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锋

1940年9月13日，重庆，天空晴朗。

这一天，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在日记中写道：“近20日的安静生活，一切都渐入轨道，昨今两日又给敌机摧毁了。昨日，于上午10时左右发出空袭警报，12时左右敌机侵入市空，并且是驱逐机先来，飞行甚低，为从来所没有的”“今日上午10时红球又挂起来了，半小时后即发紧急警报”。

陈克文在日记中提到的“驱逐机”，就是日军刚刚投入到中国战场上的零式战斗机。但他此刻并不知道，9月13日，中日空军双方的战斗机在璧山上空相遇，爆发了一场激烈的空战。事实上，这是中国空军自抗战爆发以来遭遇的最为惨烈的一次空战。

空战爆发的背景

1938年10月，日军大本营在攻陷广州、武汉后，对中国的战局进行了重新评估，并制定了新的侵华战略。他们认为：“在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我方如采取适当的措施，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指蒋介石政权）沦为地方政权。因此，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

为此，日军在1938年底制定了轰炸重庆的计划。1939年5月，日本海军航空部队接力其陆军航空部队，对重庆的轰炸升级，并在当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5.3”“5.4”大惨案，造成重庆市民3318人死亡，1973人受伤。但日军在对重庆实施大轰炸的过程中，也遭到中国空军的顽强抵抗。中国空军与日本海军航空队在重庆上空的第一次对决（1939年5月3日）中，中国空军以损失4机、牺牲2名飞行员的代价，当场击落日机2架。来犯的日机全部中弹，有一半以上的飞机一时无法修复。随着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到来，重庆空防力量加强，随后，日本空军竟不敢白天来犯，而利用黄昏和夜晚对重庆进行偷袭。

日本空军将防御重庆的中国空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组织力量对重庆周边地区的我空军基地（梁山、广阳坝、白市驿机场）进行轰炸，企图消灭或削弱中国空军的抵抗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设在汉口和运城的两大侵华日军的空军基地，与重庆的直线距离在780至800公里左右，远远超过当时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在较长时间内，其空军均是在无战斗机护航情况下，以轰炸机组成密集编队而形成自卫火网，来突破中国空军的拦截。因此，中国空军的战斗机与日本空军轰炸机在重庆上空的较量过程中，虽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也能不断创造出击落日机的战绩。

1940年5月，日军发动两大军事战役，企图从空中和地面进行打击，迅速解决所谓的“中国”问题。在地面上，侵华日军制订了“宜昌作战”计划，以第11军为主力，于5月1日向正面防守重庆的第五战区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企图将我军主力围歼于宜昌附近地区；在空中，侵华日军集中陆海军航空部队主力，首次进行大规模的联合作战，并签订了“陆海军关于101号作战协定”，以重庆、成都为主要目标，企图以“大轰炸”为手段，迫使我国军民屈服和投降。

1940年5月，在日本大村航空队担任教官的横山保大尉突然接到命令，要求他立即率领一个小分队，驾驶6架尚未定型的新式战斗机——零式战斗机飞往中国的汉口。不久，在进藤大尉的率领下，第二个分队也飞抵汉口机场。零式战斗机到汉口后，配属于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的第12航空队使用。

与此同时，日军第11军于6月12日完全占领了宜昌，按原计划拟撤防至原出发地。但在其海军的干预下，最后又驻守宜昌，将宜昌机场建成日军轰炸重庆的前进基地。

空战双方飞行员名单及驾驶的飞机

零式战斗机，是二战期间日本海军使用的最主要、最著名的战斗机，几乎日本海军所有的航空母舰、航空队都配备了各种改进型号的该种战斗机。无论在飞行速度、航程、升限和武器配置等各方面，零式战斗机都远远超过了中国空军所使用的E-15、E-16战斗机。

当年，参加“9.13”璧山空战的中国空军部队为第4大队第21、22、23、24中队，以及第3大队第27、28、32中队，由第4大队大队长郑少愚亲自率领。（见表1）

参加“9.13”璧山空战的日方部队为其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的第12航空队第1、2中队，由进藤三郎大尉率领。（见表2）

中国空军究竟有多少架飞机参加了“9.13”璧山空战？中方的资料中有明确记载：共有34架，其中E-15战斗机25架、E-16战斗机9架；日方的资料则记载：大约30余架。但关于日方参战飞机的数量在中日双方的资料和战史记载中，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在《中国方面海军作战》《中攻——海军中型攻击机》《海军航空概史》《日本海军战斗机队》等日方研究中日空战的著作中，均一致记载：参加了“9.13”璧山空战的日方部队为其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第12航空队的13架零式战斗机。

在《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等中方著作中则记载：参加“9.13”璧山空战的日机约30架。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一书中收录的是《空军第一路司令官毛邦初关于敌我空军交战情况的战斗要报》（1940年9月13日），因而具备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和权威性。据《战斗要报》记载，当天参战的日本飞机约30余架，分大、小两种型号，小者为97式战斗机，大者应该就是后来才知道的零式战斗机。

日军的97式战斗机果真参加了“9.13”璧山空战吗？

《战斗要报》提到的97式战斗机，主要配属于日本陆军航空队，曾在1938年至1939年的河南归德（今河南商丘）、江西南昌以及内蒙诺门坎战役中，与中苏空军较量过。在日军实施“101作战”计划中，仅有配属该型飞机的独立飞行第10中队（常用9架，备用3架）驻防汉口，担任基地上空的防空任务。

97式战斗机分为甲型和乙型两种。其中，甲型的续航能力为960公里，乙型的续航能力为920公里，有效作战半径为480公里。从日军的前进机场宜昌到重庆的直线距离就有480公里，而璧山在重庆的西边，故而从军事理论和技术的角度上说，日军97式战斗机参加了“9.13”璧山空战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从当年参加过“9.13”璧山空战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徐华江（即徐吉骧）、王英广、郑松亭等人的回忆文章中，我们也看不到日军97式战斗机参战的影子。原日军飞行员河山让在其出版的《司令部侦察飞行队》中，就明确指出：中方认为有97式战斗机参加了“9.13”璧山空战是错误的。

由此，我们可以作出判断：当年，时任空军第一路司令官的毛邦初在上报“9.13”璧山空战情况时，虚报了日机的数量，以减轻自己的责任。

空战经过

1940年8月19日，日军陆海军航空部队出动124架轰炸机、7架侦察机空袭重庆。12架零式战斗机首次担任护航任务。

8月20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仍以123架轰炸机、6架侦察机组成的大编队空袭重庆。12架零式战斗机再次担任护航任务。

9月12日，日军的零式战斗机执行第3次护航任务，先于轰炸机群到达重庆上空，并进行低空飞行。这一天，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亲眼看见了这种飞机。

当晚，重庆周边的中国空军基地，只有白市驿机场停留了一架待修的E-15战斗机。这架战斗机由第4大队第23中队的飞行员郑松亭驾驶，他的战友们则在战机加满油后，飞往四川温江待命。自从日军的战斗机出现在重庆上空，中国空军当局就作出决策：尽量避免与日军战斗机进行空战，只有在日军轰炸机无战斗机护航情况下才发动攻击。同时，所有飞机移防至成都附近机场，以四川遂宁机场为前进机场，伺机飞往重庆作战。

13日早晨，前方情报电台不断传来日机起飞向西航行的消息：8点10分，18架；8点24分，11架；8点25分，27架。9点50分，重庆对空监视情报所发现27架日机已过官店口，继续西飞。另一批日机9架过贺家坪；9点56分，红土溪上空又通过11架日机；10点41分，最后一批日机9架出现在龙驹坎上空。

当时，我方判断：日机群中有20架疑为战斗机。但战后，日方关于在这一天出动了多少架飞机的记录完全一致，均为36架中攻机和13架零式战斗机（未提及有侦察机，但从1940年开始，日机每次空袭重庆，均要先行派侦察机前来监视我空军动向，故而当天应还有侦察机——作者注）。

这一切，身在白市驿机场的郑松亭全然不知。上午8点，他的飞机已修好，得到命令：飞遂宁与大部队集合。正当他起飞爬高之际，突然发现机场上铺出代表“紧急降落”的红色十字布。郑松亭掉头返回地面，又接到新的通知：“重庆至遂宁之间的电话不通，可能遭到汉奸破坏！尽快传达毛邦初司令的口头命令：所有在遂宁的飞机‘开车待命，领队注意无线电指挥”。郑松亭再次起飞，当他的飞机降落在遂宁机场时，E-16战斗机9架、E-15战斗机25架，已先后于10点45分及11点03分由遂宁起飞了。

我机群飞抵重庆上空时，因日轰炸机已远去，遂开始返航。12点01分，我机群在位于白市驿以西10公里处正对着遂宁方向飞行，仍保持着战斗队形：E-15战斗机群飞行高度为4500-5500米，E-16战斗机群高度为6000米。这时，驾驶2308号E-15战斗机的第23中队飞行员王广英，突然发现从高空中窜下一群“白点”，以可怕的速度扑向后上方的E-16战斗机群。日机开火了，位于第4编队领队机位置、由第24中队队长杨梦青驾驶的2415号E-16战斗机当场起火下坠。

王广英用双腿夹住驾驶杆，双手握拳竖起大拇指，示意后方的两架僚机提升高度，抢占攻击位置。后方的康宝忠立即随长机爬升，而李礩却未注意有情况发生，反而将座机推向低空而去……王广英无奈，只好带着康宝忠冲进战团，他的飞机刚好咬上一架日机，并且扣动扳机。几乎同时，他也遭到身后日机的攻击，飞机的仪表板被流弹击碎，他的腹部、腿部中弹，血流如注。更为糟糕的是，飞机的左翼被打断，飞机开始成螺旋式下坠。无奈之下，王广英只好跳伞。

空战10分钟后，驾驶2310号E-15战斗机的第23中队飞行员徐吉骧发现飞机风挡前方的滑油箱被子弹射穿，油渍喷洒到玻璃上，阻挡了前方视线，他只好将头伸出机外继续作战。不一会儿，防风镜也沾满了油渍，他索性把防风镜也摘除。最终，飞机因多处中弹，发动机渐渐失去动力，尽管身后又有2架日机紧追而来，但徐吉骧没有跳伞，仍沉着地将这架遭受重创的战机从空中“滑”到地面。刚一着地，飞机立即支离破碎。好在徐吉骧除额头流血外，身体未遭受重大伤害。

此役，我机全毁13架、损伤11架。人员阵亡10人、伤9人；据日方资料记载，有4架零式战斗机被我空军击伤。

“9.13”空战烈士的善后处理

“9.13”空战结束后，璧山县（今重庆市璧山区）政府积极组织军民搜寻跳伞的飞行员，将武振华、王广英、王特谦进行简单包扎后，送空军救护车运走。同时，赶制10具棺木将牺牲的飞行员装殓。

次日，璧山县党政军民各界举行盛大的公祭典礼，空军代表亦参加仪式，场面甚为隆重。但为了保密起见，主办方仅将4具棺木运至现场。上万民众参加了公祭典礼，并护送烈士棺木至车站，交空军的运输车运走，沿途高呼“打倒倭寇！”“为殉国空军烈士复仇！”等口号，悲壮激昂。剩下的6具棺木，则于15日晚上秘密运走。

根据《重庆区汪山空军烈士公墓次序图》提供的信息，我们在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找到了在“9.13”璧山空战中牺牲的6位烈士，他们分别是杨梦青、黄栋权、刘英役、余拔峰、康宝忠、雷庭枝。而曹飞、张鸿藻、武振华、何觉民不在其列。这说明，当时这10位烈士是分两处入葬的，后4位烈士的灵柩，很可能就是在1940年9月14日被运至公祭典礼现场供军民祭拜后，公开入葬某地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曾在南京中山陵旁边扩建了“空军抗战烈士公墓”，并在全国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空军烈士遗骸迁葬活动。杨梦青、黄栋权、刘英役、余拔峰、康宝忠、雷庭枝、曹飞、张鸿藻、武振华、何觉民10位在“9.13”璧山空战中为国捐躯的空中勇士，全部迁葬于此。这些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们，终于又在一起了！

（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