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1906年10月25日，许涤新出生于广东省揭阳市棉湖镇。1933年，他在上海经杜国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研究部副部长、宣传部长、党团书记，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组织部长。

1935年2月19日，由于叛徒告密，许涤新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党迫于释放政治犯的压力，于8月31日释放许涤新。抗战初期，他在武汉参与创办《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新华日报》迁往重庆后，他担任《新华日报》编委和党总支书记，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秘书、中共中央南方局经济组组长。在渝8年，许涤新为重庆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和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参与制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贯彻和团结工商界人士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撰写经济畅销书

武汉沦陷后，中共中央长江局迁至重庆，《新华日报》也迁渝出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许涤新等人随即在新闻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当时，《大公报》在舆论界地位较高，在老百姓心中也有影响，但在政治上却是一张亲蒋的报纸，对国民党政府是“大捧小批评”。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许涤新主动与《大公报》的编辑、记者交朋友，统战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

1939年冬，许涤新在“中国经济学会”年会与爱国经济学家马寅初相识，并在《新华日报》上对其进行报道。不久，马寅初因公开批评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而遭到逮捕。1944年冬，马寅初被释放，但不允许他继续在大学授课，也不允许他发表文章。得知此事后，许涤新立即向南方局汇报，并在《新华日报》刊发马寅初的文章，向其支付高标准稿费。

1945年1月，《新华日报》举行出版7周年纪念会，马寅初应邀参加，并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这几年的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人才真正是我的朋友。”

1942年初夏，许涤新因大量咳血被诊断为肺结核，医生嘱其静卧疗养。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许涤新病情逐渐好转，但妻子方卓芬和年仅一岁的儿子却不幸被传染。组织上便安排许涤新一家到歌乐山一处幽静的住地休养。

许涤新到歌乐山不久，周恩来因为膀胱结石到歌乐山中央医院做手术。许涤新每天下午都去探视周恩来。暂离繁忙的工作，周恩来很高兴与许涤新这位病友兼战友聊天。有一次，两人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周恩来对许涤新说：“你既然专门搞经济问题，那就要系统地进行研究。不但对实际问题要进行系统的研究，而且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要进行系统的研究。只是东一点，西一点谈问题，这叫做一知半解，算不了学问。”许涤新听后，很受启发，决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写出一本中国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实现这一夙愿，许涤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锲而不舍地收集资料，研究提纲。

1944年秋，许涤新的肺病第二次发作，在红岩二楼宿舍休养。当咳血被控制后，他开始着手写作《中国经济的道路》。《中国经济的道路》一书。许涤新系统地回顾了近百年中国经济的演变历史，论证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通过新民主主义经济道路，使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的结论。

为弥补《中国经济的道路》中所缺少的抗战以前中国经济史和日本投降以后国内斗争形势两方面内容，许涤新同时撰写了《现代中国经济教程》一书。在这部书中，他着重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战时经济和战后殖民地化的危机，并通过国民党统治区与解放区社会经济的鲜明对比，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走向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光辉道路。这两本书，是许涤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开始。

1946年，抗战胜利后，《中国经济的道路》《现代中国经济教程》在全国出版。仅两个月，书籍便销售一空。1947年秋，在国民党查禁《中国经济的道路》之前，该书曾印刷7次，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书。

为民族工商业请命

1940年冬，许涤新从《新华日报》调到南方局宣传部，负责《新华日报》社论稿的初审等工作。不久，他又兼任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经济组组长，受命研究抗日战争中的经济问题，宣传党的财经政策，搜集国统区财经材料，在工商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为搜集国统区的财经材料、揭露国民党的官僚资本，许涤新领导经济组，在国民党的财经机构及重要企业，如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重庆电力公司、邮汇局、手工业合作总社、资源委员会等10多个部门开展工作。1942年3月，周恩来向中央汇报时说：“（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经济组在一年来的工作中，收集了国民党政府的有关计划、金融、工会、厂矿、交通、粮食、农林、物价方面的材料100余种，成绩之显著，为以前所不及。”

1942年秋，周恩来对许涤新说：“你是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有条件同资本家谈得来；你又是统委经济组的负责人，有必要去同工商界作直接的、经常的接触。”周恩来要求许涤新正确贯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抓住抗战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特点，在作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统战工作。

当时，重庆有影响力的大资本家包括两部分，一是由上海入川的，代表人物有刘鸿生、吴蕴初、胡厥文、吴羹梅、李烛尘等；二是四川本地人，代表人物有胡子昂、潘昌猷、卢作孚等。

起初，由于国民党长期造谣诬蔑共产党，一些资本家不敢接近共产党。许涤新便找来既亲近中共、又同上层资本家有接触的罗叔章、胡子婴，作为经济组与工商界联系的顾问。经两位大姐的介绍，许涤新参加了重庆工商界的“星五聚餐会”，开始了与工商界的接触。当时，参加“星五聚餐会”的人数很多，有时甚至200多人。许涤新利用各种机会，接近那些不了解共产党的资本家，并逐一登门拜访。虽然经常吃“闭门羹”，但他从不灰心。

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政治上独裁专制和官僚资本经济上压迫垄断的日益加剧，民族工商业与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这时，按照周恩来、董必武关于做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要“在商言商”的指示，许涤新和经济组的同志，一方面在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通过通货膨胀、统制和管制手段，对民族工商业进行敲诈和掠夺；另一方面收集、宣传工商界人士的意见和主张，用工商界能够接受和熟悉的语言来发表文章，借助舆论影响，为民族工商业请命。

当时，李烛尘是久大、永立、黄海化学工业社的负责人之一，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的助手。在与经济组有关同志的交谈中，李烛尘表达了对国民党政府制定的酸碱收购价格过低、不敷成本的愤慨。在征得李烛尘的同意后，经济组的同志将他的意见刊登在一家商务报刊上。该意见一经发表，立即引起民族企业界的共鸣。李烛尘起初还担心国民党政府的打击报复，但来自工商界的赞誉和共产党的支持，激励他敢于直言。最终国民党政府慑于舆论的压力，只好适量调高收购价格。自此，李烛尘坚定地站在民族企业家立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

抗战期间，川帮工商界也受到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打压和排挤。许涤新经常独自一人去拜访胡子昂、潘昌猷、古耕虞、卢作孚等人，并利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与他们交流有关经济时局等方面的问题。他还常邀请古耕虞和一些出口商，到位于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与周恩来座谈。这使曾受国民党欺骗而攻击共产党的工商界人士逐渐转变态度，如胡西园、吴味经等人。

为重庆工商界的统战工作鼓与呼

1945年秋，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重庆工商界的一些代表人物找到许涤新，要求转达“他们希望见毛泽东”的愿望。许涤新与周恩来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欣然同意。

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清寺桂园（张治中将军的公馆，供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使用——作者注）会见了李烛尘、吴蕴初、刘鸿生、潘昌猷、颜耀秋、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等工商界代表人物。针对他们提出的中国民族资本的前途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得到发展的是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和富强的国家，只有如此，民族资本才有发展的前途。”3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后，几位工商界代表在桂园设宴答谢，毛泽东的肺腑之言，振奋了他们发展民族工业的信心。

日本投降后，中小工商业者从自身的生存权利出发，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统制”进行斗争。1945年秋，徐崇林、罗叔章、田钟灵和李学民等人成立了“中小工业联合会”。之后，几位负责人一同找到许涤新，请求中共领导他们。许涤新代表党组织，肯定了他们的斗争精神，并介绍了一些与经济组有联系的积极分子或秘密党员，并协助他们办《自由导报》——一个以“揭露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的压迫，宣传开展民主政治运动和反对内战”为宗旨的刊物。自此，“中小工业联合会”成为南方局统委经济组间接领导的工商界组织。

为了更好的在经济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需要有一个公开的组织，许涤新在请示董必武和王若飞后，开始筹划和组织“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1945年12月23日，“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正式成立。“经协”成立后，积极宣传中共的和平、民主、团结方针，主张废止国民党的“经济统制”政策，救助工业危机，救济失业员工。“经协”还在国统区开展反对四大家族“经济统制”的斗争，推动了经济界的民主运动。“经协”发表的《对当前经济问题的意见》《对当前政治问题的意见书》等，观点鲜明，内容充实，击中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反动腐败的要害，受到各方面重视，特别为中小工商业人士赞同。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在日益强大的民主运动压力下，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争取政治协商会议成功，许涤新领导的统委经济组，团结和推动各种民主力量，开展会外的斗争。当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际，民主建国会、救国会邀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共23个单位，联合商讨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推举陶行知、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李德全、茅盾、曹孟君、孙起孟、罗叔章等35人组成理事会。“经协”和中小工业联合会都是协进会参加单位。许涤新还安排田钟灵、李学民等骨干分子具体参加“经协”新闻处的工作。

1946年3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找到许涤新，对他说：“国民党政府即将从重庆迁到南京，为了谈判的需要，我党代表团也将迁到南京，并在上海设立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文化城市，需要快一点到上海去开展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许涤新决定立即到上海。为争取时间，没来得及去歌乐山与夫人及儿子道别，他就搭乘一架飞往上海的美军飞机，匆匆离开了战斗8年的重庆。

（责任编辑：陈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