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日下午，康拉德在美国费城去世。那是2012年6月3日，36岁的金融分析师康拉德决定单独骑车旅行，这也是他在周末喜欢干的事。但在骑车途中，他突然觉得不对劲，只好把车停在路旁。他刚取下头盔，就倒在地上。他的心跳和呼吸都停了——他突发心搏停止。

美国每年有大约30万人突发心搏停止，其中大多数人因此死亡：在被送到医院的突发心搏停止患者中，死亡率高达85%～90%。但康拉德则成为一名幸运儿。像他这样的人，挑战了我们对死亡的认识。在一些国家和社会，多达30%～40%的心搏停止患者，最终活着离开医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可能是因为那些幸运儿被送进的是施行最新复苏术的医院。

康拉德最终被送入的正是这样一家医院——美国宾州大学医院。紧急救护队当时首先把他送至当地一家医院，但该院医生对康拉德究竟患了什么病不确定——他显然不是典型的心脏病突发患者。因此，该院医生也就不知道怎样才能最好地救治他。就在这时，康拉德的妻子（一名医生）赶到了。她此前听说，附近的宾州大学医院正在进行复苏术新研究。她坚持要把丈夫转到这家医院。

采用液体凉垫让患者“冬眠”

当晚，康拉德被送到了宾州大学医院。该院内科专家兼复苏术中心临床研究主任亚贝拉下令，对康拉德实施24小时降温治疗，目的是减少炎症和减缓代谢。为帮助接受复苏术的患者（或者说死者）生还，这两点看来是关键。接受这些治疗后，康拉德在医学诱导的昏迷中躺了好几天。在此期间，他接受心搏停止后的相关救治措施，包括血压支持、心脏导管插入和呼吸机帮助。到了周五，他终于恢复了意识。

像康拉德这样的案例，远非闻所未闻。这些案例正在帮助专注于复苏术的内科医生和科学家梳理主宰死亡进程的多种机制。他们的终极目标，是阻止和逆转死亡进程。美国斯托尼·布鲁克医科大学（位于纽约）重症监护内科医生兼复苏术研究主任帕尼亚说，当一个人刚刚去世时，其大脑并不一定已受到不可逆转或无可辩驳的损害。只有当一个人失去生命体征，并且脑死亡时，才算真正去世。

事实上，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对人体的进一步认识，我们有关死亡本质的看法正在转变。科学家开始意识到，死亡并非那么直截了当，一蹴而就。就算心跳停止了，人体依然能存活几小时甚至几天。在亚贝拉看来，死亡分为两大范畴：开始死亡和死翘翘。如果承认死亡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瞬间，让进入死亡过程（或者说正在死亡，甚至说已经死亡）的人起死回生，就不是不可能的。

死了多久才算死翘翘？

在所有物种中，只有人类才能思考自己的死亡。对每个活着的人来说，死亡都是一种警告。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一些时候想到死亡。可是，我们对死亡思考得越多，反而会越多地意识到：我们对死亡的认识，实际上是多么粗浅。

大多数人认为死亡是瞬间的事——一个人此刻还活着，下一刻就死了。死亡就是关闭生命开关，死亡那一刻就是心跳停止时。今天，大约95%的死亡证明，都把心跳停止时间作为死亡时间。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事实就是如此。如果一个人的心跳停止，那么他（她）就被签发死亡证明，这是因为没办法让其起死回生。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开始挑战这种死亡假设。胸外按压再加上嘴对嘴呼吸，可能通过恢复心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就算到了这时，医生们依然假定：就算患者的心跳恢复了，当血液停止流动后不久，大脑运转也会开始停顿，患者因此进入植物人状态。帕尼亚说，他们当初受的教育是：心跳停止后，有5分钟救治时间。现在他们认识到，这样的标准已经过时，事实上，脑细胞并不会立即死亡。科学家开始认识到，细胞和器官各自经历不同的死亡过程，取决于环境条件，死亡过程可能要花几小时甚至几天。举一个极端例子，201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人类尸体上的肌肉干细胞能存活多达17天，前提是它们不被氧污染。

濒死经历之一——通道与光亮（写意图）

如果一个人在接受复苏术20～30分钟后仍无反应，那么他（她）就不大可能起死回生了。然而，这个时限并不是固定的。科学远未证明一个人的意识能力会在什么时候消失。帕尼亚说，他们并不清楚一个人死后多久，其细胞会破坏到这样的程度——不管医生怎样努力，都挽不回此人的生命。

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可能要花几小时，才会死翘翘。这方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例。2011年，一名决意自杀的日本妇女在服用大量安眠药后，徘徊进入一片森林。第二天早晨，一名过路人发现了她。紧急救护人员赶来后，发现她的体温只有20℃。她没有脉搏，也没有呼吸。虽然通过电击恢复她的心跳的尝试失败了，但医生们没有决定把她送进停尸房，而是把她连接至充当人工心肺的体外膜氧合机（这在日本是一种标准救治手段），然后等待她的体液恢复循环。

好几个小时后，她终于恢复了心跳。原来，森林里的低温阻止了她的体细胞迅速分解。虽然从传统死亡定义上讲，她在森林里已经死了大约4小时，然后，从路人发现她到她的心跳恢复之间又过了6小时，但她最终起死回生。三周后，她康复出院。后来她结婚生子。帕尼亚说，要是美国的紧急救护组发现了她，按照美国的救治标准，多半会宣布她已经死亡。

起死回生需要多种手段

帕尼亚说，征服死亡就像征服任何疾病一样，要求我们了解敌人，并且找到办法打击敌人。第一步，是恢复患者的心跳。通过现场督导心肺复苏术，特制去纤颤器（电震发生器）能提高恢复心跳的概率。这些去纤颤器能提供声音和图像指导，优化医生的操作。例如，要医生加大按压力度，或者在两次按压之间停留更长时间。这些装置也储存数据，以备事后查验。尽管大多数美国医生不愿使用特制去纤颤器，数据却表明他们应该使用。在一项研究中，初始的心肺复苏术成功率平均为45%，但医生们使用回馈式去纤颤器之后，按压成功率升至60%。

为赢得时间，像上述日本案例中那样的体外膜氧合机能维持身体功能，直到医生们让患者恢复心跳。这些机器抽出患者的血液，充氧后回输到患者体内。韩国和日本医生报告说，使用体外膜氧合机，患者恢复心跳的成功率可以高达90%。美国和欧洲都缺乏使用体外膜氧合机的标准化程序，他们的这一成功率只有50%。

就算成功恢复患者的心跳，通常也只是一个短暂胜利。随着科学家在生物学层面梳理死亡机制，他们开始认识到，一些标准的重症监护惯例（例如，为心搏停止患者大量输氧，以及在心脏病突发后立即提高患者的血压），并不是阻止接踵而来的细胞自杀大潮的最佳方式。

在增加让细胞停止死亡风暴的胜算方面，降低患者体温可能是最重要的突破。从2003年起，美国一些医院一直在采用轻度降低体温的救治策略，康拉德当时接受的正是这种救治。要么使用液体凉垫，要么通过插导管，医生让患者的体温降低大约4℃，也就是降至33℃。这会让患者的身体进入一种类似冬眠的状态，为患者的身体从心搏停止造成的伤害中复原赢得时间。适当降低患者体温，能减轻肿胀以及对大脑的压力，降低细胞活性，包括减少细胞的自杀指令。一项研究发现，每6名接受低温治疗的患者中会有1人受益。

根据2007年在挪威进行的一项研究，在患者心脏病突发时及之后的关键期并用以上救治手段，可让患者存活率（或者说生还率）从26%增加到56%。在存活者中，90%的人都不会留下任何长期性神经或生理后遗症。

所有这些证据表明，逐渐积累的信息和技术，正开始让天平从死亡那边偏向生还这边。美国宾州复苏术科学中心主任贝克说：“在生物学中，如果你能救治成功一次，就很可能会成功第二次。要是你弄清了成功的原因，你就能次次都成功。”言下之意是，如果能设法梳理出让心搏停止患者生还的机制，就能让很多患者起死回生。

减少大脑损害最关键

然而，复苏术依然是一个很年轻的领域。科学家说，这方面仍然有诸多难题需要应对。例如，对于什么时候对一名特定患者停止实施复苏术，目前还缺乏经过科学证明的合理的指引。贝克指出，目前这方面的尝试不仅非标准化，而且非标准化的程度堪称可怕。2012年，一项对美国各地共435家医院的研究结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通过对超过6.4万次救治事件的分析，这项研究的作者们发现，如果患者在接受救治20分钟后仍无回应，绝大多数医生都会停止救治努力。与最短的救治时间——16分钟相比，再增加大约10分钟——只需25分钟，心搏停止患者生还率明显上升。帕尼亚指出，如果一名医生在短暂尝试后以武断方式停止施救，对患者来说就是不可撤销的死刑。

在塑造心搏停止救治的新指引方面，相关研究正紧锣密鼓地展开。例如，亚贝拉相信，传统的心肺复苏术可能需要大改。心肺复苏术目前帮助了数百万患者，但它使用一种固定模式：不论患者个体情况，每分钟胸外按压都是大约100次。亚贝拉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就像对不同患者给药不同一样，如果对不同患者进行有区分的胸外按压，救治效果可能会更好。

帕尼亚的团队及其他一些科学家，正在研发帕尼亚所称的“GPS系统”，它能检查患者接受的救治质量。该疗法的正式名称是颅脑血氧定量法。它使用近红外光谱仪，监测每次心跳或每次胸外按压期间有多少氧到达大脑。通过了解究竟有多少氧进入患者大脑，医生就能调整心肺复苏术方案，以尽量减少大脑损害。帕尼亚希望这成为标准做法，替代几十年来通行的“盲目”按压。帕尼亚和同事已经在对患者使用颅脑血氧定量法，并且将公布相关结果。

厘清心搏停止患者生还过程，是科学家面临的另一个难题。目前，正如康拉德案例那样，医生们诱导心搏停止患者体温轻度降低24小时。这是否为最佳时长，还不得而知。除了使用低温诱导外，科学家也在寻找方法，直接阻止生物学层次的细胞死亡。亚贝拉预计，未来数年内，在生死交界处的组织互动与通信方面，会有各种各样的重要发现。

直接阻止细胞死亡的途径之一，是注射能抑制凋亡（程序性细胞死亡）的药物。通过研发以细胞的能量源——线粒体为靶点的药物，一些科学家正在寻找防止损害的办法。另一些团队正在寻找阻断钙蛋白酶的方法。钙蛋白酶像剪刀一样让蛋白质碎裂，由此诱导细胞死亡。在一项实验中，对窒息10分钟的实验鼠注射一种钙蛋白酶阻滞剂，与注射安慰剂的对照组实验鼠相比，注射钙蛋白酶阻滞剂的实验鼠的脑损伤少得多。

尽管有这些进展，未知的东西依然很多。帕尼亚指出，他们对细胞怎样死亡已有不少了解，但对怎样阻止细胞死亡大潮却所知甚少。他设想，如果这一死亡潮的细节（通道）浮现，就能创制以这些通道为靶点的药物，并且由紧急救护人员在现场向患者给药，以保持患者的可生存状态，甚至是保持“初步死亡”状态不恶化，直到患者被送院救治。换言之，就是向患者注射药物，阻止这些通道引起细胞死亡，从而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接着，让患者“冬眠”，直到被送进医院。这样一来，哪怕在传统定义上已经死亡了好几个小时的患者，仍然有希望起死回生。

对于像康拉德这样起死回生的患者来说，生理和神经的恢复可能是必要的。实现这些恢复所需的办法，正在研发中。记忆缺失这个问题，困扰着包括康拉德在内的一些生还者。康拉德获救后，以为时间是在2010年。他是在出事前两个月结的婚。虽然他认得出妻子，但记不起他们的婚礼。幸运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记忆慢慢恢复。现在，虽然他依然回忆不起出事那天之前两个月的情况，但除此之外他的记忆是完整的。对此，他心存感激。

亚贝拉指出，像康拉德这样的起死回生案例，尽管还算不上完美，却依然是他乐于看到的。他说，今天在复生后遗症中挣扎的患者，要是放在10多年前，就只有进鬼门关，一去不复返。然而，尽管这方面有了不小的进展，今天美国有资格接受复苏术拯救的患者中，却只有10%的人得到了全面和标准的拯救。正如康拉德所说的那样，他能获救纯属幸运——要不是他妻子的坚持，他早就进了鬼门关。

早在2008年和2010年，美国心脏学会、欧洲复生委员会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类似机构，就联合发布了新的复苏术程序框架。但出于各种原因，许多医院至今未采用该框架指出的救治方法。帕尼亚说，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医院不具备诱导低温或监控心肺复苏术过程的能力，而只是由于它们不采用这些方法。他说：“这是最大的伦理困境——明明有可能拯救，却不拯救。事实上，许多医疗机构施行的依然是20世纪、而不是21世纪的复苏术。”如果所有医疗机构都以一种标准化的最佳模式来实施复苏术，患者存活率（或称生还率）究竟会有多高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可以说不可能回答。但帕尼亚预计，未来10年中的这一存活率可能达到50%。

并非所有死者都能复活

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复苏术变得多么高端和标准化，也不可能实现创造生命。例如，在尸体干细胞于人死后17天被“救活”的案例中，也只有这些干细胞脱离了鬼门关。主持这项研究的法国科学家克雷蒂安说：“（尸体的）肌肉彻底被毁。你不可能让这样的尸体复活，也不能把它的器官组织移植给活人。我在这里所说的复生，仅仅针对一种很特殊的细胞类型。”

亚贝拉解释说，与此类似，如果一个人死了足够长时间，那么支持意识的基本结构很可能就已分解得无法修复。科学家很感兴趣的，是试图复苏那些在几分钟或几小时前突然死亡的人。亚贝拉说，如果某人心跳停止已不止几个小时，那么他（她）起死回生的可能性就不大了，甚至是没有可能生还了。

至少在相对近期内，让人永生或者说不死，并不是一个现实选择。心搏停止通常由某些内在疾病引发，例如冠心病或糖尿病。让晚期癌症患者起死回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会让他们在非常痛苦的几小时或几天后再度死亡。在找到对每一种疾病和伤害的根治办法之前，起死回生只能推迟不可避免的死亡。就算是像康拉德这样的“健康人”（他们看似突然发病，找不到病因，或者可视为没有病），虽然被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但最终也像每个人一样难逃一死。总而言之，科学家的观点是：实现起死回生，必须有一定前提。

不过，从眼下来看，康拉德很高兴自己起死回生，而且很健康。亚贝拉和其他医生都不知道康拉德当初为什么会突发心脏病。事实上，他的心脏查不出任何毛病。但作为预防措施，他们在康拉德胸部植入了一只微型去纤颤器。迄今为止，康拉德没找到使用它的理由。他不仅婚姻幸福，而且重新工作和骑赛车。他说：“睡觉醒来，我会时刻保持清醒，微笑面对生活。就算出了交通事故，我也会认为没啥大不了。毕竟，能够呼吸总比没有呼吸好得多。”

许多从死亡边缘回来的人，在谈到濒死经历时，都说自己当时在一条通道的尽头看见了光芒，或者有光从上方照在自己身上。虽然康拉德并无这样的濒死体验，但他对许多虽小却重要的偶然性感到惊奇，因为正是这些偶然合力挽救了他的性命。例如，事发当天他随便选了一条与往常不同的骑车道，而这条骑车道位于人更多的区域。更幸运的是，他出事时有人看见了，而且人们富有同情心，停车帮助遇到不幸的陌生人，并且其中一人是急诊室护士，他（她）对康拉德实施心肺复苏术，直到护理人员到来。而最重要和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擅长新复苏术的专家亚贝拉。康拉德说：“我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幸运儿。像我这样能起死回生的人，毕竟是极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