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峥嵘

袁国平，1906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邵东县范家山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岁，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北伐战争开始后，袁国平提前毕业，随军北伐。之后，参加了广州起义、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他智勇双全、多谋善断，被彭德怀称赞为“得力助手，杰出的政治家、鼓动家”。他是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的新四军高级将领之一。

毛泽东主荐袁国平，称赞其：“政治开展，经验亦多，能担负独立工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袁国平报国心切，迫切希望自己能亲临前线，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1937年10月，他在给侄儿振鹏的信中写道：“我习惯了战壕生活，正请求党中央派我到抗日前线去工作，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和解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勇敢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改编南方湘鄂赣等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成立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袁国平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常委。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给项英的电报中称赞袁国平：“政治开展，经验亦多，能担负独立工作。”

1938年4月，袁国平带领40多名干部从延安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岩寺。抵达当天正值军部召开军直和4个支队排以上干部参加的抗战誓师大会。会上，项英宣布了中共中央的任命，介绍了袁国平的简历，会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袁国平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新四军当前任务的指示。他说，新四军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久经沙场磨砺和艰难困苦的考验，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敌后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武装力量，同心协力抗击日本侵略者。要迅速做好开赴敌后的准备工作，准备好了就立即派出精悍的先遣队，深入敌后开辟游击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要特别注重批驳那些抗日亡国论者，那些卖国投降、背叛祖国的汉奸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新四军是由分散在南方8省的10多支红军游击队组成的。这些游击队过去几乎没有政治机构，政工干部也大多不齐，政工制度不健全，思想政治工作十分薄弱。因此，新四军的整个政治工作还处于拓荒阶段，需从头做起。袁国平在分析新四军思想政治工作时说：“江南水乡，地势平坦，河流交错，游击战争十分困难：江南又是有名的‘温柔乡，对军队有极大腐蚀作用；军队分散游击在敌后，最易脱离上级掌握，助长流寇主义。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军队没有政治工作，要坚持江南敌后抗战是完全不可能的。”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安排：第一，先确立和健全新四军政治工作机构。军部、支队和团以上单位设立党代表或政治委员，团以上要有坚强而有效能的政治机关，连队设立政治指导员，班排设立政治战士。第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务使全体官兵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第三，加强对日伪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尽力感化、瓦解他们，争取他们反战投诚。第四，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争取民众的大力支持。第五，政治工作的重心应放在连队。

为了培养提高原有干部，训练扶植大批新干部，在新四军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创办了教导营。1938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以原有教导营为基础，扩建为新四军教导总队，由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教导总队队长，袁国平兼任总队政委，冯达飞任教育长，主持总队日常工作。袁国平非常关心教导总队的工作，从办学方针、教学计划、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到军政教官的配备，他都亲自过问。在理论教育上，他强调三大原则：少而精、学与做、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做到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不死记硬背条文。袁国平还为教导总队编写了政治教材《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十讲》紧密结合新四军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情况，遵循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原则，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北伐战争、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中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经验，就抗战中的部队、民众和日伪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备受广大学员欢迎。后来，根据全军将士的要求，将此书印发全军，作为全军指战员的必修政治课本。美国进步记者贝尔敦在《新四军漫记》一书中写道：“新四军在江南也有一个教导营（教导总队），一方面受教育，一方面从事工作”“这一千多位青年都在一种紧张的空气下学习与工作着。因为这里，着重的是自发学习，集体研究，而不是所谓的‘填鸭式的教育。”在这里受过训练的学员，都先后奔向抗日前线，成为新四军的骨干。

袁国平撰文痛斥汪伪政权的卖国投敌阴谋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日军对国民党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这一侵略方针的变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投降、分裂、倒退的逆流日益严重，袁国平以敏锐的目光，识破日军侵华方针转变的阴谋和投降派的嘴脸，并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先后在《抗战报》和《抗敌》杂志上发表了《新四军成立两周年——坚持为巩固统一加强团结而奋斗》《坚持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战——为本军成立二周年作》和《庆祝王槐生同志五十寿辰》等3篇重要文章。指出：“纪念新四军成立两周年的时候，在我们前面正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以争取最后胜利的道路；一条是阴谋分裂，阴谋投降，阴谋倒退，以致自取灭亡。”袁国平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坚决相信全国一切进步力量的团结与加强，一定能够战胜分裂投降的倒退逆流，走向全民族追求的最后胜利。”

袁国平在文章中全面分析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加紧以华制华的阴谋，指使公开与暗藏的汪精卫之流的汉奸，在反共幌子之下破坏国共合作，以分裂中国的内部团结，这样内外夹攻，以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使中国屈服投降。”“加紧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这是巩固占领区的敌伪统治，以榨取中国人力、物力、财力，来挽救他们在长期战争中兵力不足及财政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垂死命运。”“加紧绥靖敌后的军事扫荡，这便是敌人临死挣扎，企图贯彻侵华战争灭亡中国的一把三面尖刀。”又指出：“在中日持久战的全部过程中，敌后游击战争是一个最长期的艰苦斗争。”指明了游击战在全国的持久抗战和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中，有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袁国平在文章中号召：“继续长期坚持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战，准备粉碎敌人正在进行或要进行的任何新的进攻与‘扫荡，为坚强自己，消耗敌人，争取敌后完全相持与准备胜利反攻而奋斗到底。”

袁国平揭露日军“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阴谋的同时，又以犀利的笔锋，撰写文章刺向汪伪政权。指出：“中国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中的亲日派，是民族奸细的天然基础，是敌人灭亡中国的最好内应。他们生成一副媚敌亲敌的贱相，不惜出卖国家民族，以图一己一派之私利：这是由于他们的买办性与封建性，丧失了民族意识与民族自信，同时由于他们对人民解放运动的害怕与嫉妒，产生了‘宁赠敌国，勿与家奴的汉奸意识，以图卖国降敌，幻想从敌人的鲸吞鳄掠中，舐得些剩骨残羹，这就是汪精卫、陈公博，以至于今日暗藏的汪逆余孽之所以拼命破坏团结抗日的真实原因。”袁国平大声疾呼，号召军民与亲日投降派作坚决斗争。

日军随着侵华战场的扩大，不得不拼命扩大伪军以弥补其兵力之不足，在这种形势下，加紧做好分化瓦解伪军工作，对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1939年5月，袁国平发表了《论江南伪军工作》一文，指出：“动摇全国伪军，提高我国国民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更加巩固民族团结抗敌的意志和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争取伪军的反正，是我们实行全面抗战的一个重要任务。由于中日矛盾与仇恨的根本存在，由于全中国民族抗战的坚持，由于伪军在日军压迫下的痛苦，争取伪军反正，已经不是一个理想，而是活生生的事实。”稍后，他又发表了《对敌军的政治工作》一文，全面论述了做好日伪军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开展日伪军政治工作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指明了瓦解日伪军工作的方针、策略和方法，提出了打好“敌伪军工作的进攻战和对敌伪军工作的防御战”的口号，指出要大张旗鼓地开展对日伪军的宣传教育工作，争取日伪军的反正投诚。其宣传形式有：向日伪军散发中日文对照的宣传品：向日伪军广泛散发通行证，保证反正投诚日伪军的通行无阻和人身安全：坚持用日语和国语向日伪军喊话，进行广播宣传：优待反正投诚和俘虏的日伪军，对他们不侮辱、不搜身，以礼相待，并且来去自由，不受限制，愿意回家者发给路费。各部队执行这一瓦解日伪军策略的结果是，凡反正投诚和俘虏的日伪军几乎都愿意加入新四军：加上由反正和俘虏的日军组成的“反战同盟”，做了大量的反正宣传工作，对瓦解日伪军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短短的两年内，先后向新四军投诚的日伪军达数千人之多。

未能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精神

袁国平热爱火热的斗争生活，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他在给友人陈同生的信中说：“处此风涛险恶时代，只有斗争才能生存，于党、于人民、于阶级、于民族均同此感。”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肆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挑起新的摩擦，加快反共步伐。同年4月5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制裁”新四军“三项计划”获得蒋介石首肯后，便加紧调兵遣将，对皖南新四军和设在云岭的军部实行层层包围。部署完成后，顾祝同发电报要求新四军军部立即派员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江西上饶谈判，企图逼结城下之盟。袁国平受军部派遣于4月11日来到上饶，首先与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李寿沛、张超洽谈，尔后又与国民党军高参、第三战区参谋长顾祝同的全权代表岳星明谈判。袁国平对他们的谰言和倒行逆施一一给予驳斥，国民党对新四军提出的补给枪支、弹药和粮食的要求无法回避，只好由司令长官顾祝同亲自出马与袁国平谈判。顾祝同开始十分藐视袁国平，肆意指责新四军不执行抗日统一战线和蒋介石的命令，不游不击，污蔑新四军有“野心”，肆意扩充军队，擅自出兵占地等。袁国平针锋相对，义正词严地进行驳斥，顾祝同哑口无言，却仍坚持要新四军第五支队和叶（飞）、张（道庸即陶勇）两部南调，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转移到苏南。袁国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据理力争，但未能达成协议。4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暂停与顾祝同的谈判，待周恩来回重庆后，由他直接与重庆当局交涉。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阐明了与反共顽固派作斗争的路线和策略。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接到中央指示后，当天召开东南局军分会常委和新四军党委联席会议。会上，袁国平和曾山完全拥护中共中央指示的路线、方针和斗争策略。中央指示传达后，袁国平于1940年5月19日起程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皖南情况。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代表中共中央指示袁国平，要敦促项英认真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尽快撤出皖南，免遭国民党顽固派的打击。同时要求项、袁在军事上尊重叶挺军长的领导，做好团结工作。

5月10日，袁国平和叶挺同乘新四军派来的汽车回到皖南军部。袁国平由于受项英的影响，在执行过程中未能坚持原则。因而导致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和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指示，未能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日益加剧，袁国平义愤填膺。他连连发表文章，严词揭露。据理驳斥反共顽固派的无耻谰言和阴谋行径。他在《新四军成立三周年感言》一文中指出，新四军“三年来，我们坚持着十余年如一日的英勇的反帝斗争精神，在江南，在江北，在敌前，在敌后，实践着神圣的抗战任务，展开着全面的胜利斗争。我们以陈旧的武器，低劣的装备，半饥半饱的给养物质条件，对抗着有飞机大炮、武装到了牙齿的顽固敌人。”又指出：“三年来铁的事实，完全证明了新四军是忠于神圣抗战的。如果还有别具用心的少数人士，要诬蔑新四军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那么我们也不必争辩，因为胜利的战斗与鲜红的赤血和忠心，是胜于一切争辩的。”他还说：“庆父不除，鲁难不已。如果亲日投降派的阴谋实现，则抗日的胜利功亏一篑，亡国灭种的大祸也就不幸降临了。亲日投降派完全是敌人的奸细，卖国的汉奸，国家的害虫，人民的公敌，必须动员人民大加讨伐。”

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反共的活动愈演愈烈，皖南形势日趋恶化。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准备北撤前，袁国平认真做好转移前的宣传鼓动工作。他召开了团以上政工干部会，要求做好转移前的思想动员。还召开了新四军与中共中央东南局同志的联席会。妥善安排已经暴露身份的地方工作同志随军转移，并且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对民众的宣传教育工作。为了做好转移前的思想政治动员，袁国平还编写了《向敌后进军宣传鼓动大纲》，印发至全军，要求广大指战员认真学习，开展讨论，做到人人明白，个个皆知。袁国平在《宣传鼓动大纲》中指出：“目前国内形势，正面临分裂与投降的危险。但克服分裂投降的可能性也并未完全丧失，只要我们大家警惕目前局势的严重，一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共同努力，坚持团结奋斗，我们还有充分把握，争取继续团结，继续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袁国平在文章的结尾中号召新四军转移部队：“在此次进军中，有遭遇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阻拦与捣乱的可能，大家要发扬红军坚决英勇和机动的作战传统，争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胜利。战斗情绪要百倍提高，战斗准备要百倍加紧，行动要秘密，动作要敏捷，侦察要机警，警戒要严密，作战要勇猛，游击要灵活。”

皖南事变中饮弹自尽不当俘虏

1941年1月4月晚，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多人，离开安徽径县云岭一带。北移部队编为3个纵队，军直机关随第二纵队行动。6日下午，各路纵队行至茂林东南高坦一带时，遭到预谋已久的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的袭击。新四军部队奋起抵抗，英勇战斗了7天7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失败。北移部队除少数突出重围外，一部分被打散，一部分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国民党扣留，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遭叛徒杀害。

9日，第二纵队及军直机关人员组织突围时，遭到国民党的堵击。袁国平曾跟随项英等10多人单独突围，此时，袁国平觉得这种擅离职守的做法是错误的，他归队后毅然协助军长叶挺指挥部队继续突围，他们在茂林一带又受到严重阻击，被迫撤退到石井坑一带，这时。北移部队已被国民党军层层包围。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袁国平率领部队和国民党顽军浴血奋战，打退了顽军的多次进攻。激战中，袁国平身中4弹，负了重伤，昏迷过去。被打散的军部警卫连副连长李甫率领少数战士来到周家大山山洼中，发现袁国平后，组织连里战士一边抢救，一边继续突围。袁国平苏醒过来后，感到自己伤势过重，连累同志，便劝李甫他们赶快突围，他自己打算用最后的生命和顽军做殊死的一搏。李甫他们怎么也不同意，抬着袁国平继续前进。在过章家渡时，因顽军早将船只收光，战士们只好徒涉。他们冒着密集的子弹，用手托头顶的办法抬着袁国平过河，许多同志不幸牺牲，袁国平也几度掉到河水里。过河后，在一座古庙前稍作停留，大家围着袁国平，焦急万分。只见袁国平因流血过多，脸色苍白，身体极度虚弱，他极力挣扎着，用极为微弱的声音说：“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向……组织……替我……汇报。”此时，袁国平悄悄地摸出别在腰带上的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响了扳机。宁死也不当俘虏，为了让更多的同志能够突围出去，袁国平就这样壮烈地牺牲了，时年36岁。

1955年，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南京军区负责同志将袁国平烈士的遗骸由安徽泾县茂林迁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重新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