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硕 张超华

试析赵都邯郸的军事防御体系

□张国硕 张超华

赵国在地理位置上为多国所环绕，周邻有秦、魏、齐、燕等国家，时常受到列国的军事威胁和袭扰；作为首都的邯郸城又偏于国土南部，安全形势相对严峻。长期以来，学界多注重对邯郸城市的历史、聚落、人口、墓葬等方面进行研究，少见对该都城的军事防御体系进行深入的探讨。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不断地展开，有关邯郸城址的重要发现逐渐增多，为深入研究赵国及其都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分析发现，赵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都城邯郸延续100多年，除了赵国注重发展经济、加强军事力量等因素之外，还与赵国构建有稳固而有效的都城军事防御体系密切相关。本文依据赵国考古资料，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赵都邯郸的军事防御体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以期对全面地探索赵国历史有所裨益。

一、都城区域军事防御能力的不断强化

赵国十分注重邯郸城区的军事防御，通过建造高大的城墙、宽阔多重的护城壕、居高临下的高台建筑、设计巧妙的城门等设施，以及设置诸多用于后勤保障的武库、仓廪等，逐渐强化都城区域的军事防御能力。

（一）城墙

城墙在冷兵器时代具有极高的军事防御价值。城墙必须有一定的高度和厚度，才能经受起敌人的仰攻、攀登和撞击。赵国在立国之际就注重城墙建造，《史记·赵世家》记载了关乎赵氏存亡的晋阳之战。当时，智、韩、魏三家攻打赵氏城邑晋阳，“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历经三年，该城仍然固若金汤，赵氏凭借牢不可破的晋阳城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足见其城墙防御的有效性。而后赵国建立，迁都邯郸，愈加重视都城区域的军事防御。赵都邯郸城构筑有高大宽厚的城墙，建筑技术先进，防雨冲刷设施完备。该城墙包括王城和大北城两部分，城址占地面积17.19平方公里[1]。

王城，由西城、东城、北城三座相连的小城组成，平面呈“品”字形。其中，西城平面呈方形，周长5680米。城墙均是夯筑而成，夯层平整匀称，多为小锤密夯，异常坚固。墙体宽厚，西城北墙基宽20～30米，东墙基宽35～50米，存高2～7米。墙体建筑技术复杂，包括基座、主墙、附加墙等部分。基座断面大致呈倒梯形，底宽16.9米、顶宽17.3米、高0.7米。主墙建于基座之上，残高5～7米，底宽15.1米。西城东南角的墙体内侧还建有附加墙，直接附贴在主墙内侧，用于加固城垣交角地带的主墙体。城垣内侧的台阶上铺设的板瓦、简瓦（铺瓦）与陶制坡状排水槽道相结合，共同构成城垣内侧完整的防雨排水设施。

大北城，位于王城外东北部，城的西南部与王城东北部相邻，两城相距60余米。城址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4880米，东西宽3240米，城墙总长15314米。城内西北部有诸多夯土基址。

（二）护城壕

护城壕是城墙外侧最为重要的防护设施，是城市防御能力强弱的主要标志之一。只有护城壕具备足够的宽度和深度，加大敌人接近城墙的难度，才能有效地保护城市的安全。

传统观点认为，邯郸城只有城墙，墙外没有护城河。但近年考古发现表明，赵王城不仅在城墙外侧挖有壕沟，而且在南郊的外围还营建了一套壕沟防御系统[2]。在西城西墙外约20米处，开挖有宽7～8米的南北向壕沟。西城南墙外侧发现的壕沟，北距城墙17～19米，口部宽10米，底宽2.4米，深3.8米。在西城南墙以南约1000米处，还发现有东西向的外围壕沟，可分为东段、西段两部分。其中，西段由三条平行壕沟组成，长1100余米，沟宽3～4米，间距10米。东段已探明一条向东延伸的壕沟，长1200余米，宽约10米。

（三）据高防御

邯郸城规划设计者注重城市的据高防御，突出表现在所建的王城立于都城的最高处及宫室建筑的高台化等方面。

王城作为最高统治者居住之地，首先要考虑的是其自身的安全问题。把宫室区选建于都城地势较高的位置，不仅有利于控制都城各个区域，而且也使统治者有高高在上、君临天下之威。分析发现，赵王城所在的位置分布有一组丘陵高地。其中，西城的宫室建筑主要集中于城内的东部，而东城的宫室建筑则集中于城内的西部[3]。这些建筑均处于王城较高位置，易守难攻，利于防御。

高台建筑具有坚固、防潮、防水等优点。王城范围内，发现有大小夯土高台建筑基址10余处，西城5处，东城3处，北城2处[4]。这些高台建筑近方形，面积较大，高耸壮观，现存台基较低的仍有3～4米，较高的则有15～16米。高台建筑的普遍建造，非常有利于王城区域的军事防御。

（四）城门与道路

城门既是城内居民出入的必经之地，又是城市的重要防御设施之一。《礼记·祭法》将国都城门称为“国门”，攻破国门在先秦时期被视为灭国之灾，城门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经考古调查，王城城门遗迹共发现11处，包括西城8处（其中2处与东城共用）、东城5处（其中2处与西城共用）。西城城门保存最为完整，每垣各设2门[5]。城门部位的城墙墙体普遍较其他地方宽厚，这有助于城门位置的防御。城门附近散布着较多的板瓦、筒瓦残片，说明应有城门楼一类的防御设施。所有的城门均未与城内的宫殿基址相对应，这样的设计增加了城门与宫殿区之间的距离，有效地延缓敌人攻破城门后对宫殿区的直接攻击。

道路既是平时的交通设施，又是战时士兵调动、武器装备运输和后勤保障的重要通道，因而也是城市防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经钻探，赵王城设置有纵横交错的道路系统，其中西城发现8段道路[6]。经考古发掘的道路有两条，东、西城各一条[7]。西城的道路呈东西向，向西延伸与4号城门相连，残长137米，宽11～13米。东城的道路呈南北向，穿越北城垣8号城门，残长206米，宽9米。

（五）武库、仓廪

武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墨子·节用》云：“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管子·权修篇》曰：“城之守在兵。”说明兵器在城池防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保障城市防御中必要的武器供应，赵都邯郸设立有诸多武库。据史料记载，邯郸有上、下、左、右四库，加上中央官府所属之“邦左库”“邦右库”，至少有6座武库[8]。考古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也有关于邯郸武库的记载，如“甘丹上库”“甘丹右库”等[9]。 这些“上库”“右库”应属于武器储藏库性质。

赵国的兵器种类，主要有矛、剑、戈、镞、戟等。考古发现大北城内有多处铸铜作坊遗址，可用于制造当时所需的青铜兵器。如：铸箭炉遗址传说因赵国铸箭而得名，出土遗物有铜镞，还有炼炉遗存；台地遗址发现有红烧土块、铜矛、铜镞等[10]；中北D1遗址出土的坩埚内有铜锈，发现有成捆的三棱形铜镞[11]。

邯郸城建有仓廪，见之于文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早在赵襄子时，其政治中心晋阳就有 “仓廪实”的美誉。《史记·赵世家》记载，孝成王十二年（公元前 254年），曾发生“邯郸廥烧”事件。 《集解》引徐广：“廥，厩之名。”《索隐》：“廥，积刍藳之处，为火所烧也。”《说文解字》曰：“廥，刍稾之藏也。”《广雅》云：“廥，仓也。”这些说明邯郸城建有仓廪，专用于军队和居民的粮草供应。

（六）城垣布局

基于城市防御方面的考虑，规划设计者在邯郸城垣的平面布局上可谓别具匠心，突出表现在三小城呈犄角形防卫、非典型城郭之制的推行等方面。

赵王城的三座小城以西城为核心，呈“品”字形分布，两两构成犄角之势，在军事防御上可互相策应、支援。在城墙的建造上也有防御思想的体现，例如：北城的北墙略微弯曲，北城的东墙作曲折状；东城的东墙出现拐折，东城的南墙并不与西城的南墙处于一条直线上。这种规划设计可有效地扩大城墙上卫兵的视野，便于射杀攻城之敌，实际上具有“马面”的一些功能，客观上增强了城墙的防御能力。

城郭之制是中国古代都城常见的防御模式或格局。“典型城郭之制”的宫城与郭城城垣的位置一般近“回”字形，而“非典型城郭之制”的宫城与郭城城垣的位置不呈“回”字形，而是二城并列或分置[12]。在邯郸赵王城发现有较多的宫殿建筑基址，性质为宫城无疑。而大北城城内多为一般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应属于郭城性质。二者布局采用两城分置的非典型城郭之制，一方面突出宫室区与一般居民区分离的思想，用于保障赵王的人身安全，当发生内乱之时，宫城还可依据其防御工事进行抵抗，达到“卫君”的目的；另一方面，一旦遇到外敌入侵，宫城与郭城则互相接应，郭城可作为缓冲地带，有效地迟滞敌人的进攻，为宫城的防御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

二、外围地区军事防御系统的构建

除了在都城区域加强军事防御能力外，赵国在邯郸外围地区也采取诸多的防御措施，主要表现在别都的配置、军事重镇与军事据点的广泛分布、南长城的修筑、骑兵与骑邑的设立等方面，从而形成较为稳固的外围军事防御系统。

（一）别都

邯郸位于赵国版图的南部，这样的位置很容易使敌军在较短时间内兵临城下。为防不测，同时，也为了便于统治北部广大疆土，赵王在邯郸之北的重要区域建有别都，作为邯郸之外的另一政治、军事中心。

文献记载“信宫”为赵国别都。《史记·赵世家》载：武灵王元年（公元前325年），“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这里是说武灵王在信宫举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外交活动。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五九引李公绪《赵记》：“赵孝成王造檀台,有宫，为赵别都，以朝诸侯，故曰信都。”信宫所在地，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记载：“在洺州临洺县也。”即今河北永年县西，故临洺县北。考古发现的河北永年阳城城址，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185万平方米。由于该城距邯郸仅25公里，又靠近南北走向的交通要道，规模较大，故有学者推测该城战国时期即为信都[13]。

赵都邯郸早期（成侯时）曾被魏国破城，并占据三年之久，其间，信都应扮演着临时都城的角色。《史记·赵世家》记载了这次“邯郸之难”的情况：“（成侯）二十一年（公元前354年），魏围我邯郸。二十二年（公元前353年），魏惠王拔我邯郸。”值得注意的是，邯郸虽被魏国攻破并长期占领，但赵国并未亡国，也未割地。成侯二十四年（公元前351年），赵国与魏国“盟漳水上”，魏国正式归还邯郸。由此可见，赵国行政机构仍在正常运转，并未因邯郸的沦陷受到重大影响。究其原因，可能与赵国在邯郸沦陷前已迁往信都、整个国家机器并未发生毁灭性损害有直接关系。有学者研究认为，赵都邯郸失守后，赵国君臣即迁移至别都信宫[14]。

（二）军事重镇

军事重镇是指具有军事守卫、后勤基地、军事抵御、军事指挥等功能的中小型城市。军事重镇网络的设立，不仅可以阻止敌人的进攻，遏制敌方对都城区域的偷袭，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减轻敌人对都城区域的军事威胁，而且也使得都城守卫者能够争取到更多时间备战或战略筹划、等待援军，从而达到保卫都城区域安全的目的。赵都邯郸十分注重军事重镇的建设，在其外围重点区域设立有一系列军事重镇。这些军事重镇距离邯郸城区远近适宜，有效地拱卫着都城邯郸。

据史载，邯郸之南，设有邺、番吾、平阳等军事重镇。邺（今河北磁县南）曾属魏国。《史记·赵世家》记载，悼襄王三年 （公元前242年），“魏与赵邺”。悼襄王九年 （公元前236年），“秦攻邺，拔之”。由此可知，邺曾是邯郸外围的军事重镇。番吾（今河北磁县境内）应是邯郸之南又一军事重镇，位于邺之北，靠近邯郸。《战国策·赵策二》记载，苏秦说赵王：“秦欲已得乎山东，则必举而向赵矣。秦甲渡河逾漳，据番吾，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由此可知番吾对邯郸防御之重要性。《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幽缪王三年（公元前233年），秦攻番吾，赵将李牧“与之战，却之”，可以看出双方对番吾的重视。平阳 （今河北临漳县南）位于邺之东，《竹书纪年》记载，梁惠成王元年（公元前369年），魏“败邯郸师”于此。平阳曾是邯郸南方主要的军事重镇。

邯郸之东，至少设有肥、列人等军事重镇。史载，梁惠成王八年（公元前362年），“伐邯郸，取列人”，《竹书纪年》又载“取肥”。赵幽缪王三年（公元前233年），秦、赵战于肥，“却之”。肥（今河北肥乡县西）、列人（今河北肥乡县东北）皆位于邯郸之东，南北向并列，濒临漳水，是赵都邯郸的重要屏蔽，在阻止魏、秦军队对邯郸的进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邯郸之北，至少设有鄗、南行唐、柏人等军事重镇。《史记·赵世家》记载，武灵王三年（公元前323年），赵国曾“城鄗”。《战国策·赵策二》记载，鄗（今河北柏乡县境内）地处赵与中山邻境，是赵之北方重镇。中山侵略赵国，曾“引水围鄗”，“鄗几不守”。 《史记·赵世家》记载，鄗在抵御燕国的进攻上也具有重要作用。孝成王十五年（公元前251年），燕国攻赵，“栗腹将而攻鄗”，廉颇率赵军 “破杀栗腹”。此外，惠文王八年（公元前291年），赵国“城南行唐”。幽缪王元年 （公元前235年），“城柏人”早在晋定公二十一年 （公元前491年），赵简子向东方扩展时，柏人城几乎与邯郸城同时被赵氏占据。敬侯立都邯郸后，柏人是邯郸城之北的重要门户。

考古发现，邯郸外围有柏人、固镇、讲武城等11处城址[15]，大多应为外围军事重镇性质。柏人城址位于隆尧县双碑乡城角村与亦城村南。城垣平面近方形，周长8000多米，总面积3.5平方公里。城墙均夯筑而成，基宽约40米。城内出土有铜镞等遗物。固镇城址位于武安市冶陶镇固镇村北。城垣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750米，东西宽1500米。城内包括三座独立或相连的小城。城址四周是深沟断崖，地势险峻，是沟通太行山东、西两翼交通要道上的重要门户，也是拱卫和支撑邯郸西部的核心重镇。讲武城城址位于磁县漳河北岸讲武城村北。城垣平面近方形，面积1.85平方公里。城墙皆夯筑而成，基宽12～30米。该城位于南北交通要道上，又处于赵、魏边境，战略位置重要，是进入邯郸的南部门户。

（三）军事据点

为了更好地拱卫都城邯郸，赵国在城区外围还设置有诸多较小规模的军事据点，主要有小城堡、观察哨所、亭障、关卡等。《史记·赵世家》记载，武灵王十七年（公元前 309年），赵王“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此“野台”应为军事观察哨所。《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将白起“陷赵军，取二障”，“二障”当为两个军事据点。赵国在邯郸之西曾设立一些小城堡，如武安邑、阳邑等。

考古材料显示，在邯郸外围发现的一系列的战国时期的军事据点遗存，其中西部主要有阳邑，南部主要有北界城、九龙口，北部主要有鹿城岗[16]。阳邑遗址位于武安市阳邑镇南洺河北岸的高地上。城址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6000平方米。这里地处晋、冀交通要道，战略地位重要，附近未发现普通聚落遗存，功能单一，其军事据点性质明显。北界城遗址位于邯郸峰峰矿区界城镇北的界城村北，东北距滏口陉仅5000余米。城址平面呈曲尺状，城内发现大量的铜镞等遗存，具有浓厚的军事据点色彩。九龙口遗址位于磁县下庄店乡九龙口村南，西距滏口陉约7000米，战略地位重要。鹿城岗遗址位于邯郸市北郊南小汪乡元庄村北。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四边形，面积约40万平方米。城内文化层较薄，西南部岩石裸露，发现有三棱形铜镞，军事堡垒性质突出。

（四）赵南长城

东周时期，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秦、楚、魏、赵、燕等诸侯纷纷建造长城进行防御。自公元前423年，赵献侯迁都中牟（今河南鹤壁西）之后，赵国常常受到魏、秦等国的袭扰。为抵御外侵，拱卫都城中牟的安全，赵国在中牟之南修筑了长城。在河南北部的林州市、鹤壁市淇滨区、卫辉市、辉县市境内，考古调查发现多处长城遗存，其应为赵国迁都中牟后修建的[17]。

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不久，强大的魏国频繁叩击赵国南部边关，甚至赵成侯时邯郸也曾陷于敌手。为了抵御魏国的入侵，赵肃侯时修筑南长城。《史记·赵世家》记载：“（肃侯）十七年（公元前333年）……筑长城。”关于南长城的修筑，《史记·赵世家》记载，武灵王称“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可知赵国为连接漳水、滏水堤防修筑了南长城。南长城的走向，大体西起今河北武安西南太行山下，向东南沿漳水延伸至今磁县西南，折而东北行，沿漳水到今肥乡县西南，为略呈向南凸起的弧形城墙[18]。

赵国南长城的修筑，有效地防范了魏国的入侵和秦人的进攻，在保障邯郸南方安全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骑兵与骑邑

赵国的骑兵是经过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其主要作用是配合步兵深入长驱、绝敌粮道、追敌败兵，或袭击敌之两翼、掩袭敌之后方。《战国策·赵策二》记载，赵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设置专门训练骑兵的基地。赵都邯郸周围地区应设置有骑邑，驻扎一定数量的骑兵，用于都城地区的军事防御。考古资料显示，在邯郸城西北郊的插箭岭有练武场，是骑兵训练基地，可能是赵国建立的骑邑基地[19]。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赵建立骑兵以后，“北破林胡、楼烦”，军事力量大增，可见骑兵在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赵国骑兵利用其机动野战能力游弋于邯郸城外，能够起到警戒、奇袭的作用，配合车兵、步兵有效地拱卫都城，可以说是邯郸防御的“移动长城”。在战国晚期的邯郸保卫战中，赵国骑兵出城奇袭、骚扰秦军阵营，有效地牵制了秦军，为赢得邯郸保卫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周边自然屏障在军事防御上的应用

自然屏障是指天然存在的、可倚重的大型障碍体。运用自然屏障进行的军事防御可称作“自然防御”。与人工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造的防御设施不同，自然防御只需对城区和周围存在的自然屏障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在关键部位建造一些辅助设施，并派驻一定数量的官兵把守，城市的安全即可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赵都邯郸地理位置独特，周边的自然河流、湖泽、山脉、陉口等构成邯郸防御的天然屏障。对此，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五的文中，对邯郸的形胜之地有深刻评述：“邯郸包络章、滏，依阻太行，赵人都此。秦、魏战其西南，燕、齐战其东北，而赵之力常足于却秦胜魏、胁齐弱燕。苏秦谓山东之国，莫强于赵者，岂非拥据河山、控带形胜，邯郸之地实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脊哉。”

（一）河流与湖泽

河流与湖泽在古代社会是一道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是古代城市常见的防御设施。邯郸周围河流、湖泽众多，具有天然的防御优势。

赵都邯郸被河流环绕。城区内，滏阳河绕其东部、南部，洺河、渚河流经其西部、北部，形成天然的屏障。在邯郸外围的稍远地带，西南部、南部、东部有漳河环抱，东部的远处有古黄河南北向流过，东北方有永年洼、大陆泽等大泽。这些河流、湖泽在邯郸防御和对外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赵王城南郊的外围壕沟向西与渚河相连、向东与滏阳河相通，说明时人曾有效地利用河流进行军事防御。《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国曾利用河流进行战争，如肃侯十八年（公元前 332年），齐、魏伐赵，赵“掘河水灌之，兵去”；又如惠文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赵王“决河水，伐魏氏”。由此可见，河流在军事战争中的独特作用。

（二）山脉与陉口

赵都邯郸地处太行山东麓，太行山是其外围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有效地守护着邯郸西部的安全。由于河流切穿山岭，形成穿越太行山的大峡谷，造就一些险要陉口，如白陉、滏口陉、井陉等，对于邯郸城西方的军事防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滏口陉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西纸坊村南石鼓山下，是“太行八陉”之一。这里山岭高耸，地势险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滏口陉往西，可以到达上党地区和三晋腹地，往东可以争霸中原。战国时期的战争以车兵和步兵为主，只要扼守滏口陉，即可有效地减少来自西部对邯郸城区的威胁。战国时期的秦、赵之争，滏口陉是双方争夺的重点。战国晚期，赵国四十五万大军就是经过滏口陉向西与秦军决战，结果在长平之战中全军覆没；之后，秦军突破滏口陉，直逼邯郸城下，赵军被迫利用邯郸城区的人工防御设施进行邯郸保卫战。

井陉在今河北省井陉县西，亦为“太行八陉”之一，是穿过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的另一重要关隘。此处石壁峭狭，车不能方轨，骑不能并进，险峻难行。赵国的大部分时间，井陉有效地阻遏了来自太行山西麓的军事威胁。只是到了幽缪王七年（公元前229年），秦将王翦率大军伐赵，进攻井陉，赵军战败，秦军由此南下直逼赵都邯郸，最终攻陷邯郸。

四、军事防御体系的有效性

总体而言，赵都邯郸的军事防御体系是有效、可靠的。自赵敬侯元年 （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经历成侯、肃侯、武灵王、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至幽缪王八年（公元前228年），被秦破城，赵都邯郸前后延续达158年。由于邯郸早期的军事防御体系并不完善，军事防御能力相对较差，致使成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53年）时发生了“邯郸之难”，邯郸城被魏军攻占。肃侯以后，尤其是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赵国的势力逐渐强大，邯郸城的军事防御体系趋于完备，军事防御能力不断加强。此后，至秦灭赵之前，魏、韩、秦、齐、中山等列强屡次伐赵，但邯郸城再未被敌军攻破，足见邯郸的军事防御体系是可以倚重的。《战国策·秦策三》记载，长平之战后，赵国遭受重创，但邯郸防御体系并未受到根本性损害。面对秦军的围攻，邯郸军民坚守城池，进行殊死抵抗，致使秦军“十七月不下”，最后被迫从邯郸撤走。《战国策·中山》记载，秦昭王时期，曾令王陵伐赵，仍然失利。后又令王龁再伐赵，并“围邯郸八、九月”，最终“死伤者众而弗下”。正是赵国苦心经营的邯郸城防体系，才赢得邯郸保卫战的最终胜利。

赵都邯郸稳固的军事防御体系，使得赵国拥有强大的后方基地，有足够的能力对外扩张和参与诸侯争霸活动。武灵王时期，赵国拓疆开域，南征北战，最终成为东方一雄。惠文王时，赵灭中山，屡屡打败齐、秦之军，赵国发展达到顶峰。战国中后期，赵国不畏强敌，与其他诸国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较量。特别是战国晚期，在魏、楚等大国皆受挫的情况下，面对强秦的进攻，赵国却顶住压力，顽强地与秦军对抗，成为“东方诸侯中唯一可与秦国对抗的力量”[20]。

五、结语

综上可知，赵国作为“四战之国”，能够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发展壮大，这与都城邯郸构建有强大的军事防御体系密切相关。城区防御、外围防御、周边自然防御等多层次相结合，内外层面互相呼应，构成了邯郸军事防御体系的核心。都城地区高大宽厚城墙的建造、又宽又深且多重护城河壕的开挖、高台建筑的广泛运用、道路的畅通、充足的后勤保障等，对赵都邯郸的军事防御至关重要。邯郸外围诸多军事重镇、军事据点的设立，南长城的建造，骑兵、骑邑的分布，构建起赵都邯郸的外围防御系统，在都城安全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邯郸城西部的太行山脉及其陉口，周邻的滏阳河、漳河、黄河等河流，也为邯郸城防提供了天然屏障和可以倚重的自然防御条件。如此复杂、完备的邯郸军事防御体系，在较长时间内有效地保障着赵国都城的安全。只是到了战国末年，随着秦国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强大、列国的逐渐覆灭以及其他因素，赵都邯郸才被秦军攻破，其军事防御体系最终瓦解。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遗址与河洛三代都城文明研究”（批准号：13&ZD100）阶段性成果。

注释：

[1][2]a.段宏振、任涛：《邯郸赵王城遗址勘察和发掘取得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10月22日。b.段宏振、任涛：《邯郸赵王城遗址城垣建筑考古的新发现》，《中国文物报》2011年3月25日。

[3][4][5][7][11][16][19]段宏振：《赵都邯郸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第101、94～107、97、96～104、120、149、116页。

[6]乔登云、乐庆森：《赵都邯郸城考古发现与研究》，《邯郸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8]杨博：《河北地区所见先秦时期有铭兵器调查与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58页。

[9]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10][15]陈光唐：《邯郸历史与考古》，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86～87、97～101页。

[12]张国硕：《中原先秦城市防御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3～164页。

[13]孙继民：《战国赵信都地望考》，《历史地理》1990年第9期。

[14]沈长云：《赵国史稿》，中华书局，2000年，第359页。

[17]河南省文物局编：《河南省文物志》，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64～165页。

[18]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3页。

[20]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第23页。

（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 秦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