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的发展策略

2016-12-30蒋文洁广西科技大学

大陆桥视野 2016年4期

关键词：舆论监督发展策略传统媒体

蒋文洁/广西科技大学

论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的发展策略

蒋文洁/广西科技大学

【摘要】新媒体层出不穷，舆论监督常态化，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的优势地位不再，甚至出现边缘化的趋势。本文从分析网络舆论监督的弊端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的优势入手，就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的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发展策略

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2亿。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主导了新传播格局的构建和新传播秩序的建立。一方面，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逐渐弱化，曾经扛起舆论监督大旗的“北焦点、南周末”早已失去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习近平2016春年后的首场调研选择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3家传统媒体，并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新闻媒体要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以此为背景，研究传统媒体在新媒体语境下如何扭转颓势、如何健康发展，对我国的新闻实践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求发展，顺应发展趋势是前提，深耕优势领域是关键，持续关注国情民情是方向。具体说来，就是要着力处理好与网络舆论监督的关系，提高时政报道的可读性，传递时代温度。

一、加强与网络舆论监督的互动

在舆论监督过程中，人们对于事实的疑问不断出现，不断需要得到确实的回答，人们对经过严格把关的信息存在刚性需求。但是单纯依靠网络并不能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第一，网络新闻真假难辨，而新闻的真实性是舆论监督的基础，建立在假新闻基础上的舆论监督是毫无意义的。在单纯网络舆论监督中，每个问题都有很多答案，而每个答案的后面悬着的却只能是问号，问题不断产生，正确的解答却很难得到呈现，这是因为，首先，由于网络的海量信息，即便有知情者回答或澄清问题，也往往会在短时间内被淹没；其次，由于负面信息受关注度更高，人们在转发信息时，会不自觉地倾向更严重、更轰动的描述；再次，大量且迅速的转载必然导致的可靠信息耗损。第二，网络意见的非理性成分很大。媒体工作者的职业素养要求其在未经多方验证之前对信息持怀疑态度，但普通网民并未经历专业培训，面对消息源不明的信息也无法保持高度警惕。因此，网民更愿意基于刻板印象得出结论，而不是将推理建立在大量真实可靠的信息上，民意表达粗糙、非理性。2003年哈尔滨宝马车肇事案、2009年的邓玉娇案和小学生卖淫案中，网民都有对传统观念上的弱势群体一方怀有先入为主的同情和信任，而对强势一方则怀有偏见。其实，大量的偏见都是被社会普遍的“仇富”和“仇官”心理所支配，而产生仇视心理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社会财富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公权力系统中的制度性腐败，也是转型社会难以避免的阶段性矛盾。因此，传统媒体舆论监督仍有可为的空间。

社会舆论监督从准备到最终实现，不是单向的过程，而是在传统媒体舆论监督与网络舆论监督的循环往复的互动中一点一滴推进的。近年来，热点舆论事件中媒体和网民的表现显示，当媒体提供事实是全面、真实、客观，网民的意见就不会是激进、非理性的，而当网络的意见能够持续、有效的积累，最后往往能推动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实现舆论监督的目的。因此，媒体要追求舆论监督的效果，就不仅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同时还要关注网络，加强与网络舆论的互动，“关注网络，其实就是关注这个时代”。

二、探索时政新闻报道思路与操作手法

由于时政新闻在采访权方面的限制，相比新媒体，传统媒体这这个领域具备绝对优势。而时政新闻的市场潜力在当今中国可谓巨大。2007年南方都市报奥一网CEO任天阳参加中欧论坛的网络组会议，经过与欧洲的8位同行交流，他发现“国内的时政帖子有几千或上万条跟帖，这在欧洲是非常少见的”。同样的差异也存在于中美互联网之间，美国的主导性网站是商业网站，新闻网站相对冷清，中国互联网的门户性、新闻性、表达性之所以明显是因为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政治表达替代品。事实上，但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时政新闻的报道权确的确为机关报所掌控，而且在操作手法上有一套既定的模式，只谈成绩不谈问题，报道的内容受到极大的限制。正是由于这种信息的不透明，公众对公权力的舆论监督也十分有限。中欧、中美的差异正是中国时政信息的传播存在严重缺口的反映，中国的老百姓希望对公权力的监督不仅限于机关报上呈现的那些内容，还要包括公权力决运行的一切过程，“包括评价和建议，有褒有贬，有支持有反对这是社会民主化的体现”。有学者指出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公众参与基本皆具有‘媒体驱动’的鲜明特点，公众能否通过媒体对政治过程尤其是决策和施政进行监督，还取决于其自身素质。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纽带和教育功能，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具有公共意识和参政能力，是现代国家的成功经验”。

澎湃新闻立志于成为“中国时政的第一品牌”，虽为新兴媒体实际上是上海报业集团借助东方早报这一传统媒体班底打造的，它的成功与其所拥有的对重大时政新闻和央企重大项目的采访权紧密相关。近年来，国内政治领域新闻热点很多，都是民众长久以来关注的问题，需要有大量的时政报道摒弃泛泛报道的老方法，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来把事件和人物做细做透，辅助普通民众看懂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把时政新闻的蓝海开发出来，是传统媒体做好舆论监督报道有效路径。

三、平衡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新闻职业道德的坚守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结构、政治结构都急剧转型时期，大量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社会面临诸多风险。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受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影响至深的一些传统媒体新闻工作者，要求新闻采写中杜绝情感流露，做到“完全”中立客观，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并非糟粕，但应当避免教条主义，避免照搬照抄，因为我们有着不同的国情。以群体性事件为例，在英美等国，游行、抗议等已经被纳入制度化框架，民众和媒体对这些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已经习以为常，一些记者和编辑也声称“已厌倦社会运动”，因此，即使“西方新闻专业主义那套避免政治立场、推崇无背景、无解释的操作方法会导致主流媒体忽略事件的全景过程及社会意义”，也不会对社会和群众利益构成严重损害。而在国内，以2011年发生在广东省汕尾市的“乌坎事件”为例，如果没有媒体持续关注，很难说乌坎村民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冲突能得到妥善解决，也很难说乌坎事件能以实现村民直接选举告终。

我们说中国的新闻职业道德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立，人们往往把这种对立归因于中国的文人道德，归因于社会习惯。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以梁启超和李普曼这两位中美新闻传播领域各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为例，梁启超以报刊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闻为公众预卜吉凶，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并不是传统积习导致了李普曼和梁启超的不同，而是政治文化环境。中国社会发展至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已与梁启超所处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也仍然存在众多制度性的难题，那么今天的新闻人，又怎么能够超前进入西方新闻专业的范畴呢？“新闻专业主义是为独立，可不等于取消立场，世上不存在无动于衷的新闻专业主义”，中国更不需要冷漠的新闻专业主义。尤其是传统媒体做舆论监督报道，在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同时，更要考虑新闻的职业道德，以职业道德作为专业主义的保障，做有温度的新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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