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焕

闲话三杰

和焕

三位大师与徒弟合影

1982年，定瓷试验组部分职工合影，后排右二为陈文增、后排右三为蔺占献、第二排左二为和焕。

“定瓷三杰”这个称谓，最早是由著名作家梅洁女士提出来的。那还是早在2003年的初春，梅洁女士受中国文联、中国民协之托，作为一个遗址文化的探寻者，从省会石家庄出发，先到离石家庄80余公里的内丘，然后到曲阳，对中国最早的白瓷发源地内丘、曲阳进行考察，写出了《谁创造了白瓷文明》长达数万字的纪事文学。这篇文章里有一个章节为《当代定瓷三杰》。说的是“陈文增、蔺占献、和焕光复定窑的故事”。10年过去了，至今我还念念不忘文章里那些生动而优美的文字，时不时拿出来读上一遍。

这篇文章先是发表在《河北日报》，随后转载于大型文学期刊《十月》，因而“定瓷三杰”便随着媒体的宣传而传播开来。以后又有许多以“三杰”为题目的文章、访谈等见诸报刊杂志。我喜欢这个称谓，这是媒体和公众对定瓷奋斗者的赞誉。作为定瓷三杰（陈文增、蔺占献、和焕）中的唯一女性，我因此而感到骄傲。

我的父亲曾在我诗集的序言里说到：从小喜欢画画的和焕......因为她会画两笔就进了实验组……随后被派到北国瓷都唐山陶瓷厂学习……在她回家后的第10天就发生了震撼世界的“7.28”唐山大地震。如果她留在唐山，如果她被地震吞筮，我想今天的“定瓷三杰”，肯定会少了一位和氏女性。我不介意父亲打这样的比方，父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强调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即客观。就像我从事定瓷一样，那是上帝的安排，那叫缘份，叫命中注定。不过在这里我更想强调另一个因素——主观。如果不是这样，当年上千人的定瓷大军，在后来（1992年）只剩下我们几个，而不是别人。书归正传，我这里想表达的是，也正因为认识了陈文增、蔺占献，而从此奠定了我的人生发展轨迹，也才有了“定瓷三杰”这样一个社会美誉。今天，在这里我不想再说什么有关理想、事业、责任等等那些严肃的字眼，我只想借此机会说一些事业以外的话题，一些令我们永远难忘的快乐的生活琐事，云云。

01 初次合作

1985年底，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交到县里，更名为曲阳县工艺美术定瓷厂，陈文增、蔺占献他们二位顺其自然地走上了领导岗位。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作为一把手的蔺占献并不做什么具体的事情，而总是在工厂院里的一台格拉棋旁打球。而作为二把手的陈文增则是出谋划策指挥着工厂的生产。可以这样说，蔺的淡定、陈的机智是我们能够长期合作的基础。而我呢？是一个什么角色？用陈文增的话来说：我们的合作是占了我一个“和”字的光。上天赐我这样一个吉祥的姓氏，是玩笑？似乎也有一半的道理，三人性格上的互补或许是合作的基础。

02 大嫂、二嫂

因为那次合作我们不仅成了事业上的同志，更成了生活中的朋友。我们三个人中，蔺最长，大文增三岁，而文增又大我三岁，这又是一个巧合，一个缘份。工作以外，我们称蔺占献为大哥，称蔺占献的爱人为大嫂。文增嘴乖，大哥、大嫂则常挂在嘴边。我不善叫人，则直呼其名。虽然大嫂长我9岁，童花、童花叫得很响，而只是在开玩笑的时候才装作一本正经地叫一声大嫂。文增幽默、滑稽、善搞笑。按年龄排，文增的爱人自然是二嫂，这个二嫂我从来没有叫过，因为文增的爱人比我小，所以我不叫。而文增则常常管自己的爱人叫二嫂，逗得大家开心不已。大嫂会做衣服，做裤子的时候大哥一条，二哥一条。工友们常开玩笑说，这哥俩好的穿一条裤子。我不会做衣服，我的儿子佳佳身上则常常穿着大嫂亲手缝制的童装，令周围的人羡慕不已。那段时光回忆起来是快乐的、满足的、幸福的让人直想掉眼泪。所以，当我们从县城辗转山沟的时候，我没有犹豫，带上6岁的儿子进了山沟，我怕什么呢？天塌下来有大哥、二哥顶着。回城后，又有几年困难的日子。那几年我们整年开不了工资，二嫂会打烧饼，垒起了缸炉，挎起了篮子到家属院卖烧饼。我敢说她卖的烧饼绝对没有我们吃的多。因为她常常打糊，然后就分给我们。文增常常开玩笑说，你要不想卖就打糊吧，省得走街串户去吆喝。日子虽苦，但很开心，三个家庭凑在一起，其乐融融。

定瓷三杰： 陈文增（中）、蔺占献（左）、和焕（右）

1995年，陈文增（中）、蔺占献 （右） 、和焕（左）在北京参加“中国茶与瓷文化展”期间留影。

03 我们都有了自己的房子

1992年我们又奇迹般地回到了县城，在城南建立了河北省曲阳定瓷有限公司。这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河北胜利客车厂的原厂长宋崇山先生。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宋厂长接纳了我们，在我们想留在曲阳继续发展的时候他支持了我们。他说，只要有利定瓷发展，你们在哪儿都行。从山沟回到城里，有了自己的企业，事业有了着落，家庭得到团聚。我和占献在城里都有了房子。占献是最早盖起新房子的。那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因为占献有一个离休的爷爷，他们一直和爷爷一起生活，爷爷有一份稳定的工资。占献的爱人会做衣服，为小商小贩加工衣服，也有一份不薄的收入，所以率先在城里盖起了自己的房子。随后，我借着父母的力量也搬进了新居。而文增不一样，他的家眷一直在农村，这次返城他才把爱人和两个孩子接到城里，租了两间小房暂居。即然我们的事业扎在了城里，那家也就该建在城里。占献一直都在促着文增在城里买点地方盖几间房。文增打趣地说，一分钱也没有靠什么盖房子呢？靠大家呗？这还真不是开玩笑。占献把这事看的很认真，很快帮忙选好了房基，并主动担当了盖房的总指挥。因为占献已经有了盖房子的经验，担当这个角色是最合适了。我和占献率先各拿出了3000元，接着便是张义偶、刘占印、陈增尧我们这些老工友以及好友甄彦苍、张乐呆等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四间新房就这样神话般地落成了。乔迁之日，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好不快哉！

老话说的好：“一辈子不盖房，当个自在王。”盖房对一个人来说，是件大事，或许一辈子也碰不上一次。文增常说，我盖房没费一点劲，都是大哥给张罗的，我也这样认为。文增可以发明（定瓷刻花）三把刀，也可以创造出（“瓷、诗、书”）大世界吉尼斯记录，但要论盖房，这一点他绝对不如大哥。要不，如今公司建新厂盖大楼的任务又交到蔺占献的手上。

从92年到现在20年过去了，我们的孩子都成家立业，在大中城市购买了楼房。我们也从当年的小平房搬进了高楼，再不用想自己亲手盖房。但那段盖房的记忆永远是幸福的，是年轻一代所不能体会到的。

几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我们走过来了，在别人看来，这几十年我们很难、很不易。而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很快乐、很充实。我们自己常把这段奋斗的历程看作是三起三落，但每一次起落都有一个大的飞跃。如今，我们头上也有了许多桂冠。辟如文增现在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全国劳动模范等等，我和占献也都有了大师的头衔，并且我们三人现在都是享受国务特殊津贴专家。我们很幸运，我们结缘了定瓷，我很幸运，有文增和占献这样的同事、知已。所以我说，有一份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几位胜似亲人的朋友，足矣。

大师也好，“定瓷三杰”也好，这些都不重要，关健是要走好自己脚下的路。文增如今已经有了14位入室弟子，我和占献也分别收了几位自己的学生。文增常说：“我赞成刘传大师，他不仅自己成为了大师，更重要的是他的学生中也有好几位成为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要想把事业做大做好，必须培养人才，这一点是文增特别看重的。欣慰的是，在我们的学生中，现在也有了两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以庞永辉、韩庆芳为代表的第二梯队已经形成，定瓷发展后继有人。我祝福他们——我的学生韩庆芳以及这一代献身定瓷发展事业的年轻人们，愿他们能把我们的事业传承、发扬、光大。愿我们的生活明天更美好！

啰哩啰嗦说了这么多，还望读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