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5-0001-07

编者按：此文为五卷本《西南交通大学史》的代序。文章对西南交通大学的优良传统——“爱国爱校”与“严谨治学，严格要求”，从成因、作用、意义以及两个传统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与阐释。现征得作者和出版社的同意，予以全文刊发。

西南交通大学肇始于1896年创办的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迄今已有120年的历史，在中国高校中，是真正的“老字号”。与1895年创办、同为当时北洋系统的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前身），1896年开办的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前身）并列为中国创办最早的大学。清末民初，所办学堂很多，旋办旋散者比比皆是，坚持下来并不断发展者是少数。由于种种历史因缘，与当时所办的绝大多数兄弟高校相比，西南交通大学走过的历史途程显得格外艰苦卓绝，具有史诗般的传奇色彩。诸如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由于唐山采煤引起的地质条件变化带来的校址困扰、唐山大地震等等，无一不给学校带来巨大影响和损失。学校到今天弦歌不辍，真可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校史是一所学校的记忆。它既可见诸文字，又在师生中口口相传；它是一种沉淀，更是一种文化；它是历史，又反映在一所学校当下的平日活动中，生活于其中的师生能感受到它的存在。一所学校的文化与氛围，与它的历史密不可分。

学校的优良传统，是学校历史的凝练与聚焦。研究学校文化，了解学校历史的目的，即在于继往开来，承扬学校的优良传统，不断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西南交通大学的优良传统，一是爱国爱校，一是育人过程中的严谨治学、严格要求，即所谓“双严”。这两个传统共同构成了西南交通大学的核心价值。

一西南交通大学爱国爱校优良传统的形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世界潮流与民族命运相交织，构成了这个传统的客观历史条件，也决定了学校的办学历程必然充满艰辛与坎坷。学校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历史紧密相连，一体相关。学校能够历经磨难，渡尽劫波，除去宏观上的时代原因外，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不同环境下师生所表现出的精诚团结、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意志，并逐步凝聚为爱国爱校、自强不息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承续延伸，在不同时代要求的呼唤下以不同的内容得到彰显，成为一种学校特有的文化基因，成为西南交通大学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爱国与爱校，表面看来是两个层面的理念，但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

反帝与反封建、救亡与启蒙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这个主题可以从爱国爱校的传统中得到反映和解读。爱国必然具体化为反帝救亡，而承载了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学校，本身就是反对封建与愚昧的堡垒。因此，爱国爱校优良传统的产生，从宏观层面而言，契合了时代的主题，反映了民族的命运，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站在今天反观爱国爱校的传统，加深对它的理解，首先要对它做出如是解读，尽管形成这样的传统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它与时代主题之间的关系。反言之，正是因为在历史中逐步形成的爱国爱校传统不自觉地切中了时代的主题，使学校120年的发展历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才显示出它的珍贵与价值，彰显出它的进步意义。由此观之，作为学校传统而存在的爱国爱校，的确是在学校办学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整体理念，是不可分割的。在编撰校史的过程中，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爱国与爱校的统一性。

除去爱国爱校传统有着上述的宏观统一，从另一角度来观察爱国与爱校两者间的相互关系，爱国则是爱校的出发点和推动力，而爱校则是爱国的着力点和具体体现。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仍然是一个整体。它体现了历代师生家国天下的情怀与风骨，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乱流离，还是“文革”中初到峨眉的艰苦岁月，越是逆境，越是艰苦，越显出爱国爱校传统的巨大精神力量，学校师生爱国的初衷转而成为与学校同生死共命运的信念与坚守。这是学校得以度过数次劫难不断发展成长的根本。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5期何云庵浅谈西南交通大学传统爱国爱校的传统，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的精神写照。举办新式学堂，培育具有新知与专长的人才，或者作为学生求学于新式学堂，努力成为具有新知与专长的人才，通过“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途径，使落后而屈辱的祖国改变面貌，是清末民初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少进步知识分子的报国理想。尽管这一理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很难实现，但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与对科学、教育的追求，通过爱国爱校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种对理想的追求在学校的办学过程中逐渐固化，并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注入新的内容，成为历代师生耳濡目染、铭记于心、自觉遵循、身体力行的传统。

应该说爱国爱校并不为历史上的西南交通大学所独有，它大体反映了大多从近代走来的中国高等院校的精神与理念上的取向。但作为学校的优良传统，西南交通大学却具有自己特殊、具体的历史轨迹，深深地植入学校的记忆，使其不同于其他学校。仅举几例以说明。

1900年，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作为战略咽喉的山海关被英、俄等列强占领，创办不到四年的北洋铁路官学堂被迫停办，国破人散，创巨痛深，直至1905年唐山路矿学堂的成立，始得复校。

1919年“五四”运动，地近平津的学校师生走上街头游行聚会，外抗强权，内除国贼。5月7日发起成立唐山学生救国团，发行《救国报》。唐山史上空前的三万人聚会也是学生救国团联合各界力量共同发起的。此时期进步学生已开始有意识地接近和深入工人中，宣传新思想，在伴随新的先进阶级成长的历史环境中思考中国的未来。

1933年长城抗战后，《塘沽协定》签订，华北时局日益紧张，学校实际已处在日本鲸吞蚕食中国的最前沿。学校上下同仇敌忾，决不妥协。1935年年底，在日本侵华势力的导演策动下，“华北事变”越演越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冀东地区实际上处在日本控制之下。在整个冀东，中国国旗高高飘扬之处，只有唐山交大！

抗战爆发后，学校举校南迁，全校上下尽数撤离，没有教师和学生留下，这在抗战时高校迁移的历史中，也是比较少见的。显然，这与学校长期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魔爪威胁之下，师生普遍怀有民族义愤与忧患意识直接相关。

抗战中，学校颠沛流离，历尽苦难，一度国民政府对学校不管不顾，学校存亡命悬一线。面对危局，全校师生众志成城，奋起自救，各地校友全力帮助，所到之处父老乡亲伸出援手，遂有先后在湖南、贵州、重庆的四个地方坚持办学的壮丽之举。在此期间，广大师生对学校不离不弃，视校如家，教职员工待学生如子女，患难与共，度过了学校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学校在如此险恶的困局中生存下来，且保持了较高的教学质量，培育出一批日后的院士、大师，堪称奇迹。足见其爱国爱校的传统已深入人心，发挥出巨大的凝聚力量。

“文革”前夕，学校搬迁至四川峨眉，当时条件的艰苦与闭塞，非现在所能想象。学校绝大多数教师职工坚持下来，克服种种困难，努力改善办学条件，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又祸从天降，雪上加霜。学校当时在唐山的家属和利用暑假返唐探亲的教职工罹难者379人，忆及当年，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使西南交大的师生屈服，对学校的热爱，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一次次使学校如凤凰涅槃，走出苦难，重新焕发出活力。

学习学校历史，这样的事例在不同时期都有许多，足以说明爱国爱校的传统在学校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形成爱国爱校传统的原因，除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历史走向和时代潮流驱动这个宏观而主要的因素外，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多难兴邦。学校在旧中国办学的历史过程中因为教育质量而享誉全国，但又由于时局屡遭坎坷与打击，使得怀有报国之志又以校为荣的历代师生愈挫愈奋，学校的内聚力由此不断增强。第二，地缘因素。历史上学校先后地处山海关和唐山，接近京津，又处在列强侵略中国的战略咽喉和前沿，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深重的民族危机在这些地方表现得格外尖锐，师生对此的感知强烈，有切肤之痛，爱国意识、忧患意识因此强化。第三，新生事物。唐山是中国铁路的发祥地，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煤矿所在地。中国近代工业在地域上和行业上的集中这一优点在唐山格外突出，使得学校师生可以直接观察和判断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未来，学生容易把自己所学专业与新生的先进生产力直接联系起来，把学校与新生产力的发展联系起来。学生的视野因此变得宽阔，思想更为活跃，对学校的情感自然深厚。此外，一些进步学生在中共成立后不久就加入了党组织或青年团，他们的活动也强化了学生中民族独立的爱国思想。第四，育人有方。学校自山海关办学之始，即讲求规范，要求严格。唐山时期教书育人，声誉日隆。以“五老”为代表的教师群体人格伟岸高大，学问深湛，爱校如家，被学生奉为楷模。学生对学校普遍怀有自豪感，校友亦普遍怀有回报母校、反哺母校之情，爱校之心因之蔚然成风，学校的校训校歌便是明证。

二学校办学，注重质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校规模不大，小而精粹，治学育人，规范严格。后来被总结为“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双严”传统，其形成有着学校具备的一些独特历史条件。“双严”传统，是学校人才培养的特点与优势，也是历史上学校在各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持、安身立命的关键所在。无质量即无生命，历史如此，现在更须如此。

关于学校教学之规范、要求之严格，历代学生有口皆碑，代代相传，而且不胫而走，声名远扬。学校中流传的种种故事佚闻，或者彰显教师讲课的精彩，使学生“如沐春风”；或者描绘教师要求之严格，对学生不稍姑息，使学生多年后回忆，不仅“心有余悸”，而且感恩戴德，觉得老师的严谨严格让自己终生受用无穷。特别是年长校友在外地聚会或回校，每每忆及当年，绘声绘色，神采飞扬，对学校一片真情感人至深，而其中主题则不离师长的严谨治学和严格要求。

关于学校的“双严”传统有许许多多的生动佳话，不再枚举。相对于“双严”传统诸多表现的大量叙述，“双严”传统的形成原因则较少引起关注，这里试图做一个不成熟也不全面的探讨。

第一，办学起点较高。学校创建之初，即按培养修建铁路的高等专门人才制定教学规划，目标明确，此点从学堂的中英文名称与课程设置即可看出（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的英文名为Imperial Chinese Railway College）。由于当时中国尚无自己培养的符合师资条件的土木工程及相关学科的人才，所以除国文教师外，学校其余教师均为来自欧美的“洋员”，以确保师资质量。从山海关时代起，学校招生即坚持择优录取、宁缺毋滥、数量服从质量的原则，严格选拔，从不自降身价。如1900年学校招收的第三届学生20名，到校后全部送北洋铁路总局进行测试，6名测试合格者予以录取，其余就地遣散。这些特点与优点，在1905年唐山复校、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成立时，都得到了继承并进一步发展。由于学校开办数年即被迫中辍，因此办学“起点”的时间跨度相较其他高校要长，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开办之初的一段时间，也应视作“起点”之内。

自路矿学堂始，学校的办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一新局面。注重师资、制度之外，学校硬件设施有了很大改观。依靠北洋铁路的财力，占地200亩、花费30万两白银（预算为10万余两）修建的校舍，“美轮美奂”，似欧洲小镇，为师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工作环境。学校本科学制四年，课程设置合理，日臻完善。生源方面择优录取，学习过程中按照规章制度，淘汰比例很高，坚持严进严出毫不动摇。学生实习方面，经数年购置建设，先后有了实习工厂、机械工厂和水力实验室等，实验设备之精良，图书资料之丰富，不仅排名全国高校前列，亦不亚于当时的香港大学。而且学校选址就与唐山铁路工厂为邻，为学生现场实习提供了很大便利。过硬的素质能力和知识储备，使毕业生广受用人单位的欢迎和好评，也为学生日后继续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校因此声誉日隆，闻名遐迩，被誉为当时全国四大实业学府之一。

软、硬件各方面好的起点，是学校日后形成“双严”传统的重要条件。

第二，坚持制度规矩，不做无原则妥协。“双严”传统，是建立在坚持原则、严格按制度办事的基础之上的。路矿学堂创办之初的几年里，学校先后制定了《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章程》和《唐山路矿学堂的缘起、组织和设学总纲》，表明学校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发展的需要，在制度建设的诸多方面日益完善。1920年底，学校与当时同为交通部管辖的其他三所学校奉命准备合并为交通大学。1921年初，《交通大学大纲》颁布，对交通大学办学的各个方面做了统一规定。这些制度在学校的办学实践中都被奉为圭臬。“不讲规矩，不成方圆”，在日常的教学和管理中，制度的权威性不容挑战，坚决兑现，教学管理讲规矩不讲情面，在学校办学历史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09年初，因很多学生考试未达学校规定，一度校方准备降低标准，但遭到教师的一致反对，因为这种妥协违背了《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章程》的有关规定，学生中因此而有罢课风潮的出现。但在教师的坚持下，学校最后将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全部“革退”。根据当时学部、邮传部联合上报朝廷的《奏为查明唐山路矿学堂罢学情形并酌拟整顿办法折》，此次革斥的学生达105名。清政府支持对学生的处理也许有它自己在政治上最担心的新式知识分子聚众问题，但全体中外教师坚持按制度办事，毫不退让，应该肯定。正如教师给学校当局的信中所说：“要保证学堂的高水平办学，最基本的条件就是适当的纪律，离开这个原则，学堂将看不到任何满意的结果。”“为了创建一流标准的学堂和维持必要的纪律，我们要求立即开除那些一直拒绝服从我们的最终决定并煽动他人拒绝服从的学生。”1909年罢课事件的处理，就学校“双严”传统而言，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简而言之，就是立下了规矩、标准、成例。

还应指出，制度不仅针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而且对教师也提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如课前的准备、授课内容的增减、教师不得在校外兼职等等，所有教师必须一体遵守。

学校办学的良好声誉来自于卓越的办学水平，而卓越的办学水平来自于优秀的教育教学与严格的管理。对制度和规矩长此以往、持之以恒的坚持，就逐渐成为学校内外一致公认的优秀传统。

第三，中国教师核心的形成、作用及传承。如前所述，学校初创时期，除国文教师外，基本的师资队伍是由外籍教师构成。这种情况直到1912年罗忠忱先生留美归国来校任教才开始改观。罗忠忱教授在学校历史上地位崇高，历代师生高山仰止，引以为豪，不仅仅因为他是学校历史上第一个中国人教授，也不仅仅因为他视校如家，把一生奉献给了学校，更在于他渊博的知识、高尚的品格、精湛的教学和严格的要求。他的教学水平高于来自国外的教师，他对学生的要求严格却渗透着对学生的期许与关爱。罗忠忱教授的教学，理论结合实践，注重知识技能的应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明晰而准确的逻辑表达，使听课的学生觉得上课是一种享受。罗忠忱教授的学生、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先生在回忆他的恩师时写道：“在学十九年，承恩中外师长不啻百人，然于教诲恳切，授法精湛，任职认真，视学校如家庭，视学生如子女，60年如一日，盖未有出吾师之右者。”1980年，学校为罗忠忱教授补开追悼会，茅以升先生悼念自己恩师的挽联至今脍炙人口：从学为严师，相知如契友，犹忆隔海传书，力促归舟虚左待；无意求闻达，有功在树人，此日高山仰止，常怀遗范悼思深。学子对老师的评价平实中肯，殷殷之情，敬佩之意，跃然纸上，感人肺腑。罗忠忱教授来校任教，昭示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即中国教师将逐步取代外籍教师，成为学校教师队伍的主力军。

继罗忠忱教授之后，1915年至1923年，伍镜湖教授、李斐英教授、顾宜孙教授、黄寿恒教授先后到校任教，构成了学校中国教师队伍的核心，他们以人格高尚、造诣深湛、认真负责、关爱学生、热爱学校著称，且都将终生奉献给学校，被后辈师生尊称为“五老”。在西南交通大学的办学历史中，他们作为第一代中国教师的代表，厥功至伟。1980年，学校为伍镜湖教授补开的追悼会上，茅以升先生也有一副对联：六十年以校为家，安危不移，一生律己严，课业勤，治学谨；三千里经湘历贵，风雨共济，长忆梅林秀，漓江碧，黔山青。这副对联，也可以视作对“五老”的共同评价。

至1928年，学校教师全部由中国人担任。洋教师被中国教师取代，是时代的必然。难能可贵的是，学校的办学质量，并未因外籍教师被取代而有所降低，相反，学校的办学越来越好，蜚声中外，学校的“双严”传统在此过程中完全形成，这不仅表现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校声誉日渐盛隆，学校特色日益突出，还表现为抗战爆发后，以“五老”为代表的教师队伍，与民族共存亡、学校共命运，与学生同甘苦，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改本色，坚守教书育人的本职。“五老”成为学校的象征，凝聚的核心，学生追随的楷模。他们成就了传统，体现了传统，传承了传统，升华了传统。没有这一代中国名师，西南交通大学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优良传统就不可能最终铸就。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今天当人们说起爱国爱校，说起“双严”传统，“五老”就会自然浮现在脑海，因为他们就是优良传统的代表和象征。

第四，几任学校负责人的作用。学校办学质量如何，与学校历届“掌门人”不无关系。学校优良传统的形成，也不能忽视学校领导层的作用。

清末，学校没有校长，只设学监，实际负责学校运转的是总教习。英国人葛尔飞，既在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任过总教习，也是唐山学校初创时期的总教习。学校办学，有一个“善始”，与葛尔飞的努力工作和专业精神分不开。学校“双严”传统的发轫，葛尔飞功不可没。前述学校初创时期的建章定制，招徕教师，选拔学生，管理学校，葛尔飞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国初年至抗战爆发，校（院）长更迭频繁，除个别人外，大多数校长（院长）总体而言是恪尽职守的。其中章宗元、两任校长的刘式训、罗忠忱、三任校长的孙鸿哲、李书田、郑华，在不同方面都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如孙鸿哲三次长校，治校有方，严谨勤勉，任内增设市政卫生工程科，开我国城市规划学科之先河。在第三次出任校长时，适逢长城抗战后日寇侵略华北、冀东沦陷，孙校长领导全校师生南迁上海。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唐山划为“非军事区”。孙校长又率师生返回虎口中的唐山，在唐山与敌伪势力奋勇抗争，坚持办学，直至抗战爆发。他不顾个人安危，力保校园安全，并在校内悬挂中国国旗，民族气节大义凛然，给冀东人民以极大鼓舞。孙校长英名千古！

又如李书田院长在任内，增置矿业工程科，扩充土木工程科下的水利工程门，添建材料实验室，制定了《对于发展交大唐院之将来计划》，提出增设学系和研究所、工程博物馆、学校易名等一系列计划，学校在其任内取得长足发展。李院长主持制定的《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专章》是学校历史上最详细完善的规章制度，是治校办学的根本性文件，它把学校多年行之有效的教学管理规则和经验固定下来，对学校的严格管理影响久远。其中，重新修订的课程计划吸纳国内外工程教育新的发展成果，内容充实，协调得当。

这些有作为的校长殚精竭虑，励精图治，是学校“双严”传统形成并得以弘扬所不可缺少的原因。

第五，学校的学科性质也是“双严”传统形成的一个客观原因。学校因中国铁路建设而生，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工程学校，学科的性质使学校具有“尚实”的风气与特征。工程讲求实际应用，要求精准严格，不能马虎。如罗忠忱教授考试，计算结果要求精准到小数点后三位，否则成绩为零。授课过程中，也强调知识的运用，从工程的角度来进行讲解。这种严谨与严格的崇实学风，是充分考虑到学生未来工作的需要，在学校就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习惯和科学精神。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传统与学校的学科性质之间，显然存在密切的联系。

“双严”传统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逐步演进的过程，准确地划分时间阶段并提出根据是很困难的，且无此必要。大致可以说，“双严”的形成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其前可以视为孕育发展阶段。做此判定的主要理由在于中国教师逐渐成为教师队伍的主体后，学校的办学水平与声誉依然不断攀高。如果学校“双严”传统只是由于外籍教师队伍的存在而存在，则不能视为已经固化为学校自身的传统。抗战时期坚持办学过程中的诸种事迹，则是爱国爱校传统与“双严”传统在时代背景下的相互融合与升华。

还应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学校的办学模式发生很大变化，也遭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干扰，但随着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双严”传统仍然得到继承和弘扬，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按照中央部署，高等教育一体向苏联学习，学校办学的基本规制、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教学重点、学科专业调整、课程安排设置均发生重大变化。在这样的形势下，“双严”传统依然在各个方面反映出来。如教师对学生的要求，授课、考试一如既往，没有放松；教师为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无怨无悔做出巨大的努力，如短时期内为数众多的苏联教材的翻译使用，而翻译这些教材的教师们几乎都是在短时期内学习掌握俄语，边学习边翻译，争分夺秒，夜以继日，以保证教学的正常进行。

传统一旦形成，其作用和生命力就会得到顽强体现，它可以是具象的规章制度，可以是教学要求，可以是科学研究的钻研精神，也可以是弥漫在校园内的一种无形的氛围等等，反映出西南交通大学办学的精神上、理念上的特征。无论峨眉的艰苦岁月，还是蓉城的快速发展，学校在办学实践的不同阶段、不同形势、不同条件下，“双严”传统渗透于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概莫能外。

“严谨治学，严格要求”，本是教育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实际中各个学校能够切实做到、长期坚持且形成传统的却不多见。在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化过渡到大众化，正在向普及化前进，如何结合当下形势保持并弘扬和发展这一宝贵传统，使之成为学校创建高水平一流大学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努力探索和认真践行的。

三爱国爱校与严谨治学、严格要求，是学校历代前辈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正确地理解两个传统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承扬优秀传统的重要前提之一。

首先，这两个传统不是同处一个层面。

爱国爱校是精神和信念层面的一种共识，一种价值，它展现的是西南交通大学师生的风骨。它产生于灾难深重、民族危机严重的近代中国，反映了时代主题下知识分子的基本诉求。爱国爱校也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在它的旗帜下全校师生团结一心，教学相长，努力育才成才，报效民族与国家。爱国爱校的外延与特征会随着不同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建设国家、服务于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的动力。1956年党和国家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提出实现周恩来总理倡导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学校能够引起强烈的呼应，是因为它们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心声。

“双严”传统则是治校治学、教书育人层面的教育教学理念。它也是一种共识，被师生共同视为办好学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理想途径。它根源于从学校初创以来师生的共同努力，长期积累后蔚然成风，逐步凝聚为传统，成为学校办学的特征。“双严”传统体现了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质量为先为重的教育理念，它引导学生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激励教师珍视学校声誉，致力教书育人，以身作则，不求闻达，功在树人；鞭策学校克勤克俭、励精图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对外，“双严”也是一个符号，一种声誉，成为外界认识学校的一个显著特点，赢得社会对学校的认同和尊重。

其次，这两个传统在作用上相互关联、相辅相成。

爱国爱校传统，在不同时代条件下为师生提供精神力量，确立共同的目标；“双严”传统则始终作为实现目标的途径为师生共同恪守。在很多场合和条件下，两个传统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共同发挥作用。

抗战时期，学校流离失所，先后在四个地方坚持办学，客观条件异常艰苦。但在学校内、师生间，精诚团结，奋发有为，艰苦条件下竟培养出成批的卓越人才。在贵州平越度过其大学生活的矿冶系1939级校友肖纪美院士，在学校建校110周年校庆返校时对正在学校学习的年轻校友笑谈：“院士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班就出了三个，比读书时拿个全班第一简单多了。”其对学校的自豪热爱表露无遗。1933年在日寇铁蹄蹂躏冀东的形势下毕业的土木系1929级，一个班竟出了四个院士。这是抗日救亡的民族精神与追求真知的科学精神相融合的结果，也是学校两个传统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离开一个传统，另一个传统的作用将大大降低。峨眉时期是新中国学校历史上办学条件最差的时期，也出了六位院士，一批大师，这对于学科相对狭窄的行业院校来说非常难能可贵，其间两个传统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可忽视。正因为如此，也有学校教师认为两个传统是一个整体，相辅相成，可以概括为“爱国爱校，‘双严办学”。这种认识也不无道理。

此外，学校建校110周年时提出了“竢实扬华，自强不息”的学校精神，并在学校当时出版的史话性质的校史《竢实扬华 自强不息——从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到西南交通大学（上卷）》的《代序》中做了具体阐释，本文不再赘述。抛开对“竢实扬华”具体含义的不同理解，“竢实扬华，自强不息”所包含的对人才培养的期待，对学校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坎坷境遇中不懈奋斗的褒扬，应该是校内师生和广大校友的共识。这个共识取得的基础，则是对学校爱国爱校、“双严”两个传统的一致体认，也是对两个传统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致体认。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当前，国家正在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奋力前行，创新成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动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大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高等学校承担的新的历史责任自不待言。创新，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创新，也是使学校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振兴升位的最佳途径。学校于2015年初召开了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了学校的奋斗目标、计划与实现路径，当此之时，调动全校之力迈向既定目标是首要一步。调动全校力量的政策措施则是多方面的，如何从学校历史中获取前进的能量，也是措施之一，其中弘扬传统的作用非常重要。温故知新，学校的历史证明，越是使命艰巨，传统凝聚人心、激发斗志的作用就越大。当然，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赋予学校的优良传统以时代的要求和内容，如何与迅速发展的形势匹配，以新的内涵加以展现，也是同一命题的另一方面。编撰校史，除了学校文化传承、以史育人的目的而外，承扬传统为学校当下的发展服务也是意义所在。

笔者在与校史编纂、顾问委员会的各位师长座谈时，数位老师嘱托在前言中对学校的优良传统做一梳理，要针对以往有关学校传统的论述中不甚清晰之处做些补充，或意义、或作用、或原因。遵顾问委员会各位耆宿之嘱以成此文，作为五卷本校史的代序。本人对校史研究功底有限，识见短浅，有负各位前辈期冀，敬请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杨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