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新

从习近平个人经历看“习式”党建思想

◎熊新

从“八项规定”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打铁还要自身硬”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从“三严三实”到“四个全面”，习近平多次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其党建思想是马列主义党建理论同新时期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十八大以来，经过将近五年时间的探索，逐渐形成了以转变作风为切入点，以反腐败为着力点，用制度做保障，靠信仰塑灵魂，标本兼治的“习式”党建思想。其产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多变的世情、复杂的国情、严峻的党情等等，但事物的内部矛盾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从习近平的个人经历来看其党建思想就显得很有意义。

家风传承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任教师，家庭和父母对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习近平也不例外。习仲勋作为习近平的父亲，曾被毛主席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主席的这句话是对具有数十年革命生涯，无论是身处苍茫的西北大地还是渺渺群山的岭南，无论是身为县委书记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习仲勋最好的肯定。

坚定的政治信仰。作为共产党员，习仲勋有着高尚的政治信仰。1935年中央到达陕北后，习仲勋从大局出发，坚定服从党中央安排，从不计较不公正对待。1943年毛主席亲笔写下“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赠给习仲勋，这是对他崇高政治信仰的充分肯定。即使后来在长达16年之久的冤屈中，他始终坚持事实真理不放弃，始终信仰马列主义不放弃，始终坚守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最纯真的政治本色。习仲勋高尚的政治觉悟和为党为民的赤子情怀深深影响着习近平。十八大后，习近平注重在人的心灵里搞建设，特别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浓厚的为民情怀。作为“群众领袖”，习仲勋始终以一颗赤诚之心坦诚对待群众，“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的端端的”是他对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最简单也是最根本的要求。1985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到江西考察，因为汽车不时鸣笛，他就对陪同的同志说：“路上这样不时地鸣笛，又红旗两面开弓，会吓到群众的，掉到沟里去怎么办？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嘛，后面坐的是老爷吗？”后来在习近平写给父亲的拜寿信中，他说：“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朴实无华的寥寥几句话，道出了对父亲的崇高敬意，道出了对国家和民族深厚的感情，道出了对人民群众最淳朴的爱。

务实的工作作风。1979年习仲勋执政广东时，针对部分党员干部经受不住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袭的不良现象，他把贪污腐败、奢侈浪费和官僚主义等当做事关亡国、亡党的大事来抓。曾在习仲勋身边工作20年的张志功同志回忆到：“习仲勋同志反对搞形式主义。不管是出国访问，还是下基层调查研究，总是轻车简从，只带必要的工作人员。”习仲勋踏实朴素的工作作风，既给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标杆，也成为其儿女们学习的典范。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正风反腐作为党建的主题。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6年底，习近平围绕作风建设先后做出74次批示指示，中央政治局曾43次开会专门部署改进作风，充分见证了党中央狠抓作风建设的决心和信心。得益于此，党员干部作风焕然一新，干部群众无不欢欣鼓舞。

工作历练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集合体，“红二代”也不例外。如果不注重在工作实践中学习积累、不注意加强学习巩固信仰，那么不管身处多高的职位、手握多大的权力，迟早会在人生路上走偏，薄熙来就是典型。家风传承只是个人进步的一个因素，它让习近平有了搞好党建的愿景，而数十年的工作历练则培养了他搞好党建的能力。

七年知青。文革初期习近平受批过、挨饿过、流浪过，也被关押过。他曾这样讲：“说到我从政，很多人联系到我的家庭。坦白地说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这种有关系决非像别人想象的那样。对权力接触少的、距离远的人，老把这些东西看得很神秘、很新鲜，而我看到的更多不只是面上的东西，不仅仅是权力、鲜花、荣耀和掌声，也看到了牛棚，看到了世态炎凉，对政治的认识也有一层更深刻的东西。”十几岁的青年对政治的理解可见一斑。1969年不满16岁的习近平申请到陕北农村插队，在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度过了七年的青春岁月，七年里他和黄土高原的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挑粪种地、掘土开荒不曾停歇。后来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中写到：“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茫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七年多上山下乡的经历，最大的收获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七年知青生涯使习近平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增进了与群众的感情，确立了人生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也让他深深懂得：人民才是最大的实际，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执政地方。1982年初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的习近平主动要求“下沉”到条件艰苦的基层，来到了河北省正定县，不难猜出其初衷是为了更直接地为群众服务。时至今日许多人仍然记得在正定的习近平坐着板凳在大街上询问群众诉求、听取群众意见、解决群众问题的情景。

1983年习近平发表《尽快实现党风根本好转》，文中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问题，不但已为历史经验所证明，也是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真理”，说明党风问题已经引起了习近平的高度重视和思考。

1990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写下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词中这样写道：“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若没有对焦裕禄同志崇高的敬爱之心、没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怀、没有爱民为民的责任担当，又怎么能写出这样一首词呢！

后来相继主政福建、浙江和上海，虽官至高位，但都能经常看到他深入田间地头询粮问农、看到他走家串户和群众话家常。随着他全方位涉及政治、经济、民生等领域，习近平发表了为数众多的党建报告、文章和评论，可以看出他在工作实践中逐步深化和升华对党建工作的思路。习近平这种丰富的、艰苦的成长经历成为“习式”党建思想的重要实践基础。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习式”党建思想的形成离不开特殊的历史背景，但更重要的在于面对艰难困苦、曲折坎坷，习近平总能始终坚守马列主义信念、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秉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对于习近平个人，甚至于对整个党、国家和民族，亦是如此。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