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全+汤家玉

自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总部西出瑞金，到1936年10月10日会宁会师，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被誉为史无前例的壮举。长征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信念、乐观向上的情怀、无私广博的胸襟、排除万难的气概、团结一致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今天，长征精神仍然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伟大历史征程汲取精神力量的不竭源泉。长征精神在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朱德便是体现长征精神的模范之一。

务实求真，在独立自主思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长征前和长征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上基本全盘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经验和教训，逐步走上独立自主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征程。在这个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为我们树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楷模，而朱德也是不盲目迷信共产国际，能够独立思考中国革命理论、道路、方法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他的这种独立精神，很多表现在对毛泽东的支持和推荐有独立思想的干部上。

朱德与毛泽东在创建红四军、坚持井冈山根据地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并在这一段斗争中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认识的合理性，他总是自觉支持一贯求实并能坚持正确意见的毛泽东。

一开始，把持中央大权的博古、李德等人不想让毛泽东参加长征，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一再争取下，才允许毛泽东一起随队转移。李聚奎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指周恩来和朱德）对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很尊重的。后来我才听说，中央决定红军转移时，开始有的人甚至不同意毛泽东同志随军行动，后来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一再坚持，说毛泽东同志既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应该说是周恩来和朱德为我党立下的一大功勋。”

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也不迷信洋专家，能够独立思考中国革命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坚持分兵把守根据地大门，坚决“御敌于国门之外”，导致部队一天天地减员，根据地一天天地缩小。看到这种情况，刘伯承多次找到李德，提出改变作战方针，指出：“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不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那我们的根据地将会丢掉！我们的红军将会拼光！”但李德完全听不进去，反而向博古建议，最终撤销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

长征开始时，刘伯承任承担殿后任务的红五军团的参谋长，该军团为保护行动迟缓的中央机关经常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伤亡很大。刘伯承十分痛心，曾几次向中央军委和时任军委主席的朱德反映，希望能很好地研究下一步的行动。他说，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意图和作战原则，仍然采用正面直顶的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弄不好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朱德对此也十分赞同，在黎平会议上，他顶住来自博古和李德的压力，建议并恢复了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职务。

事实证明，朱德对刘伯承的了解、信任以及多次推荐使用都是非常及时的。刘伯承上任后协助和配合朱德，出色地组织实施了突破乌江天险的战斗。在长征中，刘伯承很好履行了总参谋长的职责，积极为红军取得长征中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遵义会议上力挺毛泽东

为挽救危局，需要及时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时任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和毛泽东、张闻天、聂荣臻等商量后，最先提出在红军到遵义后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倡议一出，朱德立即积极响应。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历来以谦逊稳重而有口皆碑，但在这次会议中的发言中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博古一意孤行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的事实，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发言。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朱德的发言，代表了红军全体官兵的心声，对会议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会议最终决定取消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决定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和周恩来负责，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思想对中央的控制，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身先士卒，以模范的行动为部队做表率

上级的行动就是无声的命令，干部的模范行动对于部队战斗力的生成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军之所以作风优良、勇猛善战，其原因之一就是军队的统帅和多数干部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模范的行动带动部队。长征中，朱德总是以模范的行动为部队做出表率。

遵义会议虽解决了党内的军事路线问题，但当时的形势仍不容乐观。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调集薛岳兵团、黔军、滇军和四川、湖南、广西约40余万军队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欲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仅余3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前临重兵把守的天险长江，后对围追而至的重兵。此时此刻，红军急需一场胜利来打破僵局，树立信心。土城战斗，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而紧迫的时期发生的一场遭遇战。

土城之战在28日凌晨打响，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发现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而且援兵已源源而至……形势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朱德感到，如此形势已经不是打大胜仗的问题，而是到了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就需要有高级领导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以鼓舞士气，他决定亲自去。朱德和刘伯承冒雨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他们重燃斗志，阻住了敌军的猖狂进攻。

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萧华回忆：就在敌人居高临下，沿着丘陵地带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朱德总司令突然赶到阵地上来了……总司令的到来，立时给前线的指战员莫大的鼓舞。“总司令来了”的喜讯迅速传遍了阵地，红军战士勇气倍增，声威大震……

战斗接近黄昏，阵地上只留下一个营继续坚守，子弹像蝗虫一样四处横飞，大家再一次提出要求：“总司令，你年岁大，下雨路滑，还是先走一步吧，这里有我们顶着，你放心好了。”

朱德抹了抹满脸的雨水，声音不高，却很坚决：“不行！”

就这样，朱德和最后一个营的指战员顶住了敌人“模范师”一次次的冲击，一直坚持到夜幕降临，才和大家一起赶到了赤水河边，从那竹绳竹排扎就的浮桥上迅速地赶了过去。

1935年5月29日傍晚，红四团强夺泸定桥，打通了北上通道。朱德来到泸定桥头亲自察看部队过河情况，并仔细询问前面的部队过桥时的情况。当了解到有些马匹不敢上桥，部队过得太慢，有一匹马还掉下江时，他立刻吩咐参谋：“告诉部队过桥时，干部要切实掌握渡河的秩序，务必使部队尽快通过，把马匹拉开。有些马不敢过桥，就把马的眼睛蒙上拉过去，以免影响别人过桥。每隔10分钟派人检查一次桥板，被踩断的桥板要及时更换。一个人在前面走，后面的人在后面就要及时把桥板弄好。哪个部队过完桥，就要负责把踩开的桥板重新摆好。”

轮到司令部过桥了。朱德从容地走上去，一边走，一边鼓励身旁的人：“沉住气，不要怕，别看水，看桥板。”走在朱德身边的警卫员回忆说：“正走着，朱总司令突然停下来，仔细观察一处桥板。那块桥板和另一块桥板已经脱离开，露出一个大缝。朱总司令弯下身去，把这两块桥板合拢起来。总司令这种行动，给我增加了勇气，我的心情已开始镇静下来。”

爱兵如子，彰显共产党领导人官兵一致的高尚情怀

官兵一致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也是人民军队纯洁内部关系的体现。对基层指战员在人格上的平等对待，是塑造人民军队纯洁内部关系的开端。朱德在长征途中与红军战士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为我军内部关系加上了一连串的鲜活注解。

红军四渡赤水后，立刻南渡乌江准备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击圈。渡乌江时，由陈赓和宋任穷率领的红军干部团奉命守卫乌江浮桥。当他们得知殿后的红五军团已从另一渡口过江的消息，并得到中央军委一位参谋的口头命令后，就把浮桥拆了。但陈赓和宋任穷却因此受到朱德的严厉批评。宋任穷回忆说，朱总司令发了脾气，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五军团过江了，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怎么能拆桥呢？朱总司令指示我们，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桥。总司令说，浮桥架好后，交给九军团，如果等到明天早晨7时九军团还不来，你们再拆桥……

宋任穷立即带领三营和工兵连急行军20公里返回乌江边，连夜突击把浮桥重新架起。后来，九军团由于奉命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诱敌北进，以掩护主力南渡乌江，未能赶来渡江，甚至一度与中央军委失去联系，最后是在云南会泽、巧家一带渡过了金沙江。对这件事，宋任穷感慨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此时此刻，此事此举，可见胸怀全局的总司令虑事之精细。”

长征途中给养非常缺乏，得到一些粮食、牛羊肉都十分令人欣喜。而在分配食物的时候，朱德总是想到更需要的部队。

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共同北上，再次踏入了条件恶劣的大草地。1936年8月的一天，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朱德带领先头部队缴获了1000多头牛、羊。这么多的牛、羊，正好可以解部队严重缺粮的燃眉之急……有些战士建议杀一头牛，或者杀几只羊，和野菜搭配着吃，解决眼下吃粮的困难。

朱德观察到部队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便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和蔼地说：“同志们，我们都是几次过草地了……同志们说说，是前面的部队吃饭困难，还是后面的部队吃饭困难？”

这还用说，当然是后来的部队困难了。前面的部队粮食吃光了，可以挖野菜，拔草根充饥；有时还能钓点鱼“改善”一下；碰巧了，还能抓到敌人的牛羊呢。后面的部队别说吃牛羊，有时连野菜也难以找到啊。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等大家议论完了，朱德深情地说：“自从进入草地以来，同志们就没有一天吃过饱饭……我也很想让同志们改善一下生活，但是现在不行……”

“在我们的后边，还有几万部队。他们的粮食早就很困难了。尤其是二方面军……有时连野菜都吃不上。想想他们，这牛羊该不该杀？”

“不该杀！”同志们齐声答道。

朱德接着说：“大家应该记得吧，在长征路上的行军作战中，经常有同志负了伤不下火线，掩护别人；有同志饿着肚子把自己的干粮让给别人吃；有同志有病或因饥饿倒下了，怕连累同志们，不让别人去搀扶。这种精神多么可贵啊……咱们是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一支钢铁的队伍，一向有团结友爱的光荣传统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我们要咬紧牙关，把困难自己担起来，尽可能为后续部队多提供一点方便。”

听了朱德的话，大家纷纷保证：“我们宁肯吃野菜，嚼草根，也要把牛羊留给后面的同志。”

长征中恶劣的自然环境加上红军给养匮乏，使部队减员相当严重，怎样安排伤病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朱德总是想方设法为安排伤病员创造条件。

时任红四方面军兵站部部长的吴先恩回忆说，1936年7月中旬，过草地继续北上出发前的一天晚上，朱德找他了解红四方面军伤病员情况，当了解到兵站部在为驮伤员还是驮枪支发愁时，朱德说，“把多余的枪支统统毁掉！”

“这……按照红四方面军的规定，枪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是战士的第二生命，毁枪是要受处分的！”

“嗯，这个规定好！”朱德拍着吴先恩的肩膀说，“情况不同了，过去是人多枪少，随时都有兵员补充；现在是人少枪多，人是最宝贵的，多一个人，革命就多一份力量。有了人，不愁将来没有枪。”“要人不要枪。把枪统统毁掉，如果受处分，由我替你顶着！”

吴先恩算了算又说：“把驮枪支的牲口全部驮伤病员，还有100多伤病员带不走。”

朱德沉思片刻后，亲自打电话给各单位：“领导同志有两匹牲口的抽一匹，有的同志年轻力壮的，可以两个人轮流骑一匹，也抽出一匹来。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伤病员全部带走。”

临走时，朱德又从自己配备的3匹牲口抽出1匹给吴先恩，并嘱咐他道，“记住，我也对你下个命令：一个伤员不准丢下；丢了，就是你没有阶级感情，我要处分你！”

从朱德那里回来，吴先恩向兵站部同志们传达了朱德的指示。大家立刻分头行动，有的处理枪支，有的到各部队领牲口，一直忙到深夜，人们才陆续回来，工作很顺利。从汇报中得知，开始个别同志对调牲口有意见，但听说朱德带头抽马给伤员，就二话没说，把牲口调出来了。经过清点，骡马加牦牛，共有150匹。

出征时，朱德一见吴先恩就问：“吴部长，你这里还有什么困难？”

吴先恩说：“没啦，没啦，最大的困难首长给我们解决了！”

1936年8月，红军在洮州一带打掉了一股国民党杂牌军，缴获了一批战利品，其中有一件没有来得及做成大衣的皮筒子。在草地和雪山的秋冬能有一件这样的衣服御寒当然最好不过了。在分配战利品时，同志们考虑到朱德的年纪大了，一致要求把那件皮大衣筒子分给他。朱德则说：“这件皮筒子是战利品，应作公用。先放着，待天冷了时，给站岗的同志用。”

转眼到了秋末，一到夜里，天上雪花舞，地上结冰凌。寒风吹来，冷得刺骨。

一天到达宿营地后，夜已深，朱德办完公又习惯地到部队转转。当转到总部电台时，看到值班的报务员正坐在电台跟前聚精会神值班。报务员身上穿着单薄的衣服，冷风袭来，身子微微打寒战……

朱德回到自己的屋子，立即让勤务员找出皮筒子。勤务员从包袱里取出了那件皮筒子，问：“首长，您现在穿吗？”

“不，给电台的同志送去。他们晚上值班，冷啊！”朱德说。

“首长，那您也需要啊！”勤务员不情愿地说，“您穿得也不多，夜里又要办公。万一冻坏了身子怎么办？”

“别光顾我。电台的同志白天行军，晚上还要值班，夜间的天气很冷，他们的工作很辛苦啊，快送去！”

从此，这件皮筒子就成了总部电台的公用大衣……

大局为重，在党内斗争中表现出坚强党性、博大胸襟和高超技巧

长征途中，朱德在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斗争中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坚定的原则、公允的态度和高超的方法，为党和红军的团结做出重要的贡献。

在张国焘公然分裂党和红军的时期，不管张国焘和他的追随者们采取围攻谩骂，还是派人监视、撤销岗哨和警卫等手段，朱德对党的信念始终无比坚定，坚决捍卫着党的原则和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

张国焘带领左路军南下后，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外挂着书写“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会上，张国焘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当一些人在张国焘的指使下围攻朱德，要他公开表态或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和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时，他旗帜鲜明地回答：“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并举了手的。我绝不能反对自己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为使他的所谓“中央”合法化，对朱德又采取了拉拢的手段。在卓木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上，张国焘宣布朱德为他所立“中央”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当即严正表示：“你不能另起炉灶，你那个‘中央不是中央。”又说：“你的做法我不赞成，我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当你封的那个‘委员这个‘委员。”无论张国焘玩弄什么花招，朱德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不妥协，坚持只有一个党中央，那就是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党中央，只有一条路线，那就是北上抗日的路线。

由于朱德在党和红军中威望很高，加之斗争坚决，张国焘的错误行为受到制约和限制，不敢为所欲为。这为以后克服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张国焘反党活动的升级，使部队受到很大影响，广大干部、战士思想十分混乱。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火上添油，会上会下散布流言、制造矛盾，挑拨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这样，使本来已经复杂的形势更加复杂。

当张国焘另立“中央”，自封“总书记”的文件发到红五军团时，有的同志气愤地一把将文件撕碎。整个部队似一座火山，一触即发。有的同志紧握着枪准备为保卫党中央而战。还有少数同志提出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的甚至气愤地说：“如果张国焘阻拦我们执行党中央北上命令，我们就跟他干。”

在此关键时刻，朱德认识到，大敌当前，党的团结、红军内部的团结，是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所在。为了革命全局，在危难之际，他毅然担起了维护红军内部团结的重任，他主动给同志们做工作，耐心教育大家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

有一天，朱德来到红五军团给营以上干部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无论如何不能扩大矛盾，红军和红军冲突起来，那意味着对革命犯罪。一、四方面军都是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要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们有很多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要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五军团善守能攻，勇敢顽强，优点也不少，可是你们人少嘛！革命光有你们也不行，团结就是力量。同志们一定要注意搞好团结，切不要上敌人破坏团结的当。”

他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也极为关怀，坚信“四方面军的同志是有觉悟的，是革命的宝贵财富和重要力量”。他利用一切可能机会找他们谈心，同时，指派原一方面军的一些政治工作干部到四方面军中去做思想工作，向他们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说明只有一个中央和要执行中央的正确决定的道理。

朱德虽然不同意张国焘的南下行动，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生存立脚的地方。那么多红军，不能白白地饿死、冻死、被敌人消灭。朱德坚信只要把部队保存下来，总有一天要北上的。在南下危急关头，朱德不当“空头司令”，积极行使总司令职权，和徐向前等同志一道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指挥部队作战。

朱德和徐向前精心制订的《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符合地情、敌情的实际情况，使战役获得成功，击溃敌刘文辉、杨森等部6个旅，毙、俘敌3000余人，红军战士备受鼓舞。在研究《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时，朱德就战略战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多篇针对性强、深入浅出的军事文章，用以指导部队的军事行动。他针对红军善于游击战、运动战而不善于阵地战和堡垒战的实际情况，重点分析研究我军在阵地战和堡垒战中的战术运用问题，提出的集中兵力、攻击翼侧、诱敌出动等战法，使部队受到很好的战术教育。作战中，部队连连获胜，十多天内直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共歼敌5000余人，并击落敌机1架。

虽然南下在战略上是错误的，最后在百丈失利，但红四方面军在危难艰险的时刻，由于有朱德、徐向前等人的指挥，仍打了不少战术性的胜仗，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部队的损失，保存了红军的力量。

当张国焘南下碰壁吃了败仗的时候，中央红军却在陕北打了大胜仗，全歼敌军一个师。在事实面前，张国焘散布的“中央红军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要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陕北”的谬论，不攻自破。一些过去对张国焘持有盲目崇拜心理的同志有所警醒，而且对他的反党行为感到愤慨，许多同志私下议论“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真是绝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

此时，朱德认为和张国焘斗争的转机已经到来。他紧紧掌握住形势，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当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在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会议情况通知朱德和张国焘时，开始张国焘不同意，认为“会议确定的民族统一战线显然是对阶级敌人的投降，放弃自己的主张”。后来，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来电，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了中央的北进路线，并高度评价了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妄图继续分裂党的张国焘是有力一击。朱德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同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共同做张国焘的工作，加之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北上呼声日益强烈，张国焘越来越感到孤立，被迫于6月上旬在炉霍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正式宣布取消他所谓的“中央”。

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朱德及时分析研究了当时的情况，积极寻求和扩大主张北上的力量。他和刘伯承商量：“是否可利用掌握密码的机会，把那边（指红二、红六军团）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要孤立。”红二、红六军团接到电报后，响应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于1936年7月初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为最终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奠定了基础。

千方百计，在克服困难中表现出共产党人革命乐观主义和坚强意志

红军长征中的困难既有来自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军事压迫，也有来自雪山草地等恶劣自然条件的困难，还有来自部队缺乏补给的窘迫。面对这些困难，朱德总是带领部队千方百计地去克服。

在炉霍期间，为了活跃部队生活鼓舞士气，朱德提议组织运动会。朱德的勤务员、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的贾守仁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了红军举办高原运动会的情景。红军总部在纪念“五一”和“五卅”这两个日子里，举行纪念大会和运动会、展览会，朱德亲自参加了运动会的评判委员会。

召开运动会的决定一传出，全军上下，群情振奋。尽管当时生活条件十分困难，难以吃上饱饭，但大家还都是劲头十足，从早到晚一个劲地练！他们要练出最好的成绩，向运动会，向朱德汇报。

1936年5月1日，运动会正式开幕。人们等不得天明，就纷纷起床，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缝补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一些年岁大的同志把胡子剃得光光的，显得年轻了许多。整齐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长满了密茸茸“地毯草”的运动“会场”。开幕式上，朱德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面临的任务，号召大家继续振奋革命精神，勇敢顽强地同各种困难作斗争，把长征走到底。最后他说：“我们要团结一致，开好这次运动会，用我们的行动，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永远充满着生气，任何力量也征服不了！”

运动会从5月1日开始，一直进行到5月3日，内容丰富多彩，有球赛、赛跑、跳高、跳远、跨越障碍，有刺杀、投弹、骑兵表演，也有识图、测距、识别和利用地形地物等。大家有时像轻燕，腾空而起；有时像雄狮，勇猛顽强；有时像姑娘绣花，细致精巧；有时像猛虎下山，势不可挡。整个比赛场上，掌声、笑语、刺杀的吼声、战马的嘶鸣声，交织在一起，其势犹如云水翻卷，风雷激荡……

5月3日下午，进行了最后一个项目：烧牛粪比赛。这是朱德亲自增设的项目之一。因为部队不久就要进入草地了，茫茫草地很难找到柴火，只能用牛马粪作燃料，这牛粪不懂门道的人还真烧不好。大家把鲜牛粪做成大饼子状，贴在墙上晾干了堆放好；有些同志研究自制了一种用整张羊皮做的小风匣子，一推一拉呼呼生风。这个项目的比赛规则是，看谁先点着升起火苗。“砰！”点火的信号声响了，数千名红军战士几乎在同一秒钟划着了火柴。一会儿，宽广的平地上到处冒起了缕缕青烟。青烟越拉越长，汇合在一起，飘向北方……一直在观看比赛的朱德不由得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令他高兴的，不光是比赛的成绩，还有广大红军指战员又掌握了一项草地生存的本领……

进入草地后，一天傍晚，部队到了宿营地。大部分的官兵由于又累又饿，一歪头就进入了梦乡……睡意蒙眬时，猛然听见一声喊：“同志们，快起来吃鲜鱼汤啦！”开头大家还不信，茫茫草地，荒无人烟，哪来的鲜鱼汤，八成是开玩笑吧？然而，借着晚霞的余晖，大家果然看见炊事员端着个盆子走来，一股浓浓的鱼香扑鼻而来。刚刚做出来的鱼汤，虽然没有放盐更没有放油，但这是战士们离开苏区以来第一次吃上了鱼汤，感到是那么鲜美可口。这鱼是从哪里来的？

刚刚喝完鱼汤，朱德笑盈盈地来到了大家面前：“同志们，鱼都吃上了没有？”大家都异口同声：“吃上了，真好吃！”当大家问鱼是哪儿来的，朱德却诙谐地答道：“这是草地慰劳我们的。”

最后，还是朱德的警卫人员揭开了谜底，原来，这鱼是朱德用别针、麻线、柳枝条做的鱼竿钓的。当大家知道了鱼的来历后，“总司令草地钓鲜鱼”的故事立刻传遍了整个部队。

从那以后，战士们时不时地能吃上朱德钓的鱼了。当时鱼很少，有时只能喝上一点汤，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饥饿的威胁，但这每一滴汤都凝聚着朱德对战士们无比的关爱……

为了解决红军口粮问题，朱德还组织指战员识别野菜以增加部队的食粮。

据贾守仁回忆，红军进驻炉霍后，首要的任务就是为部队的北上筹集粮食和赶制御寒的衣物。红军总部责成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组成粮食委员会，负责筹集、分配粮食和牛羊等食品。但由于当地物产非常贫乏，征集到的食品很有限，因此，红军每个指战员的粮食每天只能分配3到5两，不足的部分以野菜代替。但是，红四方面军中有许多指战员没有食用野菜的经验，甚至有战士在饥饿难忍中误食有毒的野草而身亡，由此也造成了许多战士的恐慌，有人宁愿饿着肚子也不愿去挖食野菜。

为了识别野菜，朱德组织了一个“野菜委员会”，还组织了由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等组成的野菜调查小组。朱德亲自带队，在老百姓和“通司”的引导下，走到荒野里识别野菜。尔后，在红军总部直属队和附近的部队中推广识别野菜方法。朱德还专门安排将整棵挖回，分类整理好，举办野菜展览会。“这是灰灰菜，这是荠菜，这是野韭菜，这是水芹菜……”朱德指着野菜，一一将它们的名称讲给大家听，并把一些不知名的野菜命名为“革命菜”。

参观完野菜展览，朱德向列队的红军指战员讲话，“野菜是个宝，有了它就饿不死人了！这就解决了我们面临的大问题，野菜加上油盐顶蔬菜，把它掺在饭里就顶粮食吃。它为我们准备过草地北上，提供了一个解决吃饭的办法。我号召大家都上山去挖野菜……” 此后，朱德又编写了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发到连队。各连队都成立了野菜组、捕鱼组、打猎组，千方百计节约粮食，克服了缺粮的困难。

长征中的红军不但缺粮，衣物也十分缺乏。朱德便带领部队学习加工羊毛，捻毛线做毛衣，自力更生解决御寒问题。

1936年4月27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六军团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同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已指日可待。朱德和总部的其他首长一起就怎样做好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工作做了具体、细致、周密的安排。考虑到红二、六军团的同志从南方过来，不久就要进入人烟稀少、气候多变的草地，迫切需要御寒的衣物。因此，朱德指示供给部门，迅速把以往从白军和反动土司那里缴获来的羊毛，分到每个指战员手中，动员全军开展织毛线活动。织成袜子、手套、毛衣、毛裤作为会师的见面礼。在保证供应二、六军团的前提下，四方面军自己也补充一些御寒的物资。

但事情并不像事先想的那么简单。第一道工序开始时，战士们为了把粘结着的一团团羊毛理松，不停地撕啊、分啊，忙活了半天，纷扬的灰尘沾了大家一身，呛得人连气都喘不出来，脸上、鼻尖上、眉毛上全蒙上了一层黄色的粉末，而理出来的羊毛仍是臭烘烘、黑乎乎的，大家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明知眼前这个办法太笨，就是想不出一个好主意……就在这时，朱德及时向大家介绍了一个单位创造的一种既省力又干净的先进办法：架起锅来煮羊毛，把煮过的羊毛倒在用柴火灰泡过后滤出来的碱水里，反复搓洗。这样翻来覆去一遍又一遍加工后，臭味便消失了，再经过太阳一晒，羊毛就变得柔软洁白，晶莹闪光，煞是喜人。

羊毛理好弹松后，紧接着就要捻羊毛了。鉴于第一道工序中存在的问题，在捻羊毛之前，朱德首先召集大家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在会上，朱德作了明确、细致的讲话后，请了一位女同志，当场作示范……朱德还经常走到战士们的中间，从他们的手里接过纺锤，亲自捻一段。在朱德的带动下，大家精心制作，既讲究数量，又保证质量，谁也不甘示弱，没有几天工夫大家就把所分的一大包羊毛，都捻成了一团团洁白的毛线。

二道工序完成了，新的难题又摆在面前，部队缺少编制毛衣的人员。于是，朱德先把会织毛衣的同志集中起来，然后再把他们统一安排到各个部队去，由他们分别传授技术。正在犯愁就来了“老师”，同志们真是喜出望外，找薄石片，刮硬小针，大家立即又忙活了起来。朱德还经常组织各个单位推荐一些质量较高的毛线织品，让大家互相传看学习，部队织毛线技术普遍提高很快。

会师那一天，大家就像是多年未见面的亲兄弟，一见面就互相扑上去拥抱，高兴地跳了起来，无数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无数颗心紧紧地贴在一起……当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的指战员郑重地献上早已准备好的2万余件羊毛织品时，红二、六军团的同志们被深深地感动了，大家拿着毛织品左看右看，穿上脱下，脱下又穿上，眼里含满了难以抑制的喜泪：“感谢你们哪！你们想得真周到！”

大家深深知道，在那密密的毛线里渗透着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滴滴汗水和深情厚谊，也凝聚着朱德总司令的心血！

1936年10月10日，朱德率红四方面军和由红二、红六军团改编组成的红二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走完了长征路。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