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彬彬

(华东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上海 200042)

经济新常态下加快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研究

薛彬彬

(华东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上海 200042)

资本账户开放主要指资本账户各项目下货币可自由兑换，也包括一国证券交易市场的对外开放，但并不等于取消所有资本账户管制。随着我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全面加速，加速资本账户开放已成为大势所趋。我国可以借助自贸区内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试点，分阶段、有步骤地培育资本市场工具、放松资本账户交易管制，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利率的市场化改革等各项金融制度改革创新，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逐步实现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自贸区；资本账户开放；货币政策；市场化改革

当前我国正处于对内全面深化改革、对外进一步开放的经济新常态关键时期。自贸区建设也进入全面提速阶段，我国的国际区域性自贸区(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简称“FTA”)已在亚太地区初步形成横跨东西、辐射分布的网络格局，对我国对外经济交流有着重大意义；国内首个试验田上海自由贸易园区(Free Trade Zone，以下简称“FTZ”)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成立，随后广东、天津、福建三省特定区域自由贸易园区也相继建成。同时，“一带一路”也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成为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也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1]。“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以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或地区互联互通；自贸区建设则通过降低关税、破除贸易壁垒等方式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一带一路”提供了有力支撑。二者对接建设的格局有利于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实现我国内部经济体制、对外贸易结构的全面转型升级。此外，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简称“IMF”)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Special Drawing Right，以下简称“SDR”)，成为我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又一重大里程碑，这也是对我国过去几年在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方面所取得进步的认可。而加快自贸区资本账户开放，亦将成为我国审时度势，推进自贸区金融创新、争夺经济全球化主动权的至关重要一步。

一、资本账户开放的内涵

(一)如何理解资本账户开放

从世界范围看，资本账户开放是各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如何完善相应的金融制度、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也是重要难题。自2008年以来，为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我国陆续推行人民币跨境结算、货币互换协议、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体制改革、建设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境外人民币直接交易及跨境投资的人民币结算等一系列战略性措施，极大程度上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我国严格管制资本账户的负面影响也日益突出。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尤其在自贸区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实现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构建资本跨境双向流动渠道已成为我国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的必然趋势。

对资本账户开放(Capital &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的定义，学术界尚未有统一标准。主流观点认为，资本账户开放指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除少数特殊情况外，最大程度减少或解除在资本账户交易过程中的有关货币兑换、对外支付及其他货币流动等方面的直接和间接限制，以基本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3]。

资本账户开放主要有两方面内容：第一，资本账户各项目下货币可自由兑换，即在居民和非居民间正常资本跨境交易和资金转移时，国家允许我国货币自由兑换成他国通用货币，且不存在对跨国资本交易的征税和补贴；第二，资本市场的开放，主要指一国证券交易市场的对外开放。通常情况，一国资本账户开放是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而资本市场开放则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性要求，二者对于实现一国货币在世界范围内循环、流通、投资，形成具有一定广度与深度的世界市场具有重要作用，更为一国全面对外经贸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但理解资本账户开放时必须强调两点。第一，资本账户开放并不等于绝对取消所有资本账户管制，对于少数极易导致经济波动、威胁国家金融安全的敏感项目，仍需采取一定约束规则进行管制。事实上，全球并不存在完全取消资本账户管制的“资本账户开放”国家；第二，资本账户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过程，在满足相应条件基础上逐步放开资本账户的项目管制，并及时防范风险发生。如果一国在其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时，盲目推行资本账户开放，只会适得其反。可见，资本账户开放是一个相对概念，实际上是一种管理下的资本自由兑换。此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IMF在其2010年有关资本账户开放问题的多篇研究报告中曾提出，世界各国应根据具体国情来确定本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与速度，注意开放次序，并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应当采取实施相应的经济、金融改革配套措施[4]。

二、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现状和继续开放的必要性

(一)我国当前资本账户开放现状分析

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是一个缓慢进程。一方面，我国在2008年后逐步放开了国内资本和货币市场，如允许合格境外投资机构(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以下简称“QFII”)投资国内资本市场；减少对外直接投资限制，允许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以下简称“QDII”)进行境外证券投资，出台政策措施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启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以下简称“沪港通”)，允许沪港两地股市投资者购买对方市场特定范围内股票。但对短期资本账户，尤其是风险较大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金融衍生品以及其他工具交易仍实行严格管制。

2010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将“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纳入“十二五”发展规划。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5]可见，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资本账户开放对我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央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2012年发布的《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调查报告提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报告指出，根据IMF2011年《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在IMF规定七类资本账户的40项划分中，我国基本可兑换项目共14项，约占35%，主要为信贷工具交易、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清盘等方面；部分可兑换项目共22项，约占55%，包括资本与货币市场工具交易、个人资本交易、及房地产市场等方面，其中对资本流入管制较少，对资本流出则管制较多，同时对外汇资金投资房地产数量和用途都有严格管制；不可兑换项目只有4项，占10%，主要为易于投机、风险极高且缺乏真实交易背景支持的项目，具体为非居民出售或发行衍生品交易及其他工具交易、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交易(见图表)[6]。

图表 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情况明细表

总体而言，我国当前资本账户下子项目已经获得很大程度开放，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管制对象上，简化了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versea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DI”)审批流程，同时对除涉及敏感领域或地区以外的绝大部分项目实行备案制管理。对证券市场资金流入管制也逐渐放开，但是对共同投资证券、银行业外汇市场交易、货币市场工具等管制依然较为严格；第二，开放方向上，“宽进严出”的双轨制问题依然存在。对资本的流入管制，尤其是对QFII的投资范围、FDI、证券市场等领域的资金流入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逐步放开过程。而对资本流出，我国开始对境内主体的海外投资管理有所松动，居民可以参与不动产、国外证券市场、财富基金等境外投资，仍必须经过外管局批准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且存在投资额度和投资期限限制[7]；第三，管理模式上，逐步扭转“内紧外松”格局。一方面，减少对资本流动的行政管理，逐步实现从对投资活动的直接管理向以金融机构为主的间接管理、从事先审批向以事后监管为主的管理模式转变。另一方面，我国在逐步缩小对内资、外资的待遇差别，取消内资与外资、国企与民企、机构与个人间的待遇差别；第四，管制方式上，主要采取数量控制和行政法规管理，包括对资本账户的外汇收入保留、结汇或支出是否报外管局批准，对交易采取无税负、课以一定程度税收或者是重税，禁止支付等方式。

(二)自贸区推进资本账户开放重要举措分析

上海自贸区作为我国金融改革试验田，国务院、上海市政府及各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为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积累了非常丰富经验。

第一，建立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力促资本账户开放 2013年12月，央行发布《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意见》(以下简称“央行30条”)，其中规定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内机构、企业和个人可从事各种投资交易活动。2014年，央行上海总部正式发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实施细则(试行)》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风险审慎管理细则》等规则，标志着有利于风险管理账户体系的政策框架基本成型，自贸区进入“金改3.0版”时代。自贸区企业和各类金融机构无需事前审批都可自主从事境外融资，且监管部门可借助自由贸易账户系统实施事中事后监管。2015年10月，央行、证监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以下简称“金改40条”)，率先提出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进一步拓展自由贸易账户功能，鼓励支持银行、证券、保险类金融机构利用自由贸易账户等开展金融创新业务[8]。

第二，同步推进金融和外汇管理创新，助力资本账户改革 上海自贸区在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对外投融资便利、跨境货币双向资金池、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业务、利率市场化等方面进行了先试先行的金融改革，推进资本账户改革[9]。2015年上半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发布《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等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允许绝大部分直接投资项下业务可以在银行直接办理，不需再到外汇局办理登记或核准手续，即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管理行政许可基本取消，外汇可兑换基本实现。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实行意愿结汇管理，对企业资本金使用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此外，《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也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规定。

第三，发展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全面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2014年初，央行上海总部和外汇局上海市分局密集发布金融细则支持上海自贸区开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厘清了上海自贸区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状况，对进一步推动资本账户开放、资本项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打下了坚实基础。同年11月，央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允许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采用人民币形式(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即RMB 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以下简称“RQDII”)直接投资境外资本市场，进一步拓展了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

(三)我国资本账户继续开放的必要性

第一，我国当前正处于对内全面深化改革与对外进一步开放的战略调整期，但由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有限，资本账户管制对经济制约作用依然存在 一是汇率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国内市场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香港离岸市场隔阂增加，放大了人民币套利、套汇的空间以及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二是对资本、证券类资本账户及对外直接投资资本账户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限制了跨境人民币直接交易和境外人民币直接投资的开展。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内出现“输入型”通货膨胀，剩余资金和外汇流出困难，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三是近期我国央行与多个国家签署了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与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但由于我国汇兑管制，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和资本货币的职能依然难以发挥。

第二，加快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 IMF已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但根据IMF对一国货币纳入SDR篮子的两个标准：第一，“主要交易国”标准，即一国在过去五年内的货物和服务出口额居于世界前列；第二，“可自由使用”标准，即一国货币需“事实上在国际交易支付中被广泛使用”，且“在主要外汇市场上被广泛交易”。[10]因此，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成为人民币加入SDR，逐渐树立并巩固其国际货币地位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随着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不断提高，更多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达成、离岸人民币债券与其他人民币资本市场发展，我国资本账户开放速度必将加快。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拓宽居民企业和个人境外投资渠道，优化资本配置效率 我国资金和外汇已由“双缺口”转向“双剩余”，解决我国境内企业和个人投资渠道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资本账户开放一方面有利于改善我国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并且储蓄投资率过高问题；另一方面，有利于将我国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地区，鼓励境内优秀企业和金融机构积极通过资产并购、实业投资等方式，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三、资本账户开放的有利条件和潜在风险分析

(一)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有利条件

第一，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已基本具备，风险亦处于基本可控范围 通常认为，资本账户开放需具备四项基本条件：宏观经济稳定、外汇储备充足、金融机构稳健以及金融监管完善。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前些年有所放缓，但依然增长迅猛，且通货膨胀率总体较低，外汇储备多年稳居全球第一，可见我国已基本具备前两个条件。因此，若协调好资本账户开放与我国金融机构发展和金融监管完善之间关系，采取循序渐进、逐步开放策略，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基本可控。

第二，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等会议明确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目标，为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提供了有力政策支持，同时上海等地的自贸区建设为其提供了优良试验田 上海自贸区正在允许区内符合一定条件机构和个人双向参与跨境证券期货市场投资；建立分账经营、独立核算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等措施、方式，上海自贸区开展资本账户开放的先试先行势在必行。待积累成功经验后向其他自贸区甚至全国推广，使制度红利得以最大程度实现，促进我国经济结构整体优化。

第三，促进我国依托亚投行、自贸区对接“一带一路”的全新对外开放格局形成，掌握对外经贸发展主动权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相对稳定，上海自贸区试点资本账户开放将吸引更好更多的境外资本流入，在区内设立大型商业企业、金融机构等外资优势产业，促进境内经济全面发展；同时，我国可借助“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更加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将对外开放事业发展推向更高层次。

(二)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潜在风险

第一，上海等自贸区资本账户金融创新可能因此形成“政策洼地”，监管跨境套利行为难度将大大提升 资本账户的开放和自由化将促进区内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使自贸区内与其他地区的人民币价格形成“区外境内”的显著利差，跨境套利难以避免。诚然我国已经在自贸区推行区内与其他地区金融机构与企业实现完全分账管理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但从香港与内地的经济模式分析，套利行为无法就此杜绝。

第二，资本账户开放会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传导机制以及政策效果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三元悖论”，即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这三大金融目标。推行资本账户开放必将导致人民币汇率波动、币值稳定与货币政策独立性难以保证，因此如何协调三者之间关系将成为一大难题，我国监管当局将同时面临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双重难题。

第三，国内整体金融秩序稳定安全将面临更多挑战 其一，短期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和流出可能出现，威胁国内货币供应量稳定，甚至放大房地产等“过热过剩”产业的经济泡沫。其二，可能对我国银行体系产生巨大冲击。届时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更激烈的业务竞争，甚至是内外资本控制权之争，以及大量流动资本可能导致的过度信贷，诱发危机。其三，倒逼我国证券和保险市场工具创新的同时，也使得我国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和法规建设等方面弱势暴露无遗，加剧市场短期波动。其四，资本流动程度不断提高，也将使洗钱、资本外逃等非正常资本流动有机可趁。

四、加快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指导思想和对策建议

(一)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应与宏观经济环境相适应

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同时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从国内环境看，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电力、通信、能源等国内要素市场市场化定价机制还未完全建立，经济周期性下行压力大。从国际环境看，美国央行的加息预期不断强化，新兴经济体不同程度上都出现了资本外流现象[12]。在此背景下，贸然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势必会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外流现象，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应当立足基本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分阶段、有步骤地培育资本市场工具、放松资本账户交易管制。一方面，根据金融发展进程，从最初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外债试点、建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和外商股权投资企业、有序对外开放境内证券市场，到实施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战略、适度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实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等制度，皆体现了循序渐进原则。因此，我们也应坚持循序渐进原则，逐步开放资本账户管制：先流入后流出；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先长期投资后短期投资；先机构后个人；先债权类工具，后股权类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先发行市场后交易市场；先放开有真实背景交易，后放开无真实背景交易[13]；另一方面，推进各项配套制度整体改革。资本账户开放是一项涉及金融、外汇、经济、法律等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必须与其他经济政策相互配套、全面推进，尤其要协调好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三者关系，为加速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创造条件。

(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衔接

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应该加快资本账户开放，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但需要强调的是资本账户开放过快势必加大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因此我们必须采取适当货币政策以实现二者有效衔接。

第一，坚持推进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实现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实现由结算货币向计价货币职能转变。我国应继续努力减少人民币与周边国家汇兑限制，扩大人民币作为商品计价职能范围，实现人民币结算职能与计价职能统一；第二，努力发挥人民币投资货币作用，进一步放开非居民和居民进行人民币跨境投资限制。一方面，我国应逐步消除外币与人民币汇兑限制，将资本输出与人民币国际化结合推进；另一方面，可以先从风险较小到风险较大顺序逐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放宽QFII和RQFII等境外主体进行境内投资数量、范围和规模限制；第三，把握此次人民币将正式加入SDR一篮子货币的重要机遇，提高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鼓励境内外机构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证券等投资工具和产品，加快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

(三)稳步推进上海自贸区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先试先行

推进上海自贸区资本账户自由化试点改革过程中，必须注意与其他金融制度相协调，完善金融监管模式以防范风险，保障试点顺利进行，并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宝贵经验。

第一，自贸区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要与自贸区各项金融制度创新协同推进。根据“三元悖论”理论，在保证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前提下，自贸区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的深入必须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协调，否则会人为产生套利空间、破坏市场平衡；第二，提升上海自贸区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强度和广度的同时，严格进行不同金融交易账户分账管理。一方面，上海自贸区应从离岸金融业入手，重新布局人民币跨境业务，允许跨国公司在自贸区内设立资金结算中心，金融机构以“一线打通、二线隔离”为原则开展离岸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业务，促进贸易投资便利、优化跨境资金配置[14]。另一方面，严格执行金融交易账户分账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不断完善自贸区内金融机构资金监测系统；第三，审时度势，把握改革速度与顺序稳步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可以先保留4项不可兑换项目，积极创造条件使部分可兑换项目升级为基本可兑换，分阶段、分步骤地推动证券市场有序开放。可以试点减少境内机构参与境外直接投资限制，支持企业“走出去”；减少QFII、RQFII投资境内限制，促进股权类投资领域逐步开放；同时，允许QDII、RQDII投资境外证券市场，拓宽我国企业和个人境内外投资渠道。

(四)针对资本账户开放后新形势和新问题，不断加强金融监管

资本账户开放常常伴随着大规模资本流入和流出，甚至可能导致国家陷入资产价格泡沫的生成和破灭周期。故IMF自2012年起开始转变其鼓励各国开放资本账户长期立场，提出当一国出现大规模资本冲击时，应该将资本管制作为可选的政策工具。故无论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推进过程中还是之后，我们都不应忽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由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等金融创新的存在，倘若资本账户开放速度过快、力度过大，势必放大金融风险。因此，自贸区试点过程中要严格落实“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监管理念，即放开国境线，在自贸区内免除通常的海关监管，借助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等措施在自贸区内实行“境内关外”政策；严格管住自贸区与非自贸区连接线，在非自贸区的我国其他地区仍然实行“境内关内”政策，严防套利风险。

另一方面，当局必须高度重视资本账户开放的潜在风险，使金融监管与资本账户开放相适应。从2015年3月以来我国股市所经历的剧烈波动看，我国金融监管水平还有待提升，需要有针对性和全面性的监管机制调整。如上海浦东新区为推行“三证合一”改革，率先进行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即成立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担原由工商局、质监局以及食药监局职能，以避免原来“机构型”分业监管模式可能出现的监管真空和监管错配等问题。与此同时，监管部门要转变监管思路和方式，加强同其他部门配合，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利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提高投资者风险意识、加强行业自律，完善金融审慎监督制度和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健全风险监测和预警系统，加强信息公开披露；同时在资本跨国流动日益频繁情况下，加强国际政策协调和监管合作，控制金融投机和短期资本无序流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警示我们，跨境金融问题无法单靠一国政府便有效遏制，唯有加强国际信息沟通和有效合作才能有效防范国际金融风险、打击跨境金融犯罪活动，国内国际经济运行才能安全、平稳。

[1] 龚雯,田俊荣,王珂.连接亚欧贸易 融汇东西文明 “一带一路”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630/c1001-25215179.html.

[2] 周小川.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前景和路径[J].金融研究,2012(1).

[3] 李若菲.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市场的影响[J].经济视角(下),2013(11).

[4] 焦武.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与资本账户开放——兼论人民币国际化[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3(6).

[5]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11/16/c_132892941.htm.

[6]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盛松成.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J].中国金融,2012(5).

[7] 张国兵,安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资本账户开放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3(3).

[8] 马翠莲.进一步推进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 上海自贸区“金改40条”落地[EB/OL].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xqxb/2015-11-03/content_14305227.html.

[9] 周立伟.上海自贸区周年答卷[J].纺织科学研究,2014(12).

[10] 张茉楠.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下的风控重点[J].金融与经济,2015(6).

[11] 张礼卿.中国应审慎加快资本账户开放[J].经济导刊,2015(10). [12]胡援成，王辉，朴明治.中国资本账户开放:30年回顾与思考[J].当代财经,2009(2).

[13] 殷林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币跨境业务提速资本账户开放的思考[J].科学发展,2014(9).

(责任编辑：张玉秀)

Research on Accelerating Capital and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under the New Economic Normality in China

XUE Bin-bi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Economic Law School, Shanghai 200042, China)

Capital and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refers to various currency under the capital account can be freely convertible, including the opening of a country's securities market to the world, which does not mean cancelling all capital-account-controlling. With China's internal reform and opening speeds up, accelerating the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account is an irresistable trend. Therefore, we can develop capital market instruments and relax capital account transactions step by step with the help of the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reform pilot in free trade area like Shanghai. At the same time, we shall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expedite the marketization reform of exchange rate and interest rate and the reform or innovation of assorted financial systems，in order to realize the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account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within risk-controlling.

Free trade zone; capital and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monetary policy; marketization reform

2016-08-05

薛彬彬，女，汉族，浙江温州人。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2014级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商法，经济法。

F832

A

1009-9743(2016)04-0052-07

10.13803/j.cnki.issn1009-9743.2016.04.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