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剑明/文

史林散叶（八十三）

■俞剑明/文

“民国祢衡”章太炎

余杭章太炎先生与孙中山、黄兴并称“辛亥三杰”。他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鲁迅语），这里的“小学”，实是“文字学”。他读《说文解字》，凡七十余过，“卓然见语言文字之本。”对中国文字音、形、义的认识，当世无出其右。可作为学生的鲁迅先生却认为他“留在革命史上，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到底哪个更强些，暂且不去管他，在风云际会的民国，章太炎真正有别于他人的，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疯”字。

比如，从司马迁、唐宋八大家直到桐城派，逐一被他骂得狗血喷头，还讥讽梁启超“有一字能入史耶？”而章太炎对自己却毫不谦虚：“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这话够疯癫了吧，可仍是小打小闹，还没能真正体现出他的胆色。在清末的“中国议会”成立大会上，章太炎对该会宗旨猛烈抨击，还当众剪下辫子扬长而去。要知道，尽管当时的满清政府摇摇欲坠，但专制大棒毕竟在手，难怪众人被他的举动吓得目瞪口呆。

这还不算，章太炎又在《苏报》上大骂光绪，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当时，其他人只恨爹娘给生得腿短，早撒丫子逃去，只有章太炎稳若泰山，俨然一副谭嗣同第二模样。

章太炎一辈子最恨的人恐怕就是袁世凯了。老袁要称帝，章太炎跑到袁府将东西砸了个稀巴烂，又扒下树皮写上“袁贼”二字，丢入火中烧掉。章太炎素有“民国祢衡”之名，袁世凯怕担负恶名，最终只能忍气吞声。

这就是章太炎，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即便是枪口对胸、铡刀逼来，也不肯缩回脖子、侧转身子逃之夭夭。这种面对权贵不动颜色的超级硬骨头，不能不使人对他的“疯”劲儿平添几分好感。

然而，从表面上看，章太炎想骂就骂、想吼就吼，可他实际上早就算准了。自己的盛名摆在那儿，对方要动刀动枪，必然有相当的犹豫。像骂光绪，对方当时已是个没人疼爱的倒霉蛋，这步棋似险不险；杀国士这样的恶名，曹操一千多年前就不背，袁世凯并不傻，当然也不会去硬扛；至于骂司马迁等古人，对方决不会从坟墓里跳出来与他辩驳；梁启超虽为同时代人，但文人之间至多打场笔墨官司而已。可邹容就不同了，原以为自首后不会怎么样，可惜力薄名浅，刚满二十岁就死于狱中。

如此看来，章太炎虽然表面上“疯”得不轻，但他心里是有数的。他一边恣睢放纵，一边也在掂量着自己的处境，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人，只想找一个自己能打得过的人揍一顿一样。否则，本来气就不顺，再自找些板子，岂不是气上加气？

章太炎墓冢前有个石碑，“章太炎之墓”五个字亦篆亦隶，是章太炎生前给自己写的，大有睥睨千古、任由后人褒贬的“疯”劲儿。或许，他早就想好了，能褒更好，即使有贬，也只能更加提高他的知名度。

章太炎有块心病

邹容（1885-1905），是与秋瑾齐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1903年，18岁的邹容写下《革命军》一书，章太炎为之作序，称之为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清政府对这本仅两万字的书的出版惊恐万状，认为“此书逆乱，自古所无”。1903年6月，因《革命军》引发的“苏报案”发生，章太炎被捕。邹容不愿章一人担责，于7月1日主动投案，被判两年徒刑。1905年4月3日暴死于上海租界狱中。

每每谈到邹容之死，章太炎总是一副懊丧不已、抱愧终生的神态，原来，邹容的主动投案，与章太炎的一封信有关。

“苏报案”发生后，警探到报馆抓人，邹容已从后门逃走，经好友张继介绍，躲到虹口一个传教士家中。如果藏匿不出，警探绝无到传教士家里搜人的可能。

章太炎被捕后，本来不当回事。此前上海激进分子已被传讯多次，每次都是问问有无私藏军火、制造暴乱之类，在得到否定回答之后，便立马放人，这是章太炎能逃而不逃的重要原因。不料租界当局这次动了真格。章被拘以后，当晚没被放回，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章之所以被抓，原因之一是他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他觉得，邹容如果不到案，则所有关于《革命军》的罪责都将落到他一人身上，而邹容到案，则两人各担其责。于是，他给邹容写了封信。邹容得信以后，这才投案自首。

章太炎在信上写了什么，已不得而知。但章在事后曾解释自己写信的初衷：“《革命军》为蔚丹（邹容）所著，仆实序之。事相牵系，不比不行。仆既入狱，非有蔚丹为之证明，则《革命军》之罪案，将并于我。是故以大义相招，期于分任，而蔚丹亦以大义来赴”。所谓“大义相招，期于分任”，就是临难不苟，各负其责，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中，章、邹都讲大义，但境界不同，在章是以大义责人，在邹则是以大义自担。

经特别法庭审讯，章被判监禁三年，邹判两年。结果邹容不到刑满便暴死狱中，章太炎则坐满了三年，1906年出狱，随后东渡日本，继续他的人生道路。

邹容之死，由许多环节造成，其中，章太炎的信无疑是最重要一环。对此，章太炎自然明白。邹容死后，章太炎“往抚其尸，口张目视，恸不能出声”。他既为战友、狱友的离去而恸哭，也为自己两年前的那封信而愧悔。从此以后，邹容之死成为章太炎的一块心病。

邹容死后，章太炎有过很多怀念、纪念邹容的活动。最能体现章太炎愧疚之情的是，他在住所的墙上，挂了一幅邹容遗像，前置横板一张上设香炉，每月初一、十五沐手敬香，为邹容祈祷。晚年迁居苏州，亦在家中悬挂邹容遗像，为邹容上香，直到逝世。

章太炎国葬始末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病逝世。太炎先生的生前好友向国民政府提出，应对章太炎举行国葬。1936 年7月1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作出了“章炳麟应予国葬，并受国民政府褒恤”的决定。7月10日，《中央日报》正式公布了“国葬令”。

章太炎曾经不止一次地骂过蒋介石，抨击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对此十分头疼。为何逝世后，章还能得到国葬的待遇？这是因为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不畏权贵，敢于骂人是他一贯的作风。

虽然章太炎痛骂蒋介石“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却对事不对人。在他逝世前一个月，蒋介石写信给他，保证相互信赖，庶几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太炎先生回信给蒋介石，提醒他相互信赖必须基于爱国主义，为了抗日必须容共。

中国人在盖棺定论时，习惯强调人的功绩，在定性定位时，即使是异己，也会更为包容。国民政府对于章太炎采用“国葬”，无疑能起到拉拢人心的作用。

按照1930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国葬法》中规定，国葬费用经行政院核定，由国库支付。国葬仪式由总统以命令行之。国葬举行之日，由总统派员致祭，全国下半旗致哀，凡公务人员均须臂缠黑纱，全国停止娱乐。此外，国葬墓要在首都选择地点，如愿择地另葬者，应经行政院批准，由受葬者之家属领费自行安葬。

太炎先生的遗愿选择葬于杭州。晚年，他见抗战已兴，但未见到战争胜利，所以产生了死后傍葬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墓侧之嘱，希望地下为邻，共迎胜利。

虽然“国葬令”已经批下来，但是政府并没有遵照规定实施，3万元的治丧经费也迟迟不见兑付。很快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相关人员奔逃，国葬一事不了了之。为了安全考虑，妻子汤国梨只好将太炎先生的灵柩葬在苏州家中的后园内。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太炎的葬事才得以真正落实。1951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叶芳炎，帮助汤国梨去浙江省人民政府联系营葬一事。太炎先生的生前好友田恒曾经为葬事专门写信给周恩来，周恩来十分重视此事，并且发函告知江浙两省隆重处理。

1955年4月3日，章太炎先生遗体在他逝世19年后，按照他生前遗愿终于葬在了西子湖畔南屏山下的张苍水墓旁，全部费用都由国家承担，连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葬礼的人，也由国家招待，成了真正的“国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