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培

编者按：万里（1916年—2015年），山东省东平县人，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青少年时代接受进步思想，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万里组织筹建中共东平县工委，后任冀鲁豫边区运西地委副书记、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委员、秘书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城市建设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铁道部部长，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等职。1977年6月，万里赴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革委会主任。在安徽期间，他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大力支持、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积极推动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起，调中央先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2015年7月15日，万里在北京逝世。2016年12月恰逢万里百年诞辰，本刊特发文章以示缅怀。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安徽省的广大干部群众同全国人民一样，人心大快，奋起揭批“四人帮”。但是，在安徽揭批“四人帮”、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却遇到严重的障碍。当时，省委主要领导人坚持错误立场，继续执行“左”的错误理论和政策，散布“安徽特殊”“局势稳定”“一贯正确”等观点，声称揭批“四人帮”“不需要大搞，也不好大搞”。省委继续举办马鞍山市委、芜湖市委、阜阳地委、省水利局、省电力局、临泉县委等领导班子学习班，整老干部，揪“走资派”。直到1977年1月，还在铜陵市召开“全省城市基本路线教育经验交流会”，推广所谓揪“走资派”的“经验”，继续布置在城市基层单位基本路线教育中揪“走资派”。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的要求，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些做法，使全省干部群众揭批“四人帮”的革命积极性一再受到压制，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这一状况持续了8个月，广大干部群众十分焦急、愤慨，不断向中央反映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人在揭批“四人帮”问题上的错误。中央对安徽情况十分关切，专门派人到安徽作了调查。1977年6月16日至20日，中央政治局4次开会听取关于安徽省揭批“四人帮”运动和省委领导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省委主要领导人“不放手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而是捂盖子”的错误，一再指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四人帮对安徽是插了手的，他们对安徽革命和生产的干扰、破坏，同样是严重的。因此，那种所谓安徽‘特殊的论点，是非常错误的，是极其有害的。”中央认为，必须迅速而又稳妥地解决好安徽的问题，遂决定派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

当时的安徽，经过十年浩劫，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状况极其严重。百废待兴，举步维艰。万里受命于危难之时，可谓身负艰巨重任。

放手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肃清流毒和影响

万里来安徽后，迅速传达中央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不断加强宣传力度，使中央指示家喻户晓。他带领省委放手发动群众，排除各种干扰，坚定而有步骤地紧密联系安徽实际揭批“四人帮”，肃清流毒和影响。7月3日至8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布置揭批“四人帮”；8日，省委成立清查办公室；8月9日，省委成立揭批“四人帮”办公室。经过广泛深入发动，全省干部群众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随后，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在部署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同时，省委着重抓了省和地市两级领导班子的清查工作，并对清理出的对象进行认真的审查。到10月，省委已基本查明省委常委班子中部分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事实。11月，经中央批准，省委撤销了他们原任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他们的党籍。随后，还解决了一些重点单位的问题。

到11月，群众性的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已经形成高潮，清查工作全面展开。经过清查，基本上查清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解决了由于“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领导班子严重不纯的问题，同时也教育和挽救了一批犯了错误的干部。这次全省范围的揭批查工作，到1979年5月结束。

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省委于1977年9月部署进行整党整风。20日，万里亲自作动员，他要求“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强调“一定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整党整风中，在着重进行思想整顿的基础上，搞好组织整顿和建设，重点是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切实解决由于“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经过整党整风和领导班子整顿，到1982年，全省清理出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540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突击提拔、工作不称职的678名干部调整了工作。省直厅局以上77个单位中，有55个单位调整了第一把手，16个地市的领导班子都进行了整顿、调整和充实。

省委还根据中央彻底清理、不留隐患的要求，抓紧清理核查“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全省经县以上党委讨论确定的核查对象4653人，经过核查，定为“三种人”的共80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480人、一般性错误的2131人、一般问题的1842人。通过清理核查“三种人”的工作，全省“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基本查清，进一步纯洁了组织、消除了隐患，为正确使用干部创造了条件。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进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从1977年底开始，在省委带领下，全省各级党组织花大气力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各级党组织全面复查了历次政治运动中处理的案件，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到1981年7月，已复查“文化大革命”案件21.89万件，复查反右派、反右倾案件4.5万多件，复查建国以来其他历史老案11万多件。经过复查，依照政策规定，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对这些案件分别作出处理。全省共平反冤假错案23.3万多件（其中包括因刘少奇冤案被株连的1700多件），并对有关人员作了妥善安置。

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安徽省委进行了认真妥善的处理。在1979年1月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上，万里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安徽省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全省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宣布：省委报经中央同意，撤销“文化大革命”中对原省委15名常委和5名省级领导干部的专案审查报告，推倒强加给李葆华等省委领导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结论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他们的名誉。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省委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冤假错案失去工作或工作安排不当的人员，分别依照政策给予安排或调整工作；已到退休年龄的，按规定办理离退休手续；已经去世的，按政策进行抚恤。同时，对干部使用不当的，也依照政策，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工作调整。到1978年10月，省委将省委管理的1681名干部调整充实到县以上党委领导班子中，并对长期未安排工作或安排不当的412名老干部重新分配工作。之后，又陆续进行了多次调整。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加强党员教育和干部培训，促进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予以转载。由此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

安徽省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省委领导下，首先从宣传理论界开始，然后逐步扩大到社会各界、深入基层。对此，在6月召开的安徽省革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万里指示要进行深入讨论。7月，省哲学学会首次召开真理标准问题理论讨论会。8月，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举行扩大会议，展开讨论。10月，省委宣传部召开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强调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明确要求各地要把这场大讨论同总结经验教训、清理“左”的影响和全面拨乱反正结合起来。省出版局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汇集起来，出版20万册向全国发行。1979年1月和5月，在两次省委工作会议上，万里都强调，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一步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尽量减少盲目性，提高主动性。6月，在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要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广到基层。随后，省委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切实抓好。8月底至9月初，省委在滁县地区召开继续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重大的思想路线之争，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此后，全省的讨论进一步广泛、深入地进行。这场大讨论，是思想领域进行的拨乱反正，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提高了对真理标准的认识，增强了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自觉性，端正了思想路线，解放了思想，为更好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安徽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与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紧密结合、同步进行的，既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又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1978年秋种时，肥西县山南公社有的生产队悄悄地搞了包产到户，周围一些生产队竞相仿效。肥西县紧靠省城合肥，这很快成了省直机关纷纷议论的热点问题，有人质问省委要把群众引导到哪里去。省委常委为此开会专门进行研究，万里说：“对包产到户，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一讲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结果，实践证明包产到户比“大呼隆”好，生产发展、粮食增产、群众拥护。在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安徽农村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在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同时，省委抓紧党员教育和干部培训工作。1978年8月，省委转发了省委党校党委关于党校第一期工作的总结报告，强调要围绕新时期的总任务办学，学习理论，实行整风。到1980年，全省各级党校已有97%相继恢复开学，轮训各级干部11.5万多人。

从1979年初开始，全省各级党组织通过举办短期轮训班和小集中等形式，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四项基本原则，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党章草案等。从1979年到1982年，全省平均每年轮训党员122万多人次，占党员总数的80%左右。不少基层党组织建立了“三会一课”、党员联系群众、党员汇报思想等制度，加强了对党员的经常性教育。

提出以生产为中心，实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推动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党在极“左”思想影响下，将“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在实际工作中以政治为中心，用政治决定一切、冲击一切。谁要主张抓生产，就会被扣上“唯生产力论”“以生产压革命”之类的政治帽子。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全国还在继续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等老一套，以致出现两年的徘徊。

安徽是农业大省，也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新到任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从1977年6月开始，用三四个月时间跑农村、看农民、看农业，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当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万里看到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吃不饱、穿不暖，住的破破烂烂，感到震惊和痛心。他说：“我这个第一书记心里怎么能不犯愁啊？”“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了？”

在1977年11月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即提出：“我们是一个方针——以生产为中心；一个规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在1978年2月25日召开的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万里又明确提出：“农村在农业生产大忙季节，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他指出，“‘四人帮批什么‘唯生产力论，把思想搞乱了”，“农村不以生产为中心，没有粮食，或者粮食不够，没有棉花，或者棉花不够，大家吃什么？穿什么？这本来是普通的道理，就是被‘四人帮搞乱了”，“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把生产搞上去”。接着，在4月3日召开的全省各地市生产电话会议上，又对“以生产为中心”进行了强调。

对安徽省委在全国率先提出“农村在农业生产大忙季节，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人民日报》给予报道，指出：“省委这个正确提法，本来是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口号。……安徽省委在农村及时地重提这个口号，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果断的行动，对搞好春耕生产和加速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必将起重要的作用。”

“以生产为中心”，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的公开否定。这一口号一提出，立即就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10个月后，万里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农业上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发言时，郑重向中央提出了“在今后若干年内，在农村不搞政治运动，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的建议。这对党中央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97年10月10日，万里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提出和坚持以生产为中心，“是最重要的拨乱反正”。

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安徽之所以较早进行农村改革，是因为万里来安徽后带领省委对农村管理体制和农业政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拨乱反正。

安徽农村的拨乱反正，大体上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突破“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框框，从安徽农村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经济政策。1977年11月，省委在深入调查研究、反复征求意见之后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规定”）。“六条规定”冲破“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普及大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等不切实际的“左”的提法，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分配要兑现、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提出根据不同的农活，生产队可以组织临时的或固定的作业组，并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只需个别人去做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等。这些规定，尽管从现在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不仅是对农村迫切需要解决、却又长期难以解决的经济政策进行的拨乱反正，而且也是政治思想的解放。

第二阶段，突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许包产到户”的框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夏秋，安徽遇到特大旱灾，省委决定借地度荒，搞好秋种，结果诱发了“包产到户”。在万里主持下，省委决定把自发地搞了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公社确定为包产到户的试点。万里两次去山南公社考察，表示支持。万里去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考察时，对他们悄悄搞起来的“瞒上不瞒下”的包干到户加以鼓励。当时，“包产到户”已被批判十几年，人们心有余悸、顾虑重重；中央红头文件上依然清楚地写着：“不许分田单干和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和编者按，在按语中声称，“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在这样巨大的压力面前，万里带领省委坚定不移地进行拨乱反正、坚决支持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责任制，不仅向全省各地发出了稳定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八条紧急《代电》，还亲自赶往各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稳定情绪的工作。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使粮食大幅增产，大批贫穷的生产队一年翻身，有不少一季就翻身。长期使人们焦虑的农业生产，在很短时间里蓬勃发展起来。1980年1月，省委召开全省农业会议，及时总结推行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经验，对肥西县实行农业包产到户、凤阳县实行农业大包干的经验作了充分肯定。万里指出：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不论哪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有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符合群众的意愿、得到群众拥护，就应当允许试行，鼓励和支持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第三阶段，突破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框框，坚决实行和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过去有一种长期困扰人们的错误观念，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越大越好。实际上人民公社体制严重脱离农村实际，从一开始建立就暴露出诸多弊端，加上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造成了连续三年的严重困难，以致出现严重的“饿、病、逃、荒、死”情况。此后，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管理上瞎指挥、生产上“大呼隆”、分配上“大锅饭”，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农业生产长期成为“老大难”。但是，正当安徽从实际出发、勇敢地进行拨乱反正时，责难反对声音也不小。1980年春在国家农委召开的会议上，安徽省委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引发了关于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的激烈争论。农委机关杂志《农村工作通讯》2月刊发表《分田单干必须纠正》一文，对安徽包产到户大加抨击，指责这是方向、道路问题。

正在这节骨眼上，3月，万里被调离安徽到中央工作，安徽省内出现一次全省性的争论，有的领导对包产到户、大包干大加斥责，不许搞。这在全省引起了较大的混乱。有的干部本来就心有余悸，这时更加无所适从，干脆撒手不管。群众十分不满，说：“中央三句话，省里在打岔，县里在打坝，公社干部害怕，大队干部挨骂，群众急得发炸。”就在这关键时刻，5月31日，邓小平讲话了。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这无疑是对安徽搞包产到户、大包干、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莫大支持和鼓舞。接着，9月中央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初步为包产到户定了性。1982年1月，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1号文件形式发出的农村工作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是中央以文件形式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

安徽省委对农村的拨乱反正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历程，困难很大，成效也大，意义更大。后来，万里总结说：“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不是个小变化，而是个大变化，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

农村的拨乱反正、进行改革冲破重重阻力，一步一步获得成功。省委以此为突破口，对工业、教育、科技等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对经济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落实。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为各项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万里带领下，安徽的拨乱反正，经历了不寻常的历程，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

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前奏和先导，为改革开放和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曾说过，有两个省带头拨乱反正、进行改革，“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

1984年12月22日，在中共安徽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黄璜代表第三届省委向大会所作的题为《坚持改革，团结奋斗，加速安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的报告中指出：“1977年6月，中央解决了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省委在万里主持下，为肃清十年内乱所造成的恶劣影响，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迅速扭转了当时的混乱局面，使安徽的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中央领导所说的，安徽的工作不存在两年徘徊的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目前全省政治、经济形势很好，是安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对万里带领安徽党组织进行的拨乱反正所作出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