人皆知。而官厅则巧用圆滑手段，将中等以上学校全行提前放假，以为釜底抽薪之计。现在学生因恐官厅用压迫手段（6月3日以前，露天演讲可作为学生举动；6月3日以后，凡发传单演讲者，皆以土匪扰害地方罪论处），皂白难分，故各隐忍回籍，官厅此计不可谓不工且巧矣。”包惠僧的报道基本涵盖了武汉五四学生运动的整个过程，其爱国之情在报道中亦充分流露。就像他自己所说：“我采访的报道主要有三个目标，一个是各界联合会，是属于抵制日货运动的报道：一个是湖北教育界，是揭发各学校的黑幕，如贪污腐化那一类的报道：一个是通过鄂西的几个省议员对鄂西军政府（蔡济民、唐克明、柏文蔚等反对北洋政府的武装组织）的一些报道。”此段时期包惠僧的其他报道中反映出他当时还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想法，虽然思想比较庞杂，很多想法也不够成熟，但也正是他对国家民族的关爱及对国家命运的忧患之情，为他1920年秋参加武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共早期党员奠定了思想基础。

革命生涯始于入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

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后，开始指导和帮助武汉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湖北籍刘伯垂与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期间便已相识，其1920年夏秋之交由广州辞官经过上海准备回武汉时，与陈独秀会谈了几次。陈独秀介绍他人党，并派他到武汉发展组织，成立支部，同时陈独秀还介绍包惠僧、郑凯卿做他的助手。10月，刘伯垂回到武汉后，最早发展了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3人，成立了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随后，刘伯垂到大关帝庙十二号见包惠僧，并带来陈独秀写给包惠僧的一封信，并吸收包惠僧入党。11月，由刘伯垂召集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一说未参加，是支部成立一个月后入党的）共7人，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召开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次会议，推举包惠僧为小组负责人。加入共产党后，包惠僧在思想上有了根本上的转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当新闻记者的时候，我差不多是一匹野马，思想没有一定的体系，言论行动没有一定的范围……陈潭秋与我相识最早，他常呼我为‘暴徒，刘伯垂常戏称我是‘感情动物，我自以为这都是生活细节，并不放在心上。共产党在当时是一个绝对秘密的党，有一套保密的规定，因此入党以后，我不敢感情用事，随随便便。从前是想得多、做得少，后来是想得少、做得多了。当时我们的党并没有提出思想改造的问题，但是一个人如果投人阶级斗争，就不能不经受思想改造，立场、观点、方法不能不有所改变，去适应革命的需要。这可以说是我加入党以后的第一个改变。”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以武汉中学为基地发起组建青年团。1920年11月7日至14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武汉中学举行，由董必武、包惠僧、李书渠主持，共18人出席。包惠僧兼任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宣读了青年团《简章》，强调：知识分子要同劳动者打成一片，积极组织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活动，指导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阅读革命书刊。包惠僧以身作则，开始调查武汉地区的工人情况，并于1921年9月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杂志上发表了《我对于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一文。强调要打破资本主义，就要进行阶级斗争，劳工必须团结一致，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的福利。投入到工人群体中的实践经历促使包惠僧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而调查报告的大范围推广也为武汉工人运动的开展作了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

1921年7月，包惠僧受陈独秀指派，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虽然在上海面临危险，但他仍与其他代表一同转移到嘉兴，在南湖的一艘画舫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大之后，包惠僧认真遵照中共中央集中全力开展工人运动的部署，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河南等地积极参与组织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九十月间，包惠僧任职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决定区委的工作除发展党的组织外，重点放在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上。12月，包惠僧同郑凯卿、施洋直接领导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同盟罢工，取得胜利。1922年春，包惠僧等领导成立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和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1922年8月，包惠僧化名“包一宇”在京汉铁路沿线开展工人工作。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1923年，包惠僧任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长，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些工人运动的开展，是包惠僧革命经历中重要的一页，由此实现了从一个初出茅庐的革命者到成熟革命者角色的转变。

国共合作创佳绩——以双重党籍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

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会后，包惠僧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5月，按中共中央要求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自此开始以双重党籍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

1925年2月1日，为平判陈炯明叛乱，广东革命政府派黄埔陆军军官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军校学生军举师东征，扫除东江叛军。周恩来率军离开后，因政治工作无人管理，学校秩序一度发生混乱。为稳定秩序，中共广东区党委书记陈延年与黄埔陆军军官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商定，由包惠僧代理学校政治部主任一职。当时黄埔军校学生分为两派，一派为青年军人联合会，一派为孙文主义学会。前者中多数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后者以国民党右派为骨干，两派之间常因政治观点相异而针锋相对，从辩论到吵架、动手，最后竟发展成枪击等一系列事件。面对这一复杂情况，包惠僧多方协调，费尽心力。首先，与军校教育长钱大钧极力搞好关系，通过他做好国民党右派师生的工作，“当时军校的教育长是钱大钧，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我们互相间交换了工作上的意见，倒算是一见如故”。其次，增加学生课业量。“为把学生浮动的情绪安定下来，就将政治课程加多，使学生终日忙于听讲与阅读书籍、整理笔记等，开会讨论问题的时间减少，免得他们的思想感情有所激动。”“政治课程安排得很紧。每天两次至四次，每次两小时，这样把学生每日的时间掌握得很紧，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以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在课堂上听政治课”。然后，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增进彼此感情交流，“每天夜晚接见双方的学生，听取他们的意见，有问题就替他们解决问题，是误会就为他们解释误会，学生的思想方面没有什么波动”。4月，青年军人联合会召开5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包惠僧在会上做了《“五四”与“五七”之史事与青年军人之使命》的报告，他号召广大青年认清当前革命形势，为完成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终生。

6月，滇桂军阀杨希闵、刘振寰发动叛乱，黄埔军校多数学员奉调参加平叛，校内只留下代理教育长胡谦及政治部主任包惠僧及少数的秘书、副官、参谋，及一个新生连，不到100人，负校警卫之责，并办理调配船只，输送给养等任务。本就已是人少任务重，此时又接到前方命令：在黄埔军校设立第三俘虏收容所，并组成俘虏管理处。学校方面还未来得及商量处理问题的办法，运送俘虏的几十只民船已到达学校门口，陆续上岸。从上午9时起到下午3时止，陆续运到黄埔的俘虏达5000多人。俘虏们已经有一天没有吃饭了，每人背一支卸掉枪机的步枪，腰上还挂一支鸦片烟枪，东倒西歪，面无人色，不仅要求吃饭，还要求抽鸦片烟。作为校政治部主任的包惠僧临危不乱，冷静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他与大家一面安抚战俘，一面布置警卫，在学校的大门前架了两挺机关枪，组织不同番号的巡察队，分派刚入伍的90多名学生背着枪巡查，持着枪站岗，轮流转换，很有模有样，戒备森严的样子。胡谦很不高兴地说：“我们这次收容俘虏，不是后勤工作，简直是在前线作战，并且是一次艰苦的战斗！”包惠僧笑着说：“我们作战没有兵，简直是唱‘空城计。”就这样坚持了一天半的时间。出征总队凯旋归来，迅速转移了这批俘虏，学校才恢复了常态。军阀叛乱平息后，因为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包惠僧开始正式担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一职。

包惠僧的一生跌宕起伏，尽管他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但如他自己所说，他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没有发表脱党声明，也没有背叛共产党。斯人已逝，作为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代表。我们应该肯定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所开展的革命活动的贡献。作为一名记者，他大胆反映民间疾苦与人民的心愿，揭露社会的黑暗，“五四运动”期间更是大力报道学生运动，并表明了自己的支持态度：受陈独秀委派参加中共一大，面临险些被捕的风险，他不惧危险出席嘉兴南湖会议，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他从不赞成国共合作到积极投入国共合作，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