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谦

禹会村遗址
——“禹会诸侯于涂山”的考古学证据

□李伯谦

《左传·哀公七年》中曰 “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合”即“会”，“禹合诸侯”即“禹会诸侯”，此乃大禹治水活动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禹能受舜禅让荣登联盟盟主宝座的关键原因。涂山位于何处？自唐以来主要形成四种说法，即浙江绍兴会稽、重庆渝州、安徽宣城、安徽怀远[1]。 从地理位置来看，会稽、渝州、宣城均与大禹治水可能到达之地相距甚远，了无相涉，相比之下，只有怀远涂山最有可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于1986年题词“前人释涂山地望，众说纷纭，唯此今怀远县东南淮水南岸一说，合于汉晋之旧，宜以为正”[2]。然而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终难成为公论。

2006年，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部署下，中囯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蚌埠市博物馆等单位，组成了以王吉怀研究员为领队的禹会村考古队，对北距涂山4公里名为禹会村的遗址展开了目的明确的调查，确认遗址面积不少于50万平方米。从2007年至2011年连续进行了5次发掘，揭露面积7605平方米，出土遗迹、遗物十分丰富，考古发掘报告已出版[3]。其中发掘的一组由祭祀台基、祭祀沟、祭祀坑、圆圈遗迹和“工棚”性质的建筑等组成的遗存最引人注目。

祭祀台基是该组遗存的核心。台基面被白土覆盖，呈南北向布局，周边不甚规则，但范围比较清楚，整体呈北宽南窄的T形，其宽部和窄部长度基本相当。白土覆盖的范围为南北长108米、北部东西宽23.5米、南部东西宽13米，正南北方向，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 (图一)根据解剖，台基为槽式堆筑而成，自下而上 由灰土堆筑、黄土铺垫、白土覆盖3层组成。(图二)在台基面上，位于中轴部位自北而南依次排列，分布着凸岭、柱洞、凹槽、烧祭面、方土台、长排柱坑和圆形圜底坑，和台基面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凸岭、柱洞、凹槽及圆形圜底坑的性质和功能，尚难做出合理的解释。烧祭面是在白土面上挖浅坑用灰色土铺垫而成，东西长12.6米、南北宽7.1米，总面积89.46平方米，坑面光滑、坚硬，能看出是经过较高强度和多次烧烤所形成，在其东侧偏南发现有陶甗、杯残片、磨石和烧过的动物骨头碎屑，显然系举行过燎祭的遗留。方土台位于整个台基中部烧祭面南面，正方形，现底部东西长 1.85米、南北宽 1.4米，顶部南北长1.1米、东西宽1.1米，现存高度1.25米，是在白土面上根据规划挖槽堆土夯筑而成。(图三)由于方土台形制规整又高出台基面，且位于台基面正中部，推测可能是主盟或主祭者登台宣读盟誓和发号施令之处。长排柱坑位于台基面南部，由长方形土坑和柱洞组成，呈南北向依次排列。在南北长达 45.3米的一条线上共发现 35个柱坑，大小近似，间距相等，基本是长方形，唯柱洞皆在坑的西端，深度基本一致，柱坑西边线在南北一条直线上，看上去十分整齐。(图四)较多学者推测这很可能是参加祭祀活动者用于树立本族标帜，如旗杆之类的遗迹。

祭祀沟紧邻祭祀台基西侧，相距1米左右，沟口与台基面持平，不规则长方形，南北向，长35.7米、宽5.4～7.3米、深0.8米，中间略深，两端稍浅，沟内堆积没有明显的层次，包含物有大量草木灰和陶器碎片，可见器物或可复原者有假腹簋、鼎、凹底罐、甑、壶、缸、盆、盖、盉等，陶器有夹砂褐陶、红陶、泥质灰陶、泥质灰褐陶、夹砂白陶等，火候普遍偏低，能拼对复原者不多。值得注意的是，在第3层还发现几件其他同期遗址中甚少见到的陶质璧形器。(图五)

祭祀沟西不远的地方不规律地分布着若干祭祀坑，经清理的8处有竖穴深坑、圜底深坑、平底浅坑、平底深坑等，坑内分层或单层堆积着草木灰、红烧土块、动物骨骼和大量陶器碎片及完整器物，可见器物有鼎、罐、甗、簋、壶、盉、豆、盆、碗、盖等。

再往西偏南近淮河河道处有建筑遗存，从清理的几座房子看，分布、形制均不规律，一般由墙基槽、柱洞、居住面构成，是极为简单的建筑形式，如居住面虽很平整，所铺垫的土质也较纯净，但没有明显的踩踏面，也没有经过刻意的加工，不见因生活而留下的灶址或用具之类的遗迹、遗物，可以看出房子的使用时间比较短暂。

在建筑物附近东西长30米、南北宽17米的范围内，发现多座形状大小不一、深浅有别的起土坑，坑内有淤积层，说明曾受到过洪水的冲击，推测起土坑可能与堆筑祭祀台基、建造房子等用土有关。

由建筑遗存往北有一条南北向的通道，往北直通祭祀台西侧，推测长度在100米以上，宽2.5～2.8米，边缘不甚规则，但路面比较平整，有一定硬度和密度，经解剖，说明通道是经过挖槽堆筑灰白土筑成路基和路面，迹象表明，通道是为在祭祀台基上活动的人群专门铺设的。

以祭祀台基为核心的包括祭祀沟、祭祀坑、建筑基址、通道等在内的这组遗存，考古发掘报告和多数学者认为是祭祀性质的遗迹，我完全同意。但仔细加以分析，便会发现它和一般的祭祀遗迹又不完全相同，它有自己独有的特点，譬如台基面上的方形土台、呈长条形排列的长方坑柱洞以及临时搭建的房子、通往祭祀台的通道等，在其他同期遗址祭祀遗存中从未发现。王吉怀研究员和不少研究者将其与文献记载的“禹会诸侯”特殊场景联系起来，推测祭祀台基是“禹会诸侯”时的会场，临时性的建筑是与会代表栖身之处，通道是代表们登台时的行进之路，台基上高出台基面的方形土台是禹发布政令、盟誓之处，其南的35个长方形坑柱洞是参会代表树立本族旗杆的坑洞，烧祭面和台基以外的祭祀沟、祭祀坑一样是举行祭祀仪式的遗迹，是有说服力的。

图二 祭祀台基烧祭面部位剖面

图三 祭祀台基上的方土台

图四 祭祀台基上的长方形柱坑

图五 祭祀沟发掘现场及沟内包含物

以上论断，不仅与文献记述的 “禹会诸侯”事件背景密合无间，亦与这些遗存的时代及其内涵相协调。

禹会村考古报告将遗址分为三段，而这些可能与“禹会诸侯”活动有关的遗迹，其时代皆集中于二段或二、三段之间，经碳十四测定，大概在距今4200年。根据陶器形制比对，前述遗存时代约与河南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早、中期及王城岗遗址一、二期相当。我们曾推测“禹都阳城”的都城王城岗龙山文化大城始建于王城岗三期[4]，这与据文献所记“禹会诸侯于涂山”应在受舜禅荣登盟主之位之前相一致。

从烧祭面、祭祀沟、祭祀坑出土的陶器看，亦有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乃至石家河文化、钱山漾文化等周邻文化的遗物(图六)，印证了参会氏族部落来源的多样性。

房屋建筑比较简单，室内不见生活用的灶址，出土陶器普遍火候较低，处处显示出临时性、一次性特征。

总之，从禹会村所处的地理环境特点，考古发现的以祭祀台基为核心的一组遗迹的性质、时代、内涵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考察，禹会村遗址应该就是文献记载的“禹会诸侯于涂山”的所在地。正是大禹治水的成功，大禹通过会诸侯于涂山产生的广泛影响以及威望的提高，奠定了他荣登盟主宝座、创立夏王朝并开启夏王朝广域王国建设的基础。

（本文所用图皆选自《蚌埠禹会村》考古报告，谨致谢忱。）

注释：

[1]李修松：《涂山汇考》，王绍义主编《大禹文化资料荟萃》，蚌埠市涂山大禹文化研究会、蚌埠市博物馆编印，2012年。

[2]谭其骧：《说涂山地望》，《蚌埠文史资料选辑》，蚌埠市红旗印刷厂，1996年。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蚌埠禹会村》，科学出版社，2013年。

[4]李伯谦：《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上，大象出版社，2007年。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赵建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