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中国登山队气象组需要增加预报人员，诚恳邀请我“客串”天气预报。经过中国科学院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队领导征求大气物理研究所领导意见，我成为登山气象组一名成员，并兼任气象组副组长。组长彭光汉分派我负责高空风预报，我欣然接受，并积极准备当时可能找到的有限的几种预报工具。当时，我们预报组4人，由我负责高空风预报，其他3人负责降水、温度等天气预报。1966年4月21日，我根据自己的简单预报工具，提出“明天可能高空风加大，不宜于攀登”的预报意见。组长问我：“风力多大？维持多长时间？”我没有把握，只得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现在看来，以“不知道”为支撑的预报，显然是功夫不到家的。由于我没有确切的依据，我的“不宜于攀登”的预报没有被采纳。

第二天，张俊岩副队长带领22名登山队员从海拔7600米往8100米营地运送登山物资时，突然，狂风大作……他们只得下撤。当经过海拔7500～7400米时，由于这里地形狭窄，风力更大，有两位队员的登山包被大风吹下山，10来名队员冻伤。

1984年春，作者高登义教授在南迦巴瓦进行气象观测。

回到大本营后，有6名队员做了手术，有的截断手指，有的截断足趾，还有人割去鼻尖……当组长彭光汉叫上我与他一道去慰问冻伤的队员时，我心里害怕，但又不得不去。我做好准备：接受受伤队员的批评，甚至责骂。然而，在我们认真自我批评后，受伤队员并没有骂我们。离开时，一位老队员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今后你们的预报做得好一点，让我们少受一点罪。”

因没有做好预报给队友带来如此严重的冻伤，我年轻的心受到很大冲击。回到帐篷，我偷偷地哭了。当时情绪激动的我，马上提笔给中国科学院登山科学考察队写了“决心书”：决心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为中国登山事业做出贡献，一定把珠穆朗玛峰登山天气预报做好！

后来，这份决心书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报》摘登了。它成了我以后为我国登山天气预报奋斗的座右铭。几十年来，我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机会了解国家登山队员在攀登珠峰时的天气感受、经历，仔细观测研究珠峰的天气系统变化与天气预报关系，认真观测、记录大气环流变化与珠峰上空云系变化的关系，认真记录、拍摄珠峰上空云的变化……在收集大量技术资料的基础上，我对登顶珠峰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和规律（详见《珠峰天气预报的思路和方法》）。失败是成功之母。通过总结成功的案例，又吸取失败的教训，反复地琢磨和推演那些规律性认识和结论，我对登顶珠峰的天气预报就有了越来越坚实的底气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