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浴洋



“重建前提”与“返回现场”
——文学研究的社会学/社会史转向及其利弊得失

李浴洋

在2005年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后，姜涛就转向了集中关注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青年”问题。根据他的自述，“当时主要的思路，是从某种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以沈从文为个案，在社会流动变迁与都市文化空间的背景中，呈现五四之后一代‘文学青年’的生成轨迹；同时，也希望在传统的文学形式分析中引入社会史的维度”。①姜涛：《后记》，《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7页。他在此后完成的对于青年沈从文的系列研究，尤其《从会馆到公寓：空间转移中的文学认同——沈从文早年经历的社会学再考察》一文，②姜涛：《从会馆到公寓：空间转移中的文学认同——沈从文早年经历的社会学再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3期。即典型地实践了他的这一思路。而从空间转移、文坛分化以及代际生成的视野中考察一个文学群体的升降浮沉与聚散离合，此种分析模型的雏形可以一直追溯到姜涛的博士论文中。③参见《“新诗集”与新诗传播空间的生成》《读者、时尚与“代际经验”》与《“新诗集”出版与新诗坛的分化》三章的具体内容，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7页。值得一提的是，其时姜涛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也是一种群体性的学术取向变迁的投影。在2000年前后，通过报刊、档案、书信与日记等媒介“返回历史现场”已经开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主流范式，社会学方法作为一种有效的“返回”途径，在这一背景中得到了普遍提倡与大力肯定。

2015年，姜涛出版了第二部专著《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以下简称《公寓里的塔》）。该书不仅对于“文学青年”在现代中国的生成及其在1920年代的位置、功能、展开方式与历史境遇进行了考察，而且以此作为问题线索，揭橥了在这一群体的兴起与流动的背后发挥了结构性作用的“新文坛”（“文学界”）的出现与分化，进而在文学史、社会史与政治史三者交冲与互涉的整体性视野中，尝试对于从“新文化运动”到“国民大革命”的历史进程提出了一种与经典论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叙述方案。可见，全书虽由“文学”问题切入，但其旨归显然并非只是在知识层面上补充文学史研究的论题与论域；相反，姜涛在书中凭借“一种错综而又内在的历史视野”（“社会史视野”）层层打开文本，④姜涛：《后记》，《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第337页。同时层层卷入问题，将文学与社会、政治、思想、教育等面向不断扭结与整合成了一个具有内在有机性的整体结构，努力突破“新文学”（“现代文学”）与“文学史”的认知“装置”。可见，姜涛一方面在具体研究中延续了他在出发点上的思路设计，另一方面又在推进过程中自我修正，实现了从“社会学方法”到“社会史视野”的“技艺”更新，从而以其“实绩”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与纵深的落脚点。

当然，《公寓里的塔》仍是一部“返回历史现场”之作，不过“返回”的要义与指向，已在他的论述中被悄然调整。体现在书中的策略与追求，与2005至2015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于这一主张的一般理解颇为不同。姜涛的研究既在潮流之中，又自觉超克潮流本身可能带来的新的遮蔽与限制。因此，本书也就在学科史的脉络中包孕了鲜明的方向感与对话性。

姜涛对于自己开始“文学青年”问题研究时的“兴奋和焦灼”，记忆犹新：“那个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已‘不再年轻’，但经历了新思潮、新方法的多番洗礼，正一片欣欣向荣，向‘多元共生’的格局大尺度敞开，无论前后左右，自由扩容，还是翻转标准，释放‘被压抑’之种种，对于后来者而言，仍有很大的驰骋空间。然而，一些困惑其实也在积累，特别是‘多元共生’格局的生成，有赖于原有价值系统的‘解纽’，伴随了这一过程，某种学科内在紧张感、针对性，似乎也在悄然流失中。在师长们的教诲下，年轻人兴冲冲‘重返历史的现场’，但‘重返’的结果，在呈现更丰富的细节和差异之外，却往往还是落入既有的认识格局。”①姜涛：《“重新研究”的方法和意义》，《读书》2015年第8期。这一内在于学科史视野中的“兴奋和焦灼”，贯穿了姜涛此后十年的学术历程，成为了他在“返回”的同时不断“反顾”的某种“原点”。而他的观感，并非只是个人的“一得之见”，其实对于晚近1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相当准确的判断。

在我看来，“利用报刊、翻检档案、发现材料、填补空白只是‘返回’现代中国‘历史现场’的入口而已，真正的‘返回’还需要在对于‘史实’的准确把握中形成具有洞察力与穿透力的‘史识’。‘拾遗补缺’旨在‘正本清源’，不断历史化的目的乃是不断问题化。问题化意味着在当下与历史之间不断对话。倘若不能如此，则‘学术’容易沦为‘技术’，而‘生发’也会堕入‘生产’。”究其缘故，“仅就学术方式而言，重‘方法’而轻‘视野’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②李浴洋：《时代意识与经典视野》，《文艺报》2016年1月11日。这在无意间呼应了姜涛的观感。他为学科发展开示的路径正是从“社会学方法”过渡为“社会学视野”。而这也是部分年轻一辈研究者的“共识”。③参见程凯、萨支山、何浩、刘卓：《“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晚近10年，恰是姜涛写作《公寓里的塔》的阶段。他关于学科未来的可能走势的判断，落实在具体论述中，便是对于为何以及如何“返回历史现场”的重新阐释：

如果“现场”仅仅指向某种抽象、静态的历史客观，“返回”只是为了释放丰富性和差异性，为既定的文学史图景增添更多的细节或“花边”，那么研究的历史性可能恰恰会被暗中抹擦。能否回到一种动态的具体情境中，而非从后设的认识出发，去把握事件、人物、观念的生成逻辑，去锻造一种在情境中提出问题的能力，去把握历史理解中价值思考的契机，应该是“返回”的本意所在。与此相关的是，打通学科界限的努力，也并不必然表现为平面式的拓展，将社会、政治、教育、城市等关联领域，再度实体化为知识生产的对象，开启一轮又一轮新的学术殖民。如何在扩张与联动、返回与打通的辩证中，将外部的关联性视野进一步内在化，构建一种既保持整体又执着于内在具体性的分析视野，挖掘文学现象、观念背后更为内在、纵深的历史脉络，更是一种值得期待的方向。④姜涛：《引论：从代际视角看“文学青年”的出现》，《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第23页。

与一般意义上的“返回现场”不同，姜涛的“返回”不是对于在晚近30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奠立的前提式的学术范式及其价值立场与意义图景的重申，而是恰恰致力反思这一前提。当然，或许更为准确地说，这种“反思前提”的努力乃是一种“重建前提”的尝试，因为姜涛在“反思”时的参照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发生时期曾经拥有的整体性与紧张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势能与活力。

姜涛的思想资源之一，是王瑶在1980年代关于学科重建的系列论述。在他看来，“从一开始，王瑶先生就没有仅仅落笔于文学史的内部，而是站得很高、看得很远，始终保有全局性的眼光”，因为“在王瑶先生眼中，新文学的展开始终是20世纪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实践的一部分，从来不可能被孤立地对待”，而正是这种“宽阔的、整体性的历史视野”锻造了一种“学科主体性自信”。对于是时已经兴起的新方法与新角度，“王瑶先生似乎暗示，原有的‘价值系统’、‘理论框架’并不矛盾于新方法、新角度，后者不仅能被包容于前者，而且还可以从其内部获得生生不息的精神之源，而这又与学科乃至研究者自身主体性的确立内在相关”。①姜涛：《思想方法的内在支援——重读王瑶1980年代有关现代文学学科重建的论述》，《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三者相生相成，统一于学科重启的历史时刻中。而王瑶的经验，更是直接来自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历史担当。这是让姜涛尤其感慨的——与王瑶一代先驱者相比，“如果只是在既有的学科框架下安全工作，缺乏一种内在紧张感，那么年轻一代即使能不断拿出‘水平线上’的成果，但能否在研究中走得更为深远，现代文学学科是否也会在持续扩容中自我稀释，模糊了面对时代及历史命题时的主体性，也是应该关注的问题”。②姜涛：《“大文学史”与历史分析视野的内在化》，《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换句话说，如果可以对于“前提”进行区分，那么姜涛所“反思”的，可谓一种“小前提”，即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晚近30余年的发展中层累形成的学术风尚、知识趣味与研究范式；而他所希望“重建”的，则是一种“大前提”，即这一学科在发生时期原本被赋予的整体性、紧张感，以及参与现实与回应历史进程的能力。

曾有一部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论文，题为《危机时刻的文化想象》。③参见罗岗：《危急时刻的文化想象——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倘若借用这一修辞方式，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大概堪称一种“危机时刻的学术实践”。——当然，两种“危机”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不过，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之间，显然存在这样一种结构上的内在关联。而这种深层的同构关系，正是这一学科存在的重要前提。只有返回“原点”，重建此种前提，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在“多元共生”的“众声喧哗”中失语、变质与出局，继而接续其历史担当，而非只是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工具。

在《公寓里的塔》中，姜涛将其“重建学科前提”的追求具体落实为在“社会学方法”的基础上建构一种“社会史视野”的努力。无独有偶，其同辈研究者程凯也在研究中通过“将历史研究与理论思考相结合、相激荡的推进方式”，揭示了内在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学’与‘革命’可以转化的辩证关系”。④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1924—193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2、12页。这些在整体性视野中处理“文学”问题的成功尝试，说明了社会学/社会史转向的确具有重新激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可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学术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研究对象在其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与问题脉络中提出的命题，二是由于某种学术眼光、方法与思路的观照而发现的话题。两者不能完全区隔，但却各有侧重。事实上，晚近30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解决的更多是后一种问题；而对于前一种问题，目前的推进还十分不够。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中，学术上的真命题有很多时候都是历史中的伪命题。姜涛在《公寓里的塔》中避免使用“文学社会学”的说法，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自觉。他并非排斥这一方法；相反，他对于出版、传播、阅读与接受等层面的关注非常充分。他所避免的，乃是当下流行的“以XX为方法”式的理论游戏，即在对于方法的迷恋中，丧失了研究者的主体性，从而只能在某种方法的规训下返回特定的历史现场，从而与历史中的真问题渐行渐远的危险。

那么，在引入社会史视野时，是否同样需要警惕某些可能导致的偏狭？首先，当“文学”被纳入大的社会—历史结构中进行考察时，其作为对象承载的问题究竟有多少是其自身的问题，还是说只是某种社会—历史问题的显像？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时代以及一段历史进程中的核心命题并非由“文学”或者文学者发出与回收。例如，在《公寓里的塔》中着力讨论的“文学界”在1920年代的出现与分化，当然可以作为打开这一时代的深层结构的“典型现象”进行症候分析；但不应忽略的是，“出版界”“新闻界”“学术界”“教育界”“实业界”甚至“政治界”等科层与场域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并且进入分化阶段。在它们背后，显然还有更为根本的力量在发挥主导作用，“文学界”的问题只是内在于这一演进趋势中而已。此外，如果经由阐释，“文学”只是一种相对具体的历史经验或者对于时代命题的别样思考，那么也就无疑不是展开，而是反倒压缩了“文学”的社会—历史空间。怎样拿捏得当这一论述角度与分寸，恐怕还有待更为丰富的学术实践。其次，社会史视野既然作为一种“反思前提”式的研究思路被引入，在使用时自然容易启发研究者关注那些在既往的主流叙述的边缘或者对立面的对象。例如，在《公寓里的塔》中，各种能够突破经典的“现代文学”与“新诗”认知“装置”的材料被格外凸显。这当然有助于从已经习以为常的过分光滑的历史叙述中突围出来，在缝隙与断裂处重构一种新的“历史现场”。但是，材料的选择也有可能造成论述方向的偏移。对于任何一种学术视野的养成，这些“洞见”之外也许存在的“不见”都应当在强调某种研究取向的有效性时同样引起重视。

回到姜涛致力重建的学科前提——一种内在的整体性视野。晚近三十余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从一门“显学”退居学术格局的侧翼。不过，一个学科可以边缘，但不应主动放弃与时代对话的冲动；一个学科可以弱势，但不应丧失积极参与历史进程的能力；一个学科可以“不再年轻”，但不应在常态建设中磨灭通过不断“反思前提”追求自新的志气。学科与时代之间的紧张关联，是其内在于历史进程的整体性结构中的体现。而在具体研究中实现对于学科理解的“守正出新”，正是《公寓里的塔》的重要启示。

【责任编辑付国锋】

作者简介：李浴洋，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