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琳+崔新健

摘要：文章运用2001年-2014年期间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开设境外经营机构的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与东道国市场机会均是影响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区位选择符合“跟随客户”与“追求市场机会”动机。

关键词：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

一、 引言

二战以后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银行业的跨国经营现象逐渐成为金融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4年报》，截至2014年末，外资银行在华27个省份的69个城市设立了机构，营业网点超1 000家。在华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2.79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1.62%。外资银行已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外资银行加速进入中国的同时，中资银行也纷纷采取加快了海外发展的步伐，境外资产规模与分支机构数量不断扩大。银监会2014年报显示，截至2014年末，20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海外53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 200多家分支机构，总资产1.5万亿美元。中资银行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属中国银行与工商银行，其中中国银行海外机构已覆盖香港、澳门、台湾以及37个国家，境外分支机构达到620家。工商银行境外网络已扩至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分支机构已达338家，境外总资产2 360亿美元，占集团总资产的7.1%。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则大多在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首尔、悉尼、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主要金融中心设立了分行或代表处。本文运用多期面板数据对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二、 文献综述

银行跨国经营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传统跨国公司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银行跨国经营理论，主要包括比较优势理论（Aliber，1976）、内部化优势理论（Casson，1976）、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77）等，另一类是基于商业银行经营理论的银行跨国经营理论，主要包括东道国金融自由理论以及规模风险理论等。其中内部化优势理论强调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有效的内部整合，使得银行外部交易内部化；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IL理论）基于内部化优势理论，指出商业银行只有同时具有所有权优势（O）、内部化优势（I）及区位优势（L）时，才会选择海外经营。东道国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出，结合东道国金融自由化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解释新兴市场国家外资银行进入动因，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体系开放为外资银行创造了进入的机会，金融自由化影响了银行业跨国经营的区位优势；规避风险理论根据资产选择理论，说明银行业跨国经营能够有效降低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

关于外资银行的研究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起初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欧洲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中的外资银行，以及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的决定因素（Aliber，1984；Cho，1985；Hultman & Mcgee，1989；Goldberg & Johnson，1990；Williams，1997，2002）。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银行系统对外资银行开放程度的逐渐扩大，关于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进入模式、影响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研究主要集中于拉美国家如智利、阿根廷；东欧国家如捷克、匈牙利、波兰；以及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家。

关于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动因，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FDI、双边贸易、东道国市场机会以及金融管制水平、地理距离等因素进行研究。如Grosse和Goldberg（1991）基于美国1980年～1987年数据，研究了跨国银行在美国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跨国银行在美国的投资与其母国对美国的对外投资以及贸易总量呈正相关；Yamori（1998）研究表明，日本银行业跨国经营动因与其海外投资规模以及东道国人均GDP成正比，与东道国市场机会有关。苗启虎、王海鹏（2004）运用回归分析法对外资银行在中国投资的动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双边贸易额与母国对华直接投资额是影响外资银行投资行为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王晞（2005）运用OLI分析框架对322家样本银行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银行规模、国际化经验、母国对华直接投资、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决策产生着重要影响；张红军、杨朝军（2007）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外资银行在中国16家重点城市区位选择的动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母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客户追随）与中国市场机会（追求增长机会）是外资银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王喜（2008）以外资银行总资产与国内信贷资产的比重为因变量采用OLS回归模型从母国客户、东道国区位优势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区位优势对外资银行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外资银行的进入与发展同FDI与出口正相关。张红军、郑忠良（2009）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跟随客户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动因。

相关文献中对中资银行走出去跨国经营的研究，尤其是对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区位选择的研究不多。如苗启虎、钟根元（2006）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中资银行对外投资动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东道国人均GDP、中国对东道国FDI是影响中资银行对外投资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由于目前中资银行对外投资仍处于初始与快速发展阶段，除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基本实现全球五大洲境外机构全覆盖以外，其他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仍停留在香港、伦敦、东京、首尔、纽约、悉尼等全球重要金融中心。不同于前述研究，本文试图运用多期面板数据对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三、 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对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被解释变量选取为样本各期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国际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6家中资银行在各主要国家（地区）开设境外机构（指分行、支行、代表处）的数目。主要国家（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俄罗斯、南非、新加坡、泰国、英国、美国等。

1. 研究假设。假设1：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与母国、东道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正相关，存在“追随客户”动机。

针对发达国家跨国银行区位选择的研究，多数研究表明，商业银行对外投资与母国、东道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呈显著相关关系。如Miller和Parkhe（1998）基于美国银行1987年～1995年在32个国家的经营水平、组织形式，运用直接投资理论检验美国银行对外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表明美国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双边贸易额与美国银行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呈正相关。本文选用中国与东道国的进出口总额（TRADE）作为我国与东道国经济一体化的衡量变量。因经数据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值存在高度相关性，故本文未选用我国对东道国对外投资作为变量。该变量系数应为正。

假设2：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与东道国市场机会正相关，存在“追求市场机会”动机。

国外一些研究结果支持关于东道国市场机会吸引外资银行进入的观点，如Buch（2000）运用1981年～1998年德国银行对外投资的数据，研究表明德国银行对外投资与东道国人均GDP高度相关。本文选用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上市公司总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MVtoGDP）衡量东道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市场机会。上述两变量系数应为正。

假设3：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区域选择与东道国银行部门风险水平呈负相关，具有“风险规避”特性。

本文选用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CAPITAL）与贷款不良率（NPLOANS）衡量东道国银行部门的风险水平。其中资本充足率（CAPITAL）系数应为正，贷款不良率（NPLOANS）系数应为负。

2. 模型分析。根据上述假设以及数据检验结果，本文建立一个基于面板数据的模型用以检验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决定因素。即：

BANKNUMi，t=？琢+■？茁kitxkit+？着i+？滋it

其中BANKNUMi，t表示t时刻六家中资商业银行在i东道国开设境外机构数，xkit表示t时刻影响中资商业银行在i东道国开设境外机构的影响因素矩阵，i=澳大利亚（AUS）、加拿大（CAN）、法国（FRA）、德国（DEU）、香港（HKG）、印度尼西亚（IDN）、日本（JPN）、韩国（KOR）、俄罗斯（RUS）、南非（ZAF）、新加坡（SGP）、泰国（THA）、英国（GBR）、美国（USA）；t=2001，...，2014。

3. 回归模型及回归结果。根据本文数据模型的Hausman Test检验来看，可将数据模型建立为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利用Eviews6.0进行估算。表2为估算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在10%的水平下各变量均为显著，在5%的水平下，除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外的变量显著。由修正R2来看，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由各变量系数符号来看，除不良率（NPLOANS）之外的变量系数均与假设保持一致，不良率的系数符号与假设相反。因此假设1与假设2得到证明，假设3部分得到证明。

第一，中资银行多选择与中国经贸关系较为密切国家，建立海外分支机构，如2014年末在美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与中国上年双边贸易额超3 000亿元的四个国家中（韩国为2 904亿元），中资银行的海外机构数均超过了10家，数据检验结果也表明，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具有“跟随客户”动机。

第二，东道国人均GDP与上市公司总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越高的东道国，其市场机会越大，也吸引了中资银行的进入，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具有“追求市场机会”动机。

第三，相比较宏观市场机会，金融市场或银行部门的风险水平并没有被中资银行视为是否开设分支机构的决定因素，目前中资银行的国际化进程还处于初级阶段。除中国银行在全球各洲均有海外机构以外，其余中资银行的海外机构基本本着“以亚太为主体、以欧美为两翼”的方针，海外机构主要集中在几个国际金融中心，其他区域尚处于占地布点阶段，在同一国家甚至同一区域仅有一家经营机构，尤其是2008年以后金融危机爆发以及欧债危机蔓延导致银行不良率激增的时期，中资银行海外机构数量的增多是对数据检验为正相关的现实解释。

四、 结论

本文基于中资银行跨国经营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与东道国市场机会均是影响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区位选择符合“跟随客户”与“追求市场机会”假说。

1. 我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与中资银行对外投资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随着双边贸易额的增大，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纷纷走出去，中资银行应该加快跨国经营的步伐，采取直接设点、并购、战略联合等形式开设境外机构，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2. 东道国的市场机会是中资银行走出去区位选择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在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进程中，除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首尔、悉尼、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以外，需要积极在蕴含着较多市场机会的国家或地区开展跨国经营。Focarelli和Pozzolo（2000）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高以及银行高成本、低净利差、低坏账率与高现金流的东道国更容易吸引外资银行的进入。虽然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尚处于初始阶段，但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上市公司市值占GDP比重越高，也被证实越容易吸引中资银行进入。可以预计随着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快速发展，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将更多的考虑东道国市场机会等区位优势。

3. 资本充足率水平属于新巴塞尔协议核心监管指标之一，其不仅与资本规模有关，更多的体现出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理念与先进手段。中资银行应该利用在东道国开设境外机构、开展境外业务的机会，吸取创新金融技术与管理经验、引进高端金融人才、实现跨国经营经验的积累、推动知识的转变，尤其是经济资本管理水平的提升，不断推动跨国经营的发展。2013年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后，中资商业银行将在更严格的资本约束条件下发展业务，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全球经济陷入低位徘徊状态，外需市场持续不振，深度影响国内外向型经济发展；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企业投资能力与意愿下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经济结构调整压力较大；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金融脱媒加剧的环境下，中资银行经营环境进一步收窄，先进管理水平的学习与借鉴，将有利于中资银行的国内业务与境外业务的齐头并进。

4. 东道国银行平均贷款不良率的整体水平代表着该国商业银行经营的总体风险水平，不良率越低，经营水平越高。根据理论与以往研究，中资银行境外机构数量应与东道国贷款不良率呈负相关关系，不良率越高，数量应该越少。但本文研究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其与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初始阶段密切相关，尤其是发生2008年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以来，中资银行境外机构不降反升，反映出不良率与东道国商业银行经营水平目前还不是中资银行走出去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Canfei HE， Godfrey YEUNG， The locational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banks in China A disaggregated analysis， Regional Studies，2011，45（6）：733-754.

[2] 张红军，杨朝军.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区位选择及动因研究[J].金融研究，2007，（9）.

[3] 张红军，郑忠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影响因素研究[J].财贸经济，2009，（4）.

[4] 苗启虎，王海鹏.外资银行在华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2004，（8）.

[5] 王晞.跨国银行进入中国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5，（8）.

[6] 苗启虎，钟根元.中国银行业对外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国际商务版），2006，（3）.

基金项目：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博导类资助课题“跨国研发中心嵌入与中国开放式NIS演化路径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号：20130016110003）。

作者简介：崔新健（1962-），男，汉族，山东省沂源县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问为跨国公司管理与国际直接投资；朱琳（1983-），男，汉族，河南省商丘市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跨国公司管理。

收稿日期：2016-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