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宣传工作，领导宣传工作，参与宣传工作，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方面。作为党的理论家、宣传家，毛泽东在讲述“延安故事”时审时度势，方法灵活，多管齐下，大大增加了“故事”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用交谈方式讲述“延安故事”。毛泽东的“听众”类别很多，有国内的记者、民主人士、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国民党人等，也有国外的记者、政要、团体等。在繁忙的工作中，毛泽东抽出大量时间与他们会谈、交流，向他们讲述“延安故事”，增进他们对延安的了解和认同。同时，也让各界人士成为了他的“间接渠道”，让“延安故事”传播得更远更广。

毛泽东极为重视与新闻记者的交流，斯诺曾说：“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耳朵里。”从斯诺开始，毛泽东会见了大批中外记者。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时，“毛主席很兴奋，与记者畅所欲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红色中国”的故事，跟随着史沫特莱、海伦·福斯特·斯诺、贝特兰、王公达、黄薇以及斯坦因、福尔曼、爱泼斯坦、白修德等外国和华侨记者的畅销著作，传遍了世界；也随着舒湮、邓静溪、赵超构等中国记者的真切报道，打动了无数国内民众。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向民主人士、华侨领袖讲述“延安故事”，如梁漱溟、黄炎培、陈嘉庚等。

用文字陈说“延安故事”。毛泽东认为，舆论宣传工作要为大局服务。他曾形象地称知识分子的一支笔堪比“三千毛瑟精兵”。在讲述“延安故事”时，毛泽东适时地运用纸媒的力量，把党的政策主张及时宣传出去，表明立场，扩大影响。

毛泽东在1944年6月28日确切得知美军观察组可来延安后，当即表示欢迎。在7月22日观察组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之前，《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集中刊登了大量关于美国民主自由以及中国追求民主的社论和新闻稿。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亲自改定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其中“战友们”是毛泽东加上的。在这篇社论里，除了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表示欢迎，认为这“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之外，还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果做了介绍，以澄清“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

毛泽东在特定时期的集中宣传造势，确实引起了美军观察组的关注。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毛泽东关于“民主”和“合作”的谈话内容。经过我方的宣传和解释，观察组逐步改变了对中国抗战的整体印象特别是对中共的态度。谢伟思在其报告中多次提出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见，建议“有理由把美国的军事援助扩大给予中国共产党军队”。1945年2月8日由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全体政务官员联名发出的《中国的局势》报告中说：如果美国继续坚持片面支持援助蒋介石的政策，“在中国发生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灾难性的内部冲突可能加速爆发。

用事实展现“延安故事”。毛泽东曾这样说：“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面对敌人的抹黑，我们说“请看事实”。“请看事实”的宣传策略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是我们党历史上开展对外宣传的一次成功实践。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华侨记者黄薇在华北敌后待了三个多月，走了四十多个县，行程数千里。她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百余篇敌后通讯，向海外侨胞报道了祖国人民英勇的抗日斗争事迹。在华北某抗日根据地被营救，并在那里生活了两个月的美军飞机轰炸手布希回国后，向纽约《下午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领导的区域有效地组织起中国人民从事全面抗日战争，我能证明他们是打日军的。自由的边区，吸引了更多的来访者；自信的中共，获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摘自《党的文献》李雨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