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夏恩

皇帝钦定的官话运动所遭遇的最大阻力不是一群道德败坏的士子，而是一个更现实的原因：钱。

无论是创办还是维持一所社学，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注入。而皇帝颁布上谕时，只是把推广官话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推给地方，却没有为其提供配得上它浩大声势的专项资金，在帝国严格的财政制度下，是没有多余资金用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新兴地方教育机构的。

设立“官话课”

“皇上，朝廷，主子的家：我们都是奴才。”当这句话以字正腔圆的京字京韵，从一个年老的驻防旗人的口中发出来时，坐在学堂里的大多数福建学生的反应是将其当成一个笑话，此时已经是1905年，帝国的立宪改革已经推行了3年之久，尽管朝廷设定的教育大计仍然以忠君为本，但大多数19世纪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只要稍涉时事风潮，便不难将自己定位为新时代的“国民”，对这些新晋“国民”来说，在第一堂“官话课”里听到的第一句讲词竟然是“主子”、“奴才”这些陈词滥调，自然会引起一番哄堂大笑。但很快证明，这件事一点也不好笑：一个叫林白水的人起而反对这种教授方法，“便捉将官里去了”——这毫无疑问是一个警告，告诫那些胆敢藐视朝廷设立的“官话课”的人将会遭到怎样的下场。

清代官话教科书之一《正音撮要》（左），清代另一种官话教科书《官音汇解》（右）。

设立“官话课”，实际上是晚清少数朝廷和民间能够达成一致的政策之一，很多人相信，对一个人心涣散、摇摇欲坠的帝国来说，统一的语言理应是一种很好的黏合剂，就像1903年张百熙和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里所提到的那样：“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