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向城口纵深挺进过程中，根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在大竹河着手筹建城口县苏维埃政府，并由红296团营副教导员陆朝轩具体负责，基本搭建起县级苏维埃的机构框架，使之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4年6月初，解放城口的红三十三军及红四军、九军一部抽调一批干部，着手筹建中共城口县委。9月2日，中共城口县委正式成立。9月15日，城口县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26名委员组成城口县苏维埃政府，陆朝轩被推选为政府主席。随着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全县共建立了大竹、庙坝、冉家坝等6个区苏维埃，黄溪、坪坝、高头坝等24个乡苏维埃和80多个村苏维埃，形成了完整的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并成立了游击队、赤卫队和童子团等群众武装组织。此后，城口苏区得到快速发展，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拓展和巩固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打响城口保卫战

红四方面军攻占城口，震撼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势力。为牵制和防止红军东下与贺龙领导的红军会师，1934年6月，刘湘调集21军所部共20余团的兵力进攻城口。由此，拉开了红军与当地人民、游击队、赤卫军共同保卫城口苏维埃政权的战斗序幕。

6月16日，红军保卫城口苏区的枪声在分水垭打响。敌21军汪杰部和23军范华聪部由正面向红军进攻，另以两个营向红军阵地侧击。红三十三军297团凭险阻击，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后，18日主动放弃分水垭、箭杆梁等阵地，撤至甑子坪坚守。敌军直扑甑子坪，红99师师长兼297团团长王波采用“正面诱敌，两侧伏击”的战术，在甑子坪歼敌400余人。

6月中旬以后，敌军佟毅等部进至城口附近的三排山、旗杆山一线。驻县城的红九军73团一部经高家庄、覃家河向旗杆山阻击，驻县城的红三十三军295团一部与297团一部密切配合，经罗江向三排山、旗杆山发起反攻，击溃敌军。嗣后，红297团移驻黄泥坡、寇家湾、分水垭，与前来进犯之敌展开激战，并在余代生指挥的东路游击队和城口苏区赤卫军的配合下，击溃敌军，随后主动撤至甑子坪、岔溪河一线坚守。

6月下旬，红三十三军296团进攻左岚，消灭了邓发根的封建武装“神兵”后，驻守朱家寨。此后，刘湘部参谋长唐文夫调集两个团的兵力，南北夹击朱家寨，两军交战4天，敌人无寸步进展。29日，唐文夫又增4个团兵力扑向朱家寨。红军奋勇还击，弹药耗尽后，便用石头砸，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当敌人进至半山腰时，红297团增援部队赶到，两军夹击，打败敌军，歼敌600余人，缴枪数百支。

7月初，各路敌军倾巢出动，向红军驻地城口县城、庙坝等地疯狂反扑。红297团在马鞍垭、茶垭子与敌军展开激战后，退守原驻地庙坝赛金山、白安坪一线。红73团在御脚坡与敌军激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当时，为确保反“六路围攻”的胜利，拖住敌军对万源的支援，红军在击溃敌军后，主动放弃城口县城，撤至城西北左岚至王家坝一线据险坚守。7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在万源前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伺机从东线反攻，先破敌主力第五路王陵基部；西线则暂取守势，以坚守防御大量消耗疲惫敌人，为决战创造条件。

在敌军即将向万源发起全线进攻的同时，敌军各部也对城口周边地区采取了军事行动。从7月中旬至8月中旬，红三十三军和四军12师在部署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坚守外，还采取“运动战”的方式，集中大部兵力歼灭敌主力突出的部队，多次给敌军以沉重打击，有效地配合了万源保卫战。8月26日，红军主力向通南巴转移，红三十三军及四军、九军所部则留守东线，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入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建立。

开展苏维埃运动

红四方面军进入城口后，首先与苏区民众协同开展了一场针对反动势力的肃反斗争。

红军进军城口时，国民党民团和地主武装处处设防，抵抗红军东进。在红军的迅猛打击下，反动势力无法与之抗衡，带着武装人员并欺骗蒙蔽部分群众隐入深山、密林、岩穴。他们还煽动并利用“神兵”“扇子队”等封建武装，到处破坏地方苏维埃政权，袭击红军驻地，阻碍交通，杀害苏区工作人员。1933年10月，红三十军262团在军政委李先念的率领下，从城口的八台山、双河到庙坝、坪坝等地，铲除了当地的土匪民团；红三十一军一部在城口的周溪、余坪等地，惩处了地方恶势力及土豪劣绅；红四军一部在城口县城及西郊地区清剿残敌和打击地方反动武装。这一时期，红军配合地方游击队，清除了后方隐患，巩固和发展了基层苏维埃政权。

在此基础上，红四方面军把推动土地改革、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作为重要任务。随着城口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根据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布告》精神，红军在城口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明确规定：“土地分给谁，就归谁所有，自己耕种，不交租，不出租，穷人与富人订立的地契、租约、借据等一律作废。”在具体执行时，由乡苏维埃干部和游击队、贫农团的负责人按照土地好坏搭配，根据人口多少划分到户，由此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苏区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34年秋，农民们在第一次耕种自己的土地获得收成后，就向苏维埃政府捐献拥军公粮20多万斤。

在推动土地改革的同时，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还积极促进商业的发展。在苏维埃政府财经委员会组织下，大竹河、坪坝等人口集中的场镇建立了百货商店、旅馆、饭店、药房，办起了茶叶、药材收购店；鼓励当地商人到陕西做生意，用城口的茶叶、生漆、毛皮等以物易物，换回苏区紧缺的盐巴、布匹和日用工业品等物资；在苏维埃政府的促成下，城口还设立了直属川陕省工农银行的县工农银行支行，发行苏区货币，开展存贷业务，为支持苏区工农商业发展、保障红军军需起到了重要作用。

城口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红四方面军和苏维埃政府就把宣传文化工作放在重要地位。苏区设立了宣传队、钻字队、书写队、贴发队等宣传队伍，采用各种形式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宣传队创作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打倒刘湘救穷人》等文艺节目，深受群众欢迎。钻字队在岩壁上镌刻“人民好坐江山”等标语，书写队在农户墙壁、门板上书写“拥护苏维埃”“消灭刘湘救穷人”等口号，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红四方面军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卫生事业。红三十三军在坪坝开办“列宁小学”，招收贫苦农民的子女免费入学；红295团在坪坝开办夜校，红军战士利用晚上和空闲时间教农民识字，宣传革命思想，教唱革命歌曲；红三十三军在城口县苏维埃政府机关所在地大竹河建立了军部医院，三十三军各团分别在沿河、坪坝、庙坝等地建立了团部卫生所，救治红军伤病员和为当地群众治病。另外，坪坝乡苏维埃在红军和县委工作组的帮助下，没收了4家富人开的药铺，集中大量的中草药，开办了坪坝乡红军药房，免费为红军伤病员和当地贫苦农民治病；苏区党政军还积极采取措施，广泛开展戒烟运动，根除危害人民健康的鸦片烟，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随着城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红色区域的扩大，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空前发展，开创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革命斗争的鼎盛局面。

苏区人民的无私奉献

红军部队进驻城口近10个月的时间里，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红军把群众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群众则把红军当成救命恩人，军民亲如一家。红军在城口作战期间，当地群众从各方面支援红军。

红军进入城口后，当地群众在极其贫困的情况下，拿出自己的粮食、衣被支援红军；红军在作战、防御期间，物资运输关口经常受到敌人的封锁，粮食无法运往前沿，当地群众倾囊相赠，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捐献给红军，自己靠采集野菜充饥。据不完全统计，在红军粮食最困难的时候，全县有750多户农民主动向红军捐粮，共捐献粮食20多万斤。1934年12月中旬，红三十三军在庙坝召开广州起义纪念大会，1000多名群众赶来参加大会，还牵来30多头猪、20多只羊慰劳红军。

当年，城口苏区共成立了7支赤卫队、16支游击大队、30多支游击小队和6个童子团，参加人员共计3000余人。地方武装人员配合红军防守阵地，构筑工事，侦察敌情，盘查过路行人。红军在城口的各次战斗，几乎都有地方武装力量的配合。特别是在剿匪战斗中，地方赤卫队和游击队的武装人员不惜流血流汗，乃至献出生命。1934年，坪坝乡苏维埃童子团团员庞童生在庙坝绕山路为驻前罗江的红军送情报，不幸被敌人抓住，要他交出情报并交待红军的活动情况。庞童生面对敌人的刺刀和枪口，毫不畏惧，毁掉了情报。气急败坏的敌人用刺刀插入他的胸口，牺牲时年仅14岁。

红军在城口作战期间，部队驻地所需物资需要人力运输，城口人民立即成立运输队，担负起战时的运输任务。例如，庙坝乡粮食委员廖主义，组织运粮队从庙坝运粮31.8万斤到坪坝大梁红军驻地；黄溪乡粮食委员王立成，组织群众从黄溪陈家老房子运大米12.6万斤到坪坝大梁红三十三军指挥部；岔溪乡运输队长牟兴平，组织30人的突击队从庙坝运粮到岔溪口，人力背运一个月，运粮食8.1万斤；三湾乡运粮队，采用木筏从大岩洞运粮到岔溪口粮食转运站，再用木船运到大竹河；岔溪乡粮食委员唐五，带领人员用木船从岔溪口运粮7.8万斤到大竹河。城口山高路陡，地势险要，红军坚守山头时，运输队不仅上山运送粮食、枪弹等物资，还下山抬回伤病员。中溪、沿河、坪坝、明月、高燕、左岚、冉家坝一带的赤卫队员，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穿梭于山壑沟谷，往返于密林小路，送粮食、弹药到前线阵地，有的运输队员为此献出了生命。

自1933年10月红军攻进城口后，苏区党政军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扩红工作，发动青壮年农民积极参军参战。当时总人口只有5.7万人的城口县，参加革命的近4000人，其中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的人员占3000多人。正式加入红军队伍的多数分配到三十三军，一部分编入四军、九军、三十军。当地群众踊跃参加红军的场面十分感人，父送子，妻送夫，父子、夫妻、兄弟齐上战场的情景随处可见。据统计，随军长征的500余名城口籍红军战士，有300多人在作战或长征途中光荣牺牲，其中有110名被认定为革命烈士。

1934年8月下旬，红四方面军除第三十三军、四军、九军各一部在东线牵制敌人外，主力迅速向西转移，开始了西线反击。从1934年10月起，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国民党调集重兵堵截和尾追。1935年1月18日，刘湘部以主力布防渠县三汇镇以东罗江口、厂溪至城口一线，一部向南集结防堵中央红军。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迅速作好准备，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1935年2月下旬，红军撤离城口苏区。3月28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顺利渡过嘉陵江，开始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