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杨绛与钱钟书结婚后，同到牛津大学求学。两位书生远离家乡，漂洋过海，饮食起居难免手忙脚乱。

刚到英国时，房东一日供四餐——早餐、午餐、午后茶和晚餐。钱钟书饮食习惯保守，洋味儿的不大肯尝试，总吃不饱。于是，杨绛想租一套有家具、能做饭的房间。钱钟书则不以为然，认为杨绛又不会做饭，现在至少还能吃现成。

后来，杨绛还是说服了钱钟书，搬进了一位爱尔兰女房主的家。有了自己的厨房，钱钟书就说想吃红烧肉。在牛津常来往的俞大缜、俞大絪姐妹略懂一点烹饪，便指导说，先把肉煮一下，然后把水倒掉，再加生姜、酱油等佐料。生姜、酱油都是中国特产，在牛津是奇货，又贵又不新鲜，杨绛就找来替代品凑合。

食材有了，却没有菜刀、砧板等厨具，杨绛只好到房东家借来一把大剪刀，剪出了像模像样的方块肉，然后照俞氏方法，如法炮制。

迫不及待的两人把电力开到最大，一个劲儿猛煮。水干了，加水；肉没熟，加水。结果，第一次做红烧肉以失败告终。随后，杨绛想起妈妈做橙皮果酱是用“文火”熬的，一下恍然大悟。再做红烧肉时，她就改用文火炖肉，汤也不倒掉，只撇去沫子。改良之后，就有点妈妈的味道了，钱钟书吃得津津有味。

一法通则万法通，从此，红烧、白煮，杨绛皆用文火炖。钱钟书吃得面色红润，而又心有愧意，于是赋诗一首《赠绛》：“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穀（谷）方。”

（摘编自《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