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

1937年的冬天，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成千上万的难民同胞被迫向大后方撤退。我也跟随家人一起外逃，逃到皖北景城时，遭遇日机轰炸扫射，难民们四处逃命，我的父母、叔母跑散了，我带着堂妹，孤苦伶仃。那时，她才9岁，一路喊叫着“肚子饿，身上冷，走不动”，幸好，途中遇到了我的远亲表姐，在她的照顾下，我们逃到武汉，后被战时儿童保育会收留。

不久，我和几百个难童一道乘“民生轮”到达重庆。

启蒙教育

大约在1938年初秋，我们一批数十人，自重庆临时儿童保育院前往歌乐山第一保育院。上午，我们从磁器口动身登山，临近傍晚，才到达歌乐山的高店子镇。当时，曹孟君院长带着几位教师、保育员正站在院门前迎接。

休息后，我们进入饭厅吃饭，曹院长和总务黄老师出现在饭桌前。黄老师说：“你们今天走累了，吃饱点，饭后去洗个澡，晒衣服的绳子拴在后面。”一会儿，曹院长走到一个手上端着搪瓷碗的小男孩面前站住，她弯下腰，轻轻地对他说：“汤碗要端好，放在嘴边，小心别烫着了！”她笑得温和慈祥，让人如沐春风。

入院后，经过文化测验，我们这批孩子编入小学六年级（也称高级班）。每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歌乐山上时，我们已集合在后院的大操场上，唱起了《保育院院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打回老家》等歌曲。大家激情满怀，歌声嘹亮，对未来充满期待。

我们的文化课，除了学习语文、数学，还有社会科学（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常识。教学方法是很民主的，课堂上除教师讲解外，学生可以提出问题讨论。一次，周健老师讲武汉失守后的抗战形势时说：“我们的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被敌人占领了，但这只是暂时的，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收复。”一位同学举手站起来说：“我们那么多地方丢失了，怎么可能收回来呢？”周老师略作沉思，然后用“持久战”的观点告诉大家：“敌人占领的都是城市，但广大的农村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全民抗战，保家卫国，打的是正义战争。日本侵略者强占我们的土地、杀害我们的人民，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憎恨反抗。正义、真理在我们方面，全世界人民支持我们，无论战争打多久，胜利最后一定属于我们。”同学们听得很认真，认为老师讲得很有道理。

歌乐山保育院当时被称为“模范保育院”，也是社会名流、专家学者经常聚会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曾聆听冯玉祥、邓颖超、李德全、安娥等的演讲。有一次，著名哲学家王昆仑来到保育院作《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差异》的报告。他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提倡对内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帝国主义；民权主义是要建立所有平民的大众的民主权利而非少数人占有的特等权利；民生主义是让全体人民有衣穿、有饭吃，不能让少数人贪图享乐，多数人吃不饱、穿不暖、饿肚子。老百姓的生活只能越过越好，而不应越过越坏。”那时候，我们因年龄小，对国事也不太懂。后来，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才逐步领会到当年王昆仑一番话的深刻含义。

曹院长的教诲

在歌乐山保育院生活的日子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曹孟君院长，她对少年儿童的关心和爱护无微不至，我们都亲切地称呼她“曹姑姑”。

记得1939年的一天晚饭后，我和同乡同学李庆福并肩走在一起，她说：“明年我们要毕业了，秋后到哪里去上中学？能不能再进学校？我们都是女孩子，一天天长大了，今后可怎么办啊！”她说着流下了眼泪，我也伤感起来。曹院长恰巧从旁边经过，上前轻声问道：“你们怎么了？天气冷，有什么事，到我的办公室里说。”

在她的办公室兼卧室里，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曹院长微笑着说：“你们都是大孩子了，考虑自己今后的前途是可以的，但要知道我们正在抗战，国家有前途，我们每个人、每个小朋友都会有前途。女孩子长大后要成材、要争取社会地位，就要从小努力，做到身体好、学习好、思想品德好，使自己各方面都不比男性差，将来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她还说：“古今中外出色的女性多得很。在中国，有名的女作家像写《保育院院歌》的安娥，写东北失守后人民痛苦生活的萧红，还有为了保育事业奔走的女政治家邓颖超、李德全、史良等。”她的一席话，在我俩的心里扎下了深根。

不久，我进入育才学校文学组读书，那里有上万册图书，我最先阅读的是安娥的诗集《燕赵儿女》和萧红的小说《生死场》。长大后，每当我拿起这些书，就想起了曹院长，想起了她的教诲。

保育院的孩子都喜欢曹院长。她是1929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常务理事。抗战爆发后，为抢救难童，她带领工作人员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将一批批少年儿童救出，送往后方；身为歌乐山保育院院长，她每时每刻都在操劳，做最具体的儿童教育、教养工作，俨然一位保育员和小学教师，为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儿童送去亲人般的温暖。许多年过去了，我对曹院长的崇敬与感激之情仍洋溢心间。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