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红

摘要：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的力量越来越强，资本的回报利润上升，劳动的回报工资出现下降的趋势，资本的利润与劳动的工资出现对立。劳动才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在未来30年后，人口减少的前提下，过去“资本报酬高，劳动报酬低”的要素价格差距较大的扭曲现象将会得到一定纠正。因为劳动相对资本稀缺，劳动的边际产出增加，劳动的实际工资要上升，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资本的实际报酬下降。通过分析经济学论著的传统和激进思想，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是否任其自由还是干预方面，得出经济需要伦理的判断，和政府需要介入管理经济的伦理价值体系，自由、兼顾公平的伦理道德体系的建立，有助于未来经济动力的恢复和消除要素价格扭曲。

关键词：资本的价格；工资的价格；伦理判断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27.038

1资本的利润与劳动的工资的变动关系

伴随着资本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家的资金积累越来越多，资本家群体的力量越来越强，资本的回报利润上升，工资出现下降的趋势，资本的利润与劳动的工资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处境会向两个极端发展。

1.1有关经济的伦理判断的文献综述

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中指出，劳动才是生产和交换中价值的源泉。李嘉图之后的学者主张回到李嘉图的原点，也认为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这对分析资本经济的本质有一定作用，这一思想后来在19世纪20年代被威廉·汤普森等发展为“劳动才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这就是著名的“劳动全收权”（right to the whole produce of labor）思想。它复活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所以也被称为“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思想”。

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发表于18世纪后半叶）进行的批判。马尔萨斯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其中对生存权和劳动权的否定深受资本家和统治阶级的欢迎。工业资本家和土地拥有者都将这一经济思想看作是自己的福音。

早在1782年诞生了保证人民生存权和劳动权的“吉尔伯特法”，这一法律规定，拥有劳动能力及意愿的劳动者，如果在其居住区域内没有工作的话，教区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积极地为这个人提供雇佣保障。

科贝特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认为当人民受到危害或者无法保证最低生活水平的时候，社会和统治阶级有对人民进行救助的义务。同时他还提出应该通过法律规定这种义务，这可以说是对人民，特别是贫困者的生存权与劳动权给以肯定。

以吉尔伯特法为起点的强制雇佣和强制救济制度，在1796年通过著名的“斯皮拉姆兰法案”得以实行。这一法案也可以看作是最低工资制度的起源。该法案规定，如果一个工人的工资没有达到最低工资金额，那么政府将发放补助金以弥补差额。

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者霍奇金斯在《劳动拥护论，1825》中指出提高用来表示资本与劳动份额的“劳动分配率”的重要性。他以私有财产制、市场经济以及竞争的必要性为前提，提出了提高劳动分配率的主张。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强调重视道德的价值，指出追求财富和地位的野心虽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优点，但同时也有扰乱社会秩序的缺点。那些缺乏道德心的人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会在野心的趋势下做出违法的行为，这样会导致社会变得不公正。通往道德之路和通往财产之路，由于受到一生时间的约束，有些人选择了后者，在没有被社会认同感（sympathy）的情况下，人们会跟风挺而走险进行不公正或违法的经济行为，这样社会的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因缺乏监管而混乱，欺骗性行为盛行。暴富暴穷，比比皆是，这样会扼杀了新进入劳动市场被雇佣的遵守道德法律的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存权，因为现实时候他们怎么样奋斗，都可能面临工资薪水微薄，从而无法支付生存的开支。

新古典派相信市场的价格调整机制，认为即使在劳动市场中，也可以通过灵活地调节价格（这里可以考虑为工资）来使劳动供需达到平衡。而在经济衰退、失业率升高时，实行持续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刺激可以刺激价格上涨，增加人们的开支，降低劳动的实际工资，而减少失业。资本的实际利润也面临降低，所以雇主会压低工人的实际工资。而劳动者为了生存会增加劳动时间，被剥削更多。所以在政府的宏观政策中的货币宽松政策，会对劳动者不利，或者说不公平，使得劳动者在物价上升时的实际工资下降，入不敷出，而被迫增加劳动时间，并且劳动的职业环境处境恶化。而企业雇主或资本家的利润也面临政府宏观政策的挤压（收租），所以他们或者减少投资，或者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

1.2结论

学者们指出，必须关注资本的利润与和劳动工资的对立，禁止欺骗性的经济行为（亚当·斯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必须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和精神。通过法律制定救助贫困者的义务。必须在政府、企业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进行收入分配的平衡，杜绝腐败和违法行为，保证劳动者的就业权和工资收入等生存权，这是中国未来解决人民生活及增加生育意愿、养育能力的根本前提。所以在价格要素扭曲的情况下，提出新的改革措施和法律制度，保证作为劳动者也是消费者的人民，有收入，这样资本持续有者才会有收入，制造业的产出方面的供给侧改革才有意义和方向。

2中国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关系对劳动就业及劳动力再生产的影响

2.1资本与劳动要素报酬情况

中国的劳动者主要包括：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城市中的产业工人、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影视、文化领域、教育、金融、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者及管理者等。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缓慢，中等收入者受到的影响较大，高收入者保持较稳定的收入及增长。

中国以土地为主要的资产主要是农业用土地、房产，企业厂房、基础设施。所以拥有这些资产或资产使用权的所有者（政府，农民及房产所有者）在未来基本将取得丰厚的或稳定的回报。那些没有拥有资产的大多数城市产业工人和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及其他大学生等流动人口，就在居住成本在生活开支中占比较大，而无力保证生育及养育后代的教育经费，以及自身的养老资金，所以这部分婚育年龄的劳动人群或推迟了结婚或减少了生育的机会。

2.2资本与劳动价格报酬的差距对劳动力再生产和生育的影响

中国房产从2003年开始缓慢上涨，2009年急速上涨至今。房产价格相对工资价格快速上涨，反过来也影响工资上涨。对85后及90后到城市就业的农民、大学生还有本地的产业工人的生活影响巨大，由于宽松货币政策持续10年以来，实际工资（即工资相对物价）是在下降的，所以人们都将土地为主的资产作为保值工具，在这方面的投资购买有点像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圈地运动”。而离城市较近或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的农村的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在生育方面。由于农村的青年人大量离开土地进城务工使得生育率下降或留守儿童增加，老年人被迫下地务农，而且产出减少。城市的务工者，不得不先买房，后存钱结婚生育。女性结婚及生育的平均年龄均推迟到30岁左右或以后，这样直接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新的劳动力一辈比一辈减少了，这种现象体现的是资本与工资的对立，资本赚取的利润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少，造成劳动者无法养活家人，而被迫减少生育，劳动人口的数量急剧减少。

在中国体现在住房价格相对工资收入昂贵，为了住房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带动居民提供更多的劳动时间（因为劳动是非志愿的），所以会导致产出增加，而未来又没有和上一代一样多得新一代年轻来消费，这样产出就会过剩。所以资本劳动报酬的巨大差距，必然带来过剩，经济停滞。

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和收入水平相比过去，层级出现固定。一些新的劳动者就业困难。这导致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后，并没有带来人口生育的乐观的预期。消费能力在宽松政策下持续下降。

回顾中国人口出生情况，中国实行了30年（1980-2015）的严格的人口控制，人口出生减少了将近2亿多。根据统计，中国自2003年开始后，每年的出生人口大致稳定在1600万左右。每年出生人口的增加值，2011年，12万；2012年，31万；2013年，5万；2014年出生人口1687万，相比2013年只增加了47万，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1655万，相比2014年，新出生人口只增加了32万。预计2025、2030两个年份的时间是死亡高峰期区间。人口学者黄文政曾经计算过，相对于2.2的更替水平，中国1.4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每隔一代人（25-30年）出生人数将萎缩36%，两代人就萎缩60%。这是个可怕的速度。到时候，人口负增长。劳动抚养比上升，劳动力缺乏，供给的商品在质量及使用价值上减少，价格上升。

2.3结论

中国是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多种所有制成分的企业和资本所有者，政府在处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方面的收入和福利时，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问题，所以会出现，难以兼顾劳资双方的积极性和收入的公平。这是未来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和制定实施相关法律法规面临的一个难题，对待企业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要保障企业资本的利益和劳动者的利益，刺激双方的投入、经营及劳动意愿。

3对未来中国劳动工资价格相对资本价格的变动的预估及对策

3.1对未来中国劳动工资价格相对资本价格的变动的预估

（1）就业人口数量及质量效率下降，劳动力不足，边际成本固定的商品及服务产出下降，人们收入下降、消费福利下降。

在持续宽松货币政策下，制造业资本价格（回报、利润）下降，实际工资上升。短时期，产出增加，因为提供的劳动时间多。长期因为没有对劳动力进行再生产人口下降，可以提供劳动的人群人数减少，带来未来劳动时间的总体减少，产出和消费均减少，实际收入下降。资产价格也下降。年轻人数少，老人多。消费少，制造业的供给要重新调整，产出和回报将下降。

另一方面，老年人经济出现，在一线城市的老人会带来老年经济消费，二三线城市老人因为多数居民未富先老，所以在家养老的居多，对养老院资本的投入不效率不高，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将近70-80岁以后才会被家人送去养老院。并且中国文化是重视孩子，就会存在代际抚养孙辈（二孩政策），所以老人的日常支出都会节俭。

农业资本的利润和回报增加。所以农业领域的农户和承包的商人将会有较稳定的资本投入回报。国家政策也鼓励农业生产，保证国家的物价稳定和食品供应保障，防止经济危机在供给结构中的农业中出现短缺，因为中国未来至少需要养活10亿左右的人口，因此必须稳抓农业。

在未来2030年以后，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群退休后，通过灵活地改变价格来消除失业，实现完全雇佣（充分就业）的国家宏观调控方法可能会失效。在此之前，在经济衰退、失业率升高时，国家通过（实行持续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刺激可以改变价格（提高价格），带动消费，而减少失业，同时也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而在未来劳动人口下降的前提下，资本的利润和劳动的工资的对立会得到缓和，产能过剩也会得到缓和，此时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较高，工资较高，一个年轻劳动力的工资要能养活2-4口人才合理，因为未来劳动力的抚养比加大。所以社会的产出要保持高效，在固定资产投入方面充足的情况下，加大人力资本年投入，对劳动者进行培训，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提高产出，企业资本家才能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提高劳动者的实际报酬（工资）。

所以，目前企业资本家要加紧重视提高企业组织管理方面效率的人才教育和制造业生产技术、技能的培训。未来在制造业方面的劳动工资会打破以前的传统，相对教育、商业服务业行业而言会上升。专业技能人才工资收入上升。技术性体力劳动工资与复杂性脑力劳动工资的收入不一定相差很远。

而非一线城市的固定资产的收入、房租会下降。税收对平衡富人和穷人的收入的作用会加大。因此，富人会移民到国外。在信息化社会下，制造业资本集聚明显，资本集聚对劳动集聚的作用有所下降，那些制造业大省会出现较多劳动者集聚，而商业服务企业出现分散化及小微及私营化。

（2）对于普通职业的劳动者的生存条件会在2040年以可能会有所改善和缓解。在就业职业领域，公务员、教师、事业单位、医生等专业从业人员会减少，收入也会平民化。人力资本投入在技术方面职业培训和高校或学校的合作增加。为改善生活，人文性大学专业教育增加。

（3）因为受制于产出下降，货币超发的规模及速度会放缓，所以以土地为附属的资产价格回报稳中有降，但不是幅度很大，但是制造业资本在未来的回报由于消费人口减少，利润总额会下降。

政府不希望房价跌，房价作为金融投资产品，被人们哄抢。结果是在未来，赠予税，转让税，公证行业，甚至是律师，和房屋中介，将会取得收入，购买房产的居民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外部经济性，给政府，租客，装修行业，物业管理行业带来收益。其中政府，银行，房产商短期获利。同时未来20-30年后人口减少的前提下，会出现房屋空置率增加，租金下降。

（4）生育率低下，劳动力供给及消费数量急剧下降对劳动工资与资本报酬的影响。

亚当·斯密在其论著《国富论》中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富裕，关键是看其能生产出多少供本国居民消费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拥有货币及金银等资产的多少。这意味着，不能用占中国居民财富60%以上的房产来判断家庭主要财富的多少的指标，还要看居民家庭户能消费多少商品和服务。对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起支撑作用的，也是制造业和农业的生产力。

未来中国的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供应将大大减少，劳动者的经济行为的正的经济外部性减少。人们能消费的商品数量和品种将减少，价格上升，人们消费福利下降。养老保险的缴纳者将严重不足，养老保险账户的资金由于应付未来30年的通货膨胀和实际产出的、可购买的劳务和商品的减少，会出现有钱买不到东西，必须生活品短缺的可能。由于年轻人少，从生产到消费，从就业到养老，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物价高企，物资短缺。

在对策方面除了提高生育率，就是说90后以后出生的年轻的劳动教育课作为国民教育课程的成绩及表现要提上日常重点来抓，切实将之改造为放下手机的一族，自己做饭洗衣的一族。自己创造有价值的劳动，服务于家庭和自身，摒除有房有车就是富裕的富二代观点。避免互联网下新一代年轻人成为不劳而获的一代，对职业教育，人性家庭方面的教育，解决对某些职业领域的歧视，杜绝不肯付出代价参与社会和家庭的劳动。只有这样在就业时，才能提高劳动的质量和数量，提高效率，提高工资。否则，不劳而获，又要增加收入，资本的利润会减少，雇主会减少雇佣，社会投入减少，产出减少，隐性失业现象还是会普遍存在。这表现在减少雇佣的劳动时间上等。

3.2对策

3.2.1政府方面

（1）未来政府必须干预资本与劳动的要素价格，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要平衡资本、劳动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切实赋予基层劳动者生存权，而且是在解决政府债务问题之后或同时要考虑这个严重的问题。处理房地产方面的资产泡沫问题，停止出让过多地建设房产项目。因为无人消费的住房是没有价值的。它就像一座座山和岛屿耸立在那里。货币政策的刺激只是带给人们假象，人们恐慌性地买房，而不是正常开支消费，生儿育女。

（2）政府要支持教育转型，从研究型向技能管理型转变。从小学到中学是人格形成及道德操行教育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国民素质要切实提高。而不是为了考一所好的大学，只选择学习成绩一项指标。

3.2.2资本所用者

[JP3]选好行业投资经营，规模适度，了解市场需求、人口、消费文化及价值观的变化情况。在税收和为劳动者支出保险方面的政策要进行了解和准确把握。提高人力资本投入。人力资本的概念是宽泛的，包括文化、经验以及更广泛的对生产和服务过程的融入能力。劳动不是同质的，不同个体其人力资本的水准不同。也就是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特点是应消费者需求而对产品与服务生产贡献不同的能力，以及生产不同类型的产品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劳动需求），劳动的供求关系决定了与人力资本不同水准相连的工资，以及工资的不平等现象。

3.2.3劳动者

重建社会传统中的优秀伦理和道德体系，合理安排结婚生育年龄、提高家庭教育质量，在德育及良好感情发育方面对儿童智力发育提供良好的社会及家庭环境，帮助儿童在价值观方面对其学习方式的正确引导，使得劳动者有着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提高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加强社区及家庭的对老人和儿童的互助，这些都有助于人口在精神上获得支持，而增加人口素质和提高生育意愿。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M].张一平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6）.

[2]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8）.

[3]橘木诏俊.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M].朱悦玮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4]托马斯.皮凯蒂.不平等经济学[M].赵永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